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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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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分子就不用担心被“发掘”。反之，哪个地方要建“工程”了，连看起来还“廉洁”的官员也被挖出了腐败的面目。
可怕的不在腐败，而在对于腐败的态度。在西方国家，很多官员都是搞法律出身，所以在他脑子里时刻绷着这个弦，很有法制观念。官员治理一个城市，不需要懂得工程技术，但一定要懂得法律、懂得规则。
清除腐败，不仅仅是挑出一个烂苹果，更应该检查放苹果的筐子。
朱元璋统治的洪武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杀贪官最多的时期，朱元璋说“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但是效果也是有限的。大批官员面对朝廷的严刑峻法，前赴后继，气得朱元璋说“我欲除贪官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大规模的杀人而仍不足以杜绝贪污腐败之风的蔓延和盛行，究其原因，仅靠个人的愿望和手段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封建社会长达几千年，各朝代、政权不断更迭，无论哪个朝代初期都是政治相对清明、欣欣向荣的，而末期的弊端和不可收拾又如出一辙。究其原因，这种普遍性，恐怕与君主对权力的控制程度不无关系。处于金字塔顶端皇帝，只要还有足够的清醒，总是要惩治时弊的。但是由于是一个人的天下，而腐败是朝廷众多官僚共同之腐败，用一双眼睛去监督成千上万双眼睛，即使鼓励告密、大开杀戒，也是劳而无功；以一人之力和威严监督天下，必然失败。
现在的腐败问题严重不严重，不说人们也知道；因为腐败不腐败，是个客观存在的问题，每个人都有感受；这种感受不是别人说出来的，而是在现实生活中切切实实体会到的。
陈毅将军有句名言“手莫伸，伸手必被捉。”现在不要说“伸手必被捉”，实际上没有揪出来的腐败分子肯定比揪出来的腐败分子多得多，现行的反腐败机制远远没有达到“伸手必被捉”的境地。前腐后继只能说明我们的预防机制漏洞太多，腐败的破案率太低，惩罚的力度不够；“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成了腐败分子的救命稻草，只要装糊涂，最高刑期5年，可以规避杀头的风险。面对机制疲软、监督缺乏的困境，死刑是防止腐败的最后一道底线，放弃这道底线，则意味着再次向腐败分子退让；虽然死刑的存在并不能完全竭止目前的腐败，但如果废除了死刑，腐败分子无疑将变得更加猖狂。
尽管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为了打击贪官污吏用尽了心思，但是并未达到其根本目的的原因，正是在于其专制制度。这里的关键在于：由于对官吏的权力没有形成外部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官员漠视民间舆论已经成为一种文化。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以任何手段防止贪污腐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尤其是以对人类社会文明的反动和倒退的手段来防止贪污腐败，更突出地反映了封建社会晚期专制统治本身的腐朽和没落。
有人说，中国的反腐败进程是：80年代枪毙腐败的县级干部，90年代枪毙腐败的厅局级干部，再到枪毙省级干部如胡长清，最后枪毙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却始终没有见到50年代枪毙刘青山、张子善那样的敲山震虎的效果。
高官腐败案件的潜伏期越来越长，既说明高官腐败的手法越来越隐蔽，斗争越来越激烈；也说明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斗争的力度在不断加大。
中国反腐败有这样三句话：看得见的管不着，管得着的看不见；顶得住的站不住，站得住的顶不住；干得好的上不去，上得去的干不好。
