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成功你可以复制-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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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工人变成厂里的团委宣传干部。我叫唐竞，则是父亲为了纪念他从团委调到生产竞赛办
公室当主任。到了我弟弟出生时，因为前面已接连两个男孩，母亲特别希望能有个女孩，
结果却又是一个男孩，所以我弟弟就叫唐余，多余的余。在常州话里，“骏”和“竞”发音相
同，很多人把竞误读成骏，后来就慢慢沿用了下来。等到我上常州市东方红第一小学，需
要换户口本时，也就正式改为我现在的名字—唐骏。
我读小学时，按照正常的工作时间，父母本该5　点就下班，但却每每到晚上9　点才回
来。这是因为他们都特别喜欢加班的缘故，每多做一个小时就有一毛钱的加班费。父母不
在家，家务活全都包在哥哥和我身上。弟弟出生时我8　岁，我给他洗了3　年尿布。等父母
回到家时，我们3　个小孩子往往已经睡着了。
我母亲是个非常勤劳，也很会持家的人。加完班回家后，她还要把第二天的饭菜烧好。
通常是一盘青菜，母亲炒好往桌上一放，我和哥哥中午和晚上放学回来热一下就吃。母亲
十天半个月才会买一次肉，烧好了捞一勺出来放在青菜里，这样吃起来有点肉味。这样的
日子，是我童年最幸福的时光。到现在为止，我最爱吃的两道菜依然是青菜和红烧肉。在
我眼中，这两道菜实在美味，总觉得没吃过瘾。后来在微软时，所有熟悉我的员工都知道
我这个爱好。
家境的确艰辛，但我的童年记忆倒也不乏亮色。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小学阶段。从一年
级到六年级，我都是班长，后来又被选为大队长。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我家所住的弄堂，
我从周围人的眼睛里经常看到的都是肯定和喜爱的神情。邻居们还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巧巧
头”，常州话意即聪明的孩子。
甚至还在小学一年级，我就有了人生的第一次辉煌体验。那时正值“文革”的高潮期，
经常有各种群众集会，批“四旧”啊，抓革命促生产啊，学习毛著啊，无不声势浩大、群情
激昂。有一次区里的几所小学集中开会，场地借的是某工厂的食堂，大家带个小凳子浩浩
荡荡地去了，可以容纳上千人的空间里坐得满满当当。为了体现“文化革命”的深入人心，
我居然也被选为发言代表之一。轮到我发言了，我个子太矮，垫了个垫子也爬不上主席台，
最后被别人抱了上去。那时候认得的字还很少，演讲稿是老师写好后让我一句句背下来的。
我依着记忆讲得头头是道，中间还不忘做了些手势。
即使在弄堂里一同玩耍的小朋友中间，我也是焦点人物。大运河边有个东郊公园，虽
然离我们住的弄堂远了点，但因为公园里有假山，正是捉迷藏的好地方，我们经常一放学
就往那里跑。那时候公园一张门票要两分钱，我们没钱，就沿着公园河边的栏杆走，总能
找到可以钻进去的地方。在那里，我的组织能力第一次得到施展的空间。通常捉迷藏游戏
的规则是一个人抓很多人，我觉得缺乏吸引力，于是提出新的玩法。比如把小伙伴抽签分
成三到四组，然后大家比赛，看哪组被抓的人少。我喜欢在游戏中加入竞争机制，有了竞
争，游戏就变得更有意思，因此所有小朋友都特别喜欢跟我一起玩。
无论是鹦鹉学舌的演讲，还是对于游戏规则的创新，以及被小朋友们簇拥着的感觉，
在这些大人们看来微不足道的小事中，我却生平第一次拥有了空前的自信和满足。也许是
因为之后所吃的苦头太多，在记忆中，我甚至觉得，读小学时的每天都是很快乐的。
但我的黄金时代在刚升入初中时就结束了。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
长，按照常理，到了初中也该一路直升。我就读的中学是常州市第七中学，还没有正式开
学，我就被女班主任老师找去学校谈话。我以为老师是要给我布置新学期班长的工作职责，
但事实却和我的设想完全不一样。那天，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个人，空荡荡的。她客客气气
