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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场文化与潜规则-第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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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对腐败概念的界定也有许多不同观点。王沪宁给腐败下的定义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用。”田心铭认为，腐败是“为谋取私利而侵犯公众利益，腐蚀、破坏某种现存社会关系的行为”。杨春洗认为：“腐败是指执政党组织和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包括受其委托从事公务的组织和人员，为满足私欲、谋取私利或局部利益而实施的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侵犯人民利益并造成恶劣政治影响的蜕化变质行为。”
综合上述国内外学者的观点，有两方面的共识：第一，腐败是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第二，腐败是侵犯公共利益的行为。但是，也要看到，上述诸多观点也有不足之处：有的对行为主体定义模糊，有的没有后果方面的表述，有的缺乏理论抽象等。笔者认为，科学界定腐败概念应遵从如下原则：一是必须突出腐败行为主体；二是必须明确腐败行为方式；三是必须强调腐败行为目的；四是必须有后果方面的表述；五是必须具有理论抽象，不应过多考虑国情的不同。按照以上原则，可以这样界定腐败概念：从广义上说，腐败是公共权力行使者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从狭义上说，腐败是国家权力行使者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并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
腐败概念具有四个要素
无论从广义还是从狭义上来讲，腐败概念都具有四个要素，即腐败行为的主体、腐败行为的方式、腐败行为的目的、腐败行为的后果。以下从狭义的角度探讨腐败概念的四个要素。
1．腐败行为的主体
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包括国家公职人员和受委托行使国家权力的非国家公职人员，其中，国家公职人员是指个人收入来源于国家财政的全体人员。
国家权力的行使者掌控着国家权力的运行，因此，只有他们才能利用国家权力谋取私利，才具有腐败行为的主体资格。一些学者认为，除了国家权力行使者以外，那些利用非法手段间接影响国家权力运行以谋取私利的其他人员也应纳入腐败主体之中。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有失偏颇。这主要是因为，腐败是国家政权自身的腐化变质，非国家权力行使者所发生的行为即使与腐败行为有密切关系，甚至是相伴而生的关系，也不能称其为腐败。
当前，随着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变，随着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发展，国家公职人员的数量在减少；同时，国家开始把一些原由政府部门做的事情，诸如资产评估、项目审计和论证等委托给国有企业人员或私营机构人员来做，也就是说，这些人员受委托参与政府事务，因此也成了国家权力的行使者。上述情况，反映出具备腐败行为主体资格群体的变化，我们在运用腐败概念时一定要掌握这些新情况、新变化。
2．腐败行为的方式
腐败行为的方式是滥用国家权力。滥用国家权力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国家权力实施谋私行为；二是拥有国家权力却不作为。例如，土地管理部门人员把土地批给行贿者，警察接受贿赂后对罪犯坐视不管等，均属于滥用国家权力。我们应考虑到，国家权力行使者同时具有公民权，这种权利不属于国家权力。因此，国家公职人员发生的谋私行为算不算腐败，取决于他是否利用了国家权力。
3．腐败行为的目的
腐败行为的目的是谋取私利，即为个人、亲属以及所属群体谋取利益，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个人谋取利益。
所谓利益，是指在一定经济基础和社会关系中人的需要的满足，包括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腐败者追求的主要是物质财富，他们动辄成百上千万元的贪污、受贿金额清晰地表明了这一目的。另外，值得重视的是，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除了物质财富以外，人们还追求政治上的显赫和精神上的满足。许多买官卖官案件的发生就说明了这个问题。近年来，官员涉“黄”问题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笔者认为，那些国家权力行使者观看淫秽表演、接受色情服务以及利用手中权力接受性贿赂的行为均属于腐败。
4．腐败行为的后果
