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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随智慧-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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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东西，但却只会把它做成鞭炮用于庆典或者祭奠。
外国人把火药引进他们的国家－－就像我们现在说的“引进”，但却把它做成枪炮打进我们的国家。悠悠岁月中种种惨痛的故事，难道仅仅告诉我们“落后就要挨打”
这样的教训么？为什么我们中间种种杰出的智慧，竟不能造就杰出的历史？而种种蒙昧愚蠢的行为却能够发扬光大？
“当我们说‘让我们去火药库讨论吧’的时候，那该多棒！”徐迎庆立即响应李开复的想法。他在给全体同仁的电子邮件中，还特地用中文提出了新的建议：“试想一下这几个名字吧：火药库、司南车、造纸坊、印刷厂。”在新近加入微软的副研究员中，徐是年龄最大的一个。此人身材不高，大脑发达，既聪明又勤奋，总是冒出形形色色奇特的念头，从来不肯循规蹈矩。比如他会坐在湖边一连几个小时观察水波的荡漾，又会拿起床单，在微风轻拂之中数百次地来回摆动，藉以体会它那飘飘欲飞的感觉，然后就想像着怎样把这些感觉描绘到电脑屏幕上。诸如此类的念头，在过去并不能给他带来任何创造性的成就，有时候反而会带来麻烦；但这却是微软对自己员工的最重要的要求，所以他说，他在这里就好像是“鱼归大海”。李开复说，徐迎庆的这种充满激情和想像力的性格非常“美国味”。奇怪的是，徐在来到微软之前从来没有到过美国，他本人倾向于把自己的层出不尽的念头和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他在50年代“大跃进”的年代中出生，在“动乱的十年”中长大。“文革”结束后，他成为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受益者，从数学学士一直读到计算机博士，其间还在中国人自己的研究机构中工作多年。这样一个人，对于中国传统中种种利弊无疑有着更深的感受，所以才会想到把自己祖先的“四大发明”拿来作一个外国公司会议室的名称。
然则根据研究院的档案记载，徐迎庆并不是第一个对李开复的“征名活动”做出响应的人。至少郑薇就在徐迎庆之前发出了一个建议。郑薇是当时研究院里惟一的行政助理。这个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的女孩子，似乎格外崇尚古代中国的文化哲人，所以建议使用孔子、孟子、老子、庄子、荀子这样一些人的名字，并且在相应的会议室里面挂上这些人的画像。这一想法一度得到徐迎庆的赞同，所以他后来又在自己的邮件中补充说：“忘掉'火药库'吧！”张高满脑子装的都是外国人。“我想到了一些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的名字。”这个刚刚毕业于中科院软件所的计算机博士写道：阿伦．图灵－－“图灵奖”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阿伦．伯利斯－－第一个获得“图灵奖”的人。
约翰．卡斯和马温．明斯克－－两个最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
道格拉斯．英格伯特－－鼠标的发明者，1997年“图灵奖”获得者。
吉姆．格雷－－1998年“图灵奖”获得者。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研究院中电子邮件频繁往来。
后人如果有机会阅读这些邮件，必会惊讶这些人对这样一件简单的事竟会倾注如此热情，当然还有严肃、幽默，以及一两句插科打诨。徐彦君想起了“雅典娜”。他说，研究院的女性们做出极大贡献，故此以“智慧女神”的名义向她们表示敬意。在向身边的女性同仁大献殷勤之后，徐忽然严肃起来，他说他想起了电影《罗马假日》中主人公的最后一句话：“当然是罗马。”所以建议用“罗马”作为另外一个会议室的名称。他的用意既含蓄又明显：“一个最早建立议会制的城市，象征我们在此进行平等的学术交流。”李江是到2月3日才发现有这样一场讨论的。大家已经如火如荼地争辩了一天，而他一无所知。原因是他的名字居然忘记登录在陈蕾的“电子邮件名录”上。“我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位毕业于浙江大学的博士一边抱怨一边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应当把“司南车”变成“指南厅”。
