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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死亡-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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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留给别人吧，我还能忍。我们的医生习惯了对病人说，到实在不行了，再用镇痛药。刚有一点小痛就用，大痛时怎么办？
我们在思索。
蓝眼珠不依不饶：“每当我看到第三世界国家把大量的海洛因焚毁的时候，都万分遗憾。那是一笔多么宝贵的财富啊！上帝给人感觉痛苦的神经，上帝又给了人克制疼痛的法宝。你们辜负了上帝的公平。”
齐大夫清了清嗓子，说：“詹姆斯博士，我很喜欢这种思维的碰撞。但是您知道吗？
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一场悲壮而屈辱的鸦片战争。那场血火之战的挑起者就是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缘于他们向我们输入鸦片。我们是鸦片战争的战败国。对此我们刻骨不忘。“
詹姆斯博士的眼睛蒙上云翳。他费力地回忆着，说：“很抱歉……”
他毕竟是一个有良知的英国绅士。
他接着说：“抱歉的是，我并不知道历史上曾经有过这样一场战争。我是医生，我除了医学之外，其它一律不感兴趣。我只同您讨论医学。我不明白眼前这位老人发黑溃烂的双腿同100多年前的那场战争有什么关联。你们以为不给这位痛不欲生的老人吃镇痛剂，那场战争的结局就会改写吗？我的中国同行，你们是不是把简单的医疗问题想得太复杂了太久远了？而对这个企图以纺织品自杀的老人，太少人道的关注！？”
我们张口结舌。无论我们多么地具有爱国主义情操，也无法同这个英国佬理论。他只懂医学。
我们又走进一间病房。这是一位老媪，用乒乓球一般瓷白的眼珠瞟着房顶。一个穿紫衣的护工正给她喂食。一种混有黄色颗粒的乳汗从她鼻孔的管里推进，少部分自嘴角外溢。尖锐的喉结滚动着，耙子似的把液体驱赶入胃。
“这是什么液体？”
“菠萝奶。”护工小白用英语回答博士。她无法确切称呼这种流质，就把菠萝和牛奶两个单词叠加。
詹姆斯博士听懂了，说：“这是一种残忍。”
一瓶纯白的液体悬挂在半空，好象猪板油。它们凝重地滴进老太婆骨瘦如柴的臂膀。
“这是在输油。”齐大夫简短地说。那是蛋白乳，给不能进食的病人提供高热量。
齐大夫忍不住说：“您可以说得明确一点么？谁对谁残忍？”
詹姆斯博士说：“我说得难道还不明确吗？是中国的临终关怀人员对临终的病人残忍。”
“能说得再详细一点吗？”齐大夫咄咄逼人地问。
“中国人太看重生命的数量，忽视生命的质量。在生命的末期，生命已毫无意义，关键是生存的品位。对于已经无法经口进食的人，你们把导管从她的鼻腔捅进去，强行把复杂的营养成份灌入毫无生气的胃，让她的消化道不得安宁。这难道不是残忍吗？还有你们叫做油的这种粘稠物，进入血管给她疲惫的心脏加重负担。她的肌体是一个衰弱的脚夫。你们却强加她更多的货物，难道不是残忍吗？我研究过你们的禅学，一个老人，不吃任何动物蛋白，拒绝人际交流，在深山老林里面对一块石壁，直至象音乐中的渐弱符号，融化在大自然中，成为你们理想中的最高境界。这种活着同死了一样的生存状态，不可思议。生命在于动作，没有了动作，犹如剥了皮的青蛙，连标本都不如。当死亡一定要降临的时候，就象一个婴儿的诞生，我们要做的是让它到来的更为舒适和顺利。”
我想到了一个词 —— “方沟”。东西方文化的沟。真是一条深邃的大峡谷，我们可以相互听到歌声，但想走到一起，多么艰难！