腐败行为的后果是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对于腐败行为的后果，学者们都认同“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提法，但却往往忽视了“严重”二字。笔者认为，腐败的生物学释义为腐烂，指生物体已败坏到了严重的程度，因此，腐败一词引申到政治领域，也应包含“严重”这个意思。当前，一些学者提出腐败“零”容忍、“一元”腐败也不允许等说法，是没有理论依据的。把虽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但情节轻微的行为当作腐败，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一些学者也注意到了“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在界定腐败概念中的重要作用，但却把“严重违背纪律和法律”作为腐败行为后果的具体表述，是值得商榷的。这是因为：腐败定义和基于腐败定义的反腐倡廉理论应该是制定反腐倡廉纪律和法律的基础，而不应该是相反。因此，以纪律和法律来定义腐败概念实际上是本末倒置。笔者认为，纪律和法律不能用来界定腐败概念，但在判断一种行为是否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方面还是有重要参考作用的。
在我国，党员占国家权力行使者的绝大多数，我们可以通过考察党员犯错误的情况来更好地认识腐败问题。近几年，全国纪检机关每年处分的党员中；被开除党籍并移送司法机关的不到万人，只占全国党员总数的万分之一点几。也就是说，党内出现的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党员是好的。由此；我们可以认识到；虽然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但腐败问题决不像个别人说的那样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需要注意的是，腐败概念泛化并不是指把腐败概念从狭义扩展到了广义。而恰恰相反，防止和纠正腐败概念泛化现象更应注意腐败广义概念的发展，因为反腐败斗争从关注国家权力滥用到关注更大范围的公共权力的滥用正是今后发展的方向。
何祚麻院士认为有两种腐败：解放前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活不下去的腐败，是反动政权严重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唯一办法是革命。但是，现在出现的腐败，是大多数老百姓生活有较大幅度的改善，是生产力有飞速发展情况下的腐败。解决这种腐败的办法是改革，即在发展中、在改革中来解决腐败问题，而不是摧毁这个政权。至少在当前条件下，中国的迅速发展正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现有政权仍然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的老百姓不希望改变这个政权。
腐败与反腐败的多学科研究比较
各个不同学科对腐败问题的研究有各自的优点与不足。
从政治学学科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政治学将腐败与权力的滥用联系起来，揭示了腐败的政治本质，对现实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但在对腐败问题的研究中，政治学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政治学研究的核心是权力，忽视了权力之外的因素对腐败的影响；其次，政治学对权力导致腐败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不够透彻；最后，政治学对反腐败活动本身的成本—收益缺乏整体性把握，对廉政建设的成本估计不足。
从社会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社会学主张通过社会发展来制约和平衡政治国家的权力，从而防范腐败；在社会转型中促进新旧体制的平稳过渡，给不同的利益主体提供平等、合法的利益表达渠道，适当补偿和矫正公职人员的角色变动。但社会学分析也存在局限：首先，社会转型并不必然导致腐败，社会学对腐败的根本原因把握不当；其次，社会学对腐败过程中各行为主体的动机研究不够全面；最后，社会学的反腐败战略过程过于漫长。
从文化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文化学深入到腐败现象背后的社会传统之中，从价值观和行为模式的层面来剖析腐败，抓住了腐败的历史文化根源，从而深化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但文化学对腐败问题的分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文化虽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选择，但它在本源上毕竟是人类社会实践的结果，因此不能过分强调文化的作用；其次，在考察文化的作用时，不能以偏概全；最后，对于迫在眉睫的政治腐败而言，通过制度建设、思想教育、观念引进很难一下子撼动社会的整体文化模式。
从经济学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来看，其主要成就是提出了寻租理论，提出要建立一个多层面的反腐败战略。当然，对腐败的经济学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第一，经济学的成本…收益核算模式存在着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第二，经济学对政府官员的角色评价比较消极；第三，经济学的腐败理论有一种自由主义倾向；第四，经济学新提出的建设性廉政方略并不多。
如何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