“我喜欢你们的想法。”李开复也加入了讨论。他说他也喜欢徐迎庆的“四大发明”，但他想起中国人在数学领域里发明了“零”的概念。“这等于是半个计算机啊！”
他在给所有研究员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里这样喊道，“我们应该把一个会议室叫做‘ZeroRoom’。”接着又插科打诨地说：“但是中文怎么说呢？零堂？那会在口头上念成‘灵堂’的。”这个美国人的中文造诣其实能够胜过很多中国人，他能够顺口说出“象牙塔”、“无为而治”、“赴汤蹈火”
一类的中国话，还知道用《半夜鸡叫》里面的“周扒皮”来比喻那种刻薄的人。但现在，他也有了黔驴技穷的感觉。这一大群熟悉英语也熟悉中文的青年人，开始在中文和英文中间寻找合适的过渡。当陈通贤和孙宏辉找到下面两个词的时候，所有人都意识到，事情终于有了眉目：）ZeroRoom*：灵感屋；AbacusRoom：算盘室。
“哇－－呜！看看这些想法和争论，多么精彩！”李开复在电子邮件中禁不住欢呼起来：“现在我们已经拥有所有充满活力的思想。让我们来结束这场有趣的讨论吧，这将指导我们去思考我们未来的研究。”2月3日下午，到了陈蕾规定的时间，事情有了结果。
会议室的名称确定如下：指南厅－－研究院最大的一间会议室，大致可容50人。
火药库－－面积仅次于“指南厅”，一门古代火炮的模型放置在这里。
造纸坊－－面积较小。只有一个圆桌和几把靠背椅。
灵（零）感屋－－其中一面墙全被书写白板覆盖。
印刷厂－－最引人注目的装饰物是一块活字排版盘和一大堆散乱的铅字。
算盘室－－李开复使用的会议室。
李开复想到了最初的承诺。在给陈蕾发出的一个电子邮件中，他写道：“我想，奖励应该给徐迎庆，因为是他最先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想法。”“你是对的，老板！”陈蕾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给大家写出一句中国特色的口号：“咳！全体同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让我们大家向迎庆同志学习！向迎庆同志致敬！”这几行字从电脑屏幕上跳出来的时候，徐迎庆有些不好意思地笑起来，他摸了摸自己蓬乱的头发，手指在键盘上弹出：“这事好像被夸张了！”
如果除去这件事当中幽默和说笑的成分，李开复就不会认为有任何夸张。6个月前，李开复接受比尔．盖茨的邀请，出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主持者的时候，5个月前，他变卖在美国的家产，携妻牵女来到中国上任的时候，只不过是孤身一人。徐迎庆还在中科院计算所当他的副总工程师，张高是软件所的一个尚未毕业的博士生，陈通贤在一个公司里谋职，刘文印在清华大学当教师，李江在浙江大学当教师，日后围绕在他左右的那些人，全都没有踪影。那时候，李开复的情景真是有点凄凉。才过了几个月，就有这么多优秀的人相聚一室，议论风生。
刚刚出版的《微软研究院通讯》中，也可以辟出栏目《我们的大家庭》，并且喜气洋洋地宣布“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了。
然而还有更重要的事，李开复希望在这个“大家庭”
里营造“智慧至上”的气氛。作为一院之长，他当然可以使用他的权力来处理诸如会议室名称这样的事，那会更加简单，依据惯例，也无不妥。但他早就说过，他来到中国是“期望和一些最优秀的人在一起工作”，他也说过，他是在“追随智慧”。他懂得那些最优秀的人尽管性格各异，但几乎全都具有藐视权力的本能。这种本能并不总是有道理，但这就是他们。看到有权势者门庭若市，从早到晚乱哄哄地围着一帮人，他们会说缺乏智慧的权力永远不会造就进步的力量。看到思想者冷清孤寂，门可罗雀，他们会有惺惺相惜的感叹。他们会说，点子最值钱，而架子最不值钱；智力最值钱，而权力最不值钱。
李开复明白，在他身边聚集着的，正是这样一些人，他需要他们。他们和他一样，是冲着他的智慧而来，而非追随“权力”。在这场关于会议室名称的讨论中，每一个人代表的都是智慧、热情和想像力，他们能够赋予冷漠的电脑以炽热的感情，用自己的头脑判断这个世界的好与坏。
