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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苦难我的大学-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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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才感受到疼，连着心脏的疼，无法形容那种疼！指甲上有无数个小针眼，其中一个针眼里扎着断了的针头……这种疼比在山上砸石头时砸破手脚要疼数倍，这时的疼不仅是十指连心的疼，更多的是被羞辱的疼……
在医务室取针头时，久忍的泪水终于随着钻心的疼痛倾泻而出。医务室那个和蔼的女医生安慰我：〃别怕，每个做缝纫的小姑娘都会被这么扎一次的，以后小心就是了。〃可是，小心也许能避免指头不再被针扎。但小心能避免自己不再被羞辱、被看不起吗？难道就因为来自农村，就被打上了永远的低贱烙印吗？我不承认，也不甘心。
（三十八）
【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生活不相信眼泪。哭过、疼过之后，我只能翘着包扎了的手指继续干活。因为生活不是可以随时按暂停键的影碟机，它也不可能停顿下来等待你的疼痛过去。
一个月后，我转正了。成了正式工，跟服装厂签了三年劳务合同。厂里将从工人的工资里扣满一千元押金。如果工人半途离厂，押金不退。
服装厂干的是流水线的活，按件计酬，多劳多得，加班加点是常事。为了多做些活，多挣点工资，我每天早上6点多就到了厂里，晚上10点多才回出租屋。有一天晚上，我回到住处时，竟然遭遇了一次〃蟒蛇惊魂〃。
第37节：大雨后一个简陋的家诞生
那年的七月大雨下个不停，总是夜里下雨白天晴。马路上到处是积水，车间里来自五湖四海的姐妹们到处传说各自的家乡遭遇了水灾，最严重的据说是安徽。我的心提了起来，家乡的大水是每年都要发的，每年的大水都会淹没到我家的台阶。但家里没写信也没打电话来，估计问题应该不大吧。但是，也许因为发大水的缘故，一些令人见之发毛的动物也都活跃了起来。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时已经快十一点，我开了门，照例先去床边拉灯绳。十五瓦的灯泡马上发出晕黄的光来。因为连天下雨，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泥土和稻草的霉味，这个废弃的厨房是用土墙和稻草堆砌的。接着，我转身去关门，就在我转身的刹那，我呆住了门后的角落里蜷缩着一大团蠕动的〃长绳〃。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蛇，蟒蛇！它足有的手腕粗细！蛇头隐藏在腹部，两粒绿豆一样的小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着狡黠阴森的光……
天啊，我最怕的就是蛇了。小时候赤脚走在田间小路上，哪怕看到一条死蛇，我也会吓得魂不附体、跳着逃跑的。这条大蛇的出现让我感到绝望！它会不会咬我？它有没有毒？我到哪里去找救兵？我想大喊，但已深更半夜，谁会理睬我？也许喊叫会惊吓到大蛇，它会向我发起进攻呢！我站在原地急速思考了半分钟，还是决定将这个不速之客友好地〃请〃出去
我悄悄移动脚步，从墙边拿来长柄扫帚，谢天谢地，幸亏还是长柄的。我小心地、表示毫无恶意地用扫帚冲蛇晃悠，示意它离开。它开始蠕动起来，一团〃长绳〃开始松散。天啊！足有两米来长。但它没有向门槛那边游，而是顺着墙根往我床的方向游去。我急了，扫帚挥舞的力度大了起来，一边〃去去去〃地叫，那蛇停顿了一下，看看我，再转头看看门，门外黑黢黢的，是它喜欢的世界。它似乎明白了，掉转脑袋向门口游去。它没有越过门槛，而是从门槛下面一个洞中钻了出去。想必那就是它来的通道。那蛇顺着门外的墙根向树林里游去，稀稀嗦嗦的声响一路远去。我把门紧紧关上，一身冷汗。