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想我的脸瞬间就
涨红了，不知何时竟站了起来，几乎是用一种气急败坏的口吻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
那一天，去学校的途中，我脑子里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的场景，耳中只感觉蝉蛙的
和声是大自然中何其美妙的奏乐。归家的路上，我才发现，原来这夏去秋来时节的蝉鸣蛙
噪，竟何等让人心烦意乱。
老师的解释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在将来的社会中能上能下，按当时的时髦说法
是“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后来我终于了解到被“暗算”的原因：
我的班主任当时谈了一个男朋友，也是学校里的老师兼团委书记。我哥哥那时读高一，和
我在同一所中学，他也是班长，并且颇受他的班主任喜爱。偏偏这位团委书记和我哥哥的
班主任关系不佳。这一连串的因果关系，导致我的班主任用这种“特殊照顾”的方式对待我。
这颇有点像现代公司里的人事斗争。第一次在“办公室政治”的暗战中受到如此打压，
我的心情一落千丈。功课不好好学了，上课时也开始和同桌讲话。过去我是监督别人不许
上课讲话的，如今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很多年后，我回常州七中参加同学聚会，又见
到了当年的班主任老师。谈及往事，她告诉我说，那时她是第一年做班主任，据她的观察，
觉得我这个人肯定不好管，所以想找个比较听话的人做班长。这倒也是事实。不过无论原
因究竟如何，当时的我甚至已对上学本身失去了兴趣。
当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不要哥哥和我去上学时，我竟莫名地感到一种解脱的快意。
哥哥向父亲提出，他宁可苦点累点也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父亲
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
我摇头。
推着小翻斗车捡砖头的那一年，我从没踏入过校门半步。此后直到我家的新房竣工，
我也极少在学校露面。有一次，老师来家里通知我父母，一定要我去学校参加考试，考多
少分无所谓，但倘若不参加就要开除。我去了，数理化各考了十几分。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一：我和我在微软的第一个老板之间的博弈
多年以后我又遇到类似的事。我加入微软　8个月后，因为发明了　Windows多语言版本
的引擎模式，很快被提拔为部门经理。我领导一个　20人左右的团队，将我的引擎开发模式
负责推广到微软总部整个　Windows　NT开发部门近　2000名软件工程师的编程工作中去。我
和我的团队工作十分努力，成绩也有目共睹。
第一次遭遇“办公室政治”（2）
谁知，我当时的顶头上司，也是我加入微软后的第一个老板戴维·麦克布莱德先生，却
给我下了个“绊马索”。他刚加盟微软时的一位直接上司，此时在另一个部门工作，职权已
不如麦克布莱德先生。于是这个上司找到麦克布莱德，说想换一个轻松的岗位。麦克布莱
德先生就硬把这个上司塞进我这个团队，并让他做一把手。他的理由是我的部门太重要了，
要安置个有经验的人协助我把工作做得更好。
这件事在一定程度上对我的打击相当大。我的心里很难受，不明白为什么工作做得好
好的，却偏要受到莫名其妙的掣肘。但此时的我毕竟已不是刚上初中的那个小孩子，我已
经成熟了。身处微软的“政治旋涡”中，我明白，如果还像年少时那样放弃自己，断断不会
有好结果。
就算某些人、某些事会给我的职业发展带来暂时的影响，我相信自己只要继续努力，
就一定会成功。
调整心态之后，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终于在后来又得到了被提拔的机会。
面对挫折的态度之二：我和陈永正无法切蛋糕，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微软设置的中国区总裁和大中华区总裁的双重架构，多年来一直是导致微软中国公司
