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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产江湖-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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嫔炊疾灰�
拉拢腐蚀法官、议员，直接修改法律，哈哈，拉个把法官下水的贿赂行为一对比成了小儿科。
但是，请注意，尽管腐败现象横行天下，但通用、西门子这样的公司，确实还是有核心技术的，“他们是以技术、以资金求发展，以发展求财富，以财富求垄断，以垄断求更大的财富”，就算被打断了腐败环节，尚不会影响到企业的核心技术。象微软这样的企业，就算发生了贿赂案，高管或大股东跟哪个高官一起翻船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会丧失吗？你会因为微软发生腐败，而不用XP吗？
就算企业有人被抓了，关系网要重新铺垫，但企业的核心技术、靠技术积累的资本、市场还在。
但是，官商型的企业不一样啊，他们是“拉关系以求垄断，以垄断以求发展，以发展以求财富，以财富再拉关系，如此循环放大”，关系一断，企业的根基就动摇了。本来就没技术，好不容易赚了几个钱，一清查，先是归还银行贷款、再是归还挪用的社保、养老种种名目下的资金、再把非法坐庄赚的钱一没收、在查查非法所得……行了，一轮检查下来，一夜回到解放前不说，还倒欠一笔人民血债。
实际上官场更是无情啊，靠上的关系往往很容易倒在互相倾扎的斗争中，
《红楼梦》里怎么说，
眼见他起高楼；
眼见他宴宾客；
眼见他楼塌了。
所靠的官员往往就是冰山，自己又能风光多久呢？
胡雪岩最终的下场，就是最生动、最现实的例子。唉，可利字当头、利令智昏、现实逼人，在寻找到大树的那一刻，欣喜还来不及，谁又能像那样远、想那样多呢。
这种胡雪岩模式先天就决定了中国近代商人的悲剧性。本文所探讨的个别大腕，慎重啊。周正毅、张荣坤殷鉴不远啊。
回头细说房地产行业，行业的支柱一是土地，二是资金，土地具有先天的垄断属性，这块地你占了，别人就没戏了。土地在政府手中、资金在银行手中，政府的执行人是官员，银行的执行人……呵呵，最近都改成经理、总经理、部门经理了，不是官员了。
剩下的路，该怎么走还用说吗？
当然，现在并不是所有的商人都继续走胡雪岩的老路啊，特别说明啊，有多少人走这条路、有多少人走过这条路、有多少人还在走这条路、有多少人没走这条路，相信大家心里都是有谱的。
今世毕竟不同于以往，监督制度是越来越完善的，土地招拍挂、银行贷款流程完善、股市融资渠道、债市渠道也都陆续完善，突破胡雪岩模式的外部环境，正在具备。看看中国的富豪榜，靠新技术、资金、市场渠道而成功的人士已经为数不少。
相信，所有的中国房地产商人、所有的中国商人彻底走出胡雪岩模式只是时间问题。
之所以这样说，不是文尾刻意的唱高调，这是市场规范发展的必然方向，顺之者昌、逆之者亡，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完善，光靠关系成就的企业如果不能及时完成向资金、技术型企业的转型，那必将为市场淘汰。
第五回 拆迁
东方广场代表的难题
1994年，中国财富界的偶像，李嘉诚落实来北京发展项目了，那就是现在长安街沿线的标志性建筑——东方广场。
话得从1992年8月的一天说起，当时在东方海外任职的周凯旋在长安街上锁定了这块地。
因以董氏集团的东方海外公司名义做，项目名称就叫“东方广场”。
东方广场项目在香港引起了轰动，董建华亲自出面，邀请多家地产商合作，也曾找到香港地产界头号人物李嘉诚。周凯旋亮出所有单位的合作意向书，提出如果李嘉诚要做这个项目，自己应该赚取相当于总投资2。5％的佣金。她一举成功。
1993年秋天，周凯旋在北京王府饭店第一次认识李嘉诚，她事先准备了厚厚一摞材料，精心组织了各种理由以说服李先生。当他们面对面坐下时，李嘉诚开口就问，负责这个项目是否因为你有丰富的地产经验？周凯旋直言相告没有。李先生没再追问她的经验和阅历，只问她用什么办法搞定拆迁和土地平整。