世人皆知微软公司一向信奉“脑力胜过体力”，我们也可以把这一信念看作是20世纪人类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不过，在过去的岁月中，这个世界生产“权力”的速度还是超过了生产“智慧”，不免形成深厚而又广大的权力海洋。我们虽然还不能断言权力与智慧是成反比－－权力越多越无限，智慧越少越有限，但却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弘扬智慧的最大障碍是权力。对于那些敢于幻想和善于思考的人，权力带来的损害，远远超过了迷信和愚昧。智慧被压抑、被扭曲、被侮辱的种种记录，乃是20世纪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即将开始的21世纪，智慧必将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功，更不会甘于昔日的耻辱。它也许会在自己的旗帜写上一个新的信念：“脑力胜过权力。”今天我们回看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历史，可以认为，“会议室命名”是李开复激发员工热情与幻想的首次尝试。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后来都说，那是他们经历过的第一次“脑力激荡”。风气即开，必会发扬光大，这就难怪李开复要欢呼“哇－－呜”。现在，他坐在这蔚蓝色的大厦里，想像着未来岁月，难免有些得意，似乎已经知道历史从什么地方来，又将到什么地方去。
摆脱“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1998年7月9日，微软公司正式宣布李开复博士加入微软。李开复在这一天说：“我现在相信微软研究院是实现我的梦想的地方。”但是，微软公司首席软件总工程师巴特勒．拉姆伯森博士那时不一定会赞赏这样的“梦想”。他曾经说：“让一个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变成一个最优秀的管理人员，不一定是个好主意。”李开复是个优秀的研究人员，这在他还没有走出校园的时候就已得到证明，有如当日的卡内基梅隆大学教授、后来的微软公司副总裁里克．雷斯特所说，“那时候他是一个明星学生，做出了一些里程碑式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要更多地牵涉，现在来看李开复的职业历程。
此人在90年代开始的时候离开卡内基梅隆大学，进入加利福尼亚州的硅谷。那时候他踌躇满志，自信天降大任。五姐开敏说他“从小聪明过人”，他对自己的智慧也从来没有怀疑过。不过，从那时起直到1998年7月进入微软公司的8年中，每当他把自己的智慧和热情投入研究的天地，总是无往不利，而当他把心血用在管理的领域，情形就格外复杂。他的上级和下级都说他是一个好老板，可惜的是，他作为一个“好老板”的才能从未得到回报。事实正像他自己后来说的，那是一个“失败的历程”。
1990年进入硅谷的苹果公司，是他职业历程的第一个起点。那时候，他在语音识别领域取得的成绩已为世界瞩目，所以不用像其他毕业学生那样为了找工作而发愁。他坐在家里守株待兔，苹果公司的一位总监就找上门来，先是给他演示了一段录像：一个装饰讲究的办公室里，一台电脑和一个男人在对话，声音真切，有如一对亲密伙伴。当然这是一个虚拟的场景，人是真的，电脑却只是一个关于“未来电脑”的梦想。但李开复深受感动，内心惊叹那位制作录像的幻想者是“一个非常有能力有远见的人”。此人名叫阿兰．凯，在李开复之前23年毕业，有人说他是“个人电脑之父”，因为他的论文对整个计算机业都产生了重大深远的影响。他构思了20世纪个人电脑的模样，又在施乐公司做出世界上第一个图形界面。就在全世界都按照他的构思生产个人电脑和“视窗”操作系统的时候，他却坐在苹果公司里描绘出21世纪的电脑，时在1990年，恰是李开复毕业的日子。
阿兰．凯后来成了李开复的“忘年之交”。那录像则在当场就对李开复发生了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他在以后的日子里把这段录像反覆演示了30次。这个人和这个“幻想”使李开复相信，苹果公司真的很想把语音识别技术放在产品里。这时候，那位总监开口了，他说，苹果万事俱备，有幻想，也有足够的钱实现幻想，就差一个语音专家。
