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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公英-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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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等人家娘儿俩开始舒舒服服地问长问短时，她又要回到村口的老太太堆里去了。她继续跟着盼啊等啊，一会儿，李家的闺女带着孩子又来了，文氏不是忙着接包袱就是忙着领孩子，然后跟着人家到家里喝上一碗茶，说不上几句话又要回到村口……就这样，她直到把最后一家的闺女迎来上再送回家的时候，天通常已经是正上午了。他不得不孤单单地回到自己的家里，开始拾掇冷菜凉碗……今年的大年初二，文氏跟往年一样，随众多的老太太早早地就站在了村北的路口。可是她们首先等来的不是那套着毛驴儿的大马车，也不是那汉子拉动的地排车，而是四辆吉普车。老太太们何曾见过这种阵势儿！她们纷纷议论开了：“哪来的这么多的小汽车？”“敢不是走亲戚的吧？”“瞎说，谁家的亲戚有这么多的小汽车？”“看样子，上头又来人了，村里又不知发生啥大事儿了？”“咱们还是躲躲吧？”“躲啥呀？咱们又没做啥歹心事儿。”……大家正在议论着，最前面的那辆车在她们的跟前停住了。紧接着，后面的车也都跟着停下了。从车上走下一位工作人员来，他非常客气地上前询问道：“大娘，说话呢！向你们打听个人，去鲍福家里怎么走啊？”老太太们一看汽车停在了她们面前，早已慌得不知所措，又看见来人这么客气地跟她们说话，更不知如何回答。她们不约而同地在人群里寻找着一个人的影子。“鲍福他娘，你家的亲戚来了。”“大婶子，找你儿子呢。”……工作人员看着文氏局促不安的神态，落落大方地招呼道：“大娘，您就是鲍福他母亲吧？请您老上车，带我们一起回家好吗？”文氏像做梦看电影一样，只觉得眼前一阵阵闪烁，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客人在对她说什么。工作人员只好又重复了一遍。这次文氏听清楚了，她慌忙应道：“不用啦，我自己走着就行了。”说着，一步一歪地向前走了。因为路滑，她没走几步，就打了个趔趄。工作人员赶忙上前去搀扶她。车上的人一听说在前面行走的老太太是鲍福的母亲，呼啦啦地都从车上下来，徒步前行。小汽车在他们的后面缓缓地蠕动着……事实证明，鲍福的忙碌完全是徒劳的，因为县里领导不仅带来了根本就用不完的菜蔬和肉食，还带了两位上等厨师。别说鲍福帮不上忙，就连桂晴也只能做做下手罢了。厨师不愧为厨师，人家三下五除二，不到一个小时的工夫就齐活儿了。别看鲍福背地里总把当官儿的骂得狗屁不如，其实他心里对这部分人崇敬着哪。别说猛不丁儿的让他跟当官儿的坐在一起，就是平常让他跟人家站得靠近了一点儿，他就受用得不得了。昨儿一听说家里要来那么多的官员，他激动得一夜都没有合眼。可是一旦跟人家坐在了一起，他又拿捏得骨头疼。当然，他今天开的玩笑是有点儿大。但平心而论，这跟开不开玩笑没有任何关系。说到底，还是自己的能力不够。在此之前。他从来就没有怀疑过自己的能力。在他看来，所谓的能力，那不过是别人都在捧你罢了。如果有人也在捧他，指不定他会有一番叱咤风云的作为。他甚至做过一个破天荒的假设：假设有一种阴差阳错的机会让他登上中共中央主席的宝座，他会比毛主席考虑的任何一位接班人都称职，包括当今的华国锋……当然，这种假设他只能在家里说说而已。他不止一次地对儿子讲：“如果有一天你当上官，我啥都不干了，就一天到晚地躲在小屋子里当你的私人秘书。要知道跟官场里的人周旋，你永远都不如我。”他最引以为自豪的就是他长了一张好嘴，能把天底下的话说明白。可是最近一两年来，他隐隐约约地发现，每当遇到稍微上点儿档次的人物，这张嘴就变得笨拙起来。莫说高谈阔论，就连大路边儿上的话都说不明白。他不敢相信这是事实，但又不得不承认。今天的场面又一次证明了这一点。昨儿他想了整整一宿，准备了一肚子的话。可是等到大家坐在一起，他哝了几次嘴，居然连一个响亮的字都没有道出来，身上倒是平添了不少的汗水。幸亏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宴会，用不着他讲得太多，况且在座的各位领导有着与他同样诚惶诚恐的心态。