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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二十八总督-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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拢瓿闪吮苯窃至夤莸男私ā=幼盼骰返募佣嘟至馕荽澹钏瘴荽逡猜叫私ā5�1957年底,港英当局已建成居民大楼60多幢,分别开辟了六个居民区。据当局公布的数字共安置居民13。7万人。到1964年完成约二百四十幢的廉租楼房,安顿了约五十万人。到1970年共盖起五百幢大楼,从此香港已有近一百一十万人住上了由政府补贴的廉租屋村。
  公屋村的具体兴建办法是,港府廉价拨地给房屋协会,并且给予长期低息贷款,用以兴建楼房,低价租给居民,1952年兴建了“上李郑屋村”,安置居民一千八百多人。石硖大火之后,促使政府直接参与公屋的建设,提供大量公屋,安置灾民,开始了以照顾灾民、低收入居民等为对象的公屋政策。1954年成立了徙置事务处,负责拆除木屋和修建徙置区,安置木屋区居民。同年还成立了房屋建设委员会,为月收入在900元以下、居住环境极为拥挤的家庭提供廉租屋。
  香港政府的房屋政策,受世界注目,被人们认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解决城镇低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典范。
  香港新城市建设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为解决香港地方狭窄而扩大土地面积的填海工程。早在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在港岛开山筑路的同时,就已经开始进行填海,但是大规模进行填海工程是在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1953年完成铜锣湾填海计划,后来建成维多利亚公园。1954年完成中区填海计划,大会堂和天星小轮新码头就建在这里,1955年开始红矗詈<苹瓿珊螅ㄖ私袢蘸齑|火车站。1956年开始的九龙长沙湾和港岛柴湾填海计划。这些计划的陆续完成,不仅增加了香港土地面积,促进城市建设发展,而且使香港市容面貌发生变化。除此以外,其他的城市基本建设也陆续展开。1957年10月,中区新天星码头启用,12月大榄涌水塘建成,1958年8月,新国际机场大跑道完成。葛量洪关于城市建设的一些新《法例》的实施,在地产、建筑业中起了除旧布新的作用,导致这两个行业的空前繁荣。
  由于工业产品外销大有进展,地产、建筑等基础建设行业日益兴盛,地价不断上升,吸引外地资金源源流向香港。1957年外来投资约2亿~3亿元。这些资金除投入地产和股票市场外,大部分投向工业,该年股票成交额3。33亿元,创战后最高纪录。
  第二十三任 柏立基RoBErt Brown BlacK
  柏立基1958年1月23日接任第二十三任香港总督,1962年8月26日,英国女王批准柏立基任期延长一年,至1964年4月1日离任,在职6年。
  柏立基(1906~1999),英国人。苏格兰爱丁堡大学毕业。1930年进入英国殖民地部服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曾在马来亚担任殖民地行政官员。1941年日军攻占马来亚时,柏立基被俘。战后,柏立基出任婆罗洲(即加里曼丹)副辅政司。1952年~1955年任香港辅政司,并曾多次代理港督。1955年~1958年任新加坡总督,之后来港接替葛量洪职务。
  第二十三任总督职位很有挑战性。因为葛量洪表现太突出,在港人心目中,他已经是总督的理想形象,以致很难接受其他新的面孔。而柏立基曾任葛量洪的布政司,葛量洪不能视事时,往往由他代理,他熟悉葛的治港方略,所以,当葛量洪离任时,伦敦政要都将目光盯在他身上。
  20世纪50年代,香港从第二次大战严重的灾难中复苏过来之后,转口贸易额不断上升。并且开始向工业化迈进。柏立基正是就任于这个上升时期。据香港报纸消息,60年代纺织和收音机产品的出口,成为香港的大工业,每年可为香港带来10亿美元的外汇。
  1963年,香港大旱,市民4天得到一次供水。
  在解决香港市民用水困难问题上,柏立基打破历任港督的传统观念,主动向内地请求供水。从此,香港用水困难开始从根本上解决。
