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动改变生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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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改变生存
作者：寇延丁
内容简介：
因为不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
因为没有专项家庭暴力法规，只能一次次容忍原谅至亲的伤害？
因为主管部门缺位，只能每天呼吸着有毒的空气，吃着有毒的食品，喝着被污染的水？
行动起来，从身边做起，从小事情做起，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行动改变生存》讲述了二十五个真实的故事，故事里的人都不甘平庸，积极行动，他们坚信，每个人都可以推动改变，每一个行动，都可能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书中提到了非京籍家长对教育平权的争取，他们征集签名，组成“争取教育平等权志愿者”，去教委请愿，搭建网络平台等，拿出切实可行的方案说服教委，推动了北京市公布《关于2010年义务教育阶段入学工作的意见（京教基＇2010＇12号）》，宣布全北京市范围内自2010年起小学升初中实行不分户籍电脑派位。
也提到了深圳西部通道沿线居民环保维权的行动，由2003年单个人上访无人理会，到组织起来培训环保志愿者，召开业主大会，举行千人集会、万人签名。最终，2006年夏，国家环保总局介入，工程暂停。2007年春节前夕，深圳有关部门修改了“西部通道”设计方案，使排放量降低，并承诺在通车后对污染情况实施长期监测。
本书作者寇延丁说：“观察过许多自助组织的发育，都会看到一条推己及人的轨迹，看到从‘自身权益与福利’到‘公众倡导’和推动‘政策改变’的演进。”＇

行动改变生存　第一部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1）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这句话挂在我小学的教室里，旁边还有鲁迅的画像，两者都让我既敬且畏。上课的时候经常想入非非，有时就想鲁迅的这句话：硬从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多苦啊。我是山里长大的孩子，知道走路不易。
所以，在我选择自己的人生的时候，就果断地做出了决定：走别人的路，让自己说去吧。我选的那条路是很多很多人都在走的一条路——三十年前，进入事业单位过按部就班的生活对小城女子而言，是大家公认的最好的路。
当然喽，心里总还是会有一些个梦想的，一个或者几个梦想就像烛火一样，在晦暗的天幕下，在远远的、无路可通的地方，闪着诱人的光。那还是吃饭要粮票、出门要介绍信的年代，梦虽诱人，但寻梦上路之前失去的就已经太多，更不敢想上路之后还要面对什么，选择没人走过的路需要太多的勇气，多到我认为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具备。
既然走的是别人的路，当然要收束自己适应别人的标准，夜深人静的时候，难免会有一个“自己”跳出来嘀嘀咕咕的。“还想怎样呢？这已经很好了！”我在心里用更大的声音说。这条路已经被无数人踏成了大道，上班、下班、医疗保障、晋级、退休金……所有的一切都历历在目，在这条路上，可以从二十岁一眼看到我的四十岁和八十岁——如果我能活得那么长的话。
现在看来，我当时还是太年轻了，以为只有走自己的路才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后来摔了跟头才知道，“别人的路”未必好走。
1996年，我已经在别人的路上走了十多年，在一个小单位当会计，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改变了我。承包人假造票据中饱私囊，被我发现了证据。当时自觉聪明：他蒙过了所有的人，怎么就蒙不住我呢？我向上级单位举报了承包人。举报的结果，不是承包人被制裁，而是我，我被制裁了——因“工作表现不好”下岗。这让我对自己的智商绝望：我头盖骨里面长的，根本就是猪脑。
