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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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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这位罗二先生吞云吐雾地抽鸦片烟，学生背书的时候也不起来，就那么侧躺着听学生背四书五经，谁背错了一个字他都知道；晚上，这位罗二先生把学生安排在灯下亮处看书，他坐在暗处讲解，讲一段便问学生：“是不是这样？”学生开始还看看书，对照一下，回答：“果然这样。”后来知道不需要看了，就直接回答“是这样”。教学生读八股的时候，罗二先生会把以往的范文默写出来，等学生读熟了，再默写一篇出来。罗二先生的这些才华，让少年李宗吾佩服至极，也为他后来想做罗家的女婿打下了思想基础。
因为两位罗先生是静安先生的朋友，李宗吾还常常去罗家请教学问。
“我正在读《江汉炳灵集》，究竟合适不合适？”有一天，李宗吾问罗大先生。这本书是建侯老师选给学生读的。建侯老师为人率性，给学生选书也多依着他自己的性情爱好。
罗大先生说：“这些文章好是好，但小试时代不可读，容易把心读乱了，做起文章来，就要打野战。”
《江汉炳灵集》是同治九年（1870年）张之洞组织编刻的。张之洞一辈子干的事情，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件：一是办新式教育，二是办实业，三是练新军，四是抵外辱。这些事情里，居功至伟的，就是兴办新式学堂，他创办的算学学堂（1891）、矿务学堂（1892）、自强学堂（1893）、湖北武备学堂（1897）、湖北农务学堂（1898）、湖北工艺学堂（1898）、湖北师范学堂（1902）、两湖总师范学堂（1904）、女子师范学堂（1906），涵盖了普通教育、军事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等层面。后来，李宗吾能成为四川著名的教育家，张之洞对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现在买有一本《书经体注》，自己点看，唯有《禹贡》的《水道》，真是难懂，不知道看何书为宜？”李宗吾又问。《禹贡》是《尚书》中的一篇，虽仅有1193个字，但历来被奉为我国“古今地理志之祖”。
罗大先生说：“《禹贡》的《水道》你只看这种注，当然看不懂，须看《禹贡锥指》。”
《禹贡锥指》成书于康熙三十六年，取《庄子·秋水篇》“以管窥天，以锥指地”之意，在清代是一本很著名的书。李宗吾因此知道罗大先生博览群书，家藏丰富。
俗话说教学相长，李宗吾在向罗大先生请教、学到诸多知识的同时，罗大先生也喜欢这个少年的才华和勤奋，于是，便有心把女儿嫁给他。
少年李宗吾一听这事儿，心里暗自高兴：不管他家的女儿怎么样，就只为借此多看些书，也是可以娶的。人家是“少年心事当拿云”，他却是“少年亲事只为书”。
相对于钱绣芸关于天一阁的那场悲剧，李宗吾的这段经历绝对是喜剧：因为静安先生不同意这桩婚事，罗家的女儿最终没能嫁进李家。
但当时，年少的李宗吾满心都是罗家的藏书，做不了罗家的女婿，自然也就没机会饱览罗家的书，于是很是沮丧——多年后，李宗吾回忆起这段往事，依然很是沮丧。
七老师：私塾先生的标本
闲话少说，还是回到刘家私塾，毕竟李宗吾和罗家两位老师的交往，基本上只算是在刘家私塾求学期间的“课外活动”。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从国家、学堂，到家庭、私塾，都脱不了这个怪圈，同理，李宗吾在刘家私塾读了两年书之后，私塾里的三位老师分开了，各在一个地方教学。根据课程需要，李宗吾告别忠厚的刘二公和诙谐的建侯老师，随了持重的七老师。
李宗吾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一直跟着七老师，这四年对他的一生来说，影响巨大。
