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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明白要趁早-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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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遇到和洋人闲谈，我总感到话题干涩，勉强维持。一来由于不用母语表达不够畅快，二来总觉得气场嫌远，硬是需要下功夫才能接上，尤其体现在寒暄之后把话题引向深入的时候。气场就算暂时接上，还要在过程中刻意呵护，否则一个不小心，又难免鸡同鸭讲。尤其遇到涉及风俗和地域特点的语境，常常需要为了说明A，不得不用B来解释A的背景，结果发现洋人也不知道B，只好再用C来描述B的渊源。好不容易说清了C，已经忘了刚才说到哪大多数时候，以我的英文水平，刚说到B，就已经词穷。
这就是文化差异，它真真切切存在。早在几百年前，当洋人的祖先还在英格兰放牧，当我的祖先还在胶东半岛种田的时候，就已经顽固的流淌在血液里。一只蚊子趴在洋人和我的身上，都能从他的血腥味儿里咂摸出全麦面包，从我的血腥味儿联想到
洋人也是人（2）大白米饭。
我觉得和洋人之间有天然鸿沟，洋人也不待见我。美国小伙Philip直截了当地告诉我说：
“你长得一点也不中国，你皮肤不够黑，眼睛不是单眼皮，而且太大。还有，你眼梢儿往下掉，中国人应该都是向上翘的呀？”
我也没客气：“你也不像美国人哪。美国小伙应该比你高比你壮，而且你头发和眼睛都太黑！”
Philip一点都不生气：“因为我爷爷是希腊人啊！希腊神话里面的人都长我这样，都是美男子！”真够不害臊的，一点都不懂得谦虚和自嘲，不过倒真够坦白，怎么想的就好意思怎么说出来。
和同事熟了，才发现有好几个女同事都找的洋人老公，我的好奇八卦之心油然而生，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心怀鬼胎的问女同事Kathy：“你为什么嫁一洋人啊？”
Kathy大惊小怪地看着我：“因为我们俩谈恋爱了呀，有感情了呀？”
“和洋人，怎么就能开始谈起来的呢？”我觉得开始最最艰难。
Kathy却被勾起了甜蜜回忆，羞涩起来了：“这个呀我那时候失恋，特伤心。他追的我，那段多亏有他，我觉得他挺人不错的。”
“那你们平常都聊什么呢？聊什么才能聊到和一洋人托付终生呢？”我的问题实在是有够八卦的了。
“什么都聊呀我明白你什么意思了，你肯定想复杂了。其实人和人本质需要都是差不多的，都喜欢吃好睡好，有人疼儿。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对一个人好，他总是知道的。这个不分中国人外国人。”
“哦。”我琢磨着Kathy的话，觉得挺深刻的。
“我也没特意嫁外国人，只是赶上了是他。不过，有一点我觉得他挺不一样的，当时我和上一个男朋友分手，喝酒，哭。他就只是陪着我，来回问我一句话：你还相信爱情么？后来我们俩好了，他特别高兴，我过去男朋友的事，他一点没问。”
Kathy也是经历了感情坎坷的，这样的女人都特别懂珍惜。
我想起过往，咬牙启齿：“那确实是不错。我觉得好打听以前的男人特别多，你心里都过去了，他还没过去，老当个事儿惦记着，自己发狠较劲，还老说是因为爱你。”
“呵呵，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就跟文化有点关系了。”
Kathy转身忙去了，我留在原地发了一会儿呆。
关于跨国爱情和婚姻的负面信息，也是层出不穷，都说这和肤色有直接关系。种族歧视这个词太严重，说起来又不好听，但却是个内心潜伏的魔鬼，只要存在，终有一天会以某种形式发作出来。归纳起来你会发现，那些一开始就动机不纯的恋情与婚姻，会更快的夭折。比如，一方由于仰慕另一方的肤色和护照，而甘愿放弃自己的家乡与国籍，与之为伍的。靠别人的文化和护照为自己洗底，很难成功，因为肤色是永远洗不掉的，它烙在你的色素细胞里，文化也是永远洗不掉的，它早已烙在你骨子里了。自己都不爱自己肤色的人，换谁也没办法帮你。