有人搞过一次调查：“假如你发现有人在搞腐败，而他的行为又不会伤害你的利益，你怎么做？”结果是超过八成的人选择了沉默。这“八成人的沉默”心态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沉默心态”，而是相当复杂的沉默心态，其中既有无奈，又有不满；既有对现实调侃式的宣泄，又有玩世不恭的反讥。
人们对腐败虽然有恨，但更多的是恨自己没本事搞腐败；更有甚者，直接拉拢领导腐蚀领导。在痛恨腐败的同时，自觉不自觉地沉侵其中，一次次地投腐败分子所好，利用腐败的方式谋求自己的利益。
一边是贪官们大肆卖官敛财、劣迹斑斑；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虽然早已察觉却保持沉默；一边是贪官们一手遮天、飞扬跋扈，一边是绝大多数干部丧失批评之声。正是这种“绝大多数干部的沉默”、“毫无责任感的沉默”，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是一边痛恨腐败，一边同流合污。他卖官收钱、我送钱升官，双方的心愿都达成了，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他，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败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三是领导权力太大，怕以卵击石，遭受报复。四是眼下官场的大风气坏了，大家都装糊涂，我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大家都送钱了，我也送了；他们都沉默，我也沉默。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批评过，但不起作用，干脆就沉默了。干部对贪官的沉默，跟相当数量的干部或深或浅地卷入了“潜规则”有关。
羡腐心态比腐败更可怕
提起腐败，谁都恨它，谁都说它祸国殃民，不过，若是问一句：“假如你有权，你会不会腐败？”答案多是这样的：“我可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到那时，说不准我也成为腐败分子”，“大腐败不会搞，小腐败保不准，吃点、玩点、喝点、捞点算得了什么？”“周围的人都腐败，你能洁身自好？你还得随乡入俗”，“我自己主动索要也许不会，但人家送上门的我怎好拒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可见，腐败已成为许多人口头诛之，而内心求之的一种现象。
这是一种什么心态？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羡腐心态”，一种发自内心的对腐败的认同、嫉妒、羡慕和期盼。
腐败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社会现象，执政的共产党最危险的敌人就是自身的腐败，而羡腐的心态比腐败本身更令每一个有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忧虑、恐惧。何哉？一是有其普遍性。社会上持有这一心态的人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而是为数不少的人，很有群众“基础”。本来是一种邪恶，却成了一块“臭豆腐干”，闻起来臭，吃起来香，都想趋之、为之，无形之中为腐败提供了一种宽容、纵容的土壤。二是有其渗透性。权力的渗透力是无限的，腐败的渗透力也是无限的。即使那些社会地位卑微的从业人员，手中只要拥有哪怕微不足道的权力，一旦有机会、有可能，也会淋漓尽致地发挥羡腐“文化”的“功能”，使得腐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三是有其渐进性。“大腐败”是怎么发展而来的？诚如民俗云：“做贼就打偷菜起”，贪官往往是从“吃点、拿点、玩点”这类小腐败开始的，是一点一点累积起来的。尝到了“甜头”，又不会受惩罚，于是欲望和胆子便越来越大，只要有条件就会不择手段，一发不可收，终至不能自拔。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患”上了这种可怕的“羡腐心态”？
腐败官风熏染。一定意义上说，官德引导民风，甚至决定民风。官员的言行举止、思想境界、道德情操，直接影响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风气的形成，是社会行为规范的风向标。如果官员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嘴上反腐，行为搞腐，那么他的治下官风必然不正，民风必然受到污染。