七老师和会夹肉丸子的刘二公、会说俏皮话的建侯老师完全不同，他是个不轻易在学生面前表露感情的人，他几乎把所有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挑剔学生的作业上，常常半夜三更还捻着胡须、咬着牙齿在案头挥笔疾书、念念有词，像是要把每一篇学生习作都修改成传世佳作。多数时候，一篇文章经过他这样呕心沥血地处理之后，原文已经被删得不剩几句了。如果只是这样，学生最多望着满篇朱批、找一找该从哪里看起，万一找到了，惊喜一番；万一没找到，惊叫一番。偏偏七老师不给学生这样惊喜或者惊叫的机会，他还要在旁边批注：“将改处细玩。”意思是教育学生像欣赏珍稀古董一样，“细细把玩”老师的批语。按常理说，这样的要求，学生已经要握紧拳头来承受了，七老师却仍旧不甘心，还要在批注的旁边又批注：“须多读多看。”
呜呼哀哉！
李宗吾是有思想的人，面对如此鞠躬尽瘁、恪尽职守的老师，他还是有身为进步学生的小算盘：细玩？多读多看？读什么、看什么？不过就是些考秀才用的八股文章嘛，那些玩意儿，哪里能拿得住我？对于七老师呕心沥血的批注，他看都懒得看一眼，心里想：“您老改得再好，总不如古人的好。与其看您的，不如读古人的。”
他这样想，当然不是后进生逃避学习去玩游戏的借口，而是真的有资本和老师叫板：他那时候读书，按罗大先生的说法，已经属于“读乱了”“打野战”，哪里会再回头去读那些烂熟于胸的旧文章？
尽管如此，李宗吾对七老师的人品却崇拜得很，因为在他随七老师学习了四年后的某一天，七老师突然对他说：“你在我名下读久了，我也再没有什么特殊的心得可以启发你，你最好转到书院去读，以便增广见闻。”那时候，李宗吾交的学费比平常学生要高得多，七老师不计较个人得失，为学生前途着想，建议他转学到书院去，自然很让李宗吾感动。
雷铁崖：名字不是随便改的
托七老师的福，李宗吾在他二十岁的下半年，结束了私塾生涯，转到了自流井的三台书院，这一年，与四川相隔千山万水的皇城北京正在进行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
第二年李宗吾又转到了自流井的炳文书院。
之前讲李宗吾的祖父时说过，李家是四川富顺自流井人氏。写到这里，突然想起现在那里已经是“自贡自流井”了，忍不住有些感慨：就算是北京，也时而燕京、时而大都、时而南京、时而北平，何况一个自流井？在这片美丽而富饶的土地上，不说上下五千年，就是近千年、近百年，没有被改头换面的地名也不多，真真难为那些认真做学问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考古学家……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被难为的人很多，包括那些日日背诵、准备考试的未来历史学家、考古学家、社会学家等。
书归正传，且说李宗吾进了炳文书院，取得了大大的收获：不仅第二年便考上了秀才，还在这里扎扎实实地结识了几个志趣相投的朋友，比如雷铁崖、张易吾、谢伟虎、李小亭等。
在李宗吾的这批同学里，重点要提到的，是雷家兄弟，也就是后来成为孙中山秘书的雷铁崖及其五弟——早期同盟会会员雷民心。三人有标新立异的共性，即便是八股文也能玩出与众不同的花样来，但又各有特点：李宗吾最爱奇思怪想，没人知道他下一句话会一篙杆撑到哪里去；雷铁崖最爱认死理，就算是小楷日记，也每天必记，从不中断。于是，李宗吾笑话雷铁崖文笔笨拙，雷铁崖反说李宗吾文笔轻浅。而雷民心正好处于两人中间，两人有的长项，雷民心都有，只是不那么极端，但又绝对不是中庸的好好先生。
三人之间流传最广的趣事，发生在他们去应县试的路上。大清早，三人背包打伞地往富顺赶，见面便问：“我们倒是起身了，不知道长案起身没有？”
那时候，县试一般五场，考八股文、试帖诗、经论、律赋之类，考中后参加府试，再考四场，内容和县试差不多，县试和府试的第一名，都被称为案首，俗称长案。三人这样说，可见信心满满、志在必得。一千多人参加考试，能晋级继续院试的只有二十多个人，算起来也无异于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结果，李宗吾得了县试案首，雷民心得了府试案首，雷铁崖得了府试终场第七，一起中了秀才。