如果有人敢歧视我的肤色，我当然会忿忿不平，不过有一件事，让我有机会换了个角度看看这个问题。
北京一直有个朝阳流行音乐节，由各国艺术家远渡重洋来献唱。朋友的朋友组成了一个说唱乐团，一行三人从纽约来。头一次来中国，也不会中文，朋友拜托我帮忙照应一下，我一口答应下来。
三个乐队由两个白人小伙，一个黑人小伙组成。他们可是货真价实的纽约说唱艺术家，穿戴着大金表、大粗链子、小礼帽还有巨型的大背心子，太黑炮了！和MV里看到的人一样一样的。他们平时聊天，并不像我想象的一样用“又、又”当语气助词，其实还是挺正常的。
没有演出的一天里，我陪同他们游览了几个北京著名景点，说唱艺术家都激动得够呛，纷纷合影留念。在全聚德吃过晚饭，我与三个小伙挥手告别，算是胜利完成了东道主的任务。
几天之后，黑人小伙返回美国，开始在每天北京时间下午3点，也就是纽约时间凌晨3点，给我打电话表白，我说：“黑炮先生，您喝多了！
洋人也是人（3）黑炮先生为了证明他没喝多，开始每天发来电子邮件，内容包括对我一见钟情的描述，我俩的星座配对结果，他为我写的英文诗歌，还有他的Facebook。
诗歌实在看不太懂，我就打开他的Facebook，一看吃了一惊。原来黑炮先生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毕业的，现在曼哈顿第六大道一著名报业集团工作，说唱只是人家的业余爱好，是工作之余组团玩耍用的。怪不得他们的歌词那么押韵呢，原来是专业写词儿的！
我承认我虚荣了，自从知道黑炮先生的哈佛比较文学背景，还有他的工作地点是我神往的传媒圣地第六大道以后，我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么黑了。
看我没有反应，黑炮先生急了，有一次在工作日的纽约时间上午9点，给我打了一个很严肃的电话，告诉说他计划再次来北京，要来看望他在神秘东方遇见的女神，还要与女神做更深入的了解。
我有点慌了，怕他不打招呼真来，决定得和我妈说说这件事。
“妈，有个美国人追求我。”我打电话给我妈，很扭捏的样子。
我妈早年在欧洲留过学，算是开明母亲，本来也不见得支持洋人，但眼看着我成了大龄单身，也有点急了，对此事反应很积极：“好啊！美国哪里的啊？”
“纽约。”
“纽约干嘛的啊？”
“出版公司的，具体干嘛还不知道。估计跟文字有关吧，因为他是哈佛学文学的。”
“哈佛好啊！！那就先谈谈试试吧。”我妈喜上眉梢的样子。
我沉吟了一下，为我下面一句话捏了一把汗：“妈他是个黑人！”
“啊！？绝对不行！咱们家族要生出个小黑孩来吗？不行不行，你现在就给我回家！”
我妈当真了，还竟然都想到小黑孩了，我这边已经笑岔了气。想到确实应该去看看我妈，于是回家去了。
一进家门，我妈已经反应过来我是在开玩笑，自己也笑起来。
我问我妈：“您说，咱这算是种族歧视么？”
“算。”我妈轻轻叹了口气。
三个月后，黑炮先生见求爱无望，自己消停了。临了发过来一张照片，说是我们四个在全聚
德的合影。合影背景很暗，我却只看到三个人。再仔细看，最右边悬空有两排白牙，右下角还有黑炮先生自己做的小字标注“That sme。”哈哈哈，看来，黑炮先生是知道自己黑的，但他知不知道，因为黑，他的哈佛和第六大道全都白搭，直接就被否定了。
黑炮先生，算是唯一青睐过我的洋人。看来即使无关肤色，我和洋人也没有缘分。Kathy对于和洋人恋爱，有一句最经典的总结：“中国男人之内心最为百转千回，反复无常，患得患失。如果能把中国男人弄得五迷三道的，就有信心把全世界的男人弄得五迷三道的。”看来，我也没有机会验证了。
唯一的遗憾是，由于没有和洋人谈过恋爱，我的英文因此永远裹足不前了。
这就是文化差异，它真真切切存在。早在几百年前，当洋人的祖先还在英格兰放牧，当我的祖先还在胶东半岛种田的时候，就已经顽固地流淌在血液里。