嫉妒心理使然。嫉妒心理人皆有之，周围的人包括同学、同乡、亲戚、好友，凡有点权当个官的，有的莫名其妙地“发”了起来，吃香的喝辣的，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整日地鞍前马后有人抬着、捧着；毛病有人掩着、护着；错误也有人担着、保着……人与人的差距就在于做官与不做官之间。于是，大众的嫉妒心理便渐渐萌生。
补偿心理作祟。对于普通百姓而言，收入有限，要办成一件事颇不容易，自己的利益时不时受到损害，在无奈、气愤的同时，谋求“报复”和“补偿”。
法不责众所致。时下腐败分子丛生，不再是鼠辈独行，而是一茬茬“前腐后继”，“出生率”高，而“死亡率”即被查处法办率却很低。各种腐败活动因“低风险、高收益”而日益猖獗。法不责众的侥幸心理引得许多人对贪腐“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不少人恨腐败，实际上是恨自己没有资格搞腐败。一旦他们有了资格，腐败起来比谁都厉害。曾经一度淡化了的官本位又盛行起来，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有职有权以后，就有了腐败的资格。只要职权失去了腐败的条件，一定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愿意进入官场。
在媒体批评绝大多数干部“毫无责任感的沉默” ，形成了贪官们腐败行为越演越烈的“黑色土壤”，有的人批评领导干部“党性原则不强，不敢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放弃监督权，沉默纵容了贪官，助长了邪气”。实际上这些批评几乎是“正确的废话”。是他们不了解“官场风俗”和“一把手的智慧”，他们不了解沉默者沉默背后的恐惧。
县委书记是县级领导班子的“班长”，不但拥有对科局长的“生杀权”，而且拥有对“五大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相马权”（评价、推荐、任免建议权）。这些权力的行使主要靠书记的党性、公心、良心、自律和自觉。在没有具体精确的用权标准的情况下，一个腐败书记难免公权私用、好权滥用。如果书记对县委班子某成员“有看法”，其他领导和科局长就要看眼色行事，谁能不怕？
县委书记拥有给副书记、县委常委的“分工权”。县委副书记、县长负责政府工作的职能相对确定，其他副书记、常委管辖范围一般由书记“根据工作需要”一个人说了算。书记如何给副书记、常委分工，习惯上属于县委书记的“自由裁量权”，没有严格的制度规定。一个腐败的县委书记完全可能善权恶用，他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给自己“信得过的”成员委以重任；相反，“不听招呼的”的成员就要“坐冷板凳”了。
县委书记对县上的日常工作有“批示权、提议权、提名权、决定权、裁决权、否决权”，对所有的干部都有“指派权”。这些权力可以善用，也可以恶用。如果县委书记对你有了看法，随时可以找到机会“大鞋套小鞋”地整你，理由都是“工作需要”；甚至找个“举报信”批示“请有关部门查处”，当事人能不怕吗？
经济落后的县域缺少中央和省市级别的单位，地方社会资源、人财物流通主要渠道掌握在县乡机关单位手里，出路狭窄，只能依附于县乡机关单位。“体制内”干部职工批评领导，下级顶撞上级在本地肯定有生存危机，谁敢说“土皇帝”一个不字？
中央和省市机关所在地有较多的由上级“条条管理”的机关和企事单位。“条条”对“块块”有一定的制约力，省、市领导日常行政不得不考虑“左邻右舍的关系”，注意“方方面面的反映”。县级管理以“块块为主”，管理上是“独立王国”，缺乏平行的制约力量，客观上滋长了主要领导的“土皇帝”意识，工作作风蛮横霸道。
如果腐败的县委书记与腐败的上级市委书记或更大的官员“关系铁”县委书记可能依仗他在上级机关的“关系网”为所欲为，政治生态必然日益恶化。
在报纸上，我们经常看到什么“组织部门”、“政法部门”、“高速公路部门”、“交通部门”“金融部门”、“财税部门”、“城建部门”乃至“高校”都成了“腐败高发区”。在公众眼里，凡是“有权”和“有钱”的地方，就是腐败的“高发区”。而且“权”越大，“钱”越多，腐败的可能性就越大。