这几天报纸和网站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标题：“中国的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在上上下下都呼吁以制度建设遏制腐败的今天，这句话让人感觉有些怪异。细看之下，原来是中纪委副书记、秘书长干以胜在一个记者会上的发言。他说，“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施行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制度。”原来他讲的是姓资姓社的问题。干副书记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有利于反腐。
社会制度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媒体的提炼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读。按照社会学的定义，社会制度就是人类活动的规范体系，它由三个层次组成：一是社会意识形态，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二是行业制度，如教育制度、经济制度等；三是行为规范和执行程序，如立法程序、考核制度等。如果笼统地说腐败与这三个层次的社会制度都没有关系，那显然是十分错误的。
就第一个层次来说，要在反腐败的问题上讨论姓资姓社，比较社会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孰优孰劣，估计比在市场经济上讨论这个问题更加困难，所以邓小平在市场经济上的“不争论”原则依然适用于中国官员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专家们将邓小平的“不争论”解读为务实作风，是指不要脱离实际问题，在抽象的理论上浪费时间，抱持一些没有意义的“政治态度正确”。就反腐败而言，目前可以讨论、有意义的讨论恐怕还在于社会制度的第二、第三个层次。
今天，普通民众要认识到这点也并不困难。而位高权重者则更是早就洞幽烛微：当年铁托在谈到斯大林个人崇拜等问题时，就曾说那是个制度问题。毛泽东也明确指出：“斯大林的错误，不是一个个人崇拜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邓小平早就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把官僚主义和特权问题归结为思想作风问题，“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权力制衡和舆论监督是遏制腐败的根本。干副书记提到的“许多存在腐败甚至严重腐败的国家”，可能指的是拉美和东亚一些国家。在这些国家，腐败的确与社会主义没有关系，但一定和制度建设有关系。近年来，这些国家采取的有效的反腐措施，无一不是完善四个方面的制度：一是立法、行政和司法等部门的互相监督，使权力不得随心所欲；二是反贪监察体系，关键是能够独立地发挥作用；三是公众参与机制，形成没有压力的全民反贪格局；四是国际合作机制，通过国际公约和司法合作来打击贪官。中国近年来在反腐败方面取得的成绩，应该说也离不开这四个方面的制度建设。
尽管显而易见，仿佛妇孺皆知，但也并不是各个地方、各个层面都能真正地进行反腐制度建设。如果人们简单地理解“腐败与社会制度无关”这句话，就很容易认为贪污腐化的主要原因是个人“灵魂堕落”。迄今媒体对落马贪官的报道，很少有深入从制度层面进行剖析的，大多还是添油加醋地描绘他们的道德情操如何失贞，甚至主要怪罪到老婆和情妇身上，前几天，四川广安还闹出了市纪委聘任地方党政一把手夫人做“家庭纪检书记”的笑话。
再说回到社会制度的第一个层次，也有人持放开争论的原则，认为这是解决包括腐败在内的所有问题的良方。现代国家无论谁都强调民主，所以有传播学家干脆认为，社会制度就是公共舆论。公共舆论偏向社会福利和劳工权利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社会主义；公共舆论偏向自由竞争与经济效率一点，那么社会制度就偏向资本主义。而在透明的舆论环境中，无论社会制度偏向哪方，腐败都没有立足之地。
第十三章 官与关系
13。1关于关系学
中国人常常强调：他们称为“关系”的特殊情感，在其政治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亲密关系是否存在，依赖于两者之间是否存有关系基础。构成特殊情感关系的基础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在中国文化中，关系的基础要看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是否拥有共同的认同对象而定。换句话说，具有关系基础的人通常都拥有某些对他们个人很重要的认同对象，例如家庭、家乡、学校、或者工作场所。这种认同可能是由承袭而来的，例如故乡、血缘等。
特殊关系基础对每个人的重要性，随着个人所重视的认同事物而有所不同。然而，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却会促成某些认同形态。有四个因素可以影响这些认同形态以及关系基础的类型》第一，政治体系的层级将影响到何种特殊关系基础会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必须考虑谁与谁之间拥有情感关系。第三，政治舞台的类型对关系形态会有所影响。第四，关系基础的相对重要性可能随时间而有所改变。
地缘。由地缘关系而产生关联的人，拥有共同的家乡认同。在中国的中央层级政治里，地缘关系基础可能具有其普遍性和重要性。
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仅次于地缘关系。围绕着中国血缘关系系统的是差序等级和复杂性。中国亲戚关系中父系家长制的特性使宗亲与姻亲两种亲戚关系在政治上产生差异。
同事。政府组织中的同事关系大都是在诸如同一单位中的主管级人员间发展而成的。
