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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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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权力的主体很明确，就是各级领导干部。但目前对公共权力的细化不够，监督也没有到位。因此，公共权力运行中的“跑、冒、滴、漏”现象比较严重。表现形式往往是政府缺位，市场乱为。
人类社会本无魔鬼，人把魔鬼创造出来，并把自身交给魔鬼主宰。人类进步的同时，似乎越来越受社会桎梏之禁锢，并时时受到权力魔鬼的捉弄。人类社会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在于：如何驾驭权力这个魔鬼。人类的悲剧在于：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同时，也创造了束缚和统治自身的桎梏，并在这个桎梏下被迫改变自己，使自己越来越不象人。纵观历史，你会看到，这个不受驾驭的魔鬼乃人类社会灾难之最根源。社会的统治者不受监督和制约必然变为魔鬼。
人类社会有两个魔鬼，一个是权力，一个是私欲。对于一个人来说，权力魔鬼是外在的，私欲魔鬼是内在的，最可怕的在于两个魔鬼结合起来造就的那个超越一切的魔鬼。人类的无奈在于：这两个魔鬼无法从根本上消除，只能对其加以限制和制约。限制和制约第一个魔鬼在于社会机制；限制和制约第二个魔鬼在于道德规范。
权力失去监督和制约必然变为魔鬼。人类如何监督和制约权力乃权力是否会变为魔鬼之关键所在。失去监督和制约的权力必然成为不受驾驭的魔鬼，这个漂浮在人类头上的魔鬼随时会给人类制造灾难。
当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习惯了被魔鬼捉弄时，如果有一个人不甘心被捉弄而试图做自己的主人，这个人往往被当作“神经病”而受到嘲讽，并给这个人走向世界设置障碍。这样，要做自己主人的人就面临双重阻力：魔鬼的、被魔鬼所捉弄的人的。重要在于：只要他的心不被自身的魔鬼所驾驭，他就不会被外在的任何魔鬼所统治。
7。2 关于地位权力与职业权力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权力是一种可能，即“一个人或一些人在某一社会行动中不顾其他参与这种行动的人的反对而贯彻自己意志的可能性，无论这种可能性所依赖的基础是什么。”
中西方处于不同的文化背景，对权力的看法有颇大的差异。
权，中国古时指称。《汉书。律历志上》：“权者，铢、两、斤、钧、石也，所以称物平施，知轻重也。”人们把权作为一种标准和衡度，衡量某人之能量和活动范围。以权力之大小来称称你的力量，看看你能否制服别人，胜过别人。
西方的称，也即天平，是法律的象征，也即公正的象征。运用到权力上，就意味着：权力与义务必须是平衡的；拥有多大的权力，就同时承担了同样大的义务。
历史事实在中华民族的心目中有两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其一是对权力的恐惧和权力的绝对神圣性；其二是权力只属于攫取到权力者的同宗同族。至多是在同一部落内分配，被征服者是毫无实质性的权力可言。所以，中国的“国”与“家”是连在一起的，因为国之源在家，是氏族、家族统治的放大。于是，中国人权力崇拜的强烈和根深蒂固便得到了解释；中国人对血缘的注重也得到了部分解释。
政治意义上的权力可分为强力与制度化两种。强力即武力，绝大部分制度或者国家的建立，都绝对少不了它。而一旦制度或者国家建立之后，强力便逐步过渡为制度化权力（当然，仍然以强力作为最后保证）。上述对权力的观念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之一的等级观念相结合，在中华民族形成一个统一国家的时候，也即权力逐步迈向制度化的过程中，形成了既是一种观念又是一种管理体制的“官本位”。而“官本位”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第二层次的观念，又进一步巩固了崇拜权力、注重血缘关系等等中国传统文化中最根本的一系列观念。五千年中权力的专制性、血缘性和官本位，在中国的舞台上作了种种表演。
权力具有两重性，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鱼肉百姓以自肥。是什么妨碍了我们抑制后者而张扬前者？答案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
一种社会秩序建立以后，与此种秩序相适应的文化总得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形成。同样，一种社会秩序消亡后，此种秩序所孕育出来的文化也得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发生嬗变。
一个“权”字，深入到亿万人的心中。掌权者被“有权就有一切”这个事实所折服，下台后则体会更深。这刺激着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崇拜的苏醒；权字的真谛，地位之权的奥秘，逐渐地袒露在每一个中国人的面前。另一方面我国干部的特权，解放后一直存在邓小平说：“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这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