李宗吾在炳文书院上了四年学，同学少年、意气风发，从此，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便由父母师长变成了同学朋友。若干年后，雷铁崖逐渐脱了“笨拙”，变得大气；李宗吾也逐渐脱了“轻浅”，变得幽默。虽然各走一路，但却殊途同归：一生坚守自己的理想信念，从没有动摇。
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们间或也有不被人理解的痛苦。不过，他们心里明白自己为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有多大的意义，所以，“众人皆醉我独醒”，历尽沧桑，初衷不改。
在考取秀才后的第三年，李宗吾从炳文书院考进了四川高等学堂。不过，因为这所学堂的总理胡雨岚在日本考察，学校推迟了一年开学，直到1902年11月，才得以正式入学。李宗吾从自流井徒步赶往成都，和雷铁崖同路，一天要走一百多里地。两个志存高远的学子一路上没有其他事情做，正好可以“纵谈局势，寻些经史来讨论”，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
那个时候，雷铁崖还叫雷詟皆，这么一路慷慨激昂走下去，最终改名铁崖。
李宗吾原名李世全、李世铨，后来他读了书，看见《礼记》上说：“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就自己改名“世楷”，字“宗儒”。这一路走来，又觉得儒教也不能让他满意，心想：与其宗孔子，不如宗自己。于是改名“宗吾”，不知不觉间树立起了一杆特立独行的旗帜，走上了研究厚黑学之路。
寻常人顾名思义，以为李宗吾狂妄，居然改用这样“大逆不道”的名字，却不晓得他在乎的是自己用心思考的道理，而不是对人家的学问生吞活剥——在他眼里，这个人家包括所有人，圣人贤人也不例外。
在优级理科班读《庄子》
四川高等学堂上承四川中西学堂，下接公立四川大学，朱德、郭沫若等人都曾在这里学习过。
李宗吾1902年年底入学，是四川高等学堂的第一批学生。当年，学堂设立了三年毕业的甲乙两班、一年半毕业的速成师范一班、四年毕业的优级理科师范一班。李宗吾读的，是最好的优级理科班。也就是说，他在这个学校学习了四年。
优级理科师范一班有32个学生，大多来自中西学堂，是学过算学的。但李宗吾虽然进了这个班，却从来没有正规接触过算学，说起来，他在这个方面的学习有以下几个阶段：在家里的时候，晓得了“七盘清”“斤求两”之类的常识；在七老师那里，他读过一本《算学术》，研究过里面的九章算法和开方，不过，还是珠算，不是笔算；在炳文书院，李宗吾买了本《数学启发》回来自学，这是他接触到的第一本笔算书；入高等学堂前一年，他和雷铁崖、雷新民、张荔丹、曾龙骧等人一起在乡下读书，又买了《中西算学大成》和代数书来读。
那时候，懂算学的人比较少，李宗吾对这样的人也很是羡慕，刚入学的时候，他还一门心思想把理科学好。可是，毕竟底子差，学来学去，除了对数学兴趣不减，对理化等功课却怎么也学不进去。
有一天，雷民心看见李宗吾在读《庄子》，很是诧异，问他：“你研究这个干什么？”
李宗吾回答说：“那些科学，你我今生还有希望吗？科学是茫茫大海，就算自己心里能想出一些道理，也没有什么仪器来供我们做实验，这还不是等于空想吗？我们现在在学校里，充其量不过能在书本上学些人云亦云的知识，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处？所以啊，那些科学知识，还是等儿孙辈去研究吧，你我这辈子就算了，我打算还是在中国的古书中找一条路来走。”
雷民心听了，除了陪李宗吾一起叹气，也没有其他话说。
李宗吾遇到的问题，今天的大学生们也同样要面对：选专业的时候，对自己的兴趣爱好并没有什么准确的定位，稀里糊涂地学了一段时间，才发现这个专业并不是自己喜欢的，于是就迷茫了，没有了刚开学时候的劲头，有的自暴自弃，荒废了大好的青春时光；有的勉为其难，坚持到底，争取新的机会。
李宗吾属于后者。