靠山的吃山，靠海的吃海；有官的就卖官，有钱的就捞钱。只要有机会，谁都可以捞一把。而且往往是大官大捞，小官小捞，有多大的权力，捞多大的油水。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地方成了“腐败高发区”？有人说是因为“周围绝大多数干部都保持了沉默”；也有人说是因为“法纪监督部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但实际上，责任不在同级，更不在下级，而在上级。正是由于一些上级领导的认识误差和疏于管理，才给腐败者提供了机会。
一种是把“好岗位”当做恩赐和施舍。一种是总想靠提高“一把手”的权力来保证上下的统一。把很多权力都集中到“一把手”的手里。他说让谁上谁就上，他说让谁下谁就下。这的确有助于集中统一，但把本来属于公众的权力交给某一个人，就必然会产生腐败。一种是把“查处率”看成是影响稳定的因素。在不少地方，不是群众举报谁就查处谁，也不是纪检和反贪部门怀疑谁就查处谁，而是当地的领导让你查谁就查谁。于是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不查，都是好官；一查，必有贪官。由此可见，我们现在缺乏的不仅是防腐的监督机制，更重要的是腐败责任追究机制。
对待腐败的态度上，有的人可能同时长着五种心态：一是痛恨腐败；二是羡慕腐败；三是利用腐败；四是纵容腐败；五是参与腐败。所以腐败才会有那么深厚的土壤=那么多的掩护、那么多的后继子者。腐败固然可恨，但羡慕、利用、纵容和参与腐败的基础不除，新的腐败就会不断滋生。
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这种监督制度的缺陷也是使“同级”和“下级”面对贪官选择沉默的原因。
群众反腐败的热情减退有三个原因：一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本太高，现实生活中有“好下场”的举报人不多，而逍遥法外的腐败者却不少；二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力量太薄弱了，群众个体反腐败要面对的对手往往都是掌握各种资源优势的“腐败利益集团”，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太悬殊了；三是群众个体反腐败的成功率太低了，腐败者往往是处于“强势群体”之中，而反腐败的群众一般都是“弱势个体”。所以，反腐败是任重道远的事情。
现在有一种危险的信号：不少人对于腐败的认可程度和标准，已经滑到党纪国法所设定的底线之下。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局部政治生态的恶化。一些地方惩罚腐败不力，百姓信心逐渐暗淡，只得不断“调整心态”。一些人已经学会“宽容”和“区别对待”腐败行为，官员可以腐败，但不能贪得太多，起码贪了以后不要再祸害老百姓。
对于腐败这一社会毒瘤，老百姓的心理底线在不断降低，讲点良心、有点善心的腐败分子就能轻易地被百姓所接受。这种社会心理一旦逐步扩大甚至继续下滑，对国家法制和社会运行将产生巨大的破坏力。而要防止这种可怕的后果，就需要从源头上优化政治生态，如此，大众认定的腐败标准才能最终和法律标准相统一。
官倒民乐：越大越有快感
当一个小官倒台，小叫好；当一个大官倒台，大叫好。据说“大快人心”这个粉碎四人帮时流行过的词汇，近来再次流行。
经常是这样，昨天媒体还在热捧的，焦裕禄式的、诸葛亮式的好干部，今天突然就和⑶罔砹恕Ｒ歉婀俜侥切┬畔⑵浪倒僭本穹缑布捌湔孀ナ蹈傻哪谌荩∑ê⒚嵌蓟岢靶δ恪疤字伞薄�
对媒体不信任是个表层问题，实质是公众不相信“上面”，不相信控制媒体的权力。
媒体和权力说那个官员如何英明、廉洁，大家不信；可是，当媒体和权力宣布那个官员如何昏庸、腐败，大家都立马呼应，一边倒，几乎无保留地赞同制裁者。
其实，倒了台的那些官，也无数次地出演过制裁者的角色。在那个体制内，制裁者和被制裁者之间，并没有明显的界限。官员们谁好谁坏基本不算个凭据，他们是“没有最坏，只有更倒霉”。如果硬要找个规律性的东西，除了权力和影响力大小有别，别的还真不好确定。
只要罪名是“腐败”，大家都相信；只要看到官员倒霉，大家都快乐。如果倒台的是个大官，那快感就可能到达高潮。
是因为少了一个贪官高兴吗？还不是。大家懂得这个道理：揪出一个贪官，并不等于少了一个贪官，腐败总量和贪官总量并没有减少。体制会源源不断地输入“腐败新血液”，公仆们自会“前腐后继”，贪官倒台形成的空缺自有后来人及时填补。
