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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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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士们进入国界时，犹频频回顾扬手致谢。笔者认为谭院长名为嘉士，其所想所为诚不愧为名副其实的嘉士也。”这是东华医院历史上的光辉一页。
短命的造币厂
还在第五任港督罗便臣时期的1864年，香港立法局通过了第二号条例，建议创办香港造币厂。建厂筹备工作历时2年，厂址选在港岛东区的铜锣湾。因厂址设在海边，仅填海工程一项就耗资9000英镑。此外，厂区建筑费花了二万五千余元，食水供应花了3500元。开办费共达40万元。厂里的机器设备固然要向英国订购，就连厂里的职员也要由英国国内聘请，并用英镑支付薪金，因而厂子的常年经费支付达七八万元。
1866年麦当奴接任后，造币厂建成。5月7日，麦当奴主持“香港铸钱局”开幕礼。开张以前，辅政司马撒尔曾出示布告说：（一）香港造币厂定5月7日上午11时开幕。（二）免费代铸英国通用银元，以一个月为限。如有旧银元、银锭、银条、银屑，均可收受代铸新币。（三）如属银元，须先熔成条锭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交来代铸之旧银元，其银质比英国通用银元为低者，则征收费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余之杂金属退还原主。（五）代铸量额不得少过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费代铸新币，将熔铸品自行送至东区铜锣湾香港造币厂，经晤厂长乾打氏先行接洽。
这张布告表明，开设造币厂的目的仍在于努力统一香港的货币。同时还可以看出，当时香港政府很难控制港元的发行，因为人人都可以拿熔铸品去造币厂要求代铸新币。但是，布告中“英国通用银元”，实际上只是香港通用银元。在英国，香港银元不能直接通用，仍须兑换为先令或镑才能使用。
第一批香港银元问世是1866年6月。这批银元分为壹元、半元、一毫、五仙等几种类型。香港壹元的银币，正面为维多利亚女王侧面像，背面的设计古香古色，正中为一个中国古寿字，寿字上下左右各有猪鼻云图案，图案内外分别用中英两种文字写着：“香港壹圆”。
香港造币厂存在的时间很短暂。它于1866年5月开张，1868年6月即宣告停办，总计铸造银币2108054元。造币厂关闭后，厂房售给怡和洋行（渣甸公司），后来改建为糖厂。造币机器出售给日本人，得款6万元（一说12。5万元），买进时花费40万元。造币厂旧址后来是铜锣湾加宁街的一家川菜馆。这家菜馆的墙壁上仍镶嵌着“香港铸钱局”纪念匾。至于造币厂倒闭的原因，一说是因为“耗费繁重，收入不敷，以至亏折过巨”；一说主要是因为“发行银元的主权必须由香港政府收回，不能让市民交银铸造银币。”在制币厂关闭之后，香港的银币便由香港政府到英国订做，一度也曾由印度造币厂铸造。港元既成法定货币，但并没有制定法例。
当年中国内地使用白银，不如港元易于计算。于是，香港通用银元流入内地的数量很大。墨西哥银元几乎成为华北汇兑的主币，而香港银元则操纵华南汇兑的实权。银元流入内地后，很多还被割为碎块流通。在这种情况下，香港虽然铸造了很多银元，仍然不够使用。于是，香港英国当局批准汇丰银行于1872年首次发行1元纸币。
香港大会堂落成
香港的大会堂，是有名的建筑。现在的大会堂是1962年启用的。麦当奴时期的大会堂旧址，在今日汇丰银行大厦与中国银行大厦之间的一处地方。
大会堂落成开幕，是麦当奴任内的盛事。当年适值爱丁堡公爵亚尔菲腊王子到香港访问，所以大会堂的开幕典礼由亚尔菲腊王子主持，非常隆重，场面十分壮观。
早在1861年，港督罗便臣时，便有人提出兴建一座钟楼、一座大会堂、一座水手馆的建议。