纷争不止的最大因素。我就任中国区总裁时，和大中华区总裁黄存义之间的权力之争，即
使在外人看来也非常明显。我屡次向总部反映，希望能取消双重架构，但微软总部却固执
地认为，架构没有问题，只要换人就能解决一切。
2003年　8月，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黄存义被调离岗位，原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
正空降微软，成为大中华区总裁。到了　10月，陈永正重新设置微软中国区管理职责，把市
场、财政等最大块的“蛋糕”圈到他的直接管理之下。我很理解陈的做法，他是一个想做实
事也能做实事的人，不过从个人来讲，我必须开始考虑自己的职业未来。
尽管史蒂夫·鲍尔默向我承诺，我可以在总部挑选任何一个让我满意的岗位，尽管我对
工作　10年的微软依然一往情深，但是我的根在中国，我希望留在中国，我需要和我的客户、
我的合作伙伴在一起，这样的工作才能让我兴奋。
曾经沧海难为水，如果不能继续追求挑战和激情，我选择另一片天空。
2004年　2月，我以“微软中国区终身名誉总裁”的身份从微软“光荣退休”，成为盛大公
司总裁，并于当年4　月成功率盛大赴纳斯达克上市，开始了我职业道路上新的一段激情之
旅。
13岁的公关高手，终生不抽烟的原因
一年过去，我终于捡完了那　500车的石块。接下来的任务，是和哥哥一起用板车去将
各种建筑材料运到工地上。哥哥比我个子高、力气大，他在前面拉，我在后面推。
盖房子需要大量的黄沙，那时候的价格是4　块钱一吨。买黄沙颇有讲究，因为这一吨
是按十板车计算的。装运时，到底是平平的一车，还是堆得高高的一车，实际分量大为不
同。卖黄沙的地方有两个人，一个是看门的大爷，另一个是开票员。开票员通常收完钱开
好票就走开了，负责监督我们装运的是看门人。我哥哥比较腼腆，不敢也不愿和别人说话，
这搞关系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头上。
后来我发现光说话也不行，就从父亲那里弄了点香烟，每次去给他们发烟。父亲抽的
香烟牌子叫天马，上海卷烟厂出的，三毛钱一盒，在当时已经算是好烟了。父亲自己也不
太舍得抽。每次去之前，我就找个空的香烟盒，仔细放上三四根烟，小心装进裤兜里。
去了那里，我就主要和看门的老伯聊天。看他心情不错时，我就会说：“老伯伯，你抽
根烟吧，辛苦半天了。”如果这时他接了我的烟，就意味着关节已通诸事大吉，即使我和哥
哥把黄沙堆得再高他也会放我们走。最多说一句“下次不能这样，这次就算了”之类的话。
所以一切的关键就在于他收不收烟。倘若遇上对方心情不好不收烟，我们就老老实实地只
稍微装满一点。因为装得过满，反而会被铲平，还不如只稍多一点，他多半也就睁只眼闭
只眼算了。
自那时起，我脑子里就有了个根深蒂固的念头：香烟太珍贵了！一根烟就可以换来上
百斤甚至更多的黄沙啊。而抽完一根烟却不过只要一两分钟时间。对我而言，这实在是不
能接受的奢侈。所以我至今也没有抽烟的习惯。
除去黄沙，铺设屋顶用的木头椽子也是需要大量购进的材料。椽子无论直径粗细，都
按根数算钱。如果和卖椽子的人关系搞熟了，他们就会让我在一堆椽子里随意挑拣。细的
椽子拿回去一根就只能当一根用，而粗的则可以一劈为二，一根就变成了两根。对于亟欲
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以控制成本的我来说，这实在是太划算了。
有时父亲也和我们一起去买材料。渐渐地，父亲也发现了我的特殊才能。到后来，所
有购买建筑材料时的公关基本上都是我在做了。
乐观性格引导成功
我能做这些事也和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很阳光、很乐观，凡事都往好处想的那种人。
这是我性格中很重要的一点。
我父亲和我哥哥脾气都比较倔，如果别人拒绝接他的烟，他便不会再尝试。父亲的性
格就是凡事往坏里想，他会觉得拒绝他的烟是对他的侮辱。而我非但不觉得委屈，还会认
为别人也许是不方便抽或是不想抽，现在不抽过会儿想抽的时候再给他也行。然后我会想
别的办法，帮别人做点事什么的，看他心情好了再递烟过去。一次不行再试一次，两次不
行再试第三次。就这样，别人看我是个小孩，最终大都会接过我的烟。
这种乐观性格对我的职业生涯也极有帮助。2003年初，我任微软中国区总裁期间，比
尔·盖茨准备来华访问，日期定在大年初三。对于中国人来说，选择此刻来访时机非常不好。