  禁止中学挂国旗
  柏立基上任初期,在政治上延续了他的前任葛量洪的做法,依然对香港的爱国人士加以迫害和限制。1958年5月10日,新侨中学举行校庆,当局禁止该校悬挂中国国旗和唱国歌。6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英国驻华外交代办处,就港英当局干涉和禁止香港中国居民悬挂国旗和唱国歌一事提出严正抗议。6月11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外交部照会,照会指出,香港中国居民悬挂中国国旗和唱中国国歌,是他们作为中国人民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香港英国当局对香港中国居民这种权利不但未予尊重,反而粗暴地加以侵犯,这是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极不友好的行为。为此,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停止这种侵犯香港中国居民神圣权利的行为。
  第二十三任柏立基柏立基政府接到中国政府的照会,不但没有收敛侵犯中国居民权利的行为,反而变本加厉,于8月5日,下令取消培侨中学校长兼监督杜伯奎的注册,并宣布递解出境。指称他利用学校作政治活动,足以“危害公共利益及学生福利”。
  8月26日清晨,港英当局派遣大批武装警察,借口所谓“危险房屋”,使用暴力强行封闭中华中学。武装警察野蛮殴打了该校教职员工和学生以及在场采访的新华社香港分社、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新晚报》的记者,毁坏了中国记者的照相器材。
  27日,中国外交部就上述事件,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严正指出,这是一桩香港英国当局摧残和迫害港九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和侵犯中国新闻记者采访权利的严重暴行。
  照会说,港英当局不仅摧残港九中国人民的教育事业,而且唆使警察肆意殴打中国的教职员工、学生和新闻记者。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蓄意寻衅行为。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极大的愤慨,特向英国政府提出严重抗议,并且要求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立即停止这些敌视中国人民的寻衅行为,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负责赔偿受伤受害人员的一切损失,惩办有关行凶警察,启封中华中学校舍和合理解决其修缮问题,使该校得以如期开学,并且保证中国新闻记者的采访自由和人身安全。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照会之后,9月23日,柏立基不得不对中华中学校舍启封,并对校舍进行了修缮。
  为发展经济创造条件
  柏立基在任期间,香港经济开始迅速发展,60年代纺织及收音机的出口业,成为香港大型产业,每年为香港带来10亿港元的外汇。柏立基促成了香港从转口贸易型经济到工业产品出口型经济的转变,为香港经济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1959年起,港英当局发表对外贸易资料时,将香港输出货物分别列为香港产品输出和转口输出。这表明战后香港工业逐渐发展,转口贸易已退居次要地位,对外贸易的重点是积极扩展香港产品的外销市场。从50年代初,美国等西方国家封锁中国内地,中国工业品难以经过香港输出,于是,促使香港发展自己的工业,从而慢慢改变了香港产业格局。
  50年代后期,美国仍然禁止对华贸易。从香港运往美国的产品,常常被怀疑为中国货而被禁止入口。为此,港美双方达成协议:凡是香港产品输美,均由港英工商署发给证明书。这项协议促进了香港本地产品输美迅速增加。1959年,港货输美总值为5。6亿港元,转口输出仅为3000万元,已经超过同年对英输出。1965年,港货输美总值增至18亿港元。1959年以前,香港对美贸易,一般都是入超,每年入超约在2亿~3亿港元。而从1959年起,逐渐有数千万元的出超。1965年,香港对美贸易出超达8亿港元,1970年更高达31亿港元。整个外贸出口业发展很快,仅纺织业一项,每年外销额就达19亿元。