按照原定计划，钟楼高达80尺，顶端设置时钟和火警钟，前面还要兴建一座喷水池。至于大会堂，计划里面要有戏院与集会厅。经过长时间的公开讨论，并且委派委员会进行初步筹备，1862年10月公布了方案，预算约需三万四千元。
最后决议，大会堂内，包括一座戏院，一间图书馆，以及一个集会厅。这个计划为港府接纳，并且免费拨出土地。1864年2月23日向市民公布。
1864年5月19日，各界热心人士捐款和开办音乐会筹款，所得款有2万元，但要8万元才够应用，所以决定发行股份，每份100元。罗伯·渣甸慷慨认购了5万元股份，余下的3万元股份则供大众认购。
因为捐款数量不多，大钟楼缩小规模。喷水池由邓脱捐款兴建，但改建在大会堂外面，位于大道中。
总督过问的趣案
麦当奴任内发生了一次非常有趣的律师被法官指为蓄意藐视法庭案，因而被罚款200大洋，并且被停止职务。被判罚的律师不服，上书总督诉冤，并向伦敦呼吁。
1867年6月27日的庭上，因为一两句话的见解不同，大法官史美与大律师波拿发生冲突，史美认为波拿藐视法庭，史美要他当庭认错道歉，波拿表示自己对于法庭毫无不敬之处，拒绝认错。
发生矛盾的原因是，波拿为了一家洋行与糖商的官司代表原告出庭。审讯时，被告律师说有一重要证人，是在原告处打工的中国苦力，可以作有利被告的证供，问波拿是否能够将这证人唤来。波拿表示他“不能拿出一个中国人来，像随手拿出一张纸来那样”。
史美听了波拿的话，质问波拿是否不愿意拿出这个证人。波拿表示，他有权选择为原告作证的证人，他不需要别人替他选择，并表示如果被告律师认为那个中国人对于被告有利，他尽可向庭上请求传那人出庭作证。史美说并无人想替他选择证人，但是他以法官身份，自有权说话。波拿说：“那么，我们大家各人行使各人的职权吧。”听了这话，史美勃然大怒，拂袖退庭。
不一会，史美又走上法庭，询问波拿是否准备道歉。波拿表示他想不出他曾经做过什么该向法庭道歉的事。“法庭在作这样指责之前，应该先确定其人是否确有侮辱法庭之意。”
听了波拿的话，史美更动气，他以兴奋的口气问道：“你不是对我说过一个中国人并非一张纸吗”，这不过是藐视法庭的一部分，还有其他许多。
波拿再三请求法官说明究竟为了些什么该道歉，可是法官拒绝解释。决定在20日专门审问这件藐视法庭案。原来那件糖商讼案，却被放到一边。
29日，波拿如期到庭，表示他从无意藐视法庭，既然法官拒绝解释，他要求如果有任何上次曾经在场的人认为他应该道歉，他决定遵命道歉，这几句话更使史美生气，他不听波拿的任何解释，宣布下月2日宣判这件藐视法庭案。
7月2日，史美开庭宣布，波拿共有六项藐视法庭的罪名，决定判罚200元，并且停止执行职务14日。史美当庭宣布他的判决理由，指出波拿的六项藐视法庭罪名。其中有一项最有趣，指责波拿表示对于法庭的尊敬时，他的表情强调“法庭”一词，似乎有意暗示他所尊敬的只是“法庭”而不是坐在其上的史美法官。
叶灵凤先生曾转述过诺顿·凯希的《香港法院史》所记载的一段法庭对话：
法官中止宣读判决书，向波拿问道：
“波拿先生，你为何不停的注视着我？”
“法官阁下，这是表示惊异的注视。”波拿回答。
又有一次，波拿伸手整理自己背上的衣扣，史美又中止宣读，向波拿说：“等你扣好衣纽之后，我再继续读下去。”
波拿说：“法官阁下，我是发觉我背上的衣纽松了。若不及时扣好，恐怕又多一项藐视法庭的罪名。”
法官说：“我将静候你扣好了再说。你这样做得很好。”
对于大法官的判决，波拿当然不服气，于是便在被判罚的第二天写了一封信交辅政司转给麦当奴总督，叙述这件事发生的经过，以及所遭受的不公平的处分。他说他以曾任皇家代表律师的身份，竟在公开法庭上连一个普通罪犯都应该有的最低答辩和请求解释的权利也被剥夺，实在闻所未闻。他指出法官执行职务不公正，并且行为专横，有亏职守，要求总督对这事有所表示。
辅政司奉麦当奴之命回信给波拿，表示波拿既然对大法官提出这样严重的弹劾，总督已无权处置这事。惟一正当办法，是由波拿自己上书给伦敦枢密院，直接向女皇申诉。香港政府可以代他转呈。
史美大法官对于波拿所作的藐视法庭的判断以及所给予的处分，当时不仅官方认为处置不当，一般商民也为波拿抱不平。市民为了向法官表示抗议，发起募捐，代替波拿缴付200元的罚款。