齐大夫用比英国人更为地道的姿势抱着双肩说：“我从理论上同意您的观点，詹姆斯博士。但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这样一句话，对具体情况要做具体分析……
……“
正说着，小白捧着一个多层奶油蛋糕。图案繁复，床上架屋，堂皇得象古罗马的竞技场。
“奶奶，您要的蛋糕来了。先拿来给您瞧瞧，让您高兴高兴。等一会儿，您的儿子女儿儿媳妇女婿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来了，我们就把蜡烛点着，说什么您也要吃一块寿糕，有一点没能叫您满意，就是我在店里买生日蜡烛，人家说，老人家那么高寿，得插多少支蜡烛？寿糕还不成了马蜂窝？我说，那不成，说什么我们也得插上，奶奶就等着这一天哪！后来他们给想了个办法，您多大岁数，就插了两个蜡做的数字。待会儿，数字蜡点起红红的火苗，多好看哪！”女孩子兴致勃勃地讲着，完全不顾及半昏迷的老太是否听得见。就象喋喋不休的母亲，相信她的婴儿一定记住她的话。
老妇真的抖开眼皮，用明亮得骇人的眸子，盯住了蛋糕上的红色阿拉伯数字。
“78”，象灯塔似的戳在奶油中，柔软的烛芯象男孩调皮的卷发，耷拉在一旁，引诱你点燃。
老人自豪地看了所有人一眼，嘴唇动了动。她什么声音都没有发出，她象不屑于为不认识的人浪费精力。不过我们都听到了她的话：“终于活到78岁啦！”
詹姆斯博士翻着硬而卷的睫毛说：“是这位老妇人要求你们把她的生命一定保存到78岁诞辰这一天吗？”
齐大夫说：“是的。”
詹姆斯博士说：“请原谅我刚才的唐突。”
齐大夫说：“我们这间的共同之处大于我们的不同之处。”
詹姆斯博士说：“是的。在临终关怀医院里，病人是最靠近上帝的人。我们要象服从上帝一样，服从他们。”
我们又走进一间病房。仰卧病人是位秃头老汉，呜呜在哭。音色凄厉，象有人往生了锈的管道里吹气。
“爷爷，别哭了。那东西是不能要了，对您的病不好。”小白也跟过来，和颜悦色地劝。
“他为什么这样悲痛？”詹姆斯博士问。
我也是第一次看人哭得这样伤心。许多文学作品里都形容老人眼泪如何浑浊，其实不确。他的泪珠晶莹，每一粒都有钮扣大。
齐大夫走过去，象哄小孩似的搬起他的头：“老爷子，又为那事哭，是不是？”
老翁泪眼凄迷中看到齐大夫，抖着皱纹笑了：“你来了就好。他们都不听我的，就你心好。”说着用手指挖耳朵眼儿里灌进的泪水，眼巴巴地等着。
小白气得一甩手，说：“齐大夫，你就会收买人心。”
我和詹姆斯博士面面相觑，不知是怎么回事。齐大夫也不解释，从白大衣兜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摸出火柴，扑的点着，将米黄色的过滤嘴优雅地衔在嘴里，徐徐吸着。
待朱红色的焰火象仪表似的渐渐发亮，迅即拨下。一边吐着雪青的烟圈，一边把烟嘴栽到老翁干裂的唇里。
老人象狮子打起欢快的呼噜，大口喷烟。原来就灰暗的脸，罩成紫色。
我看了眼他的诊断：肺癌。
詹姆斯博士告诉地连说OK。扑扑！病人把烟段象瓜子皮似的弹出，艰难地说：“这烟……不对味……骗人……”
小白心疼地拣起烟把儿，说：“齐大夫能骗你吗？这根烟值好几毛钱呢。怎么说丢就丢了？”
病人梗着脖子说：“我抽了70年的烟，我能冤枉人吗？我没说齐大夫他骗我，我是说烟贩子骗了齐大夫。齐大夫比孩子们好，他们不叫我吸烟。我说，你们有后悔的时候。
到那时，想我了，甭点香，就在我的骨灰盒上烧根烟就行。不过得好烟，冒牌货可不行。
齐大夫脸色很难看。
詹姆斯博士上前一步，从裤袋里掏出一个硬如盔甲的烟盒按了某处机关，啪地蹿出一根。他用长满黄毛的手指捻起烟，打着金乌龟模样的打火机。并不火苗跳起，烟就熏着了。他轻轻嘘了一口，递给病人。
肺癌紧紧地抿着口，象个死蚌。