那夜我基本没睡，病态地打开床头的纸箱子，一件件抖搂里面的衣服，生怕里面藏着一团小蛇。我又把床上的席子翻过来检查，还用扫帚的长柄把床下的鞋子一只只拨弄了一遍，虽然什么险情都没发现，可我还是睡不着，开着灯半梦半醒了一夜。
还是那个月，有一天晚上回家时，发现一屋的雨水，放衣服的纸箱子已经被彻底浸湿。我一抬头，就看到了树梢油毛毡的屋顶被白天的暴风雨吹掉了一块……我真正的欲哭无泪了！我把所有湿淋淋的衣服都堆在了床上，就那样守着一堆湿衣服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上班，我就到处向工友们打听附近的村子有没有空房出租，终于在马泾桥问到了有一家。那还是一户农家，有一栋两层的楼房，想把楼下的一间偏房租出去，房租每月五十元。水电费每月各五元，总共每月六十元。我咬咬牙，租下了。然后我购置了简单的锅碗瓢盆，一个简陋的家随即诞生。
随后的六年，我就在这个小屋里度过的。它像个忠厚的长者，见证了我在上海的苦乐悲欢。
我终于有勇气给家人写信了。我信心十足地告诉父母：我永远都不愿意回老家生活了，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我会把你们全都接到上海来。我还保证，家里每个月都会准时收到我的汇款。
不知道父母接到这封信会有什么想法，我为自己的选择和信念感到骄傲。因为我必须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拼搏。
从进服装厂的第三个月起，我的业绩就开始扶摇直上，组长和车间主任都对我另眼相看。因为我可以早晨六点多就来上班，晚上十点多才回。除吃饭和上厕所，基本上没有时间被浪费，我一个人可以做两个人的活。每当上新的产品，我总要求做最难做的工序，比如上衣的衣领，裤子的口袋和拉链等等，因为工序越难，工分就越多。最多的一个月，我拿到了268元工资。每月在发工资那天，我第一件事情就是飞奔到月浦镇邮局，给家里汇去五分之三，剩下的一份对付房租和伙食，一份买书，我所在的月浦镇上有一家〃月杨书店〃，我几乎成了那里的常客，我买大量的杂志期刊，研究它们的风格要求，我开始尝试写作。那是我一定要完成的梦。
虽然下班回来已经很晚，但我总要在泡脚时看看书，写几句诗，每晚总要熬到12点后才睡觉。那时年轻，熬夜根本不觉得很累，反而因为看了书，晚上睡觉都觉得很香。可以说，在那些独居异乡的日子里，是诗歌与书籍芬芳了我一个又一个孤寒无助的夜晚。
（三十九）
【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第38节：我的短文震撼整个服装厂
有一天，我写了一篇短文，让它震撼了整个服装厂。
受歧视，几乎是每个进城打工的农民们司空见惯的一种城市表情了。
在厂里，上海本地人一般是不把流水线上的外来妹们当成自己人看的。提到外来妹，眉眼和神态之间都会流露出高高在上的优越和蔑视。〃你们外地人……〃是上海同事的口头禅。
我学会了忍气吞声，那是一种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无奈。厂里有位管质检的老师傅，也许是对我每月的名列前茅心怀嫉妒吧，他对我的工序检验得格外认真负责，扣分罚款毫不手软。而同样的小毛病，如是上海人做所的工序，那么只需返工修改即可，不会遭到扣分罚款。每当车间的广播里叫到我的名字，让我去一趟质检车间时，我的心里便开始发毛，不是怕罚款，而是讨厌质检员对我特别苛刻的吹毛求疵。
1991年〃五一〃劳动节，厂里举行文艺晚会，我毛遂自荐，报名表演朗诵。车间主任问我朗诵什么作品，我说我自己写的。她狐疑地看看我，答应了。我有我的想法。
晚会是食堂里举行的，三四百人挤满了偌大的食堂。镇里的干部和上海市服装进出口公司的经理都来了，和厂里的大小干部们兴致勃勃地坐在台下。直到上台前，我也没给任何人看我写的是什么。直到轮到我上台表演时，我一开口就让台下的所有人大吃一惊，我朗诵的题目是《你的歧视我不懂》。那是我代表全厂三百多名外来工写的，写出了我们对命运的不屈，也写出了对歧视目光的质问。