这以后的事情可想而知，苹果公司使用了一切手段表明自己的诚意，请来一些深孚众望的人打电话到李开复家里游说，还给他送来鲜花。这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宠若惊。他觉得这不是一个只知赚钱的公司，很有人情味。那时候，微软还不是一个既令人生畏又令人羡慕的公司，员工也远远不是35000个，而是4037个。尽管“视窗2。0”已经诞生，但没有人注意，大家还是在用DOS。“办公室”也不存在。苹果看上去比微软好得多，李开覆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选择了苹果。
在苹果的最初6个月，是他最快乐的一段时光。那时候，公司看上去一切都好。语音识别技术成为大热门，李开复在卡内基梅隆的博士论文也成了专利，每套能卖10万美元，半年卖出好几套。钱是归学校的，李开复分文未得，但毕竟满足了年轻人的成就感。总裁每天到李开复的研究小组来看，眼见进展顺利，人人兴奋异常。
苹果机在市场上虽然只占10％的份额，但价钱昂贵，利润很高，足以和占有市场份额90％的个人计算机相抗衡。
苹果沾沾自喜，完全没有想到，世事多变，公司已是四面楚歌。
后来人谈论苹果公司的潮起潮落，都说那个时候公司的总裁实在目光短浅，缺少魄力。其实，当时苹果公司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拥有正确的判断，当然也包括李开复。毫无疑问，这里有一群最富有智慧的人，但这些人几乎全都陷入完美主义的迷人陷阱。不像微软公司那群没有规矩不论方圆的小子，只把眼睛盯着市场，苹果对自己的技术兢兢业业，但求完美无缺，根本不管用户的心里想什么。他们把“苹果机”的外观做得豪华而又精美，软件又快又好。李开复当时觉得，“苹果机”是世界上速度最快样子最漂亮的。他们不肯接受“兼容”的概念，倒不是“兼容”本身有什么不好，而是看见那简陋的“个人电脑”，就嗤之以鼻，一想到要把自己的技术放进“个人电脑”，就觉得是“把鲜花插在了牛屎上”。举出两件小事就可以证明，这些人的“完美主义”已经如醉如痴，走火入魔：“苹果机”的软盘驱动器必须具有“轻点鼠标自动弹出”的功能，因为，一个最好的技术，就不应该让人们伸手去按什么按钮；语音识别不能允许把麦克风戴在头上，男人戴这个东西已经难看得要命，更不要说那些“白领丽人”，高髻云鬟新样妆，难道要让这个黑乎乎的东西搞得一团糟吗？苹果的设计人员就是这样陶醉于自己的“完美无缺”，根本不管“自动弹出”技术的实现将使每台“苹果机”的成本增加10美元；将麦克风放在一英尺以外的要求，就使得语音系统根本不能做出正确的分辨和选择。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苹果的“完美主义”并不为用户接受。用户宁愿使用并不完美但却便宜的东西。简陋的机器在扩张，完美的“苹果”在下降。苹果在市场上的占有率，一度降到3％。这样看来，苹果的最大毛病似乎就是它没有毛病。假如它能够像它那个著名商标一样，有一点缺陷，也许就不会落到后来的地步。
1991年4月，这些“完美主义者”对于眼前的危机再也不能熟视无睹。彻底转换公司模式的钟声敲响了。
那一天，总裁来找李开复，告诉他，研究小组将被拆掉，他可以做经理，但人员须裁减，18个人只能剩下15个。
李开复即使再缺少公司运作经验，也可以看出公司出了麻烦。幸运的是，语音识别系统的研究仍能继续。大半年后，李开复的研究再进一步，语音系统技术和操作系统合在一起了，公司的情况也出现转机，还和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签了合约，这给不少人带来幻想。老板也许是想再接再厉，一举扭转公司颓势，所以吩咐李开复立即展示他的语音技术成果。
展示新技术的地方是一个海滨度假场。那里正在开一个会，名曰：“技术．娱乐．设计”（TED），所以吸引了几百个电影明星、导演、画家和设计师。李开复走到台上，和他的“小精灵”（Casper）频频交谈。“小精灵”不是人，是卡通片中一个善解人意的鬼，现在则是李开复面前的一台电脑。它一边回答李开复的话，振振有词，一边在自己的屏幕上显现出李开复想要的东西：一张开出65美元的支票和一个日历本，还能帮助李开复安排工作日程。那时候计算机界对于语音还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还远不是今天这样，处心积虑地让电脑“能听会说”，在人与电脑之间，键盘是无可争议的桥梁，就连微软这样的公司也还没有涉足语音的领域。想想这些就可以知道，李开复与“小精灵”对话的那一瞬间是多么奇妙。