波拿遵照总督的指示，上书维多利亚女王申诉。伦敦枢密院1868年6月15日组织裁判委员会审议此事。审议结果，枢密院认为“藐视法庭”是一个严重的罪名，非获得确切的证据，并给对方以解说和答辩的机会后，不能轻率的下判断。根据史美法官对波拿所宣读的判决书中列举的6项理由，没有一项在法律上能构成藐视法庭的罪名。因此波拿的罪名应该撤销，并且退还罚款。
枢密院将这意见呈准女皇后，随即正式行文麦当奴，通知他审议的结果。波拿在8月13日收到香港辅政司的公文，告诉他罪名已被取消，并吩咐他向库务司领回那200元罚款。波拿将罚款退回给原来的捐款民众。
第七任 坚尼地ArtHur Edward KEnnEdy
1872年4月16日，第七任总督坚尼地抵港接替麦当奴，至1877年3月离任，任期五年。坚尼地与前任麦当奴既是同乡又是校友，并有大致相同的经历，但性格却大不相同。他沉稳而寡言。
坚尼地（1810～1883），爱尔兰人，长期在英国军队服役，后来转为行政官员，再到英国殖民地部工作。坚尼地曾经两度出任英属赞比亚总督。还在加拿大和非洲担任过行政工作。出任香港总督时已经62岁。
坚尼地有殖民地统治的经验，任职期间长于安抚，对华人绅商十分尊重，善于联络交往。他要求督府官员都要学习中文，设立了考试委员会，定期考核各级官员的中文程度。
坚尼地任职期间，香港商业不断发展，商业区逐渐由东向西推进，出现了所谓坚尼地城。城区位于现在的西环。当时颇具自己特色，历经百年，其面貌已和港九其它地区基本相同。
坚尼地抵港就任时，最高法院大法官还是由巴尔代理。和对待前任总督麦当奴一样，巴尔也给下船伊始的坚尼地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坚尼地就任，照例要举行庄严的宣誓典礼。宣誓就职这天，坚尼地朗诵代理大法官巴尔授给他的誓辞，以表达对维多利亚女王的忠心。港府文武百官肃穆静听，当这位督爷读到誓辞中的“效忠于李菲亚公主的后人”一句时，觉得这誓辞似乎有点与惯用的说法不同，因此，立即停下来询问，这誓辞是否有错误。这一问话，弄得文武百官莫名其妙。巴尔也默然不吭声，在场司仪回答说，这是代理大法官所拟定的。意思是说不会有错。坚尼地听后接着念下去，读完后，向《圣经》亲吻，完成了宣誓就职手续。
第七任坚尼地在庄严的宣誓过程中，突然中断朗读，向周围的人询问誓辞的字句是否有错误，这实在是无前例的罕见失仪。出人意料的是，十多日之后，总督忽然召开立法局会议，坚尼地当场向全体议员宣布，现已证实前次宣读的誓辞的确是错了，要求采取一种临时立法手续，以便他重新宣誓。于是，总督依据巴尔重新拟定的誓辞再读一遍，才算完成了合法的宣誓效忠手续。
麦当奴宣誓时，巴尔误时迟到，责任可说完全由他负。坚尼地宣誓失仪事件，责任就不能完全由巴尔一人负责了。总督对庄严的誓辞，为什么就不预先阅读一遍？巴尔因为经常失职，给两位督爷带来麻烦，结果连代理大法官也做不成了，只好去职了事。
冲破海关封锁
坚尼地考察发现，香港的经济之所以不景气，主要原因是清政府对香港的所谓“封锁”。这不仅在客观上打击了香港政府纵容的走私贸易，而且也对香港的商业和转口贸易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对于清政府的“封锁”，坚尼地的前任麦当奴曾经耗费了很大的精力，他曾多次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但始终没有具体结果。
麦当奴时期，1867年，有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就是清政府与港英当局为稽查税务的问题发生争执。事件起因是，香港逐渐成为中国沿岸的商业转运中心，外籍商船川流不息地来往于中国各条约开放口岸和香港之间，居住香港的华人所拥有的船只也和外籍商船一样，可以自由活动不受限制，很多商人利用这种机会，运载鸦片和泰国、越南的大米以及其他商品，走私偷税进入中国内地，极大地损害了清政府的财政收益。早在1685年，清政府在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地设立海关，管理对外贸易和征收关税事务。香港和邻近地区海关税务，均属粤海关管辖。针对1867年出现的走私情况，广东海关规定，由香港驶出的中国帆船，凡是驶往非通商口岸的，一律先要完税。