于是我打电话和盖茨的秘书沟通，这位秘书口气强硬地表示，盖茨的行程是一年前就安排
好的。又告诉我，如果我还不死心，直接找盖茨本人。于是我又和盖茨通话，耐心跟他说
明情况，孰料盖茨的语气更加不耐烦。我想了想，委婉地说：“盖茨先生，我知道您的行程
是一年前就安排好了，但中国的春节是五千年前就定下来的。”正是这句话，成功说服盖茨
改变了行程日期。这个事例也充分说明：
只要有良好的沟通心态，找到合适的沟通方式，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渐渐明白了父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盖房子的心思，虽然对于这种
想法我无法认同。那个年代，结婚对象的好坏通常取决于男方有没有房子，有房子就能找
个漂亮些条件好些的姑娘。说来可怜，中国人的这种习惯至今未变。我的父母对未来有一
种本能的恐惧，对三个小孩的前途极不放心。这种心理，对于那个时代很多为人父母者来
说本极为普遍，但在我父母身上尤为强烈。对于没钱没势的他们来说，为了保证孩子的将
来，盖房子是他们觉得唯一可行的方法。
新房盖好之后，使用的机会却并不多。我们还是更愿意住城里的老房子。我上大学之
后，来往的朋友同学多了起来，寒暑假时有人来访，会偶尔去新房子那里住上几天。再后
来，我们兄弟三人都出了国，父母也移居美国，那千辛万苦造好的房子最终也没有派上用
场。
父亲的冤案，从复仇之火到感恩之心
古语云：“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房子盖好后，全家人都长舒了一口气，谁也没
料到一场大麻烦会随之而至。
那天傍晚我放学回来，母亲刚把做好的饭菜端上桌，却见两个神情严肃的人走进家门，
说是父亲单位要找他去谈话。看那架势，大家心里都清楚，不可能仅是谈话那么简单。果
然，父亲这一去就是一个月。对父亲进行审查之人的逻辑是：如果父亲没有做贪污受贿之
类的事，一个普通家庭怎么会有经济能力自家盖房子？
那些个日日夜夜，我看着母亲以泪洗面，下班后就坐在门口，盼着父亲能回来。我什
么也做不了，甚至连安慰她的话都不知道怎么讲，只能一言不发地坐在母亲身边，生怕说
错话再惹她生气。
到了第五天，厂里来人通知我家可以给父亲送换洗衣服，但条件是母亲不能去，只让
还是小孩子的我去送。我去时，看见父亲被关在单位的一间办公室里，里面有张小床，几
个人正在要求父亲写检查材料，前排三个，后排两个，气氛是如临大敌般的紧张。
我和父亲见面时，旁边也有人看守，以防我们密谋串供。和父亲四目相对时，我几乎
没有忍住眼泪。我在心里拼命对自己说：“不能哭！”出乎我意料地，父亲竟伸出手臂，抱
着我一直不松手。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被父亲拥抱。我感觉到他的眼泪滴在我的头发和脖
子上。这也是我记忆中第一次见父亲哭泣。我语无伦次地说了些“家里很好，我们等你回来，
妈妈要你对自己好点”之类的话。边上的办事人员在一旁不屑一顾地看着，催促我赶紧离开。
父亲又握着我的手，把我的双手拍在了一起。突然间，我的手心里多了一张纸条。当时心
跳得极厉害，反射似的把纸条紧紧攥住。
从父亲厂里出来后，我走出很远，看看四下无人，蹲在一户人家的墙根下，才展开那
张皱巴巴的纸条。上面写着：“不用担心，我什么也没讲，也没什么可讲的，告诉妈妈我很
快就可以回家了。”
站起身来，我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走一路哭。我甚至得拼命捂住嘴巴，不让自己哭
的声音太响。我一路哭一路想：厂里的办事人员，你们要是看到我家三个小孩，特别是我
的父亲母亲在过去的年月每天都在吃些什么、穿些什么、用些什么，你们也会流泪的……
为了省下盖房子的钱，那简直不是一个普通家庭应该过的生活……就连我的第一个也是唯
一的书包都是母亲用旧布做成的（因为害怕被同学嘲笑，我从来没有用过它）……我要奋
发，我要努力，要把我爸爸“解救”出来，一生再苦再累也要成就这个家……
我属虎，照属相之书的说法，属虎的男人外柔内刚。我轻易不动感情。在我的记忆中，
自童年结束以后，自己只动情地哭过两次。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则是我离开工作长达　10年
的微软时。
