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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智慧-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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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令人振奋的结果，看来他的“超越前人”的大话没有白说。只不过，他的英文写作水平实在糟糕，拿出的那个技术报告，沈向洋看了以后既好气又好笑。徐一只手上拿着那报告不知如何是好，他知道“写论文是为了把思想卖出去。就是不知道怎样卖。”更要命的是，他的另一只手上还有一个项目，仅仅是名字听起来就让人头疼，叫做“带有真实感的任意形式的织物”，其中技术上的困难更叫人头疼。就在他心急如焚的时候，从美国来了一个郭百宁。沈向洋不由分说就让郭百宁去徐迎庆那里救急。
乍看上去，郭百宁不像是一个能够细致入微地考虑问题的人。他中等身材，方脸高颧，有着一个线条分明的下颌，说话语调高亢。几天以后，周围的人便开始欣赏他的研究能力，说他精明能干，做事一丝不苟，而且极有创见。看到郭只用了几个小时，便抓住“纹理合成”
项目的关键，徐迎庆不免惊讶万分。
513专家所谓“纹理合成”，其实也是“拼图”的一种方法，不过，这不是“同心拼图”，而是以小幅花纹为蓝本，生发出全新并且无限大的花纹图像。其过程当然是通过电脑技术的再现，但却更是一种艺术设计。
很显然，这项技术的难点在于，衍生出来的图像必须保留蓝本纹理的视觉特征，又不能简单重复。但其真正的价值所在，却是由小到大的演变，因为你只要在电脑里面保存一些极小幅的蓝本，就可以在任何时候“合成”很大的图像。这个关键被郭百宁一眼看出。他说，既然你是“合成”，就不能仅仅拘泥于方寸屏幕，必须超出屏幕的局限。郭一边在白板上面写写画画，一边将自己的想法用“虚拟纹理”的概念来描述。
所谓“虚拟”，也就是要使“合成”的图像无限大。
比如你能在屏幕上看到一面墙壁那么大的图像，甚至可以看到希格玛大厦所在的海淀区，海淀区所在的北京，北京所在的整个中国，甚至整个地球。当然这是“虚拟”，而不真的把地球装在电脑里。从技术上讲，要存储一个无限大的图像，也是不可能的，但既然有了“纹理合成”
的技术，就可以仅仅存储一些算法和数据。你需要这个514地球的哪一部分，只要拖动一下鼠标，电脑便可以迅速计算，其运算速度比你的眼睛还要快，所以你在看到想看的东西时，不会有任何异样的感觉。
这个想法一经提出，立即让沈向洋小组的成员都激动起来。此后的一个星期，是一连串新的实验。徐迎庆把“真实感织物”的后期工作，交给实习生钟华去做，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放在“虚拟纹理”上。老实说，“纹理合成”的技术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再来实现郭百宁的想法也就没有多少复杂之处，问题在于，你能不能让你的脑子想到这里，有如李世鹏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当然还有一个难题－－你能不能在那条“死亡线”到来之前完成全部实验。
1月13日一天天逼近，时间真是紧迫。沈向洋只好向凌小宁的软件开发小组求援。于是，软件开发工程师陈刚来了。有了陈刚的支持，徐的实验节奏快起来。合成图像的面积渐渐增大，12月的第三个星期，已经比原来的设计大了400倍。到了第四个星期，已经可以看到超过屏幕面积4000倍的图像了。
那一边，郭百宁着手写论文了。“百宁在美国受的教515育，英文写作水平很厉害。”徐迎庆后来说。郭把徐的技术报告全部打乱重来，其写作方法也是徐迎庆从未见过的。他先把结构写出来，共计五大段。然后想到哪里，就在哪里写上几笔。有些地方是非常严谨流畅的文字，有些地方是三言两语，更多的地方则是空白。这是一个百孔千疮的东西，有完整逻辑而无完整文字，任何人都会越看越糊涂，但沈向洋和徐迎庆心里明白，那些空着的地方应该填些什么。