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就是坐在鲍福身边的这位仪表堂堂、谈吐不俗的年轻人，因为他才是这场大戏的主角。他是军帅道儿上的朋友，叫冯长，多年来一直在东北一带混。他原籍在北京，讲一口流利的北京话。今天他所扮演的角色是罗部长的司机，在座的人都尊称他“张秘书”。他来芦花村之前是夸下海口的：“对付几个县里的小头目，我就是捂上半张嘴，也绰绰有余。”当时鲍福还有点儿担心：“时间长了会不会露馅？”“你以为他们是多大的官儿啊？这么说吧，县委书记到了北京，就好比农村生产队的队长到了县城。不是我瞧不起他们，就他们那伙人，一辈子都不可能见到罗部长的面。退一万步说，就算他们有幸见了罗部长，谈话的时间也就那么可怜的几分钟，多少重要的事情都还来不及说呢，哪有机会去念叨这些没用的话呢？他们总不能一见到首长的面就首先打听张秘书怎么怎么着吧？”鲍福一听也是。宴会进行到最后，县里的一位领导人讨好道：“张秘书，能认识您，实在是我们的荣幸。今天我们这些大小头目差不多都来了，我们不敢有太大的奢望，只想请您在县里多待两日，也好对我们的工作给予更深入的指导。这也是我们增强觉悟、提高认识的好机会。您毕竟是在首长身边工作的同志嘛，看问题总比我们的境界要高得多。”“不敢。”张秘书抽了一口烟，不卑不亢地说：“我跟随罗部长工作多年，虽然觉悟不高，但毕竟懂得什么叫工作分工。我们的同志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随便干预分工以外的工作。罗部长就特别反对这一点。”“张秘书，您品格高尚。”这位领导竖起大拇指道。另一位领导献媚道：“咱们不谈工作，不谈工作。邑城这地方虽然穷了点儿，但这里的人民还是很富有感情的。那么张秘书是否在其他方面对我们还有什么具体的指导？比如亲朋关系什么的，有没有需要县里协调的？”“谢谢县里领导考虑得这么周到。要说亲朋关系嘛，鲍福同志可以算上一个。我此次来本来是路过，但罗部长又特别交给我一项任务：代他看望一下鲍福同志。”他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哎，鲍福同志，今天你的父母官都来了，你有没有对他们要说的话？”鲍福等的就是这句话，他心里一阵紧张，他努力地控制着，嗫嚅道：“前几天倒发生了点儿误会……算了，还是别说了，这是我自己的事儿……”县里的头目们一个个大包大揽道：“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儿你只管说。”“是不是怕我们也帮不上忙？”“放心吧，别管牵涉到谁，县里都会严肃处理的。”……鲍福只好把工商所扣照相机的事儿说了一遍。县革委主任当即向工商局长发怒道：“太不象话了，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回去告诉你们的人，把照相机原封不动地给鲍福同志送到家里来，还要让所长亲自向人家赔礼道歉。”鲍福连忙表示：“别，别，只要还给我就行了。”“就这样做，一定要严肃处理。”革委主任斩钉截铁地说。鲍福几乎要笑出来：一位货真价实的中央委员被人们当叫花子打发；一个地地道道的江湖骗子却被这群老爷们当神仙敬奉。这世道真他妈的邪了！
第四十七章
果然，在宴会之后的第二天，谭所长就带领一班人马把照相机亲手送到了鲍福家里。所长一进门就满脸堆笑地嚷道：“鲍福兄弟，误会，全都是误会，千错万错都错在那天我不在所里。都是这帮龟儿子办的好事儿。”然后冲着大伙：“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还不快给鲍福认个错？”一帮匪徒似的办事人员像炸了锅似的嚷嚷开了。这个说：“鲍福哥，您大人不记小人过，您宰相独里能撑船，别跟我们一般见识啊！”那个说：“鲍福哥，您海涵，都怪我们有眼不识泰山，您千万别往心里去。”……鲍福何尝不清楚，他本身就是从钢丝上沿过来的？这事儿只能哈哈一笑。于是他立刻摆出一副笑脸：“弟兄们这是说哪里的话？你们都把我鲍福当成什么人了？我鲍福不才，但毕竟在江湖上混了多年。江湖上有句老话：‘一回生，两回熟。’还有：‘不打不成交。’从此以后，你们若不嫌弃的话，咱们都是朋友啦，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痛快。”所长叫嚷道，“你们都听见了吗？从今往后鲍福就是咱们的哥们儿了，谁再有半点对不住他的地方，别怪我翻脸不认人。”