很快地，周围的邻居、学校里的同学全知道了这件事。每天我都要承受来自各色人等
异样目光的扫视。父亲被关了半个月之后，因为厂里的伙食太贵，又得父亲自己付钱，所
以提出要家里人给他送饭。母亲把这个任务也交给我。每次去的路上，我似乎都能听见别
人说话的声音：“看，又去给他爸送饭了。”这是另一段让我难以忘却的折磨。
最终的结果当然是没有查出任何东西。说来说去，父亲只是个质量检验科的小小科长，
和工厂里的财务沾不上半点关系。一个月以后，父亲终于可以回家了。
父亲被“释放”的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去载他回家。快到弄堂口的时候，父亲要我停下
车来，两人走路回家。他边走边提高声调说：“尽管查好了，能查到什么？还不是让我回来
了！”我知道父亲这席话是想讲给那些嫉妒我家盖了新房、等着看我们笑话的人听的。后来
父亲也去厂里再三争取，可最终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道歉。我推着自行车默默走在父亲身
边，夕阳映照下的条石路面，我和父亲一矮一高的影子被拉得老长。
自那时起，我的心中便有了复仇的信念—有朝一日，等我有能耐了，一定要亲手把诬
陷父亲的那两个工厂里的领导人物送进监狱。我立下誓言，一定要报仇，不管用什么方法。
感谢人生道路上的每一个人
很多早年时发生的点滴小事，都会成为影响一个人未来道路的重要因素。它们的影响，
也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慢慢显现。等到我出国留学以后，真的有点能耐了，我的复仇
念头却渐渐开始改变。
我想，如果没有这段父亲被冤枉的经历，也许我不会发奋读书，不发奋读书，也就考
不上大学，或者就算考上大学我也出不了国，更不会有后来的成就。所以，推演的结果，
竟然是没有那两个诬陷我父亲的人，也许就没有我的今天。因此，
以前的种种经历，都是我成长的必经之路。如果我对我的今天满意，那么对于过去人
生道路上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我都应该予以？？？？？？？？　谢。
如此一想，我的心态便完全平和了下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过复仇的想法。取而代之
的是，至今为止，我一直怀抱一颗感恩的心。这种感恩之心让我的职场成长也获益良多。
在微软总部工作期间，罗娜特女士是和我同一级别的部门经理。因为工作中的合作关
系，我们两人的部门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共事。她不但和我相互协作得非常愉快，而且对
我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为表达谢意，逢年过节我都发一封　Email贺卡祝她节日快乐
—当时，我对任何一个帮助过我的人都这样做。即使后来她一度在公司内部的人事变动中
失去了管理层的职位，我出于感恩的心，和她的交流也一直未停歇。这使得罗娜特女士十
分感动。1997年夏，微软决定在上海建立全球第　5个“技术支持中心”。偏偏在此之前，罗
娜特在　IBM的老上司进入微软做了副总裁，她也得到提升，并成为了评委会的成员。正是
在罗娜特女士的大力推荐下，我从公司内外　1。8万名应征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大中华
区技术支持中心总经理。
画蛋失败，落到第五志愿
1977年秋天，我升入初三。那时我家的新房已经盖好，我也恢复了正常的上学生活。
我并不知道的是，在遥远的北京，一项新颁布的法令会改变无数中国年轻人的命运。
当年　10月，在邓小平的亲自主持下，国家教育部决定恢复中断了　12年之久的高考。那一
年的高考因为时间仓促，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冬季百万人大赶考的奇观，据说印
刷高考试卷的纸张都是邓小平特批先调用印《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专用纸。我哥哥作为
应届高中毕业生也参加了考试。
12月的一天，我去常州七中上课，突然发现和我打招呼的人猛地多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