干部能搞特权，是因为有地位（职位）权力；普通老百姓没有这种权力，但不少人却有另一种权力：职业权力。于是，出现了一种社会现象：权力泛化。
权力泛化的产生，除了人们认识方面的原因外，还有非常现实的原因。
现实中有两种公共权力。
地位（职位）权力与一个人所处的地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有关，衡量权力的标准是地位的高低。地位高者权力大；反之则权力小。权力与权力之间是垂直状态，也就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职业权力是利用自己因职业而掌握的那一部分资源（某种生产资料或者生活资料、某种机会等等）去支配或者控制他人，这种权力不是被授予或委任的，而是自封或自居的。它不依靠发布命令或者否定性的裁决来使另一方顺从，而是凭借对资源的控制和掌握来迫使对方就范。它们之间没有大小可比较，表现为一种水平状态， 遵循“等价交换”的原则。
地位（职位）权力和职业权力这两种纵向和横向的权力表现形式，构成了我国错综复杂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如果某人位于两种权力的交叉点上，即身居高位，又控制着国计民生所急需的价值，那么，这个人就“没治了”。
职业权力是权力泛化的结果，是本不该有的权力，是一种不正常的权力。
职业权力是因地位权力的滥用（特权）而诱发的，其实质是对特权的一种反动。权力泛化使集中在少数人手中的等级地位权力结构转化为分散在更多的人手中的职业权力结构，甚至形成了对地位权力的某种制衡，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若把特权的存在视为一种社会不公正，那么，职业权力即可视为一种逆向的自发的社会价值的再分配；但这种自发的因而也就是不讲规则的社会价值再分配，结果只能是新一轮社会不公正。本不该拥有权力的人却拥有了权力，与社会不公正（分配不公是其表现形态之一）、一切向钱看等等纠缠在一起，从心理上进一步诱发或促使地位权力的非公共运用，在实际中使这种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的可能性急剧增大。
官高权大，若作恶，对国家对人民的危害极大，影响极广，这是事实。但那些处于关键位置的小人物，官阶不高，有的甚至没有官阶，却掌握着许多人急需的价值，如果把职业权力发挥到极限的话，其危害也不小。
权力泛化、职业权力、地位权力以及特权，曾经统统被称为“不正之风”。
正常权力有几种附加值：
垄断性。是对价值的垄断；这种垄断不是商品经济意义上的竞争，而是凭借着行政权力或者职业权力而生的垄断，其中又以凭借行政权力为甚。
神秘性。也即通常所说的政务不透明，不公开。
随意性。
这三种权力附加，与计划经济的某些弊端、社会调控体系、法制不健全等等是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滥用权力，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三种权力附加在作怪。
这三种权力附加的存在，又必然会引起各种腐败现象。首先是权力附加与权力附加的交换。
在权钱交易中，一方付出钱后，权力的运用权就出现了暂时的或者部分的转让。奇怪的是，权钱交易中的权力，所起的作用与贸易、投资中的资本有极其相似之处。以权谋私，就好比以权力作为资本进行赚钱。
权力为什么能起到资本的作用？
公有制是私有制的对立物。私有制，个人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公有制，与个人对立的共同体拥有生产资料，个人是在作为共同体成员之一的意义上的所有者。共同体是对个体成员的否定，共同体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是对共同体成员个体的所有权的否定；于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产生了分离。
资产阶级的代议民主制结束了过去由独裁者一人凭借自己意志滥施权力的金字塔结构，为权力的合理化开辟了（比较过去而言）广阔的前景。这一阶段英、法、美等国的权力分配主要是个人瞻徇制，政府的官职成为个人瞻恩徇私、私相授受的赠品。权力成为私人的赠品，那就别指望杜绝权力的滥用。今日美国总统将驻外大使作为礼物回报给在总统大选中出力甚大的人，我们从中还能见到个人瞻徇制的某种“合法”残余。
个人瞻徇制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政党分脏制”。“政党分脏制”就是随着执政党的更迭，政府官员也随着沉浮，每次在野党登位之际，就把官职作为战利品在同党中公开进行“肥缺分脏”。《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指出：“分脏制常可以用来指广泛的不同手段，既可以用于把金钱或多或少间接地从国库转移到党派的金库里，也可以用于其他滥用政府职权为本党谋利。这种滥用职权包括对公共经费的管理不善，对特许权及其特权的不正当授予，以及其他为了党派利益而滥用行政权力的腐败行为。”
权力是“分脏所得”，且又不知哪天会随着执政党的下台而失去，这种状况当然无助于官员的廉洁。如果说个人瞻徇制的恶果是官员“全体都十分腐败”，那么，“政党分脏制”不仅使结党营私、集体舞弊的故态依旧，还造成了周期性的政治大地震，使政府的功能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失调一次。