众人齐声拥护：“谁敢不听大哥的！”鲍福道：“既然弟兄们都来了，我也没什么好表示的，但家里有的是酒，无论如何也要请弟兄们来个一醉方休，‘热热闹闹是年下’嘛！我可把丑话说在前边，谁都不兴当孬种！”“使不得，使不得。”所长首先挂了免战牌，“我们空手而来，实在无礼，改日吧。”说着，就要拔腿。鲍福一把将他拉住：“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真要拿我当哥们儿，哪有这么多废话？有道是：‘菜好做，客难请。’你是不是成心要看我的笑话？”“兄弟，别别别，我根本没那个意思。既然这样，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然后冲着大伙喊：“弟兄们，今天都别走了，大家热热闹闹喝个痛快。有道是：‘有来无往非礼也。’元宵节过后，我做东，给鲍福兄弟还席。”那天，大家一直喝到太阳落山，一个个都喝得东倒西歪。没过多久，鲍福又跟税务所的大小人物喝了个昏天黑地。就这样，不到一个月的光景，鲍福就把程彰集及周遍公社的执法部门玩儿得风风转，他的势力范围还在不断地向四周扩展着……那位张老板原计划将鲍福一口吃掉，现在看来，不仅不能如愿以偿，反而有朝不保夕之患。因为他的地盘正在一天天缩小，眼看就要四面楚歌了。这时，他不得不放下架子，借助外界力量化干戈为玉帛了。那位曾在江湖上名扬一时的卞铁嘴更是狼狈不堪，他千方百计地想跟鲍福尽释前嫌。然而他一听见鲍福的名字，心里就发怵，连二次登门的勇气都没了。鲍福毕竟是久混江湖之人，他深深懂得“与人方便，自己方便”的道理，再加上桂晴经常晓之于“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理，鲍福很快就跟张老板握手言和。两人同时达成共识：程彰集以东地盘归张老板，以西归鲍福，双方不得侵犯。张老板非常满意，还专门宴请了鲍福。鲍福不知不觉中在江湖上又多了一个朋友。一九七七年，从春节到麦收后的半年内鲍福是一路绿灯、左右逢源。屈指算来，这半年的收入要超过过去好几年的收入，因为照相在当时能称得上暴利，况且这个行业最发财的路子就是一年一度的照毕业相，鲍福和桂晴是豁出命来对待这件事的。就在鲍福正在宏图大展，如日中天时，政治阴云却悄悄地降临到他的头顶。原来在这年的夏季，中共邑城县委、邑城县革命委员会联合出台了一份文件：《关于限制资产阶级法权若干问题的规定》。《规定》通过引用有关方面对“资产阶级法权”这一极具时代特色的社会现象所做的理论性的概括，从而采用列举法详细地描述了这一现象在邑城县境内的具体表现形式。私人照相馆就在形式之列。《规定》视“资产阶级法权”为洪水猛兽，号召全县人民积极行动起来，广泛开展一场以深入揭批“四人帮”为形式，以割除资本主义尾巴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高音喇叭里不分白天黑夜地响彻着播音员奋发激昂的声音：“我们的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的原则决定了国家公民必须具有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品德。任何私有制形式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倒退，都是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允许的。列宁同志早就告诫我们：‘小生产者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或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非常可笑的是，这场运动跟以往大多数运动一样，风声大，雨点小。因为县委、县革委不可能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场运动中去，他们还有着更比这更严峻、更艰巨的工作任务，比如：农业学大寨。另外，就《规定》本身而言，由于它是领导者在对全县形势缺乏全面估计的基础上草率制定的，因此带有严重的不完善性。如：《规定》指出：“私人经营者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将经营所需工具、器具转让给集体单位。”