问题复杂了。公众不信宣传，却能当即断定说官员腐败的都不是假话；他们并非“上云亦云”，他们也不信司法公正，却坚信官员不会有冤情；他们还懂得制度不变则腐败不减的道理。。。。。。。这样，中国公众的快感就似乎很值得怀疑，这快感很像“无哩头”，欠缺理性，没有正义感，也不讲怀疑精神和内在逻辑。
真的？非也。说破其中奥秘吧：中国公众之所以坚信官员有罪并产生快感，基于这样的判断，即“无官不腐”。至于“腐败分子是极少数”这样的命题，对公众毫无影响力。公众“非理性”地“坚持无官不腐的观念不动摇”，这不怪他们。这原因我说过的，“贿赂才是硬道理”已经成为“发展战略”的核心环节，成为中国公众的生活常识，而这是他们无奈中被动接受的，平民谁都不会贱兮兮地主动创造这种“贿赂生存环境”。责任，当然不在他们身上。
他倒台，我高兴，就因为他是个官，就因为他是个大官。别的理由，一个也没有。就这一条理由就足够了－－因为没有好东西，都不是好东西，够大的更不是好东西。
不相信，表现为坚决信；对官员全不信，表现为对部分官员信。中国的问题总是特色和另类，专家学者们总是摸不着门、找不到北，情有可原。要是我处在管辖大群官员的位置上，面对公众这快活劲儿，听着“坚决支持”的赞扬声，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愁死我了。不明白，才傻乐呵。
很危险。可以设想，把陈二先生的名字，换成张三、李四、王五、周六，他爹的还不都一个熊样么！在老子的大名前加个“腐败分子”字样，这群忘八蛋刁民照样掌声如雷嗷嗷乱叫！
官场险恶。掌权多年，给人好处无数，培植心腹无数，一旦失去主动被人卡住脖子，霎时间树倒猢狲散，落井下石者纷沓而来，连个敢迎着封堵说几句好话的人都看不到。唉，谁他爹的能一直三头六臂宝刀不老，有谁能始终如一呼风唤雨，又有谁能时时刻刻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呢？俺们在俺们坚守的这个体制内，谁都不安全！不安全到朝不保夕！呜呼，咱们这狗日的旧体制，真是害死人啊！
任何腐败分子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支持任何腐败分子倒台，这个态度按正式的标准衡量，政治上还算正确。说实在的，任何官员倒台都无损我的利益，所以我对任何官员的倒台都抱无所谓的态度。我敢说，这话能代表广大人群的心态。这态度、观点，或许就让一些官员不舒服了，不过，这是真的，你觉得别扭才无所谓。
在所有官员产生、上升的过程中，在所有官员发动决策、举措时，从来不曾掺杂过我的一丝意愿。
腐败让整个社会都有一种犯罪的氛围，在人们心目中造成一种消极的价值观，使人认为这就是实现自己权利的方式。
中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贪官？原来因为有数量庞大的贪民做他们的坚强后盾，抓走一个贪官，提拔一个贪民，他又必然成为一个新的贪官，其差别只是贪污的胆量和大小而已。很多人反贪官，与其说他们痛恨贪污，不如说他们嫉妒贪官，不满自己没有贪到那么多，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
很多人说，中国要发展只有彻底治理贪官。我以前也这样认为，可是来自阿根廷的报道改变了人们的看法。阿根廷是一个官员贪污腐败严重的国家，可是阿根廷却有良好的民主体制，有自由的新闻报道，可是阿根廷仍然有那么多贪官，仍然无法解决贪污腐败问题。由此可见，民主体制和新闻自由，并不能解决贪官问题。不管是中国还是阿根廷，出现大量贪官的根本原因不在于体制，而是由于存在人数众多的贪民（这也许是民族性吧）。贪官和贪民是鱼水关系，贪官是从贪民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腐败花朵，每个贪民都是贪官的天然后备军，他们前赴后继，永无止境。
在人们的是非观念中，出现“以其所掌握的权力和所受贿的数额综合评价”的贪官评判标准，小官少贪污一些，大官则可以多贪污一些。如果贪污的数额与其掌握的权力分量不相称，就可以算得上“比较清廉”。这种“贪官廉洁论”的产生，其实是部分公众患了“厌贪脱敏症”的体现。一种对贪官表示“同情”和“宽容”的论调逐渐多了起来。比如，认为比同级别官员贪得少的贪官，“还算是百里挑一的好干部”；认为将部分受贿款用于扶贫的贪官，就是“另类为民的清官”。
这种对贪官的“同情”和“宽容”的论调，实际上反映了不少公众对廉政的期望值越来越低，对贪官的容忍度越来越高。换言之，对于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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