其实人和人本质需要都是差不多的，都喜欢吃好睡好，有人疼儿。虽然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是你对一个人好，他总是知道的。这个不分中国人外国人。
种族歧视这个词太严重，说起来又不好听，但却是个内心潜伏的魔鬼，只要存在，终有一天会以某种形式发作出来。
那些一开始就动机不纯的恋情与婚姻，会更快夭折。
中国男人之内心最为百转千回，反复无常，患得患失。如果能把中国男人弄得五迷三道的，就有信心把全世界的男人弄得五迷三道的。
从臭跑龙套的做起（1）我们中华文明是有这个传统的，刚入行都先从学徒做起，就算学武功也要先挑水扫院子，干得好了，师傅一高兴才愿意教你两手儿，所以让师傅高兴很重要。
甭管入了哪行，甭管别人怎么说，最要紧的是干起来自己开心，这么看来，很难说是当凤尾还是当鸡头更好，要我说开心最好。
中央电视台，乃一代又一代的广播电视人才为之心驰神往的最高殿堂，威震四方。
2001年，我将从广播学院毕业，在望眼欲穿中终于迎来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份差事央视实习生。
为了这个差事，我做了些准备工作。比如考了普通话一级甲等证书，选上学院优秀干部，又争取先进入了党。同时每天朗读《人民日报》，关注时事新闻。经常观摩著名播音员的一颦一笑，琢磨他们语音的昂扬顿挫。为了在镜头前显得心胸宽广，我还请化妆师剃掉了左右眉头各一截眉毛。
中央台的演播厅对我并非十分陌生，我分别在13岁、14岁和16岁去录制过各种少儿节目。尤其在13岁参加的节目里，我客串一个小主持人，有一段50字的台词，录制之前简直在家里背到天荒地老。当天节目的嘉宾是李修平老师，她听我说完台词，笑吟吟地对我说：“你
的口齿和声音都不错，以后可以当播音员。”就这么一句话，13岁的我信以为真，等啊等，5年之后高三毕业，就去报考了广播学院播音系。现在广播学院早已改名叫中国传媒大学，为了叙述起来亲切，请允许我继续简称为广院。
播音系是个另辟蹊径的面对大众的小众学科。都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要求不是一般的全面和复杂。通过层层选拔和培养，将来输送到电视台面对广大观众的时候，要口齿清楚，要形象端正，要言之有物，要掷地有声，要不怯场，要人来疯。
我对照哪条都有差距，我说话着急了就拌蒜，面颊带婴儿肥，不关心国家大事，观点一律停留在中学议论文水平，我见了熟人说话不着四六，当众说话就扭捏失语。多亏广院复试那天我抽到的即兴演讲考题是“高考倒计时之感想”，正巧我那两天给班上出版报，从《少年文艺》里抄写了一首内容相关的诗歌，凭借着对诗歌原始的热爱我还自己吟诵了几遍，竟然大致背下来了。于是我在数位德高望重的主考老师面前，将该诗又佯装镇定地背诵了一遍。我猜一定是这首诗成全了我，让主考老师以为我非但面无惧色，竟然还出口成章，信手拈来，于是认定我是可塑之材，录取了我。
广院四年如白驹过隙，在我全然没有准备好的情况下，糊里糊涂就毕业了，就这样开始了实习生生活。刚才忘了说，我的实习第一个工作内容非常重要给央视新闻中心播音组的各位前辈老师取盒饭。
如果是央视晚间档的新闻，比如九点的新闻，那应该在七点甚至更早就开始准备了。准备工作包括化妆、整理发型、熨烫衣物、更衣、为部分新闻画面配音、熟读稿件。盒饭就是为了晚间工作的播音员们准备的。我需要按时到达另外一个楼层发放饭盒的地方，报个数目，然后拎着饭盒回到播音组办公室，摆放在中间那张桌上的一角。除此之外，我有大把时间，可以坐在全中国最权威最核心的播音间的后台办公室，看各位老师如何游刃有余、举重若轻的准备每天的节目。因为播出安排的关系，我隔一天会见到一次李修平老师，她依然和当初一样高挑端庄，我告诉她九年前的少儿节目上她曾说过我适合当播音员，她惊讶地笑了。
实习的日子里，我每天在央视走廊里穿行，看一间接着一间的演播室和机房，门口“正在录制”的黄灯总在闪烁，工作人员们都是行色匆匆地在其间忙碌穿梭。
我都是在一旁怯怯观望，自卑感油然而生。因为我看见每一个人都在专注于他们手中的工作，根本不像我这般左顾右盼，无所事事。文字编辑们要么在打电话沟通，要么在电脑前写作；非线机房编辑对着无数按钮，操作自如，手法之娴熟叫人眼花缭乱；播音员和主持人不是正在播音，就是手握稿件正在