5分钟后事情谈妥，李嘉诚一口答应了周凯旋提出的佣金比例，并由她负责全部拆迁和办成全套手续。果然，6个多月后，东方广场所征用土地全部腾空，地面建筑物夷为平地。
1996年1月，周凯旋将手续齐备的10万平方米“熟地”交给东方广场的项目公司，她按东方广场20亿美元总投资的2。5％得到4亿港元佣金。她只将一半提现，另一半则转为东方广场股权，作为长线投资。
因为东方广场项目的关系，周凯旋逐渐靠近了李嘉诚所在的长江实业集团。她的商业策略规划能力也让人刮目相看。
东方广场这个项目非常具有典型意义，实际上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1994年，伴随这李嘉诚“东方广场”项目的方案的出台，中国建筑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东方广场”方案一露面便遭到了众多专家、学者的反对。中国建筑大师罗哲文曾接受笔者采访，采访时罗老回忆说：“当时之所以提出反对，主要是因为该方案严重违反城市总体规划，对北京旧城保护构成极大威胁。按照规划，长安街应该是一些重要的政府部门、具有典型意义的单位所在地，而东方广场这种商业项目完全与长安街的定位不符。”
当初反对东方广场项目的、年已九十多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孝燮曾对笔者说过：“如果东方广场建在CBD、建在奥运村那肯定没什么问题，但建在长安街上，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故宫风貌。”
1994年8月到1996年5月，周干峙、吴良镛、张开济、罗哲文、谢雨辰、傅熹年等专家人士多次以联合提案或联名上书的方式，指出东方广场将极大地破坏北京这一历史文化名城的风貌，建议中央和北京市政府应依法办事，按照总体规划对设计方案进行修改。
1998年7月，吴良镛、周干峙、罗哲文、郑孝燮、张开济、张锦秋、傅熹年等1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再次给北京市领导写信，认为在建的东方广场仍然突破了北京城市规划要求，紧急呼吁将东方广场超过规划部分转移到北京旧城外的其他地方进行建设。
请记住，14位中国工程院院士没有赢得这场胜利。
2000年，东方广场正式落成。经过几年时间，在很多人的意识中，东方广场已成为北京市最具现代都市感的区域之一。笔者认识的年轻人，都很喜欢东方广场，购物、约会、电影都很方便，时尚、现代，感觉很不错。
很多年轻的人对此普遍认为，那个地段可以有王府井百货，可以有新东安，为什么就容纳不下一个东方广场？这样一个综合购物体，屹立于此，交通便利。为什么长安街上就一定都是政府部委的大楼？长安街就一定只能容纳政治的象征吗？俺自己也老在那晃悠，呵呵，也觉得不错。
一场论争，谁对谁错呢？据说，虽然东方广场盖起来了，但周凯旋、长江实业也并非全胜，规划方案也是经过大幅修改的，楼高进行了很大的调整，弄得嘉诚哥为这个项目很是输了几年血，但现在已经租金昂贵了，黄金地段啊。
想起罗老说的一个故事。
上世纪50年代，北京市计划拆除历代帝王庙牌楼，著名建筑学专家梁思成对此大力反对，向中央领导直呈意见，在与周恩来总理沟通时描述说，帝王庙牌楼在北京夕阳的照映下具有无限的诗情画意，周总理回答说：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最后，历代帝王庙牌楼还是被拆除，梁思成为此大哭几天。在拆除牌楼之时，梁思成对拆除者说：“50年后，历史会证明你是错的。”
2004年，北京市有关部门开始计划重新修复历代帝王庙牌楼。在获悉该消息后，作为梁思成弟子的罗哲文感慨良多。
作为当代人，我实在评判不了谁对谁错。50年后，我们会如何看待东方广场呢？
或许只有五十年以后，才能看清楚吧，但还有用吗？
之所以在这里谈东方广场项目，是因为这样项目具有极强的代表性，代表了两种理念的冲突，代表了新与旧的交锋，折射了当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对旧的东西怎么办？拆与不拆？怎么拆？拆了之后怎么办？