事情弄到这一步，后悔也晚了。我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小城，一个人在小城里生活了三十年以后，绕来绕去的人际关系会将小城变成一个村庄，在这个“村庄”里若有什么不想让人知道的事情，别人是一定会知道的。我下岗不仅丢尽了自己的脸，而且牵累了父母与兄弟姐妹甚至包括亲戚。这需要太大的心理承受能力，当时我想的不是出路，而是——不疯。这才是我的当务之急。
为了不疯，我开始寻找寄托，憋在家里做服装设计、写字。服装设计多次参赛获奖，然后就放下了；写作一直没停，伴我熬过了漫长的等待，也熬过了终于能够上班之后“改造察看”的日子。即使智商再低，我也知道自己难熬回“正常人”的地位，要想在这个村庄里挺起腰杆活着，只能想别的办法，我停薪留职，去了电视台。我那时候还是脚踩两只船，心里想的是，最好能够留在电视台，实在不行还可以再回单位。我怎么都没有想到，一年后就拍案而起，炒了自己，也没有回原单位，而是做了自由撰稿人，卖文。
也许是“性格决定命运”吧，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怎么回事儿，居然在别人的路上总也走不下去，稀里糊涂就钻进了沓无人迹的山沟，经历了高原、山区、农村、军队、事业单位、企业，做过士兵、会计、保管、小职员、记者、服装设计、无业人员、自由作家、独立制片人……我居然拥有了同龄人里堪称丰富的一份履历。
　　　　　　　　
前言：什么人走什么路（2）
不知不觉间，我成为国内最早从事残障美术家推广的人，快到四十岁的时候，我又一次面临选择：停薪留职政策取消，要么辞职，要么回单位上班。
我在两难间考虑了很久。
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这一次就没有回头的余地了，不管选择了什么都是不归路。
在我的考虑中决定因素是：我花眼了。三十八岁就开始花眼，说明我生命的节令已经提前立秋，岁月给人的从来都只是裁决，没有商量的余地，这个裁决告诉我：现在不做，这辈子可能就没机会了。
我用辞职迎来了自己的四十岁，离开家乡去到北京，注册了一个名叫“手牵手文化交流中心”的非营利机构，专门做残障美术家推广。完成并出版了国内第一部关于残障美术家的纪实作品，办了一系列展出，拍了相关的纪录片，推动残障美术家成立了自己的自助组织，出了第一套残障美术家画册；5·12地震后，又开始长期关注因震受伤青少年的工作。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就这样一路做事、一路采访和写作，在做事情的过程中，完成了几本关于NGO的书。但我承认初上路的时候，心里还是怯，想通过别人的经历学点做事情的方法，也是在用采访和写作为走在路上的自己寻找一种陪伴。我自己的感触是：别人的经历可以借鉴、方法可以学习，但说到底，“自己的路”必须自己走。一定会碰很多壁，经历很多难处，不仅是脚、可能连心都会伤痕累累，而且，谁也不能给你打包票，这条路一定能走通。
那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要走自己的路，走一条仅属于自己的路呢？那是因为，在自己的路上除了苦和痛之外还有快乐。一直喜欢“有梦想的人是幸福的”这句话，在梦想的引领之下，走自己的路的人，在苦与痛之上，可以享受到追寻生命自由的高端体验，是幸福的。我自己体验到了这种幸福，太多人的经历让我看到、触摸到了他们的幸福。
十年下来接触了数百NGO人，对他们而言，我的记录只是他们路上的一些脚印，对我而言，这些文字像是一个驿站。走进驿站并不意味着就此可以有人陪着或者带着自己走，驿站只能让人从先行者留下的炉火中得到一些温暖，从他们匆忙中留在墙壁上的片言只字中得到鼓励，然后，不管第二天是不是雪霁风停，还是要独自上路的。
喜欢史铁生的这句话：“只要你往前走，他总是给路。在神的字典里，行与路共用一种解释。”人生在世，我们的生命是在我们的行走中得到体现的。也许我们会像张锦雄一样经历对自己身份认定的痛苦，像邱璐和曲栋一样经历纠结与选择，像李波马小朵一样一波三折，但是，什么人走什么路，这是命定的“劫数”。想清楚了，就上路吧。跟随梦想走，跟随你内心深处的召唤走——只要走，就有路；只有走，才有路。