西方公务员制度是征服权力制度上的一大基本，也是人类的一大进步，但如果单纯地从防止滥用权力、杜绝腐败的角度看，也不能估计过高。
公务员制度归根结底仍然是一种官僚体制（官僚体制不等于官僚主义）。社会学家指出：只要官僚体制存在，非公共地运用公共权力的可能性就存在。只要政府借用官僚形式，政府官员就自然强烈地意识到他们手中的职权赋予了自己个人特权，具体而言就是，他们必然拼命运用职权以营私。这种情况存在 原因在于官僚体制本身的性质，特别是它的等级观念：上级拥有特权，下级没有特权。
公务员制度不足以完全竭制官员贪污受贿的另一原因，是官员个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的不一致。
金钱与权力存在着某种天然的或叫必然的联系。财富壮大到一定程度，就必然会提出政治要求。竞选中的腐败，不同于向已经权力在握的人行贿的“后发性腐败”，它是属于“先期性腐败”，其实质近似于投资：投入财物帮助某人登上权力的宝座，以期此人日后运用手中的权力进行报答（获得利润）。
产生利用公共权力攫取个人利益之腐败现象的最根本原因，根植于钱的部分特性之中，根植于权力的部分特性之中，也根植于人与社会的部分特性之中。
罗素将权力比作物理学意义上的能量，认为权力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基本的动力。
权力有可用于谋公利，也可以用于谋私利的两重性。
法律一般说来是弱于情欲，只能约束人而不能改变人；所以，任何一个政府，假如它不腐化、不败坏，总是严格遵守着它所负的使命前进，那么，这个政府就没有设立的必要。在一个国家里，如果任何人都不规避法律，任何官员都不滥用职权，那么，这个国家就既不需要官员也不需要法律。
公共权力是在人们争夺财富几达同归于尽边缘时产生的，这种高距于社会之上的力量掌握在一些与常人一样心中有无限攫取欲和权力欲的人手里，结果必然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停止。
失去监督和制约，就会导致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权力的公共运用是为了社会利益，权力的非公共运用是为了个人利益，这话就说明了腐败之所以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性因素：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不一致。
社会权力结构成金字塔形，越往上竞争越激烈，淘汰的人越多，古今中外，历史上记载着大量为争夺权力而无所不用其极的残酷例子。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留下的恶习之一就是官场上特别讲资历讲资格。
政敌分两种，一种是公开的，双方都清楚；另一种是隐蔽的，潜在的。
官场是由一级级台阶组成的金字塔，越往上走淘汰率越高。即便是幸运者，等到大权在握，也是华发丛生，年老体衰，已经不能享受人生了。要在仕途求发展，必须走捷径。
职务带来的权力和社会的尊敬，将因职务的消失而消失，在自然规律面前，谁也无法抗拒。
中国从来就是个人治国家，法律从来都是政治的婢女。中国官场的高层人物几乎没有谁是纯粹从司法系统出身的。中国不象西方社会，从政官员中学法律的占有很大比重。如果从长远观点考虑，必须寻求一个机会转入党政系统，成为一方的行政长官或者党务首脑。
司法系统的局限性太大，党政系统在中国这个社会中才真正是海阔天空。
要想有所作为，必须要有地位权力；要保住或者拥有地位权力，就不能不对地位权力更高的人妥协。感情上的亲疏在用人问题上体现得最明显。
自己失去了直接拥有权力的条件，创造拥有权力的人就是最好的办法。
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一把手都是关键人物。
一把手对副职的分工，一般都能反映出对副手的亲疏。
当干事的时候开始追逐权力，当科长的时候开始使用权力，当市长的时候开始享受权力。追逐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痴迷和热切的向往；使用权力的时候，是对权力的一种支配和适度依赖；享受权力的时候，权力便成为一种精神套餐。
作为一个男人，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金钱，不是女人，而是权力。喜欢权力是男人的天性。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喜欢权力？原因就是权力的本身就是用来享受的。如果权力不用来享受，那么权力还有什么用呢？还有谁会喜欢权力呢？仅仅是“为人民服务”就能概括权力的特征吗？那为什么总有不少人在有了权力以后又不能为人民服务呢？在权力范围内的一切都是享受，独断专行是一种享受，发扬民主也是一种享受。
享受权力的方式是与个人嗜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工作中感受到的是威风与尊严，这种威风和尊严就是权力的滋味。这一切都是权力和地位所决定的，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你不服气也不行，当了领导就服气了。所以有时候，一个人要真正理解领导的行为，只有自己当了领导之后才能全面理解领导。
除了职位本身赋予的权力之外，还能超越权限办事，这就是正常权力外的附加权力。