〃我们虽然出身低微，但我们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我们是用辛勤劳动换取报酬、改变命运的，我们并非来此乞讨，请尊重我们，一如尊重你们的兄弟姐妹……〃我不知道这些发自肺腑的语言是否能够打动别人，但是，从全场的静默程度来看，我多少打动了骄傲的上海人。台下的大小领导都齐刷刷地看着我，他们的目光比较含蓄深沉，我看不清他们目光中的内容。但我看到前排几个外来妹眼眶湿润，她们用崇拜的眼光看着我。
这次朗诵让我在三四百人的服装厂里一下子成了〃名人〃，人人都知道我有点文墨了。潘厂长对我犹为赏识，亲自到车间鼓励我：〃赵美萍，你好好干，厂里会有你的用武之地的。〃知遇之恩一下子涌上我的心头。无论有没有用武之地，我都得好好干的。我得为自己干！
后来，这篇小文章发表在了《宝山报》副刊上，我的写作欲望也开始蓬勃起来。经《宝山报》一位记者的介绍，我认识了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刘金国老师，他把我写过的所有的小文章都要了去，先后在他主编的《钢研报》上发表，虽然每篇文章只有几元钱稿费，但我却感到了不小的满足和极大的自信。从此之后，一份心情或一个生活细节，都能成为我的写作素材。即使买一条鲢鱼做晚餐，我也会写一篇《红颜杀手》。看到每一篇手写的文章变成了铅字，那种成就感比上班拿工资还令人鼓舞。但与我的正式工作流水线上缝纫工比起来，写作只能算是业余爱好。那时候的我，以为自己也许会做一辈子缝纫女工。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丫头，又没文化又没靠山，如果能在大上海站稳脚跟，做一名缝纫女工已经值得全家烧高香了。何况在当时，这家服装厂的前程看起来无限美好。
1992年5月，服装厂和日本一家公司合资，正式更名为〃上海熊田时装有限公司〃，所有服装加工后全部返销日本，以生产童装为主。厂里所有人都欢欣雀跃，这就至少意味着，只要我们不犯原则性错误，只要政策稳定，我们的饭碗就会捧得更牢。
合资后，厂里扩大生产线，又招聘了一批外来工，成立了新车间。而我，竟然有幸被厂里提拔为生产组长，后来知道，这是潘厂长力荐的。厂里共有四个缝纫车间，另外还有一个裁剪车间和一个包装整烫车间。每个缝纫车间有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十四五个员工。以往，组长以上的干部都是上海人担任的。到我这一批，竟然破例了。
初次当上小头目，我又惊喜又惶恐，生怕辜负了头头们的期望。每天更是勤勤恳恳，带着刚刚招聘来的一批宁夏女孩，手把手教她们穿针引线，调整针距以及最基础的直线缝纫技巧。这些脸蛋被高原的紫外线烤得像涂了胭脂的宁夏女孩似乎被当初的我还要笨拙，刚刚初中毕业的她们玩心很重，根本耐不住刻板枯燥的流水线工作。一条简单的直线，她们之中有的人居然学了一个星期还缝得歪歪扭扭。有些女孩因为例假来了肚子痛，就要请假休息。稍一训斥，她们便眼泪汪汪。我便不忍心了，想起自己刚来厂里时，被潘师傅百般嘲讽，想到自己当时所受的委屈和愤怒……
我嗓门大，性子急，看到那些姑娘笨手笨脚的样子，十分恼火。有个姑娘走路和说话都是慢吞吞的，即使别人忙得火烧眉毛，她也一副不慌不忙的样子。有时我气急起来，恨不能在她屁股上踹两脚。
都是天涯沦落人。我对这批宁夏女孩格外用心地指导起来，我时常对她们灌输〃笨鸟先飞〃的道理。与日本合资以后，日方派来了一位专管质量的经理，叫石川光付。这位日本小老头工作态度十分严谨，每天都在满车间转悠，甚至会亲自指导员工们缝纫操作技巧。我们都听不懂日语，但是，他在缝纫机上的每一个动作我们都能心领神会。石川特意关照我：〃教新手一定要耐心、细心，不要给她们的心理上增加难度。这样，她们学起来才会有积极性。〃话是通过翻译钱先生转达的，我对这个善良睿智的日本老头敬佩不已。
第39节：人有时需要无情鞭笞
一个月后，我带领的这支缝纫小分队开始进行正常的流水作业。小组和小组之间有时也暗暗较劲，比产量和质量。我对自己的小组充满信心，我更想借此机会证明自己的能力。
想出人头地，机遇是关键。
（四十）