　　　　　　　　
成为托起这个行业的水
“为村庄配备一个1000册规模的图书室，目标读者主要是青少年，需要多少钱？选配包装需要多长时间？”
——“建一个千册图书室需要一万元。我们有适合不同阅读对象的系统书目，有数百家出版社的3000多个品种备选书库存。资金到位后，我们可以用三到四天完成选配、包装，并发送到物流公司。”
“为每个班级配备一个图书角需要多少钱？多长时间可以完成前期工作？”
——“每班图书角70册左右，包括一个书架，共需一千元。我们常备适合小学不同年级阅读的图书角图书包，立即就可发出。”
“委托你们做图书选配发送工作，需要多少费用？”
——“全部书价的5％，如果建一个万元图书室，服务费用500元，一个千元图书角只需50元。”
“图书多长时间能够送到我们这里？”
——“最晚一周可以送达接收县城。……
提出的问题可能来自天南地北不同的角落，需求也各不相同，共同之处在于：都是在为农村地区建公益图书室或者农村学校建班级图书角。回答问题的是北京的“公益图书中盘”，一个专门为中国乡村图书室的建设搭建的专业平台，提供书目服务、图书采购、藏书配置和物流运输的专业化非营利平台。
这个公益图书平台的发起人就是邱璐。
　　　　　　　　
不走难过路（1）
有个著名的段子：“我家门口有道沟，很难过。”接下来的一句是：“再难过，也得过。”而邱璐没有这么做，折转身，要去找一条不让自己难过的路。
她的读书经历和职业经历一直一帆风顺，北大研究生毕业，在中华书局工作五年后辞职，在科学出版社工作五年后再次辞职，分别是最好的文科出版社和理科出版社。邱璐编的书获国家图书奖，年纪轻轻就赢得了这个行当里的最高荣誉，在单位也是个做得不错的中层负责人，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我很难过”、“难过的不得了”。回述自己的职场经历时，邱璐反复提到了“难过”这个词。
“我非常非常喜欢编辑这个工作。我想做的，是那种学问型的编辑，做那种慧眼识才的事情，能够通过我的手，把人家抽屉里的好东西发掘出来，成为一个流传于世的好作品。”邱璐娃娃脸，短发，那种中学生的发型，这样的脸上是看不出年龄的，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从她的嘴角荡起一波笑纹，把圆圆的眼睛挤成了两轮月牙，就像一个孩子，在吃一块很甜的糖。但是，做编辑的十年里，她吃到的这样的糖太少了，整天不得不面对的，是紧跟市场节拍追着利润走的教材教辅，是东拼西凑前后矛盾的“学术论文”，和整段整章从网上抄来的博士点“科研成果”……“我真的很难过。我生活的意义在哪里？虽然不缺钱也不缺地位，但我总觉得自己的生命是浪费了的，我们做这些事情的人的生命是浪费了的。进了办公室你看吧，一个个埋头工作，我们工作量压力大得很，而且每年都要加码，那真的是埋头工作啊——那些刚毕业的、鲜嫩嫩的孩子，每个人都低着头，每天都是在数那些字数，算我做了这些能拿到多少钱。我看《肖申克的救赎》，觉得我们的大楼，就是一个大监狱，我们都是里面的囚徒。我太难过了。”
难过的不只邱璐一个，大家的感受都差不多，或多或少，每个人心里都一种东西跃跃欲试，但再一转念，想想收入、职称，想想房贷和未来就又忍了下来，在难过面前，总得找到自己的过法。发发牢骚，让自己心里好受一点，再难过，日子也还是要往下过。邱璐也曾经试着调整自己，忍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觉得不可忍受，必须找到一种让自己不再难过的活法。
2007年底，邱璐在网上看到一个叫“天下溪教育研究所”的公益组织招志愿者，为农村地区建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我们希望一所乡村图书室能为一个村庄/学校带来某些积极的变化，因为我们相信阅读能让人开阔视野，丰富生产和生活知识。”那时候，邱璐对公益完全不了解，但这事情跟书有关，自己也很认同这句话，就报了名，开始慢慢了解“天下溪”和“公益组织”是怎么回事。
“天下溪”是一个关注教育的民间公益组织，“乡村图书室”劝募城市白领给自己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最早与邱璐接触的乡村图书室项目负责人说，她一个人无力应对巨大的需求，需要再找一名兼职或者更多的志愿者来配合。