  香港工业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香港当局为工业发展提供了一些必要的指导。如果说50年代工业生产的发展是由于美、英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内地实行禁运,而促成了香港企业界的一种自发的行动,那么到了60年代,香港政府就是主动为工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更为方便的条件。从1960年起,香港当局制定法例,加强了对工业发展环境的指导和研究。
  1960年11月22日,柏立基组织成立香港工业总会,周锡年出任首届主席。该会除推动厂商开拓海外市场外,更鼓励厂商按国际标准改进经营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并向厂商提供各种信息和有关资料。这一年,全港注册工厂为一千五百多家,工人为二十一万多人。其中制衣厂689家,占工厂总数的12。9%,雇用工人4。2万,占制造业工人总数的18。9%。与1950年比较,制衣工业增加16倍,雇用工人增加20倍。一些新兴的电子工业,玩具工业,塑料工业,也发展很快。
  轩尼诗道(1949)
  1958年9月,启德机场长达8350英尺的新跑道举行启用礼,柏立基乘直升机亲临剪彩;隔年,启德机场大厦落成;之后,德国德华银行、美国银行、法国国家银行、马来亚银行先后在香港设立分行。金融业迅速发展。1960年5月,港府拍卖玛王利操场北段土地3。9万平方英尺,美商集团以1425万元投得,投资6000万元兴建第一流酒店,即希尔顿酒店。
  60年代香港工业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内地大批移民流入,解决了廉价劳动力问题。香港60年代工业还是“劳动密集”型工业,而且以小型工业为主。这种工业的特点是:需要大批熟练、半熟练及非熟练劳工。就在同一时间,中国内地遇到三年困难时期,一大批人流入香港,在一定程度上,为香港扩大了劳动人口的供应。
  张月爱在《香港1941~1980》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生动的描写:“在徙置区内,白发苍苍的老婆婆和几个稚龄的孙儿,围着一个小型半导体收音机在穿塑胶花,儿子到地盘开工,儿媳则去制衣厂车衣。”
  “香港大多数的贫苦家庭,就是依靠这样的‘就业’形式,辛辛苦苦地积累了一点积蓄,对下一代供书教学,新一代的少年,长大后已有不少成为所谓‘中产阶级’的一分子。”
  这是一幅生活图画。生动描绘出了当时香港居民家庭生活情景,也写出了工业的特点。香港的每一个家庭就是在自己求生存、谋发展的同时,默默地为香港的各行各业的发展做贡献。
  由于工商业的发展,香港本地的消费市场,也慢慢出现和扩大。高度就业,令香港市民消费水平提高,自置楼宇居住的要求,也开始增加。60年代初期香港由纺织及制造业的发展,加上新式的制作生产技术及外国资本的输入,带动了整个经济,后来又形成了一个地产和投资的热潮。
  香港工业体系一种独特的性格是具有庞大的和举足轻重的中小型企业,以工厂间数为例,50人以下的小型工厂,1961年占工厂总数的79%,1977年增至92%;1961年制造业中小厂人数占总人数的30%。
  香港工业一直依赖出口消费品市场为主,海外的市场需求、品种花样、口味的变化,是影响香港工业的主要外因。另一方面,劳工价钱便宜,工人工作卖力,效率高,是降低成本,加强产品外销能力的重要内因。这两种内外因素,成为这一时期香港工业化过程中的特征,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大量劳动力,劳动力正好有来路。小型企业具灵活性、创作性和低成本,所以,战后以来,中小型工业对香港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文大学成立
  香港教育的最大弊端,就是实行歧视华人的英国殖民统治政策。在文化教育中重英文轻中文的现象,从英国人占领香港以后的一百多年中,从来没有改变过。
  在香港,据港英当局统计,1965年全港人口共有546。69万人,除去外籍人士16。2万人,剩下的华人有530。49万人。华人占人口总数的97。1%,外籍人士仅占人口总数2。9%。而中文中学学生却只占全部中学学生总人数的8。6%。这就十分明显地反映了香港殖民统治当局在教育方面歧视华人和中文教育的倾向。