别看秘书无职无权，但连接着各级领导，与各部门也能顺利搞上关系。
在官场这个圈子里，凡是上去的人都兴高采烈，可下去的人却没有几个承认自己无能，承认自己平庸，绝大多数都自我感觉良好。
7。3 关于一把手的权力
在中国，各级“一把手”都拥有绝对的权力，特别是在任命干部和财务方面；特别是越高级的干部越拥有绝对的权力，形成“一言九鼎”的格局。权力制衡真空，贪官一手遮天，监督制约苍白。
贪官一言九鼎可怕，而一言九鼎“正当”更可怕。在给他人谋取政治利益的时候，都是在职权范围内进行，对干部的调整、使用都是按组织程序办理——而正是都在“职权范围”和“组织程序”内，贪官创造出一个“组织部提单子，书记定调子，考核组走场子，整个程序是花架子”的繁荣“官市”。
一言九鼎不仅“可行”，而且“正当”反映出的本质是社会政制体系存在缺陷，对公共权力运行轨迹的钳制有疏漏。“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法国大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这样论述权力的使用“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停止。”我们时下所见的疯狂追逐和无限滥用权力的“官市”情形，无疑不脱于此。他开出的处方是“要防止权力滥用，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一种权力的边界，必须由其他权力设置，当任何权力运动都会碰上其他权力来有效过问，一切权力就都成了相对权力。如果在社会政制设计上，能形成这样的公共权力结构，便找不出什么权力是绝对的权力，就不可能出现一言九鼎，制度性防腐反贪的关键在这里。
如何推进“以权力约束权力”的社会政制格局，就是民主和法治两大杠杆。因为无论怎样的社会政制设计中，权力网络都必呈“金字塔”型，天然具有自上而下的专制倾向、各级各处“一把手”说了算的人治冲动。所以，社会政制改进完善的关键，是发展立足主权在民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力量，以及维护谁也不能凌驾践踏的法律尊严、司法权威。
中国属于腐败程度比较严重的国家。调查显示，吏治腐败高居榜首，司法腐败紧跟第二，其余才是经济腐败及其他各类腐败。
在各种腐败形式中，“一把手”犯罪现象最为突出。“一把手”腐败频生当然不是偶然，地方“一把手”往往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集于一身，从提拔任用干部到大额资金的使用，从动用公款游山玩水到报销各种本应该由私人付出的费用，无不是“一把手”说了算，上下级关系成为人身依附关系，地区的权力演变成某些个人的权力，这就导致了那句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一把手”体现了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监督的极权体制，最大程度地激发了“公仆”内心中的腐败之欲，使握有权柄的人几乎个个为所欲为。更可怕的是，这种环境不可能激发人们内心中的善，为善也极可能不为该体制所容。比如，你把红包交给组织，就违背了官场游戏规则。
同西方国家的贪官污吏相比，中国的贪官污吏不仅不会因为腐败而产生负罪感和忏悔意识，相反还会有一种心安理得的“成就感”。做官腐败，表面上在中国也受到舆论和道德的谴责，实际上却是许多中国人向往的生存模式。
河北成安县近年来推行的“通透式办公”使得成安县和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成为全国知名的“民主大县”。
成安县县委书记王晓桦在2003年5月推出的县委今后决定干部任免时，将采用秘密写票、投票的票决制，不论职务高低，县委常委每人一票，选票面前人人平等。此举一出，全县哗然，须知，在多年形成的官场规则中，任免干部的人事权向来是不容他人染指的核心权力，问不得、碰不得、了不得。过去提拔干部，一般都是书记一个人定盘子，先在书记和副书记参加的碰头会上统一意见，再拿到常委会上口头或者举手表决。
可以说，一把手一人说了算的“惯例”，是滋生人事腐败的根源所在。多年以来，干部任免在许多地方成为密不透风的高度机密，决策过程也往往成为幕后的暗箱操作。在王晓桦看来，权力的公开透明不能光靠政府。党委更应该带头，而党内民主的核心就是干部选拔问题。
县委书记王晓桦认为：“党的权力是一种公共权力，而不是个人权力。权力垄断和暗箱操作是腐败的根源，必将导致权力资本化的产生。”
“政府的权力透明和党委的权力透明是密不可分的。如果党委权力不透明，那么行政权力透明只能是一种形式。如果只推行行政权力公开透明，党委权力却暗箱操作，那么行政权力的公开化、透明化只会是昙花一现。”
“选拔、任免干部是党委最重要、最核心 的一种权力。近年来，媒体暴光的权钱交易、买官卖官的腐败案例很多，为什么会有买官卖官现象？我认为，当权力集中在少数人甚至一个人手里时，权钱交易就会不可避免地发生。过去的情形是，党内集中变成了一把手对集体意见的综合，这使得集体意见常常带有一把手个人的主观色彩。所以党内迫切需要把民主集中制原则变成可操作的具体机制，而现行的干部任免条例却缺乏可操作性。”
“阳光是腐败的克星。将一把手的权力仅仅限于一票之内，从而消除了一把手将个人意图转化为集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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