在校的大部分时间，李宗吾都跑去博览群书了，而且主要看学术思想一类的书，并开始思考当时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很多学科都是应该在宽松的环境里自学的，那种按钟点上下课的制度实在太无聊了。他的这些观点，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在雅典建立吕克昂学园的亚里士多德、在圣蒂尼克坦创办“国际大学”的泰戈尔。而这些观点也正是李宗吾后来想要改革学制、解放学校的起因。
当然，以李宗吾这样的个性，绝对不会是独行侠，他的身边总有一帮好朋友，比如陈本初、张列五、王简恒、杨泽溥、雷民心、谢绶青等。他们一起研究学问、办教育、搞革命，把个大学生活过得轰轰烈烈。
一般人也许会以为，对理化毫无兴趣、把精力用在课外的李宗吾可能学习成绩很差，最多也就是勉强拿到毕业证而已。但事实完全相反，李宗吾不仅以最优等成绩毕业了，还被清廷奖了一个举人——也就是说，既拿到了毕业证书，也拿到了学位证书。
这一点，值得今天那些自诩怪才的大学生们好好学习。
唯一敬佩的日本人
在四川高等学堂，李宗吾听的第一节课，是日本教习池永先生的演说：“操学问，全靠自己，不能靠教师。教育二字，在英文为education，照字义是‘引出’之意。世间一切学问，俱是我脑中所固有，教师不过‘引之使出’而已，并不是拿一种学问来，按入学生脑筋内。如果学问是教师给予学生的，则是等于此桶水倾入彼桶，只有越倾越少的，学生只有不如先生的。而学生每每有胜过先生者，即是由于学问是各人脑中的固有的原故。脑如一个囊，中贮许多物，教师把囊口打开，学生自己伸手去取就是了。”
关于这位池永先生，现在能找到的资料很少，但李宗吾却在他的自传里多次提到这次演说，并且在课后查了英文资料。看到education的字义果然如此，他一下子觉得日本教习的说法比朱子所谓的“学之为言效也”要精深得多。再加上他当时刚改名不久，池永先生的这一番道理又和“宗吾”两个字的思想暗合，于是更觉得池永先生这番话说得有道理。
从那以后，李宗吾就给自己装订了一个课堂笔记本，而且在笔记本封皮上写了“固囊”两个字。同学们看见，猜不透什么意思，就问他：“这两个字有什么意义？”
刚开始，李宗吾并不想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告诉别人，只说：“没有什么意义，我胡乱写的。”可没多久，他又担心自己不说明白，别人会曲解他的意思，便解释说，“这是我的座右铭，意思是，脑袋就像一个囊，读书笔记里写的，都不过是脑袋里原来就有的东西。”
可见那时，他对池永先生的说法深信不疑。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这种学习方式在他身上一点儿效果都没有：课堂上，他认真听池永先生讲理化常识；下课后，他用“引而出之”的方法从脑子里往外“引”相关的知识。尽管吃饭也想、睡觉也想，但想来想去，他也没有想出什么新东西。
屡次尝试之后，他觉得自己与“科学”今生无缘，才不得不“迷途知返”，把心思收回到学术思想方面来。
不过，池永先生的这个演说却对李宗吾发明厚黑学有很大的启发。“七七事变”后，李宗吾和绝大多数同胞一样，对日本人恨之入骨，读报纸的时候，看见“日本”两个字就刺眼、听人说起日本人的名字都觉得讨厌，却唯独始终敬佩池永先生。
都是菊花叶惹的祸
李宗吾少年时候身体很不好，用四川话说，是个“药罐罐”，意思是一天到晚离不开药罐子。他不仅有哮喘病，四肢也不太灵活，穿衣服都要人帮忙。有段时间，甚至登楼不能上梯子、上卫生间不能蹲下，以至于他妈妈给他洗澡的时候，看他骨瘦如柴，总会忍不住放声大哭。
进了炳文书院，同学们都认为他活不长，他的好朋友雷家兄弟甚至发动同学来活祭他。但李宗吾却从不悲观，不仅认真喝药，闲暇的时候还自己买医书回来研究。只不过事与愿违，那些书他越看越不懂，到最后甚至想：如我这般断文识字的人，用心研究都看不明白，世上的医生，连字都认不得几个，又哪里能看懂？看来，我没有被庸医杀死，真是万幸！从此把医书丢掉，再不看病。却没想到，真的这样做了，身体竟渐渐好了起来。于是，他更加坚定了“生病不吃药”，声称宁死于病，不死于药。
不过，也有一次例外。
在四川高等学堂时，有一年他腿上生了疮，看到校园里种的有菊花，便采了些叶子，嚼了之后敷在疮上。同学中有一位姓陆的懂些医学，看见李宗吾一脸病容，很关切地叫他伸出舌头来看看。一看之下，大惊失色，说：“你的舌苔都黑了，还不赶紧医治！”李宗吾听得毛骨悚然，赶紧请陆同学给开个药方。