“给———你————”詹姆斯博士用怪调的中文满脸热情地说着，蓝眼珠里跳荡着仁爱的光辉。“这是正宗的英格兰产品，绝无假冒。”他又用英语说，急切地要齐大夫翻译给病人。
肺癌把嘴张开了，但不是接烟。说：“我不要沾过你嘴巴的烟。我要是叫你传染上了爱滋病，怎么办？我听人说了，亲嘴可以传染。”
我觉得齐大夫完全可以把这些话隐瞒下来，随便用其它理由拒绝博士的好意。但是，齐大夫原汤原食地将话译了过去，不怀好意地瞧着大洋彼岸的绅士。
我们都很紧张。
詹姆斯博士悲悯地看着病人，停了一会儿才说：“不要以为西方的每一个人都是爱滋病患者。我可以很负责地说，我不是。”说罢，他把烟盒留在床头柜上，对小白说：“小姐，请您再给他点上一支烟。谢谢。”
他小心地没有触着烟盒内壁。
小白憋红了脸。齐大夫接过来说：“中国女士一般不会吸烟。我来吧。”
老爷子香喷喷地吸着烟，冲着外国人，连连杵着大拇哥：“好烟！好烟！”
詹姆斯博士观察起墙上的一幅字画。小白又到别处忙了。
“齐大夫，你还是挺适合搞 临终关怀。刀子嘴，豆腐心。”我说。
“不。”他高大的身躯佝偻了。“我给病人买的红搭山的确是冒牌货。正规店里的太贵了。病人们都管我要烟，我又不能叫他们的钱。卖烟的小贩说，这烟是专卖给送礼的人的。我的烟不是给当官的人抽的，是给临去了的人，我不该骗他们。西方的临终关怀人员的确值得学习。”
我说：“我们毕竟刚刚开始。”
詹姆斯博士说：“我仔细研究了这张图表，发现其中有一个规律……”
我们定睛看去，那是一幅草书，铁划银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什么规律？”我们异口同声地问。
“这个符咒连续出现了三次。”博士毛茸茸地大手指点着。
真够难为这位洋博士的。一片天女散花的狂草之间，他居然认出了三个相似又绝不雷同的“老”字。
齐大夫看了看我说：“解释这是作家的专利。”
我说：“还是你说吧。你们既然把它贴在这里，自然有寓意。”
齐大夫清清喉咙，说：“这第一个老字，是一个动词。意思是照顾服侍老人。第二个老字是代词，指的是自家的双亲。这第三个字是名词，包括普天下所有的老人，具有一种抽象的意味。”
詹姆斯博士凝神听着。
齐大夫接着说：“这句话串起来的意思就是，你要象服侍自己的双亲服侍整个人类的老人。”
詹姆斯博士喟叹道：“神秘而博爱的东方哲学！”
我们为詹姆斯博士送行。
“我没想到在红色中国，看到你这样年轻而认真的同行。”看得出，詹姆斯博士挺欣赏齐大夫，但他的夸奖仍有节制。
“我这一次到你们国家来，请我看了豪华的宾馆，现代化的流水线，吃了皇帝吃过的饭，游览了美丽的古迹。一切都在萌芽，你们几乎什么都有了，建设中的中国现在只缺一样东西了。”詹姆斯博士很真挚地说。
“什么东西？”我们又一次异口同声。
“就缺临终关怀事业了。这文明世界的象征。”他说。
我觉得这真是干什么吆喝什么。但还是为他真诚的敬业精神所感动。
詹姆斯博士继续说：“你们的临终关怀医院太简陋了，象贫民窟。我们的医院象花园，高大的病房，先进的设备。甚至还有一所幼儿园建在里面，让孩子们的欢笑去冲淡死亡的叹息。我们还有无数的志愿者。大学教授、学生、白领职员、家庭妇女……当然最多是的大学生，组成关怀者大军，完全无偿地为垂危的病人服务，闪烁基督的精神。
很可惜，你们要走到这一天，还很漫长……“
无论詹姆斯博士怀着怎样的善意，齐大夫还是毫不留情地打断了他的话：“我们现在就有不要任何报酬的志愿者。”
同样固执的英国博士说：“可是我没有看到。”
“那是你在中国呆的时间还短。假如你有兴趣，请周末下午来。你会看到我们的志愿者。”齐大夫毫不退让地坚持。
一位志愿者让在我面前。我是那么不情愿用志愿者这个词来称呼她。她很年轻，眉宇间很忧郁，时刻提醒你她不是一个完全的志愿者，而是被某种目的驱使到这里来的。
这一次站在院子里，是为了更方便的谈论死亡。病房里住满了垂危的人，尽管有的昏睡的，有的痴呆，我还是不愿在距离他们很近的地方谈不可避免的归宿。尽管他们可能完全听不见。