从臭跑龙套的做起（2）赶往演播厅的路上。导演和导播成为我最敬仰的职业，因为他们总是看上去成竹在胸，面对一排排不同画面的监视器和外星飞船般的控制台，仍然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
那段时期，“真才实学”这个词儿一直在困扰着我。我无数次纠结于我本人可怜的“真才实学”。我理解“真才实学”应该是一技之长，并且必需是人无我有，鹤立鸡群的。一想到我除了把普通话说得标准一点以外并无过人之处，心情就十分黯然。况且在这里，一口标准流利的普通话只是最低标准。如果像一些著名主持人那般可以机智诙谐，口若悬河，也算是天
赋异禀，而我尚没有机会在镜头前开口自主表达，我甚至都不知道待我果真面对镜头时能否组织出顺畅的语言。这么想来，我根本就是一无是处。
自卑的巅峰终于到来。
那一天我溜进一个机房，观摩一个非线编辑人员剪辑电视短片。看他如何使用镜头语言和时间点来叙述情节，看到疑惑处，不禁向他请教，慢慢就该片的内容和他交流起来。这个时候该片的导演进入了机房，参与了我们的讨论。
我并不认识这位导演，正因他的平易近人心生感激时，他突然话锋一转：“你刚毕业的吧，你是文编的？”（注：文艺编导系）
我心下一沉，立刻底气全无：“我播音系的”
“咳，播音系的啊？你们播音系的会什么啊？”导演不再正眼瞧我，把注意力集中到短片上去。
我无声地退出了机房，心情跌倒谷底，无限自责。扪心自问我是否真的不会什么？同时我又很困惑，因为我依稀记得大学之前我都自诩或被称赞为是一个有才华的孩子，画画和表演也都曾四处得奖，现在看来竟不过是雕虫小技，无以为生。
几年以后，当我看周星驰的电影《喜剧之王》的时候，一下子从剧中动辄就提到的“臭跑龙套的”认出了当时的自己，刹那间明白。在我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成的时候，别人如何判断和认知我的能力，给予我尊重和肯定呢？我没有成绩，别人也无从肯定，这不赖别人，也不能赖自己，毕竟自己刚刚起步，就是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是必经之路。并不羞耻，谦卑就好。
这样萎靡了一个月，天上掉馅饼，播音组突然派我去给每日城市空气质量配音。我终于拿着稿件，坐进了配音间，面对一扇玻璃，一盏小灯，兴奋地读出“北京、空气质量良，天津、空气质量优”那么多省、市、自治区，每天都能念个遍，比起拿饭盒，可真过瘾啊。
又过了一个月，真正来了个大喜讯，播音组选派我和两外几名实习生开始轮班直播整点新闻。我们也终于可以像一个真正的播音员一样，风风火火地走进办公室，化妆、整理发型、熨烫衣物、更衣，然后配音、熟读稿件。同时有几个实习生参加播音，自然有比较和竞争，大家每天互看直播，点评交流，日子过得很快。
那一天，轮到我直播下午4点的新闻，我早早地化好了妆，换了衣服，配好了音，然后等着编辑给我播音稿。我拿到播音稿时距离直播还有一刻钟，时间紧迫，我速速看了一遍，正准备看第二遍，突然一阵内急，这是紧张的表现之一。我于是把稿件放在桌面上，上厕所去了。厕所回来，桌面上空空如也！我的播音稿不见了！！
这里要解释一下有关新闻播音的技术内容：央视的新闻播音，播音员使用的是手动提字器。工作原理是播音员随着朗读慢慢推动手中的稿件，由垂直向下的摄像镜头拍摄稿件内容，再把稿件内容的影像投射到正前方摄像机前的玻璃板上。所以，播音员丢了播音稿，有如战士
丢了枪，拿什么上场啊？战士还能赤手空拳战斗，播音员能干瞪眼儿吗？
“播音稿呢？播音稿呢？”我的血液瞬间涌入大脑，头皮发麻，开始哆哆嗦嗦地寻找我的稿子。此刻另外两个实习生也在房间里，都帮我找起来。
播音组的办公室不大，找了三圈没有，五分钟已经过去了，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思考我能做的选择：
选择A：去编辑部重打一份。
我初来乍到，应该去
从臭跑龙套的做起（3）找谁重打？剩下时间够不够重打？被编辑部知道我弄丢了稿件我会不会完蛋？