事实上，他们根本等不及全部文章写成，便开始读了。郭百宁写出一段，这两个人便读一段。一边看一边表示自己的不满。徐说，这叫做“深揭狠批”。两个星期之前，是“深揭狠批”徐迎庆，让徐把他的报告改了十几遍，现在则是“深揭狠批”郭百宁，让郭把论文改了十几遍。这是一个碰撞灵感和积累灵感的过程。今天的东西和昨天的完全不一样，到了明天，又会有一副新面貌。“其实百宁已经写得非常好了，”徐迎庆后来说，“不过，就是鸡蛋里面挑骨头，也要挑出来。因为这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投稿。我们自己不挑骨头，人家也会挑的。”那些天，这些人都觉得有机会被“批判”是一种幸运。
516沈向洋本人一边“深揭狠批”徐迎庆和郭百宁，一边到处寻找批判自己论文的人，到处说：“你们都有人批判啦，谁来批判我呢？”看来有希望了。可是郭百宁偏又节外生枝，提出新的问题。当他看到徐的算法竟然比世界上最好的水平还要快17000多倍的时候，他就坚决主张增加一项实验。
“你不能仅仅根据人家论文上的数据来下结论，”他用非常专业的语言对徐说，“你必须把他的算法实验一下，看看和他发表的结果是不是一样，还应当把两种算法放到完全同样的环境中来比较。”这建议很苛刻，徐却意识到无法拒绝。他在过去几个月中已经懂得，一项具有国际水准的研究结果，必须无懈可击。
考虑到这一点，徐开始了新一轮实验。现在他必须把工作时间拖延得更长，晚上不能回家了。进入12月下旬的这个周末，他是在办公室度过的。然后是圣诞之夜，他继续在办公室里熬着。大约就是在圣诞老人向全世界的孩子祝福的时候，徐得到了确凿结果：在“奔腾三代450型、256兆内存”的环境中，将两种算法加以对照，结果是，自己的算法快了大约7000倍，而不是17000倍。
517但是郭百宁手上的论文还没有过关呢。沈向洋小组的另外5篇论文也在同时推进。大家不分昼夜在修改。“不到‘死线’就要继续批。”沈向洋说。元旦这天，沈向洋咬咬牙，把小组成员放回家，自己也和妻子儿子呆了一天。2日，他回到希格玛大厦来的时候，小组里所有的人都在这里了。
作为一个经理，没有什么比这种场面更让他激动。
“真正的敬业就是这样的，”他有一次对他的下属这样说，“你们每一个人做得好，就是我沈向洋好。我做得好，就是开复的光荣。开复做得好，就是微软做得好。”微软雷德蒙研究院里两位沈向洋昔日的同事，芮勇和张正友，不约而同地提到，他们很羡慕沈向洋目前的情况：他在美国的时候，只是单枪匹马。而现在，他手下居然有十几个人。李开复有一次也谈到这个话题：“沈向洋在中国人中是很优秀的。他在美国也很优秀，但他在中国的研究效率比在美国的要高得多。”还说：“他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他的下面有一批人。他在用自己的才华和激情影响周围的人，激励周围的人。”他的确把周围的人都激励起来了。临近“死线”的51812天，沈向洋小组始终处在一种高度亢奋的状态中。徐迎庆的作息时间是：第一天和第二天加在一起，睡了20分钟。第三天没有睡觉，第四天睡两个小时，第五天又没有睡觉。到第六天，他一边想，一边写，一边做录像，一边做演讲稿，还请来一个“老外”配音。直到深夜，他把演示录像做好，以为大功告成，就回家安稳地睡了一夜。次日清晨来到办公室，把沈向洋项目的录像带拿来一比，就觉得自己那个实在太差，于是扔了重做。他从第七天的上午干到第八天的下午。到1月10日，他终于完成全部工作。这时候是凌晨5点钟，他趴在桌子上睡着了，等到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已经是下午4点钟。
与他遥遥相对的那间办公室里，沈向洋还在为全组的6篇论文做最后润色。过去10天里，他比徐迎庆睡得更少。在徐倒在办公桌上昏昏睡去之后，他的没有睡眠与停顿的状态又延续了两天。
12日，全部工作完成，6篇论文寄出。沈向洋离开他的电脑，还没有走出办公室，就倒在地板上睡着了。
10小时之后，他揉着熬红的眼睛走出办公室，说：“我要死过去啦！”又说：“4月份就知道我们能有几篇论文中选519啦。”小组里另外的成员，既没有提到“死”，也没有提到“中选”，一个个全都东倒西歪了。
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