此处的“转让”是有偿转让，还是无偿转让？如果是无偿转让，那么，有些转让者非得砸锅卖铁倾家荡产不可；如果是有偿转让，那么作价的原则又该如何掌握？还有，对于那些已经列入“资产阶级法权”行列的经营者，是把他们打翻在地，还是让他们戴罪立功？等等。不久，在实际落实这一重大部署时，县里对原来的思路又做了这样的调整：只要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迷途知返，愿意为社会主义建设出力，我们就欢迎他，对于他从前的过错就不予追究。根据《规定》的精神，鲍福下一步的任务就是把照相机转让给大队。他和桂晴要在大队党支部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工作，全部收入归大队所有，鲍福和桂晴只能根据劳动量获得工分。就当时的情况来讲，一个工值一般在三毛钱左右；而一份一寸照片的价格是三毛八分钱，扣去成本，毛利也在三毛钱左右。如此天壤之别，鲍福岂能心悦诚服？因此，从文件下发的那一刻起，鲍福就慌张得如热锅上的蚂蚁。他四处奔走，探听各方面的消息，不日便获悉：其他几家民间照相馆基本上是明里归公，实则为私。在此之前，鲍福一直按每天一元钱的数额向生产队里上交“买工费”， 这对于生产队来说，无疑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所以社员们还是比较满意的。鲍福认为，既然自己为生产队里做了贡献，那么此项行为也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了，因此还想沿着这条路子继续走下去，他宁可在现有的基础上再增加一点上交额。总之，只要让他跟生产队打交道，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方式他都乐意。可是大队方面坚决不认账，并声明一定要按照原则办事。鲍福好话说了一大堆，就差跪下给他们磕头了，全无济于事。经验告诉他，这一次是在劫难逃了。他不由得心灰意冷起来。这时，昭懿等人献计说：“你为啥不利用罗部长这座靠山？你要是打着罗部长的旗号到县里跑一趟，还怕他们不给你网开一面？”鲍福摇头道：“哪像你们想的那么简单！常言道：‘远水解不了近渴。’何况我跟罗部长还是八杆子打不着那点儿的小关系。我若狐假虎威地在外面咋呼一阵子，兴许还能蒙住一些人，要跟大队的那帮老小玩儿这个，没戏。他们谁不知道我的底细？再说啦，就算我跟罗部长有八拜之交，也无济于事。你们没看到，紫寅大爷的亲弟弟在外省当的那可是正儿八经的省委副书记，紫寅大爷不是照样在家里挨饿受冻吗？咱芦花村跟别的村不一样，他们只要用不上你，任你是天王老子都不顶用。”鲍福冷静下来的时候，琢磨过这样一个思路：谁也不用管，还像从前一样，该咋干咋干，真正到了有人找上门来的时候，就让母亲和祖母学着机枪的样子大闹一场。反正她们都是烈属，谁也不敢动弹她们一指头。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母亲和祖母。谁知两位老太太一听这话，纷纷摇头叹息：“这事儿我们做不来。”鲍福气急败坏地回到自己屋里，冲着桂晴咆哮道：“我就知道她们办不成事儿。你瞧瞧她们，在家里搞内讧，一个比一个勇敢，一轮到办正经事儿，都傻眼了！这就叫大门里面的英雄。我看她们在这方面就不如机枪。”桂晴揶揄道：“那你为什么不请机枪给她们办办学习班？”鲍福苦笑道：“她们天生就不是吃这碗饭的料！”鲍福又在想，既然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为什么不去投靠张老板？这个念头刚刚冒出，鲍福就把它掐断了。因为他得顾及面子。鲍福不得不陷入极度苦闷之中……经过两昼夜的思考，他终于沉静下来。他对几位大队支委做了一下评估：昭珙：无论讲亲族关系，还是个人感情，都不应该跟自己过不去。可是这人一贯看似沉静如水，其实内心沟壑纵横交错，在大的是非面前，只要不牵涉到他个人的切身利益，他是轻易不表态的。冯保才：这人一贯昏头昏脑，好事坏事到很少找着他。另外几位年轻的支委乍一看跟个人似的，其实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只是摆摆样子罢了，他们最终还得看昭珙的脸色行事。剩下的就只有文圭汝了，这老儿从头到脚都流着坏水，他无时无刻不想着挤对我。另外在他的身边还活跃着几个不三不四的家伙，如汪清贤等人。