1867年11月，清政府采取强硬措施，严查过往船只。有一艘运鸦片的船只被中国广东海关在香港口外截留检查，扣留船只和货物。港督麦当奴闻知此事，立即向中国政府提出强烈抗议，英国政府也表示强烈反对。结果，腐败的清政府只得发还货物和船只。
几个月后，清政府派出一艘快速巡洋舰拖着一列海关趸船检查站，停泊在香港外海，在香港西面出口的急水门，东面出口的东龙洲，设立了税关，由炮艇日夜不停的巡查，凡是由香港驶出的中国帆船，都要截留检查，凡是载有运往非通商口岸货物的，一律按规定完税。
清政府这一举动当然使香港的航运业受到影响。对此，麦当奴一再向清廷提出抗议。可是由于当时从香港向内地各处的货物走私非常猖獗，影响了中国海关的税收，而封锁香港港口的计划，又是在其它国家的支持之下执行的，因此清政府腰杆也硬起来，对麦当奴的抗议，一直不予理睬。当时，香港洋商把清政府这项行动称为“封锁香港”。
1869年苏伊士运河通航，欧亚交通较前畅通，从英国来的船只约两个月可抵香港。该年，香港港内的外国船只平均每天达107艘。在香港的外国人数激增，已达七八千人。香港商业日趋繁荣，走私漏税也更加频繁。1871年，广东海关在汲水门、九龙城、佛头洲及长洲等四处开设常关厂，开征税厘，缉捕走私。
坚尼地看清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也总结了前任的经验教训，决心在这个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知道，清政府的做法并不违反国际准则，如果像以前一样动用武力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更何况此时的英国政府也并不愿意为了香港的地方利益而对中国大动武力。
因此，他一方面继续与清政府保持接触，表示愿意用谈判的方式解决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密切关注国际及大陆出现的有利于自己的形势，等待时机，观风而动。
在他上任的第二年，出现了一桩事件使他找到殖民者的感觉。中国琉球岛的渔民在遭遇到台风后，被迫在台湾登陆，上岸后与当地居民发生冲突，造成了人员伤亡。这本来是中国的内部事宜，但日本政府却以琉球船民代言人的身份向清政府交涉，在遭到斥责后恼羞成怒，于1874年悍然派兵进攻台湾。
1870年毕打街
这一突发事件顿时使得清政府手忙脚乱，无暇他顾。
坚尼地知道，此时清政府迫切需要列强出面为之斡旋，尤其是在远东有着雄厚实力的英国。
事情刚刚出现，他就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作出让步，提出迅速解除对香港的“封锁”。清政府没有对他的要求立即作出答复。1873年12月15日，一些商人诡称中国海关在香港附近“干涉帆船贸易”。坚尼地立即委任香港商会主席、港务处处长和总登记官组成三人委员会，调查这一“事件”。次年4月28日，他授意的调查报告出笼，认为中国海关的确有严重的“干涉行为”。随后，他就强烈要求清政府立即撤走停泊在香港周围海上的中国海关检查站。
有求于英国政府出面调节中日纠纷的清政府在这种压力之下，不得不松动以前的立场，同意与港英政府就此事进行谈判。
经过长期的谈判，1874年9月，清政府终于答应了坚尼地的要求，解除了长达7年的“封锁”。
整顿社会治安
坚尼地是前任总督麦当奴的同乡，师出同门的校友。他们都曾在英国的海外殖民地长期工作，而且曾在同一个地方先后担任过同一职务。麦当奴在先，坚尼地在后。是否有麦当奴的举荐，不得而知。