同学。同学关系的重要性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拥有学位即握有政治权力的帝制中国，一同读书并通过考试的同学所发展出的关系，具有广泛的含义。它对中国政治的影响也很大。个人受教育越高，学历对他的身份认同也越重要。换言之，大学的同学关系较中、小学的同学关系重要。在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体系中，高阶层的政府官员通常教育背景也比较高，因此同学关系在高阶层官员间的影响力，似乎也较它在低阶层官员间重要。
结拜兄弟。包括政治领袖在内的许多人都有结拜兄弟。
姓氏。在政治系统的较高阶层中，同姓关系有其重要性。可以扮演某种角色。
师生关系。这是中国关系中的基本类型。
经济关系。人们常常运用关系来达到经济上的目的。经济上的关系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公共关系。公共关系使互相依存的不同机关得以统一协调；公共关系的需要显示出关系在中国政治中的重要性。
朋友关系。其实朋友并不是真正的关系基础，而同学、同乡之类的关系基础才是建立友谊的先决条件。朋友是年纪、社会、地位及兴趣相似的人，借由一种非血缘性的关系联系在一起。政治上的同盟者可能是朋友。
关系既可作为双人活动，又可作为群体活动的基础；在形成以关系为基础的政治联盟时，意识形态或者政见虽然很少扮演重要角色，这种政治联盟却可能涉入以政治问题为主的冲突中。
中国人倾向于以关系为基础而组成社团。如同乡会、同学会、校友会、同业公会等。这些以关系为基础的社团是某些中国人用以达到其政治目标的一种组织形式。
双人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元素，而关系确实是中国政治中团体活动的基础。找到一种共同的关系基础不过是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人之间建立关系而已。要使它在政治上有作用，必须先设法使疏远的关系变得亲密并加以维系。
在各种关系中，感情的品质以及关系的价值都是可比较、可排列、而且可衡量的。
一般的规则是，一个人的地位愈高，别人愈可能和他发生亲密关系。社会互动不仅其亲密关系的发展有重要性，对亲密关系的维持也十分重要。一旦缺乏社会互动，关系便会随之变弱并且变得疏远。换言之，时间和财力会造成实际上的阻碍，限制个人可能发展并维持的亲密关系数目。时间是最重要的限制。在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上，金钱不如时间重要；没有金钱的开销，亲密关系还可能发展。所以，一个人必须选择发展亲密关系的对象。
维持社会互动的技术之一，是在关系中加入其他的基础。复合的关系基础增加了社会互动的机会，它们也增加了双方的共同感，使感情更容易发生。复合性关系较单一性关系更为亲密稳固，而且更能抗拒关系的恶化。
发展维持亲密关系的第二种方法是以互惠的方式“利用”关系。人们会以和发展感情相同的理由而试图发展亲密关系；有了亲密关系，他们可以更轻易地达到目的。
关系的“利用”或“帮忙”可以是单向的。提供帮忙的人只要知道：在他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依赖对方，他便不会感到有所损失，这种关系也可以维持下去。一个人永远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需要帮助，所以除了商业交易之外，一般人不会斤斤计较于利益的平衡。
在交往双方生命的重要时刻，关系的“利用”和“帮忙”是一种社会互动的有力形式，它远远超过了亲密关系的发展和维持。因此，在发展并维持亲密关系之际，个人必须特别注意两点：一是他必须小心不要过度使用关系，以免造成对方太大的负担；二是当对方需要他的帮助时，他必须是可靠的。
可靠性或信用是维持亲密关系的基本要素。不信任比任何事情都容易使亲密关系变得疏远。只有在个人自己意愿受大损失，或者有类似亲密关系的其他人提出同样的要求时，才能显现出他的可靠性。可靠性和关系的亲密度成正比，关系越亲密，便越可靠；关系越疏远，便越不可靠。
关系必须用心去维持，它也可能因退化而变得疏远。这种退化可能是渐进的，也可能在一次严重的利益冲突之后突然发生。这种利益冲突被称为“利害关系”。
中国人通常用“拉”或者“找”关系来增加关系的亲密度。
在政治情境中，解开竞争性关系所造成的压力有两种方式：采取中立立场，或者做成有利于某一方的决定。一般的情形是，个人的政治色彩越浓厚，就越不可能选择中立。
中国人在寻找政治同盟时，喜欢和拥有共同关系基础的人结盟。关系必须在情感增加而变得更“亲密”之后，才能达到政治上的用途。人们可以透过社会互动和利用两种动力过程，谨慎地培养感情，使关系更亲密。
政治联盟形成的基础包括个人的兴趣、意识形态的认同、对某些特殊政见的兴趣，以及特殊的情感关系。在政见影响关系基础本身的时候，以及当关系是以共同经验为基础的情况下，以关系为基础的联盟也可能变成政见取向。
发展中国政治的高层次模式必须要有两个步骤。第一，所提出的任何理论必须应用到中国的各种政治体制之中，包括历史上的和现代的、地方的和中央的、官僚体制的和选举体制的。第二，任何中国政治的理论必须在非中国的政治中测试对比，看看观察到的现象是否源自中国文化或在其他文化中也同样发生。
文化可以被看做一个系统，包含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技术、宗教和语言等几个互相依赖的次系统。研究文化对政治影响的方法之一，是假设政治次系统为依变项，检视其他系统如何造成政治次系统的改变。
关系网就是“官”系网。官网恢恢，笼罩天下，官网的纲，是皇权。皇权也有网，宗室也有远近、亲疏。
以血缘为主是一种关系网。婚姻是一种政治行为，门当户对在官僚等级内部联姻，巩固了一个个官员的地位，也形成了盘根错节达到派系集团的感情纽带。
以重臣为主又是一种关系网。
师生关系也是一种关系网。一名翰林，做一次乡试主考、副主考，出任一任学政，随着官职的升迁，做会试的同考官、总裁，殿试的读卷官，就可以桃李满天下了。
翰林们身处清要，俸禄微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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