整整一个冬季，11月，12月，直到2000年的1月份，研究院就像是一部高速运行的赛车，朝着既定的目标驶去。所有的人，院长、经理、研究员、副研究员和工程师，还有那些访问学者和实习学生，全都没有片刻懈怠。当然也有一次例外。那是12月2日下午，休息厅张灯结彩，白板茶几上的奇怪符号也都擦净，摆满了各种饮料、点心和干鲜果品。所有员工都来了，包括沈向洋、张宏江、凌小宁、黄昌宁、王坚、陈宏刚，还有李开复。一天前，李开覆命令所有下属，不论多忙，也不论什么“死线”，这个下午所有的人必须暂时离开电脑。
他们在这里迎接清华大学的学生。学生总数大约有400人，都是自愿报名，又经学生会的组织，来参观希格玛大厦第五层的。没有一个房间足以容纳这么多人，但李开复看重学生甚于看重官员。他在各个大学访问的时候，就说过，“可以不见校长，但不能不见学生。”现在，这么多学生登门拜访，在他看来是一件喜事。他坚持要520见到所有愿意来的学生，一个也不能少。于是，陈宏刚精心设计了一套方案，将全部学生分成5批，每批80人，依次进入。这种安排虽然可以解决房间狭小的问题，但却出现了新的问题：研究院安排的所有节目－－李开复的演讲、项目演示和参观、各研究小组和学生的座谈，均须重复5次。全部活动时间也因此延长为整个下午。
“你打算把同样的话讲5遍？”陈宏刚问李开复。
但李开复认为这不是问题。他反问：“还有什么事情比和学生见面更重要？”对于李开复在学生身上倾注的热情，他的下属当中有不少不以为然。的确，研究项目“死线”在即，加班加点还惟恐不及，居然要把这么多的时间花在这些学生身上。“所有人，一个下午，全都花在这件事上面。代价太大了！”凌小宁说。但是他却完全了解李开复的良苦用心：“他就是为了能发现一两个优秀学生。”
李开复并不隐瞒他具有这样的动机。一个学生问他：“你怎样对自己定位：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管理者。”他说：“都不是，我只关心我每天做的事情。做成一件事就会满足。比如今天，我与400个清华大学的学生交流，521就很满足。你们中间可能有20个到30个对我说的话有兴趣，其中有一两个人将来可能因此做出成绩，我就有了更大的满足。”那个下午，李开复情绪高昂，劲头特别大。有权势有名望的人对待小人物的那种漫不经心，在他脸上一点也看不到。他并不是拿这些学生来陪衬自己的平易近人，他的话，听上去没有那种俯视下层的意味，而是在向学生表达他的诚意：我们已经有18位资深研究员－－11位从美国回来，7位从中国招聘。还有26位副研究员－－这类似于大学里的博士后。至于整个微软公司，共有4个研究院，450个研究人员，他们总计开辟了30个研究领域。
在过去一年里，我们发表了28篇论文，还有49项发明。不错，我们是做基础研究的。但就像比尔．盖茨说过的，我们也是为用户而存在。我们不是为今天的用户，而是为了5年以后的用户。我们不做没有用的东西，我们每天都在试图明确地回答：5年以后世界是什么样的？今天的用户只想今天要什么。我们在今天就要决定5年以后的东西。
522有一个中国教授，到这里来，看了研究院以后很奇怪。他说，他本来以为做基础研究就是把每个人都关在房间里面，想事情。我说，是想事情，但不等于不做。
我们不是坐着想事情，而是想着做事情。我们要拿学术成就来衡量每一个人，要看论文，但我们的最终目的，不是写一篇论文，而是做一个可以用的东西去造福人类。
我们从美国来到中国的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是专家，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功成名就。但是有一个东西是只有微软才有的。这就是，在这里做出的成绩，可以被成千上万人、甚至上亿人使用。他真的把他的这番话说了5遍。学生们被他的富有激情的声音所吸引，先是全神贯注，然后是议论纷纷，一批又一批地包围着李开复，然后又去包围那些他们久闻其名的研究员。
他不厌其烦回答学生的问题，眼睛仔细打量面前的所有学生，心里期待着天才的突现，嘴上不失时机地询问学生，他们当中谁最优秀。有个学生顺口说道，他的一个同学是个数学天才，还是围棋高手。“真的？”李开复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两眼放光，正要追问，陈蕾走来说，第四批学生已经进来，正在那边等着他的演讲呢。于是523他吩咐陈宏刚，务必找到那个“数学天才”，还要把了解到的情况向他报告。