德国小磨房的故事
首先要说明，拆迁是个国际化的难题，只要有新陈代谢，就必然会引发拆迁问题。
很多朋友经常会引用一个国外的故事，来说明西方国家是如何的尊重个人的物权，并通过这个故事来反衬我们目前的困境，来反映我们目前对被拆迁者的不尊重、反映我国当代拆迁者的蛮横和不遵纪守法。
这个故事号称发生在几百年前的德国。全文如下：
“威廉一世，号称”军人国王“的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在距离柏林不远的波茨坦修建了一座行宫。有一次，这位皇帝登高远眺波茨坦市的全景，他的视线却被紧挨着宫殿的一座磨坊挡住了他想以一种公道的方式来解决，于是派人前去与磨坊的主人协商，希望能够买下这座磨房。
不料，这个磨坊主就认一个死理，这座磨坊是从祖上传下来的，不能败在我手里。几次协商，许以高价，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表示组织的关怀，警告威胁领袖安全，影响伟大祖国形象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要知道这里可是一个国家的门面，来这儿的国际友人多极了。可这个老汉始终软硬不吃。
面对这样不识抬举、不可理喻的钉子户，终于威廉“龙颜”震怒，派警卫人员把磨坊给拆了。
有趣的是，这个钉子户拆迁时倒很配合，展现了良好的绅士风度，好像一点都不担心，既没有哭天喊地，满地打滚，也没有把汽油倒在身上威胁要自焚。他袖手站在一边，嘴里叽叽咕咕：别看你是一国首脑，我德国尚有法院在，待我到法院与你理论。
第二天，这个老汉居然就在当地一纸诉讼把国家元首告上了法庭，地方法院居然受理了，判决结果居然是威廉一世败诉。判决皇帝必须“恢复原状”，重新把那磨房盖起来，以赔偿由于拆毁房子造成的损失。威廉贵为一国之君，拿到判决书也只好遵照执行。
后来威廉一世和那个磨房主都“驾崩”了，轮到小磨房主想进城，希望把磨房给卖了，不由想起了那个老买主，但他不知第二代领导人对这个磨房感不感兴趣，就给威廉二世写了一封信。威廉二世给他回了信：“我亲爱的邻居，来信已阅。得知你现在手头紧张，作为邻居我深表同情。你说你要把磨坊卖掉，朕以为期期不可。毕竟这间磨坊已经成为我德国司法独立之象征，理当世世代代保留在你家的名下。至于你的经济困难，我派人送三千马克，请务必收下。如果你不好意思收的话，就算是我借我给你的，解决你一时之急。你的邻居威廉二世”。
历经了多少个统治者，到现在，那个磨坊，德国司法独立的象征，代表了一个民族对法律的信念，仍像纪念碑一样屹立在德国的土地上。
很感人，是吗？
姑且不谈论故事的真伪，编故事的人的立意是好的，希望大家都能遵守法律的约束，不管你是高高在上的皇帝，还是一个小小的磨坊主，大家都该听法律的。在这个故事里，皇帝受到了法律的约束，老百姓在法律的维护下保全了自己的利益，大家鼓掌叫好。
没错，法治社会正该如此。
最牛拆迁户的故事
请让我继续引用一个刚刚发生的最牛拆卡户的故事。
大家对此应该还是应该记忆犹新的。
2007年3月16日，全国人大表决通过物权法草案。这期间，很多论坛上出现了一个帖子，帖子的内容是一张图片：重庆一个被挖成10米深大坑的楼盘地基正中央，孤零零地立着一栋二层小楼，犹如大海中的一叶孤舟。网友将其命名为“史上最牛的钉子户”。这条新闻的出现，顿时产生出剧烈的反响，很久以来一直是城市建设热点的拆迁与“钉子户”问题，又一次以水入油锅的声势爆炸开来。全国各大媒体纷纷跟进，一场关于物权与“钉子户”的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2007年3月19日下午，九龙坡区法院依法裁定：要求被拆迁人在3月22日前搬迁。如不履行，法院将强制执行。被拆迁人吴苹当庭表示不服法院的裁定。
3月23日是法律意义上强拆重庆“最牛拆迁户”的第一天，但法院并未派人到达现场，并表示尚不能确定是否需要强拆。被拆迁户吴苹则向重庆高院递交书面申诉，请求撤销九龙坡区法院先予执行强拆的裁定。
4月2日晚19时许，挖掘机车拆除了这间引起媒体广泛关注的重庆九龙坡区“最牛钉子户”的房屋。据了解，经多方面调解，“钉子户”夫妇杨武和吴萍与开发商达成和解，同意接受易地实物安置方案，并自愿搬迁。至此，这起坚持4年之久的拆迁事件尘埃落定。