“巨大的需求”这个说法，一开始让邱璐多少有些意外。她在出版社工作多年，每年都会接到新闻出版署要求捐书的通知，支持贫困地区和农村义务教育，累积起来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量。那么，这个“需求”在哪里？“天下溪”做的这个事情，跟国家有什么不同？
　　　　　　　　
不走难过路（2）
国家捐书一般是捐给学校，一般的中心校有图书馆或者图书室，但规模较小的学校比如村小可能就没有，属于村庄的社区图书室几乎是个空白，这真的是一个巨大到难以想象的需求。“乡村图书室”是2003年由“天下溪”的志愿者梁晓燕、徐晓、王小平发起的一个公益项目，致力于为改善乡村教育提供最为基础的公共教育设施——社区公益图书室和中小学公益图书室，当时提出来的口号是“三千块钱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希望那些告别土地走进城市的人，除了自我发展，也能用这种方式回馈家乡。乡村不仅向城市源源不断地输送赖以生存的食物，也在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这片土地上最优秀的年轻人，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数以千万计的青年才俊告别土地进入城市，已经成为推动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这些村庄精英在进入城市自我发展之余，回馈亲人的方式可能有很多，“天下溪”做的，是邀请他们“给你的家乡建一个图书室”，不仅支持到自己的家人，也将关注的目光投向身后业已远离、甚至是正在凋敝的土地，不仅要求你捐钱，如果是在村子里建图书室，还要求捐赠人先找到一间可以做图书室的房子，要求找到人兼做图书管理，还会邀请他们加入捐赠的过程，参与选书、整理、打包、发送、回访，这样带给家乡的，不仅仅是一个图书室。这本身就是一个公民参与、公民行动、教育和自我教育的过程，每个人都是行动中的一员，在用自己的参与反哺土地，回馈家乡，参与公共事务，
曾经有一个企业找到梁晓燕，要捐出300万建1000个图书室，但她拒绝了。“我们希望这所乡村图书室是秉着平等、自愿、诚信的原则建立的，不是给予，不是扶助，而是合作、共建和分享。”乡村图书室不仅弥补当地不足，更重要的是一个公民建设的可用型的平台，这让邱璐看到了个体化的民间公益行为与大量的、集团化的国家行为的不同。我们之所以做这件事，不仅仅是为了资源平衡，不仅仅是因为家乡缺图书室、缺书，如果只是讲规模比数量，别说1000个了，就是10000个也只是个数字而已，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在邱璐正式进入乡村图书室的工作之前，发生了一件大事，5·12地震。几乎全国的公益组织都在动，“天下溪”联合其他与图书、出版有关的志愿者发起面向灾区的“千秋助读”，紧急募集了一批图书，赶在“六一”之前送到四川。
那一次，“千秋助读”一共在灾区设立了50多个帐篷图书室，邱璐头一回做公益，没想到赶上了这么样的一件大事儿。她从单位请了假，全程参与，从在北京接收图书、装车皮发运，到成都后又负责分类发放。邱璐在成都，每天接待不同的NGO组织和志愿者团队，按他们的需求分拣图书，再由他们想办法把书送到灾民和孩子手里去。对中国民间公益和NGO原本所知不多的邱璐在短时间里接触了大量参与救灾的一线机构，地震之后百万志愿者、上千公益组织聚集到四川，环保、妇女、卫生、教育……紧急救援阶段不同的组织都在做近似的事情，热情高涨，人人投入，忙得不可开交，也乱得不可开交。面对那么大的一个事件，头绪那么繁多的需求，任何一个机构、一个团队都无法完全承担，很多的团队和个人形成一种接力的状态，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机构各负其责，像“天下溪”这类在北京有图书资源的在北京募集并运到四川，然后把信息发布出去，发布给那些已经在帐篷里开展工作的一线组织。叫第三部门也罢，叫NGO也罢，整个公益事业、公益行为就像是一个大拼图，不可能一家把所有的事情都做了，希望“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合适也不专业，不同的机构和个人都像是这幅“拼图”里的一个部分，各有自己的专业和分工，拼成一个完整的图。