不过，他还是感觉到“死线”的压力，悄悄吩咐几位经理：“叫一部分研究员回去干活吧。”
“只要他真是我们需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
用这种方法来寻找优秀的人，在希格玛大厦第五层里还是第一次，这表明，李开复并没有因为他已拥有一支60人的队伍而有丝毫松懈。事实上，我们检查研究院的档案，可以知道，在1999年春天的招聘高潮过后，寻人的努力仍未放松。新的加盟者，在7月份有李明镜和张益肇、在9月份有王坚、在12月份有郭百宁。然则有足够的迹象表明，李开复从未知足过。他认定，既然希格玛大厦已经聚集了第一批聪明人，就理所当然地会有更多的聪明人围拢过来。
1999年的9月24日，他向全体员工发出一个挺长的电子邮件，表明他的这种迫切心情。其中说：微软雇用的员工，40％是通过员工推荐的，因为聪明人了解聪明人，忠诚的员工会推荐最好的员工。所以请524你帮助提供顶尖的候选人，推荐适应我们岗位的人，可以是你自己认识的，也可以仅仅听说过他的名字。比如，你知道某个人发明创造过某项了不起的技术，听说某个人有“电脑怪才”的称号，请把他的名字寄给我们。所有的推荐都算数。
与此同时，他又颁布：为了发现那些隐藏在中国的天才人物，将对所有员工立即执行一项奖励政策：凡推荐一个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和主任研究员，微软公司将奖励3000元。
凡推荐一个助理研究员或者工程师，微软公司将奖励1000元。
中国人也许会认为，这项奇异方针是一个“任人唯亲”的证明。在我们的国家中，人们一天到晚痛斥“裙带关系”，仍不能避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情形。你说“聪明人周围一定是聪明人”，也许有道理，但是谁又能保证聪明人身边就没有一个笨蛋，尤其是那些冒充聪明人的笨蛋？的确不能！不过，微软这一人事制度，以员工信誉为基本前提。任何人在举荐旁人的时候，须以自己的“信誉”为无形担保。倘若真有滥竽充数之人，525本身极难通过严格面试，就算众多考官全被蒙蔽，“三流”
被当作“一流”引进公司，微软的环境也不能容其永远滥竽充数。一经发现，即被辞退，推荐者的信誉也会受到牵连。所以，尽管公司鼓励所有人举荐亲朋，却没有人胆敢胡来。这项制度充其量也就是个“举贤不避亲”。
当日微软中国研究院执行这一政策的第一个结果，就是邸烁把他的大学同学王庆带进了希格玛大厦。“那是我们班公认最聪明的一个人，真的棒极了。”当凌小宁想要寻找一个优秀工程师的时候，邸烁如此这般地说。
王庆面容消瘦，柔中带刚，机敏而有节制。在来到希格玛大厦之前，他的经历挺简单，从清华大学的学士到清华大学的硕士。他认为，“计算机这个东西，基本上是一个应用学科，没有什么高深的理论。”再转过头来打量自己：短于理论建树，长于实际的动手能力。所以他坚决不肯像他的同学邸烁一样去读博士，而是选择了摩托罗拉公司中国分公司一个工程师的岗位。他说他在那里可以扬己之长，还能逐渐洞悉大公司的运作程序。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没有想错。当他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面试的时候，这些经历令所有“考官”觉得，他无可争526议地具备了一个软件开发工程师的条件。有一段时间，微软研究院频频向他招手，而他还在犹豫不决。
在经过几次竭尽全力的说服和几个星期的焦急等待之后，凌小宁终于忍耐不住，去向李开复求援：“你要支持我一下，我需要这个人。”
“怎么支持？”
“给他一个组长职务。他现在在摩托罗拉负责一个小组，手下有几个人。”“给他。”李开复痛快地说。
“我还希望你能和他当面谈一谈，说服他来我们这里。”“好，我谈。”
李开复当即约见王庆。这让王庆有些惊讶，也更加强烈地感觉到微软的诚意。接下来的事，就连凌小宁也没有料到。当李开复发现王庆还想多要一些股票认购权的时候，就对凌小宁说：“也给他。只要他真是我们需要的人，要什么给什么！”527第二天，凌小宁接到王庆的电子邮件。王接受了研究院的聘书，还说正是这些看来很小的事，让他作出这个很大的决定。