【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一次，厂里接到一批急单，五百套儿童套装必须在三天内完成任务。其他小组都没敢接，正好我们小组上一批的活儿已经接近尾声，我主动向车间主任要求接下这批急单。我以极快的速度封好样（先做一件样品，送交质检部门检验），顺利通过质检，然后迅速启动小组流水线，抓紧时间赶工。第一天晚上，我带领小组的姐妹们一直干到十一点才下班。第二天晚上也干到十一点。到了第三天晚上，还有一百多件的半成品没有完成，而第二天上午必须整烫包装出货，航空运往日本。如有延误，便得按照合同赔偿客户的经济损失。
只有加通宵了。夜里，整个车间只有我们这个组还灯火通明，机声隆隆。干到凌晨两三点的时候，每个人都疲惫不堪，又饿又累，眼皮直打架，有几个姐妹实在熬不住，趴在缝纫机上睡着了。我也困啊，连续几天的疲劳早已严重透支了体力，但我又不能趴下。我只好搜肠刮肚地讲笑话，惹大家发笑，我还要求每个人都讲笑话，用笑话驱散疲劳，振作精神。小组里有个叫小芹的四川女孩用方言给我们讲了个笑话，逗得大家哈哈大笑，瞌睡虫都被惊飞了，缝纫机重又响了起来，像一首高亢的打工之歌唱响在黑夜里。
望着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打工姐妹，体会我们相依为命的打工生活，我忽然觉得，世界上并非只有我不甘安于现状的，每个走出山村，走出家乡，走向都市的农村女孩，她们都很勇敢，她们都渴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大都市也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打工一族，才变得多姿多彩，丰富美丽的。
熬夜的时候才觉得长夜漫漫，随着手表的指针一圈圈走过，窗外渐渐由暗到明，由明到亮，早晨的第一缕从窗口照在了一张张苍白疲倦的隔夜脸上。而我们的任务也已完成了，大家都围拢在质检台前，打着呵欠，修剪着线头。
已经陆陆续续的有工人来上班了。令我惊讶的是，石川先生也一早来到车间，他是不放心我们能否完成任务。当他看到质检台上堆着如山一样的成品服装时，脸上漾起了满意的笑容。接着，他又用手比划着问我们吃了早餐没有，大家都疲倦地摇着头。石川先生转身就走了出去。
没想到，过了一会，石川先生和他的翻译钱先生提了满满两袋面包和饮料来到车间，让我们赶紧洗手，到走廊里去吃点心。对我们来说，加班赶工是常事了，但从没遇到过老板给员工买点心的好事。石川先生的做法令大家都很感动，更惹得其他车间和小组的员工们又羡慕又嫉妒。
后来钱先生告诉我，石川先生之所以这样做，是他被我们这个小组员工的敬业所感动。他说在厂里这么久，第一次发现我们这个小组的员工如此敬业，这是很多上海员工都不愿意做或做不到的。也许就是从那时起，石川先生开始对我这个外来妹青睐有加。
通过这次加通宵，我也明白了一个职场规则：无论做什么事情，首先要敬业。惟有敬业，才会被人赏识敬佩，更能显示一个人的职业道德，也更能树立一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那是1992年初秋，我用执著和自信在这家蒸蒸日上的服装厂里占有了一席之地。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机会，这是我的舞台，也是我的阵地，更是我不断向上攀登的台阶。每一层台阶都有不同的风景，我要一级级攀上去。此时，我的打工目的已经不是养家糊口那么简单了，我有了更高的愿望。
这个时候，当初我进厂时拿着我缝错的裤片对我冷嘲热讽的潘师傅已经退休了，他没看到我当上组长，没看到我在这个厂里出人头地。不过这已经不重要的了，我在心里依然感激他在我一进厂时，就狠狠刺痛了我的自尊。否则，我也许没这么快就扬眉吐气的。人，有时候就需要无情的鞭笞，才能激发自己的潜能。所以说，蒙受羞辱或受到打击有时反而是好事如果你把它作为鞭笞自己的动力的话。快马也需要加鞭，何况人呢？
由此我也明白一个道理：我们不行，往往不是我们真的不行，而因为别人说了我们不行。如果我们坚信自己行，就一定会行！
（四十一）
【我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来堵那些恶毒的嘴巴。也许她们心里依然不服气，但还是必须听我的指挥来做。】