事情确实是解决了，但大家注意了吗？九龙坡区法院依法裁定：要求被拆迁人在3月22日前搬迁，并且是“先予执行”。
何谓“先予执行”？
抄一段司法解释给大家：
“先予执行”要责令一方当事人预先履行一定义务。但是对财产的保全并非决定财产的归属，先予执行也只是基于某些案件原告人的特殊需要，责令被告预先履行一定的义务，而不是最终确定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问题。所以，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目的是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与程序问题紧密相关，人民法院采用裁定的方式进行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
对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当事人不能上诉，但可以向作出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对裁定的执行。
作出了“先予执行”的裁定，那就意味着必须执行，虽然事情的对错、曲直还没搞清楚，还没确定是或该是怎么回事，但先得按照法院的裁定来做。特别需要着重强调的是：“对于财产保全和先予执行的裁定，当事人不能上诉，但可以向作出裁定的法院申请复议一次。复议期间，不停止对裁定的执行”。
本案处理的实际上是非常、非常莫名的，可以说是中国法律的耻辱！
法院“先予执行”的裁定生效近十天了，竟然没有任何司法部门去执行裁定！
法院的执行力何在？
这样的法律，怎能取信于人？
尽管最后事情解决了，当事人双方都要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都号称自己守法，但我只看到了九龙坡区法院“先予执行”裁定被阴干。
或者，这个事件中，最后得到维护的是弱者的权益；或者，社会各界都对开发商的拆迁行为，早有成见，都希望能看到开发商遵守规则；（确实，本事件中的开发商还是比较温柔的）或者，大家在生活已经听闻了太多的悲哀的被拆迁户的故事。
所以，很多人都偏向于支持本事件中的被拆迁人。
但，请注意，真正的法治是针对所有人的，强者需要遵守法律、弱者同样需要守法、执法者更应该拿出认真执法的勇气！
这样说法院的人肯定也是一肚子怨气，你说执行说得轻松，可真是那样好做的吗？当时在拆迁现场天天围了无数的海内外媒体，我们去执行拆迁，这家钉子户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像那个德国的磨坊主一样吗？磨坊被拆的时候，冷静旁观，然后再去寻求法律支援？（在本案先予执行的这种情况，被拆迁人可以在房屋被拆除后，继续通过法律途径维权的）怎么看都不可能，最牛钉子户和法警发生肢体摩擦的概率是非常高的，这倒不说法警打不过这家人，怎么可能呢？国家机器开动起来，会打不过一个个人？可这个冲突过程要是被全世界媒体现场直播了，那是什么影响？重庆的脸面到哪里去了？中国的脸面呢？一个拆迁闹出这样大的动静，这个法院院长还想不想干了？
你说让法院怎么执行？
行了，如果换我是法院的，这种问题砸到我身上，我也解决不了。
好了，最后事件处理圆满，看戏的看得开心，唱戏的唱的满意，只有大家都口口声声维护的法律成了“冤大头”。
有意思吗？两个故事一对比，还想拿德国的磨坊说事吗？
我不否认，这个事件极大地催进了全社会对于物权、拆迁问题的关注、讨论，提高了大家的认识，非常有利于“野蛮拆迁”的减少，但请不要说该事件中，有人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法院没有按期执行，被拆迁人没有执行法院的“先于执行”裁定，算下来，守法的好像只剩下了开发商？！