  1949年,香港教育司署在年报中,承认“过去政府在教育的资助方面,侧重于英语教育,尤以中学为然。小学华文教育几乎为民办。”当时的教育司署计划要在十年内发展更多的中文学校,但形势的发展并不如教育司署计划的那样,50年代,香港当局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在教育方面不但没有给予更大的重视,反而时常出现破坏中文教育的现象。所以,香港的教育事业,特别是中学以上的中文教育,没有多大的发展。
  创立中文大学,是香港社会的需要,也是舆论的呼声。1963年,中文大学终于正式成立。
  进入60年代,鉴于香港政治地位短期内不会变化,而经济基础又略具规模,为巩固英国在香港的统治和继续发展,柏立基认识到,很有必要培养一批能为当局所用的政治人才和社会领袖人物。早在1959年,柏立基即邀请富尔敦为新亚、崇基、联合三所私立文理学院的全面发展提供意见。1960年,港英政府开始给予三书院以财政支援。1961年,三学院组织成立大学筹备委员会,研究设立香港大学之后的第二间大学的可能性。1962年,成立富尔敦为主席的专责委员会,研究设立一所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之大学的可能性及其有关问题。1963年4月,发表《富尔敦调查报告书》,建议创设中文大学。这是第一个报告书。报告书认为,崇基、新亚、联合三间学院各有其独有的起源和历史,为了保持三间学院的特点和风格,该报告书指出,唯有实行“联邦制”才能全面兼顾和充分发挥各学院的优点。1963年大学临时校董会成立,成员包括大学校长和三院院长。9月,通过中文大学条例与规程。10月17日,正式宣告中文大学成立。
  原三学院校址分在三处,崇基书院1951年创办,院址在马料水;新亚创办于1949年,院址在九龙的农圃道;联合学院创办于1956年,院址在香港岛的般含道。三院相距较远。新中文大学的校址选在新界接近沙田地方,占地超过二百一十公顷,经费大部分来自香港政府的补助金。
  1963年12月,港英政府宣布聘任李卓敏为首任校长。1975年发表第二个《富尔敦调查报告》,把大学的教学范围作了清晰的划分。1976年,开始酝酿中文大学的行政体制改革,准备由“联邦制”改为中央统一领导制。大学本科设文学院、理学院、社会科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医学院等5院。
  1977年,香港当局宣布,马临出掌中大校长。马临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说,香港中文大学与香港大学比较,最大的特点是授课语言以中文为主,中英文并用。有人认为“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传统在香港的地位得到承认,为真正活跃和加速中西文化交融提供了条件”。马临认为,中大是一间世界性的大学,中大经费除港府支援和香港各界支援外,经费来源是世界性的,世界卫生组织曾捐赠了14万美元协助中大的中药研究项目,洛克菲勒基金会曾捐助8万美元给中大翻译中心,等等。
  中大校址距市区较远,学生宿舍比较紧张,一些居住在彩虹村、兰田的学生下课后从大学到家里需要二个多小时的火车。有些学生租住在漳树滩附近的木屋,全屋18张碌架床,只有三四张桌子,没有卫生设备,而每月需交付一百多元的租金。校方开始注意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成立香港中文大学,应当说是柏立基任期内一项有意义的建树。
  深圳水库供水香港
  在60年代以前,用水问题仍然是香港居民最烦恼的问题。特别是住在木屋区及徙置区的居民,每日要花费大半天的时间才能取得一桶半桶水使用;严重“制水”时,街上更排起漫长的铁桶阵,居民缺水的状况真是苦不堪言。
  在那时候,香港人的“楼下闩水喉”的凄厉呼声和争水流血事件是常有发生的。往往一桶水,洗完澡后,还要留下来洗衣服或作其它用途。直至1960年以后,情况才获得改善。1961年2月1日,深圳水库供水香港,为香港居民初步缓解了困难。