李宗吾读书是一向不请假的，这一次被吓坏了，特地请假调养。
同学们都上课去了，李宗吾一个人悲戚戚地在寝室里躺着，翻来覆去想自己的病：究竟是什么病呢？居然连舌苔都黑了？想了一阵，突然翻身坐起，找到陆同学，问他：“我除了腿上生疮以外，感觉没有丝毫的病状，我的舌苔发黑，是不是因为嚼了菊花叶呀？”陆同学叫他再把舌头伸出来看看，一看之下，连说“不错”，二人大笑。
张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
1904年的某天，张列五找到陈本初、雷民心、王检恒、杨泽溥、廖绪初、李宗吾等十几个同学，告诉他们说，有几十个叙属青年学生被困在旅社里，找不到地方求学。大家商议的结果，是一人拿出一块银元，筹建一所旅省叙属中学，地点在成都陕西街节孝祠。当初，同盟会会员熊克武、陈伯衡、谢持、黄金鳌等从日本回四川组织同盟会，张列五、廖绪初相继加入。所以，叙属中学实际上就成了四川省当时的革命机关，一些革命的秘密文件都在那里印刷。因为这个关系，包括李宗吾在内的叙属学校发起人，也都加入了同盟会。
有一次，张列五要去组织刺杀四川总督赵尔丰，事发前约李宗吾在寝室里谈这件事情。李宗吾把窗户撑开，看见夕阳西下、残血满天，想起竹林七贤之一嵇康临行前顾视日影的典故，便对张列五说：“列五，你要多看一下天色和日光，恐怕你要与它分别了。”
张列五摸着脖子笑道：“我这颈项，数日来常常发痒，大约怕会有那桩事儿。将来我解往杀场的时候，你去不去看我？”
“我一定去看，但是袍哥说的话，要值价点儿。”李宗吾和他开着玩笑，意思是关键时候不能拉稀摆带。
张列五比画着说：“这是当然的。砍头的事，我是学过的。凡刽子手杀人，是犯人跪在地上，前面一人，拿刀一晃，犯人头一埋，后面即一刀砍下。我们有几个人，平时练习，一人坐在地上打一盘脚，两手掌相叠，平放前面，一人拿刀在前面一晃，坐地者用力把颈项一硬、脑壳向后一撑，后面的刀砍来，脑壳正好落在自己手中捧着。所以，我是练习过的，你不必过虑。”
因为炸弹没有按时运到，这次刺杀行动最终流产，不过，李宗吾却真真感受到了张列五视死如归的豪情。
在所有的同学中，李宗吾一生都极端敬佩、赞不绝口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廖圣人廖绪初，还有一个就是这位后来曾担任四川省副都督的张列五。
第一次办教育
一般的资料里，都介绍说李宗吾是1908年开始涉足教育的，但实际上，早在1904年，科举制度还没有废除，李宗吾就已经和他的几位同学创办了一所学校。
最早的提议人是王简恒。
1903年底，20多名叙州籍学生到成都求学，没有合适的学校，被困在了旅店里。王简恒祭起“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大旗，邀约同学集资办校，李宗吾、张列五、雷昭仁、陈全性等人都积极参与，凑了17块银元，创建学校。为了学校顺利开课，他们还约请一些老乡成立了旅省叙属同乡会，推选陈全性为会长。
他们的行为得到了学校校长的赞许。校长不仅拿出钱和仪器等来支援他们，还破例准许他们轮流外出上课，不算缺席。尽管他们去上课完全是当义工，但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大，还是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
最开始，他们在陕西街的茶馆里上课，仪器、标本、教具之类，可以无偿使用高等学堂的，也可以到成都当时的其他名校寻求帮助。为了节约经费，发起人全是义务劳动，外聘的教员也只领一半的工钱。实在困难的时候，大家还得多跑几趟典当铺，变卖私人的东西。
试办一年后，师生们都比较满意，于是，大家决定正式办一所学校，报请清政府备案，取名为叙府公立中学堂，主要招收叙府13个县的学子。
1905年，学校迁到大坝巷，陈全性病逝，大家公推张列五继任会长，学校的声誉更高了。恰在这时，叙州知府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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