因为冷，女孩的瘦削的双颊现出艳丽的玫瑰色，使她比我初见时可爱了许多。冷和热都会使年轻人脸色红润。但热会使额头也红起来，人显得毛躁。惟有冰冷中的红润，象果子一样生动。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不是专业记者，很不会采访，只拣最好奇的问。
“因为……大家都来，我就来。”她说。声音很小，迫使你离她更近些，看到她的额头明净得象刚洗过的玻璃杯。
“如果大家都不来，你来吗？”我问。这是个穿着随大流的小姑娘，今冬最流行的黑色羊毛健美裤，套上洋红色的小靴子，该是很有生气的打扮，但仍然觉出她的沉闷。
“我不来。”她干脆地说。
还好。有说真话的勇气。
“那么为什么来呢？”
“因为总说要做好事，一般的好事早就叫人做完了。我说得不是数量，是种类。学院要挖掘新的好事品种。一位同学的表姐在这当护士。她说，大学生闲着没事，到医院来陪要死的老头老太太说会儿话吧。就这样。”
“同学们都有些什么说法？”
“说什么的都有。先说，给不给钱啊？外国干这事可得给大价钱。立刻有人反驳，你才土呢，外国干这活一分钱也不要。其实他俩说得都对都不对。如果要钱，真是不少要。如果不要，就一分钱也不要。”
“你们呢？”我明知故问。
“我们当然不要的。一星期来一次。”
“大家愿意来吗？”
“怎么说呢？又害怕又好奇。真的，我长这么大没见过死人。我特怕见死的东西，所以我喜欢小动物，可是我从来不养。觉得养得不好，它们就死了。心里的难过，远远大于它们活着的时候带给我的欢乐。我问过我妈，说以前的人有的连蚂蚁都没踩死过，我眼神不好，根本看不清地上有没有蚂蚁，不知踩死多少小生灵了，真糟。我妈说，傻孩子，一条生命，哪就随随便便没了？只要不是成心用鞋底碾，蚂蚁不会死的。我试了一回，穿着旅游鞋走过去，回头趴在地上一看，蚂蚁安然无恙。我的心不坏，可是我不愿来。不是因为别的，我太容易忧伤了，胆子还特小。”
“不来不行吗？不是说自愿吗？”我问。
“不行。现在说是自愿的事，有几个是真自愿的？学校后来把它规定为品行项目，打分记档案。说这是爱心服务，必须来。刚开始，我的确是被迫的，但现在，我是心甘情愿地来了。”
我不知假如詹姆斯博士在场，会是一副什么样表情。我说：“详细讲讲好吗？”
“第一次走进这个院落，死气沉沉。表姐说同学们愿意进屋同老人聊天最好，要不帮着打扫卫生也行。她知道我们害怕。”
“几个胆大的同学随便找了个门，一推就进去了。我很想等他们出来告诉我窨是怎么一回事再决定进不进。可他们好象进了漩涡，再不露头。我傻傻地让在院子当间，后来发现只剩下我一个人站在那儿。表姐走过来说，你要不帮助擦玻璃吧。”
“我端了一盆热水立在一扇窗户外头。那一年的冬天比今年冷，玻璃上结了厚厚的冰花，是从里面结的，外面蒙着黄沙。我用手把抹布拧干，表姐会关心人，水是热的。
我团着手巾在玻璃上一下一下地干抹，一溜溜同抹布等宽的洁净玻璃面就露出来了。现在只剩下里面的冰花了。我是每一次那么仔细地观察冰花，象一棵棵圣诞树，笔直地立在透明的大厦里。因了毛巾稀薄的热气，它们极轻微地融化了，精致的树叶好晚淋了雨，晶莹的雾气缠绕其上，轮廓柔软地模糊了。现在，这间病房玻璃朝外的一面，已经象刚洗过的葡萄，带着隐隐的水珠，漂亮清洁。明亮但并不温暖的阳光照在上面，泛出带虹彩的光。“
“其实没什么用。光擦一面的玻璃等于没擦。我不敢去擦里面，不知这间门窗紧闭的小屋里躺着怎样可怕的怪物。没办法消磨剩下的时间，我就用手指揉搓那块最下面的玻璃。玻璃这东西挺奇怪的，你用布用报纸用汽油用酒精，都没有用手指头擦得干净，好象手跟玻璃相克。”
“我下意识地用手心画着圈，玻璃闪出钢蓝色的光。突然，手掌对侧的白羽毛神奇地变薄了，露出一个淡褐色的洞，好象一块蛋形的巧克力敷在玻璃的那一面。由于我的体温，一小块冰凌变成蒸汽飞走了。我不由得凑过去，想看看这间我擦了外面玻璃的房子，是番什么景象。”