坚尼地沉默寡言，不善与人沟通。但他善于思考，很快了解了香港面临的主要问题。他决心从最重要的事情做起，首先治理香港的警务。他看到随着香港的开埠，越来越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这里，一方面刺激了香港的经济发展，但同时也鱼目混杂，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最严重的就是香港的社会治安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偷盗抢掠甚嚣尘上，各种犯罪活动开始形成规模，犯罪分子开始形成集团，黑社会开始形成，对香港居民造成很大的危害。而香港的警力非常有限，警员素质极差，而且警察活动得不到香港广大居民的配合。
坚尼地首先整顿现有的警察队伍，增加警察薪金，解决警员工作和生活的困难。这一作法得到了包括港英政府高级官员在内的大多数人员的支持，他们普遍认为此举早就应该实行。
坚尼地扩充警员队伍，大胆起用华人担任香港警察，解决香港警力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他起用华人担任警察的办法遇到了很大的阻力。反对最为强烈的是警方和军方。香港政府的一位英国警务官员明确表示，他不同意扩大华人警察队。他认为，华人干不好警察，驻港英军司令也公开表示：华人加入警察队起不到作用，他主张到西印度群岛招募警察。
在他们看来，香港的社会问题主要是内地来的华人的问题，如果让华人充当警察，势必会造成警匪相互勾结的局面，那样会更加难以收拾。
经过考察，坚尼地认为，在香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如果离开广大华人的参与和配合，什么事情都将寸步难行。他力排众议，坚持实施这一政策。
同时，坚尼地还重申港英政府在1854年公布的《递解出境条例》：凡被捕获的不法分子，如不是本港土生土长者，港英政府认为不能容留在香港时，将其递解出境。这一办法也受到了各界的反对，英国政府也认为这一办法过于简单，容易引起不良的社会后果，使英国政府承担过多的压力。但坚尼地再一次坚持并推行了自己的主张。
经过努力，坚尼地逐渐树立了自己的政治形象。
安抚华人社会
中国人占了香港居民的绝大多数，他们是建设和发展香港的主体力量。香港要办好任何事情，没有中国居民的支持和参与，是不行的。老于殖民统治事故的坚尼地，深明此理。他任职期间，善于安抚华人社会，在历史上是有名的。港督府的许多庆典活动，坚尼地都邀请华人商绅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他也不忘邀请华人上层参加，他试图通过增强接触，拉近欧洲人同中国人的距离。在英国人方面，他做出决定，要求督府官员熟悉中国情况，了解华人社会。
香港刚开埠的时候，英国人把全岛划分成不同区域，使不同种族的人分别聚居，这既加大了相互之间的隔阂，又在不同的区域内出现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港岛的中央部分和半山区域是欧洲人居住区，东西两端属华人生活区，跑马地一带是华人洋人的上流社会郊游打猎赛马的去处。驻港英国陆军和海军占据了城市中央大幅的土地，当时，香港除了是一个商埠外，更是一个大军营，中国居民同军营尤其隔绝。
开埠初期，香港城市建设非常简陋，主要的街道是皇后大道，当时不过是濒海的一条小径，崎岖不平，道路两旁的房屋大多是暂时性的，一间间毫无秩序的错杂在一起，拥挤、肮脏、混乱。社会治安恶劣，海盗横行，瘟疫蔓延。夏天常有台风为患，每次都死人无数，冬天又有火灾为祸，常是屋毁人亡。每当商船泊岸，寂寞的水手，成群结帮，酗酒街头，招摇闹事，商船又多拐骗人口，包烟聚赌，走私猖獗。
对欧洲人来说，维多利亚城贫瘠、偏远、落后，缺乏诱惑力和历史感。当时香港不像印度那样能吸引英国贵族，也不似上海那样充满冒险的机会。它只是侵略者掠夺和侵略中国及亚洲的一块踏脚石，不是个人的享乐地。所以，当年来港的欧洲人大多是一些平庸、缺乏创造力的无能之辈，或端庄、保守的中产阶级。跑马地、总督府及香港会所，是他们仅有的社交场所，生活十分枯燥。
而当时来港的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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