大家一起站起来鼓掌，全都惊叹不已。《华尔街日报》和其他报纸的记者纷纷赶来，围着李开复问这问那。美国ABC电视台的记者要来实况转播，这正是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约翰．斯考利所需要的。他问李开复有无把握。
李说：“失败的概率为10％。”老板说：“能不能减少到361％。”李把脑筋一转，当场就说“能”。老板以为他要回家挑灯夜战，再来一次“完美主义”的技术改进，其实李开复想的是：到时候带上两个“小精灵”－－如果一个“小精灵”失败的概率为10％，那么两个同时失败的概率为：10％×10％=1％。
1992年3月2日清晨7点，李开复和他的“小精灵”
出现在“早安美国”节目上。这是电视台早晨的黄金时段，至少2000万美国人一边吃早饭一边观看。30岁的李开复第一次面对电视直播镜头，不免紧张。他不断呼唤他的“小精灵”，其实他面前的那台电脑只是做样子的，真正和他对话的电脑在幕后。女主持人当场发现面前的“小精灵”有些问题，好在此女不仅风度翩翩，而且有经验，处变不惊，还能故作惊喜，说出一番颇有诗意的话：“早晚有一天，机器也会气急败坏地对你叫喊。你以前必会认为这是夸张之辞，但现在，这里有一台能和人交流的计算机－－世界上第一台，它居然能听懂你的话并且还能回答你的问题。”节目刚一结束，她便转向操作者说：“别蒙人，你们的电脑连线都没有接上。”多年以后，李开复说起此事，还在遗憾：“到今天她可能还会以为是假的，其实那的确是真的。”一切顺利，老板担心的失败没有出现，连备用品也没有用上，不过，还是出了一个小小的纰漏：女主持人询问苹果的老板，这机器什么时候能变得更好。问话的声音纯正悦耳，“小精灵”闻之心动，插话道：“你要不要和我约会？”这场面令全美惊叹，就连那个纰漏也被看作是成功的象征，大家都说那是一个精心安排的幽默：这机器也想吃女主持人的“豆腐”啦！“硅谷”惊叹不已，雷德蒙的田园也不再宁静。苹果股票从60美元跳到63美元。
李开复一夜之间就成了电脑世界的明星，那真是他的职业生涯中一个辉煌的时刻。
不过，那时候他太年轻，既不能洞悉人间万象，也不理解市场变幻。“我太相信其他的人了，以为他们都比我高明。”他后来说。他以为他的发明真的可以成为产品，然后长驱直入千家万户。他可没有想到，当他和“小精灵”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时候，苹果已经在走下坡路。“小精灵”其实只有宣传的价值，距离实际的应用还远着呢。
老板让他把“小精灵”弄到电视上去，与其说是为了造福人类，倒不如说是为了拯救苹果。
“小精灵”风光一阵就没了下文。这情景有些像我们国家成千上万的科技发明，获得了什么大奖之后便沉睡实验室中。宣传的效果无论多么辉煌，毕竟不能代替市场上的商战。李开复从电视屏幕走下来，就看到公司开始裁员了。第一年裁了10％，以后几年更多，先是一般的雇员，然后是大大小小的老板。“那是很残酷的事情，很不好玩。”李开复说。研究项目不保，小组也被拆掉。
那些“没了庙的和尚”集中到他的名下，越来越多，一度增加到200多人。这不是繁荣的象征，而是末路的征兆。第二年，公司有一半人离去，又雇了一些人来。李开复那个组流失率最低，但也有10％，有才能的人说不定哪个早上就走了。中国的企业即使到了这个地步，也是硬撑着，想方设法“扭亏”，要政府关照，要银行贷款，担心员工一走社会就会大乱，而员工大都宁愿在一棵树上吊死也不愿离开。美国的公司就没有这些，没有哪一位老板会承担“安置下岗职工”
之类的责任，也没有任何人有权力阻拦员工离去。
苹果在90年代后期重整旗鼓，经理层的人员大换血，由此带来新的局面。但在90年代初期，苹果没有好的领导，董事会都是一些有权有钱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公司员工全都不知道他们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李开复一个人撑着200多人。大家不断抱怨“这有什么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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