他们一伙人有一个共同特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从我插上照相机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染上了红眼病，无时无刻不想制我于死地。眼看天赐良机，他们岂肯善罢甘休？看来他们才是我的真正对手。想到这里，鲍福的心里一下子亮堂的许多。你们不是成心要放我的血吗？那好吧，咱就来个破罐子破摔。我得不到的，你们也休想得到。反正技术掌握在我的手里，你们只能远远地看，离近了就别怪我恶语伤人。咱们走着瞧，谁大谁小还不一定呢。再说文圭汝早把照相馆看成了一块肥肉。他为大队谋划是假，为自己谋划是真。他总共生了四个儿子，出落得一个比一个丑陋。四个儿子，四条光棍儿。除了小四儿，其他三位都是二十郎当岁。最让他头疼的就是老二，这家伙不仅貌丑，还弱智。都二十好几了，脸上还时常挂满鼻涕和口水。人还没到呢，就远远地飘来一股臭味。很少有人愿意跟他接近。文圭汝正愁着没法打发他，忽然看到了鲍福手里的照相机。何不来个浑水摸鱼？让二儿子在照相馆里混上几天，技术学到学不到那都是小事儿，关键是能借此机会混个媳妇。不过文圭汝并非等闲之辈，他决不会一亮相就使出绝招，他深知鲍福非常难对付。他得先让身边的人先试探试探，然后再决定下一步采取何种手段。鲍福认为，既然老子已经归顺，咱们之间就没有上下大小之分了，什么领导呀，被领导呀，老子不管你们那一套，老子就认准一个理儿：外行永远不能领导内行。将来大家相处，平安无事万事皆休，倘若吹毛求疵，吹胡子瞪眼，别怪老子说话噎人。所以他头一天去大队上班，就故意表现得大大咧咧，他不仅不把文圭汝放在眼里，就是见了昭珙，都是爱答理不答理的。好在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性：高兴的时候，说什么都行，不高兴的时候，就像老虎的屁股一样……摸不得，大家都处处谦让着他。尽管如此，鲍福还是觉得看见谁都不顺眼。工作刚刚开始，大家就被弄了个大不愉快。原来照相馆归公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涉及到照相材料的问题。鲍福没好声气地告诉他们：“现在相纸和胶片都用完了，咋办？你们总不能让我拿小学生的作业本当相纸用吧？”“去买啊。”不知谁顺口说了一句。“买？说得容易。你知道北京在哪个方向吗？告诉你吧，去北京可不像赶程漳集一样，一支烟卷的工夫就能走个来回趟，那得需要坐火车。你以为火车票就像烟卷那样容易买到吗？那得需要排队，你也别以为排个十天八天的就一定能买到，那还得看你的运气。”大家都不吱声了。鲍福一看大伙儿都变成哑巴了，于是找茬道：“你们怎么都不说话了？谁去买相纸啊？是我去啊，还是在座的哪位去啊？”“当然是你去了！”又不知是谁顺口说了一句。“我去？说得轻巧。我去你们能放心吗？”鲍福几乎用鼻子哼道。“那就请你带一位同志一块去。”文圭汝接口道。“说来说去还是怕我捣鬼啊！文副支书，敢不是带你一块去吧？别怪我说话难听，我带不动你。要去你自己去。”“你……”文圭汝气得说不出话来。昭珙示意文圭汝不要多言。最后大家商量的意见，还是让鲍福自己去，并且在工分及生活补助方面都给予了特别的照顾。这件事儿总算平定下来。下一步就是研究照相馆如何开张以及开张后人员如何配备等问题了。大队党支部很快拿出了方案：业务仍然由鲍福和桂晴来处理，另外为鲍福安排一位助手，具体管理款项的收取和照片的发放。鲍福非常清楚他们的意图：什么狗屁助手！说得好听，你们不就是为了掌握照相馆的经济命脉吗？对于文圭汝的小算盘，昭珙早已心知肚明。鉴于去年在学湘上大学的问题上，文圭汝是出过力的。所以在助手的人选上，昭珙完全遵从了文圭汝的意见。就这样，文圭汝很顺利地迈出了预定计划的第一步。这位助手名叫大槐，是文氏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此人四十多岁，读过高中，当过几年生产队会计，因生性古板，又不善于助人，故至今未有妻室。文圭汝安排此人的目的就是让他两眼死死地盯在钱上，决不能让鲍福沾到一分一文的便宜。就当时的条件来说，芦花村虽然办起了照相馆，但照相生涯仍然以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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