每天中午打铃下班时，花花绿绿的姑娘们像一群蜜蜂一样嗡嗡嗡地从各自的车间里飞出来，有的还没摘去白围裙和白头巾，噼哩啪啦地飞跑向食堂，去排队买饭菜。而我，第一件事往往不是抢先吃饭，而是先去门口的传达室，看看有没有我的信。每天上午十点多钟，邮差会来送一次信。
第40节：身边发生一件极悲惨的事
好像整个厂里就我的信最多。以至于看门的张师傅总是会特别照顾地把我的信放在抽屉里，等我去时一并拿给我。那些信，多数是杂志社或报社的退稿，也有一部分是文友们的信。那时我最喜欢看《台港文学选刊》、《上海文学》、《知音》、《女友》等杂志。每月发了工资，在去邮局给家里寄钱时，总要去〃月杨书店〃买回几本，晚上下班后无论多晚，都要读一小时。那时的杂志上有很多文友、笔友的交友信息。有些发表的文章后面，也署着作者的联络方式。我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认识了很多文学爱好者。其中不乏以后的作家。
我就是从《台港文学选刊》上认识福建的楚楚和浙江的王立的。喜欢楚楚，是因为她绝美的散文。那时的《台港文学选刊》的封二总是有一幅脱俗而优美的风景照片，上面由楚楚配着优美到极至的散文。栏目就叫《行走的风景》，我疯狂地喜欢上了这个栏目，每月都给楚楚写信，她偶尔也回。寥寥数语，却温热了我的心。
而浙江的王立，我却对他敬佩到极点。我是在《台港文学选刊》上看到他写的一篇散文，才知道他和我一样，因为家境贫寒，没读什么书，他也没按照父亲的指点去街头帮人修皮鞋，而是拿起笔，在人们的白眼和不解中锲而不舍地写起了文章。他的文笔自然比我好了不知多少倍。那时，才二十多岁的他已经是嘉兴市小有名气的作家了，我只有佩服的份。
王立的字写得极美，我的每封信他都耐心回复，我的每篇习作他都仔细批改。有一次，他在回信中夹了一张《嘉兴日报》来。在副刊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名字，我写的那篇千把字的散文《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居然在王立的推荐下发表了。那是我的第一篇被印成铅字的文章，应该算是我的处女作吧！我像范进中举一样欣喜若狂，把报纸拿给许多同事们看，在车间里造成了不小的轰动。如果说那次〃五一〃节趁机朗诵自己写的《你的歧视我不懂》，让全厂上下知道我有些〃墨水〃的话，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更证明了我还会写作。
这篇短文的发表大大地鼓励了我，它像一盏灯，照亮了我想走的那条路。
以后写得越发勤奋。不管下班多晚，总要写上那么几页纸的。那纸是我趁着休息时到城隍庙批发来的，500格的方格稿纸，纸面滑爽，蓝色圆珠笔写在上面像溜冰鞋轻巧地滑过冰面，干净顺畅。思维也像潺潺流水，一气呵成，顺着笔尖不停流淌。
那时的写作苦到极点，冬夜怕冷，就坐在被窝里，腿上垫着厚书埋头写，久而久之，脖子和腰背都酸疼酸疼，右手还长了冻疮；夏天，穿上长衣长裤对付蚊子，不但捂出了一身痱子，汗珠还常常在写作的稿纸上落下一滩水印。
1993年，我的一首小诗《嫦娥》经《萌芽》的沈刚编辑推荐在《上海侨报》上发表了，我得到了生平的第一笔稿酬5元钱。我把这笔钱仔细地放在笔记本的夹层里，从未舍得用掉。对我，这是个美丽的纪念。
接着，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副刊头条刊发了我写的《母亲、铁锤、石头》，拿到了120元稿费。这是我第一次在省市级以上报刊发表文章，这更奠定了我要向文学进军的信心。
（四十二）
【在花娇去世后很长一段时间，我还时常想起她，想她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在那块冰冷的水泥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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