那时候邱璐还在出版社上班，回到北京接手了乡村图书室的运作，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做志愿服务，暑假期间又请假去了一趟四川。这一次，她有机会去到了灾区一线，带了二十多位志愿者下到安置点亲手去建图书室。邱璐带着志愿者们在板房、帐篷或者农户的房子里，自己动手拆包、安装书架桌椅，她带的志愿者都是即将去国外读大学的高中生，需要有参与志愿服务的经历，邱璐愿意帮助这些即将远渡重洋的城市孩子利用这次机会，不是被动完成一样任务，而是真正接触到灾区，了解这片土地。
这一次真正进入灾区一线，接触到不同NGO组织，了解那些在帐篷和板房区开展工作的一线机构的日常工作和面对的问题，女性问题、医疗知识、儿童教育……需求很多，显然任何机构都不可能面面俱到，更不可能由一个机构独力筹募所有的资源，应该有无数“天下溪”这样的机构为一线组织分别提供不同的服务，甚至，天下溪目前在图书和阅读相关议题所能提供的服务还是远远不够的……
每次去四川都是高强度的工作，还有太多信息和情感的撞击。刚刚经历了地震的灾区满目疮痍、余震不断，四川山高水急，通往汶川地区的路都是劈山建出来的，本来路况就差，因为地震和随后多次塌方泥石流多次被阻断，断了修、修了再断，人走的永远都是“刚刚修好的路”。一边的山坡偶有滚石，另一边陡峭的山崖下是奔腾岷江，走这样的路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并不夸张。路上隔不多远就会有人值守，来往车辆只能分路段、分时段通行，在等待通过的时候，看着脚下奔腾的岷江，人变得特别易感，实在觉得孤独害怕的时候，邱璐就给单位的同事和领导打电话。“邱璐你快回来吧，我请你吃饭”、“邱璐你下次带上我的孩子一起去”，还有人幽幽发出一声叹息：“邱璐我真羡慕你，你好有勇气”。
转过年来，邱璐2009年初向单位交了辞职信。她已经找到了自己的路，要离开这里，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到自己的“水”（1）
“天下溪”的名称源自老子的那句话“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素来认真的邱璐做事之前要先想想清楚，反复琢磨这几句话，觉得“为天下溪”是一个很高的境界，太难达到了，怎么样才能为天下溪？自己如何跟这个机构的理念、跟这种境界匹配？全国的公益组织已经有很多，天下溪的定位应该在哪里？慢慢再琢磨后面那一句，“水利万物而不争”，不争，就是你要退后，你要降卑，你要在最低的下面去滋润，就像溪水一样，不去争竞，但你要去滋润。嗯，这样，蛮好。邱璐喜欢这种状态，在纷繁的世界里，愿意守着这个雌，像水一样在最需要的地方去做滋养。特别是，所做的事情又与书有关。
那么，自己进入到公益领域之后、在天下溪这个机构里，自己在公益“拼图”中的位置在哪里？怎样才能把自己的这块拼图做到最专业、最好？
在接触到乡村图书室这个项目之后，邱璐一方面认同项目理念，另外在担心这种做法的可持续性，对于自己所提供的图书的品质，也有一点儿不安。
每个出版社都有一些库存书，里面也有许多经典的名著、有好作品，梁晓燕、徐晓和王小平都是资深的老编辑，是从事出版业多年的专业人士，她们拿出时间和精力带着志愿者专门去出版社的库房淘那些三折、二折甚至是一折的库存书，三千块钱诚然不多，但能用这笔极其有限的钱配备一千册左右图书。三千块钱门槛不高，只要有心，都可以参与，在公众对公益事业了解有限、“乡村图书室”刚刚发起的开创期，“门槛低”＋“鼓励参与”是非常重要的因素。但随着图书价格上涨，好书的库存也有限，这种方式很难有可持续性，更难满足快速大量的需要。
“天下溪”的乡村图书室是国内最早的专门面向乡村推动公共图书室的尝试，慢慢地，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农村教育的公益组织，也有了越来越多的在乡村开展其他工作的公益组织，不管是从事环保还是做生计项目、或者关注女性问题、从事老人、留守儿童相关的工作，也会关注到乡村的文化需求，当初发起“乡村图书室”的目的也就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