1999年11月1日，王庆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的软件开发组组长。这时候，研究院正在全力以赴开发中文语音识别技术。李开复在10月中旬向比尔．盖茨展示的成果，让微软公司的高层领导者受到鼓舞，他们决定，在微软语音识别大系统当中，加快中文的开发进程。毫无疑问，这需要中国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同美国总部的开发人员密切协作，其最终结果，将在中国的市场上发挥重要影响。
凌小宁试图让王庆明白，新系统的“里程碑”要在2月28日确立。“里程碑”是微软员工对于项目成果的一种表述，其含义有点像“死亡线”。不过，它是“阶段性成果”，而非最后的结局。语音识别项目的中文部分，都将在希格玛大厦完成。然而在微软公司的语音系统已经相当成熟的时候，研究院这边的中文部分才刚刚起步。
所以，王庆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了解项目的全部过程以及核心技术，还要在中国研究院和美国总部之间，充当528一个“协调人”的角色，让中国的研究进度迅速跟上美国产品开发部门的步伐。
所幸王庆对语音技术并不生疏，他在摩托罗拉的时候就是这方面的中坚力量，也能了解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英特尔公司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平。他立即就发现，微软研究院在这个领域的研究水准，并不比另外三家大公司更高。令人惊讶的是，这里进展神速，仅仅才过去半年，其水平已经相当于摩托罗拉的“3年研究”。不过，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的“30年研究”相比，毕竟还差一步。
在以后的4个星期当中，王庆在太平洋两岸的希格玛大厦和雷德蒙总部之间频繁往复。他的工作在微软公司从无先例。微软的软件一向是由美国总部的18000人开发，然后分散到世界各地，由当地人员酌情从事产品本地化的工作。如今这个项目却是在中国开发出来，再与美国总部的产品融汇，这在技术上具有开创的含义，在微软公司的软件制作历史上也是新的一页。
现代技术的应用，已使距离不再成为人们交流的障碍，甚至同一产品的不同部分，也能够在相隔万里的地529方来制作。可是，研究院现在面临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软件的生产不同于一般制造业。一辆汽车或者一台电视，都是在所有配件全都做好之后再来总装配，甚至电脑的硬件部分也是这样完成的。惟有电脑软件不行。它的每一个部分，必须在产生过程中，随时随地和其他部分衔接配合，在整合的工程中改进“零件”，又在改善了“零件”之后再来整合。如此交替反覆数百次甚至数千次，方能成型。比如微软公司的“视窗NT”，源码多至5000万行。“视窗98”小一些，也有大约2000万行。此类大型软件由数千个“零件”所组成。在这些零件形成的过程中，几乎每天都要进行一次“总装配”，如果装配的档案记录为“2195”，这就表明其装配整合的工作累计已有2195次。
软件制作的这种性质，使距离成了问题。这一边，希格玛大厦每天都要将自己的数十万行程序加以完善，每一天都要将完善的结果与大洋彼岸的总部系统加以匹配，再拿回这一边来测试。这一切，可以通过微软公司的专用网线来实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想像，浩瀚的太平洋给王庆带来多大麻烦。
530“臭虫档案”
大多数软件公司今天对于“臭虫”的理解，已与过去大不相同。过去人们觉得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现在则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2000年元旦过后，王庆又一次离开北京来到美国，住进距离微软总部不到500米的哈利泰吉花园公寓。这回，他至少要在这里住到2月28日了。在这里，人们都叫他的英文名字“泰瑞”，其身份是项目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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