或者选择B，继续寻找。
我去厕所的两分钟里，稿子长脚么？自己乾坤大挪移了么？不能。一定被人恶意藏起来了！藏哪儿了？一定还在这间办公室。如果我是她，我会藏哪？
我迅速地用目光扫描整个房间，走到房间一角一个纸箱旁蹲下，开始狂翻。这个纸箱是专用收集每天用过的播音稿的，已经装满整整一箱。
终于，仿佛找了一万年，我在纸箱的底层，发现了我那宝贵的播音稿！看见稿件的那一刻我激动的心情绝对永志难忘。
在离直播还有两分钟的时候，我后背汗涔涔地进了演播室，手好像还在止不住地抖，但毕竟我有稿子了。
直播很不理想，一来稿子不熟，二来人已经吓蒙，我播错了两处，其中一处的错误非常弱智。当我播报到一个特大抢劫案犯罪份子伏法的新闻时，原文是“抢劫现金三百多万元”，我竟然能昏厥到读成“抢劫现金三千多万元。”
编辑部领导从他的办公室冲出来呵斥我：“你有没有常识啊？三千多万现金怎么抢？拿得动吗？这样下去我看你还是别播了！”
我望着他，突然觉得生活原来如此残酷和悲凉，张了张嘴，终于什么也没说。
后来平安无事，领导并没有真的封杀我，还是让我继续播了下去。但我已经是一朝被蛇咬，好几次做梦丢了稿子，在冷汗中猛然惊醒。有时候大白天也会突然间后怕到全身痉挛，如果，那天一念之间没想到去翻纸箱，会怎么样？往下不敢再想。
从此我即使上厕所，都蹲在那里死死地捏住我的播音稿，做到人在稿件在！我想我是从那丢稿的那一刻起，意识到一入央视深似海。虽然都说有人心的地方都是江湖，但在真正的险恶
江湖里，有人想让你死，你真的有可能死得很惨。当有利益之争的时候，我不犯人，人也照样会犯我！
再后来央视内部春节团拜晚会上，我代表播音组出了一个节目。节目内容就是在一首歌的伴奏下表现现场绘画。我中学时候靠这个表演远渡重洋参加过挪威冬奥会的世界儿童表演，手艺还在。只不过我把抒情音乐换成了劲暴流行音乐，把小朋友手捧和平鸽改画成凹凸有致的大美人儿。节目结束时掌声热烈，我觉得终于人尽其才，美滋滋地走下台，经过李修平老师的时候，她突然对我说：“我当时要知道你画得这么好，绝对不会鼓励你当播音员！”
我最终没有选择继续做播音员，而是真的从事了与视觉审美相关的领域。直至今日，央视在我的心目中仍然硕大无朋，无所不能。当我不经意听到央视新闻的背景音乐响起，常常会有时空的错觉，仿佛自己有个分身依旧战斗在新闻播音的岗位上，只是我的真身比较起来更为眼下正在从事的行业着迷。但当我再仰望央视的大楼，我可以说，我来过，我看到过，我也播过了。
没有绝对公平竞争，接受这一点，然后武装自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不公平竞争中去。顺应规律而行，也是达尔文主义。
当你一无所知、一无所有、一无所成的时候，没事不要去想“个人尊严”和“个人价值”这类虚词儿。一、做好眼前事。二、假以时日。
当面对的全都是前辈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初生的婴儿，你无知但无害，最重要的是你无暇。“崭露头角”和“一鸣惊人”是文学作品里的修辞，你能做到让前辈看上去顺眼就是成功。
没有成绩，别人也无从肯定，这不赖别人，也不能赖自己，毕竟自己刚刚起步，就是无名小卒。无名小卒，是必经之路。并不羞耻，谦卑就好。
当完被告当原告（1）受了委屈找谁管用呢？那要看是多大的委屈。一般的委屈，自己忍忍就完了，再大点的，和朋友倾诉一下也管用。
要是再大点，甚至欺负到你作为公民的基本权益上来，可能只有诉诸法律才搞的定。
真逼到那一步，对簿公堂也没什么可怕的，反正不能选择逆来顺受，这世界一定得有处说理！
目前，北京市宣武区有常驻人口55万人，宣武区人民法院每个月受理民事诉讼案件四五百件，平均到人头，全区每1000人才能摊上一件。有机会坐在被告席上的人，都是千里挑一，我户口在西城区都能轮上我，真是个幸运儿啊。
2007年一个夏天的上午，我开车在宣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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