“我换了一只手。原先那只手掌已变得同冰块一般冷。新的手心热很冲，油亮黑暗的斑块迅速扩大，已经够我把两只眼睛镶在上面了。”
“我半蹲着腿，因为那块玻璃很矮。我屏住气把鼻子压扁在冷冷的玻璃板上……”
“您猜我看到了什么？”她忧郁的眼神垂落在地，好象怕吓了我，提示我有个准备。
她不知我当过医生，而且已在病区盘桓多日。
“雪白的被单，瘦如骷髅的老人，树根一样的皱纹，氧气瓶……”我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得对。”她轻声地说，知道没有什么能出乎我的意料。
“我是看到了那些，但不在那一刻。那一刻，我看到的是无边无际的黑暗。黑暗中，有萤火虫在飞，不多，仅两只，但飞得很快。在黑暗四周，有一圈白茫茫的藤条，编织着细密古怪的花纹……”
“这是什么？”轮到我吃惊了。能让一个有着20多年医龄的主治医师吃惊的事，实在不多。
“那是一双患白内障的老爷爷的眼睛。他正从我的手心融出的那两个小洞向外张望。”女孩依旧垂着眼帘说。
“讲下去。”我极力使自己音色平各。
她说——
后来我就进去了。我看到了您刚才说的那一切。我对老爷爷说，我是来为您服务的。
他在床上，仍然保持了着窥探外界的姿势，只是脖子软弱地拐在肩膀上。他是晚期胃癌，消瘦得无以伦比。脸色象一个角落里的脏塑料袋，眼睛大得令人人恐怖。也许是刚才的运动费尽了气力，他拼命喘息。
看得出他非常寂寞。我想他该对我的到来表现出高兴。可是，没有。他面无表情地对着我，淡漠得象一块旧床单。
我是个生性腼腆的女孩，对那些热烈追求我的男孩都不知说什么好，面对这样一个年纪足可做我太爷的沉默老者，真不知该怎样。
我呆呆地看着他，他也呆呆地看着我。就象我们最初隔着窗户那样。
就在这时，护工小白送饭来了。我说，你到别处忙吧，我来喂饭。
小白说，杜爷爷的饭可不好喂了。要实在不吃，别勉强。
我说，你放心。我把鸡汤面放在嘴边吹，不凉不烫地送到杜爷爷面前。他的嘴象被透明胶纸粘住了，严丝合缝。
您得吃饭啊。我后悔揽了劝人吃饭的活儿，我不会劝人。
他终于开口，不是吃饭，是说话。药都没有用，饭就更没用了。我不要吃饭。他很清醒，癌症病人至死都是很清醒的，没有人能说服他们。
您总得吃一点儿。我又说了一句。我不会说别的话，就擎着勺愣愣地站着。勺里的饭凉了，我就把它磕在另一个碗里，重剜了一勺热乎的汤，象举蜡烛一样端着。我想，古代的举案齐眉，大概就是如此。
杜爷爷打精神，挣扎着说，你这不是成心气我吗？
我眼泪一下子迸出来。我跟你无亲无故的，这么服侍你，你还不知好歹！
我倔犟地一直举着，直到鸡油凝出了黄圈。
杜爷爷叹了一口气说，我吃，孩子。有一个条件。
我心里很反感。吃不吃饭是你自己的事，还跟我讲什么条件。可一想到回去还得汇报今天的战果，只好顺着他。就问，什么条件？
这回他回答得挺利索：唱一个歌吧。
我为难地说，我不会唱。
他毫不通融，死心踏地地说，那我就不吃饭！
我在心里嘲笑他。你见过这么不讲理的老头吗？我只是一个志愿服务人员，几个小时以后就走了。你吃不吃饭关我什么事？是你肚子饿还是我肚子饿？这么大年纪了，还要人来哄你。我忿忿地说，不吃就算了，我去喂别人。
他仿佛很怕我走，忙说，你唱一句就行。唱一句我就吃一口。
真没见过这样的交易。做事总要有始有终。我说，好吧。我唱。只是我从来没当着人唱过歌，可能不准。
他象孩子一样兴奋，望着我说，唱吧唱吧。
唱什么呢？轮到开口，更犯难。唱个《团结就是力量》吧。有劲，听着振奋。我说。
不听。他说，平日里小白常唱这个。他说。我这才知道以吃饭要挟唱歌，是他的惯用伎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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