  1963年香港又逢天旱,那时4天供水一次,每次供水4小时。不少旧楼居民,十多家人住在一起,每户几口人,才得一两桶水使用。不少人还要停工在家等候开放食水。当局施行了很多措施,例如禁止外洋船只来港取水,并派出运水船只到珠江口取淡水运回香港。运水船队在新界青龙头遂道将水卸入一条特制的输水管注入大榄涌水塘去,然后供应居民。但都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打破单凭依靠天雨和只建水塘来解决香港用水的传统观念的是柏立基。1960年,在石壁水塘兴建期间,柏立基觉得水塘虽多,但仍需依赖天降甘霖,与其“睇天”,毋宁用人定胜天的方法解决食水问题。这时刻,广东省长陶铸说:淡水嘛,我们这里有的是,叫他们来取吧。因此,柏立基主动派代表到广东省宝安县洽商供水问题。
  1960年4月15日,香港政府派出副工务司毛谨、助理工务司庄信和助理工程司孙德厚到深圳会谈,由于当时广东省长陶铸大力推动,所以会谈相当圆满。当时宝安县人民委员会出席会谈的代表是:曹若茗(宝安县人委会委员)、李锡源(深圳水库工程师)、吴文镜(广州市自来水公司工程师)。初步协议由深圳水库供给香港食水。11月15日,协议正式签字。签字仪式在深圳举行,由香港代表和广东省宝安县代表正式签字。协议规定,全年供水50亿加仑,每千加仑收费人民币1角。
  深圳水库,是当时国内千千万万个水库中的一个,位于深圳沙湾香园围和草塘围之间。1959年11月15日正式施工,宝安县13个人民公社的两万多人,均参加过建筑工程。是一个蓄水4000万立方米的人工湖。主坝长达614米,坝高29。35米,集水面积达52平方公里。当水库满水时,可灌溉11950亩农田,可供给深圳工业用水和生活用水,又可以发电和防洪。
  供水协议签订,在香港各界引起热烈反响。1960年11月17日,《星岛日报》说:“消息传来,本港三百万市民,不论国籍立场,咸认此举对于香港的供水情况,是一种深具价值的辅助。”“数十年来,威胁港九市民生活的是食水问题,预料缺水的恶劣情况将获得改善是必然的。”
  《南华早报》1960年11月17日的社论说:“供水协议的签定是完全令人满意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协议是在高度友好和了解的精神下签定的。”
  《南华早报》还说过:“这一种安排将给香港人民带来好处。”“将使水务当局可在整个的干旱月份里维持每日供水,可能不少于目前的十小时。”
  《德臣西报》1960年11月16日的社论说:“这将意味着明年春季将不会有严厉的制水了。”
  在60年代的初期,由于反共宣传尚未消除,香港“恐共”气氛还很浓烈。深圳水库向香港供水的协议达成后,舆论界的反应是不一致的。大多数人认为是好消息,是好事,但也有些人持有相反的意见。
  1960年4月19日,一家报纸的大字标题是:“从各种迹象可以明显地看出,中共必凭借水源,向港作政治敲诈。港府向中共买水市民表忧虑”。到底是市民感到忧虑,还是这家报纸的老板感到忧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居民有了水用。大旱时节,香港市民每天花费半天时间等一桶水用时,该老板大概有充足的水用?直到1966年3月,还有一位喝了深圳几年水的专栏作家发表意见说:“这一年来,东江水负担了香港用水量之半,这是事实。但东江水之来主要属于政治性,若政治局势有变,立时可以涓滴不至;故香港非未雨绸缪,力求自给自足不可。其次是它的经济性,水亦有价,每年要从香港人荷包中拿去数千万元,若本地之水路够自给,这数千万元就可省下,过得几年又是一个淡水湖,岂不是更为合算。”不管这高论是否可行,但香港一直引内地之水,而且数量有增无减,具有聪明商业头脑的香港人和港英政府,不知为什么至今没有接受这位专栏作家的高论。而且几十年来,并未因任何政治变故而“涓滴未至”。
  中港双方一直遵守协议,每年深圳供给香港150亿加仑,供水期由每年10月1日至次年6月30日,共9个月。1966年底香港政府向中国要求增加供水,中国方面答应平均每日额外供水317万加仑,即使在“文革”动乱之年,也没有停止供水。而每逢香港大旱之年,中国方面都额外增加供水。
  美国人喝不喝“共产水”
  当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美国敌视封锁中国,任何与中国有关的产品都禁止由香港转口输入。内地供水香港协定签订后,《德臣西报》消息说,深圳供水消息传出,处境最尴尬的是美国政府。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采取“禁运”政策,而且雷厉风行。“美国已禁止了由共产党中国的鸡所生的蛋输到美国。也禁止了由共产党中国的鸡蛋所孵出来的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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