开发商从一开始就默默承担了因“最牛钉子户”造成的成本压力，并耐心的在寻求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法院作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裁决后，并没有得意忘形，在裁定生效后，也没有依仗法院裁定对自己方面有利就直接动手进行拆迁，而是耐心地等待法院的执行，在此期间，还在继续与对方进行交流，最后圆满的解决了这一事件。
被大家咒骂的“黑心开发商”成了守法者，哈，“黑色幽默”。
拆迁困境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只是个案，我国拆迁者普遍强势，被拆迁者普遍弱势。
拆迁问题中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绝大多数情况都是因为被拆迁人认为补偿太低。
有调查表明，从全国各地实际拆迁补偿情况和房屋市场价来看，中国大部分被拆迁居民的再购置能力是相当低的。
这就没法不引发被拆迁者的反对，本来嘛，我住的好好的，就算房子旧点，也是家啊。拆迁补这样点钱，在同样的地段根本不可能买到新房。想让我搬，给我原地还套新房来、或者多赔钱来。
笔者在北京的从业期间，确实遇到过遭遇野蛮拆迁的住户；但也同样遇到过，因拆迁而爆富的住户。
最近几年，在北京的开发商在拆迁问题上，都是比较小心的，还都明白法律是怎么回事。有一国企开发商最近在北京市区三环附近一个不错的地段做了一个项目，每平方米的拆迁款约在1。5万到1。7万元左右。
拆迁户皆大欢喜，都搬走了。
最后建成的新房的价格将近三万一平。
开发商的成本因拆迁上升了，他不可能赔本做生意，那唯一的结果就是导致房价进一步攀升。由购房人买单。
做一个极端的假设，拆迁户漫天要价，开发商照单全收，拆迁户的利益全得到了维护，那计划要买房的人呢？他们的利益呢？拆迁户的利益要建立在他们做房奴的基础上吗？
少赔，容易出事件；多赔，成本增加，房价上扬。选那边？这种选择题，谁会做？
让我们换个角度，站在开发商的角度上考虑一下。有开发商就钉子户问题和笔者交流时谈到过，“我他妈真想一把火烧了他，其他人全搬了，就这几户漫天要价。我这一项目人吃马喂、贷款利息，一天成本多少钱啊，一天十几万、十几万的白扔啊，动不了工。”
“那你多补人家点呗，与其这样白扔钱，不如早点打发了，项目好动工。”
“没那样容易啊，今给这家补了，明天另一家钉子户就敢再要一个天价出来，这些钉子户个个还都爱显得很，得了便宜还得四处宣扬。先搬出去的那些人要是知道钉子户补的比他们多，都得回来闹，我这项目那就彻底没法弄了。”
说实话，听这个开发商诉苦之前，我一直是站在被拆迁者立场上的，认为被拆迁者是弱者。
一瞬间，将心比心的站在开发商上那一刻，突然能理解野蛮拆迁为什么会出现了。
“老子一天十几万的都砸进去了，都是为你个钉子户，已经给你补偿了，你还想敲我多少啊？当开发商都是冤大头啊。叫几个人，晚上砸了他们家。”
对开发商来说，这确实最简单、有效的方法。对极个别刁民，也确实有效。
但，有的住户，并非为了要价，而是真是有其他原因不接受搬迁原因的，于是往往矛盾进一步激化。
除去当时双方的利益，拆迁还牵扯到公众利益。一个项目，因为钉子户，一拖几年，周边的住户天天生活在工地周围，整个区域市容脏乱，这该谁负责？如果是公共项目，比如医院，因为一个钉子户，让周围的居民晚一年才看病，这个麻烦，该谁负责？
如此难题，怎么解决？
还是看看国外吧。
国际化的大纠纷
在美国，各个行业都有一个“公平市场价格”——市场形成的、大家承认的、相对公平的价格。房地产行业也有这样的一个价格，作为补偿拆迁户的标准之一。
私人开发商如果想在一块土地上搞开发，就需要事先购买这片土地，包括这里住户的房产。实现这一目标的前提是，开发商必须给予拆迁者一个合理的补偿。补偿的标准双方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基准进行协商，协商不能解决的，要么放弃，要么“法庭上见”。
相对来说，政府征地的情况就比较复杂，因为这涉及到公众利益与个人利益孰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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