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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厚黑学的第一本书-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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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11月10日，窦枕原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发表了他的署名文章《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文章中说：“《厚黑丛话》是李先生宗吾宗自己的意见写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是客尘先生批评厚黑而写的。我呢，因为站在壁上观的立场，不便有什么言论，来判定谁是谁非，但我亦不是和事老的鲁仲连。我的意见便是请求两先生的文章，按月刊成单行本，露布书店，使阅者得窥全豹，同时又可使阅者有研讨的可能。愚见如此，不知你们的尊意怎样？”
同样是在这一天的《成都快报》上，还刊登了客尘先生的《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文中说：“出单行本却不敢有此企图，最大的原因，便是囊空如洗，一钱莫名，并且文字是随便写的，异常拖沓拉杂……”
七天后，李宗吾针对这些意见在《华西日报》上发表的自己的意见。
关于窦枕原先生的主张，他表示极端赞成，并决定每两月刊一册，现在已经将8月1日到9月30日期间发表在《华西日报》上的《厚黑丛话》整理好交付印刷了，不久便可以出版，其余的，也已经有了出版计划，会陆续与广大读者见面。
关于客尘先生不愿意出单行本一事，李宗吾表示，他自己打算编撰一部《厚黑丛话之批评》，具体出多少本，视批评文章的多少来定，目前已经确定收入的包括《成都快报》11月10日刊载的窦枕原先生《读〈厚黑丛话〉与〈厚黑学的基础安在〉后的意见》、客尘先生的《答枕原先生兼请教读者》，《新四川日报》10月13日刊载的子健先生的《健斋琐录》因为涉及到对厚黑学的批评，也打算录入。至于客尘先生的《厚黑学的基础安在》，李宗吾则在文中表明，希望作者自己费力整理，力求短简明洁，在报上重新发表，以便刊行。要是依然长得很，只好如窦枕原先生所言，请客尘先生自印单行本。
关于客尘先生在《成都快报》上宣称要向李宗吾进行总攻击，李宗吾认为，既然是总攻，就应该无所不攻，但客尘先生写了那么长的文字，却只攻击李宗吾的“厚黑救国”四个字。李宗吾说，他的作品里像这样的字很多，烦请客尘先生每天围绕一点，简简单单写出数百字，一天登完，让读者能够一目了然。不必用《厚黑学的基础安在》那种写法，定一个大题目，每次登一两千字，几个星期都没有登完，显得拖沓拉杂。
文章最后，李宗吾恭请所有批评者也能这样做。
厚黑式文体
《宗君臆谈》流传到北平后，有人想单独翻印其中的《厚黑学》，在征求李宗吾侄儿的意见时说：“你家伯父，是八股出身，而今凡事都该欧化，他老人家那套笔墨，实在来不倒。等我们与他改过，意思不变更他的，只改为新式笔法就是了。”
李宗吾得知这件事情后，立即用最快的方法发了一封信过去，说：“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他们只知我笔墨像八股，殊不知我那部《厚黑学》，思想之途径，内容之组织，完全是八股的方式，特非老于八股者看不出来。宋朝一代讲理学，出了文天祥、陆秀夫诸人来结局，一般人都说可为理学生色。明清两代以八股取士，出了一个厚黑教主来结局，可为八股生色。我的厚黑哲理，完全从八股中出来，算是真正的国粹。我还希望保存国粹的先生，由厚黑学而上溯八股，仅仅笔墨上带点八股气，你们都容不过吗？要翻印，就照原文一字不改，否则不必翻印。”
却不想，那时候的出版人也和现在的同行一样“敬业”，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并不会在乎作者的意见——李宗吾拿到书，看见人家作了修改，愤慨而又委屈，为了不至于贻误后学者，只得写篇文章做一个声明：北平出版的《厚黑学》是赝本。
在声明中，作者很负责任地告诉出版人和读者诸君，一般地来说，每一种专门的学问都对应有一种专门的文体，就像《论语》的文体和《春秋》不同，《老子》的文体和《论语》不同，佛经的文体和《老子》又不同。究其原因，在心为思想，在纸为文字，专门学问之发明者，其思想与人不同，故其文字也与人不同。
见得到、写得出、看得懂，这是李宗吾写文字的三个要件。他提起笔来的时候，只知道要把心里想的写出来，完全不考虑什么文法，也不去想什么文言白话。人家看了，问他：“写的是什么文体？”他很爽快地回答说：“厚黑式文体。”
李宗吾从来都不避讳自己对把八股文的偏爱，一直都谦虚地承认，虽然自己埋头学习几十年，但也只能算是从八股学校修业，还算不上毕业。他认为，章太炎的文字，属于韩慕庐一类的八股；严又陵的文字，属于管韫山一类的八股；康有为的文字，属于“十八科闱墨”一类的八股；梁启超的文字，属于“江汉炳灵”一类的八股……而他自己的文字，则不过是小试场中的截搭题一类的八股。
又下岗了
从1927年到1934年，李宗吾先后在刘文辉、刘湘的军中担任顾问及编纂委员，同时还在四川大学做兼职教授。
1935年2月，国民政府改组四川省政府，刘湘任省政府主席，川政统一。随即，蒋介石、刘湘开始着手整顿川省军政，李宗吾改任省府政闻编审委员。1938年5月，四川省政府改组，撤销政闻编审委员会，另外成立一个编译室。这个编译室包括李宗吾在内只有五个人。不久，因为紧缩编制，李宗吾失去了他的“甄子”。
这一次，李宗吾彻底退出了官场。
厚黑教主下岗了，原因是什么呢？
李宗吾有一位同事名叫徐庆坚，多年后提起这件事情时，终于揭开了谜底：当时紧缩编制，某人乘机设法改调；某人乘机兼任新检所主任；编译室主任某人兼任了一家机关报的社长；徐庆坚自己则兼任了另一家机关报的总编辑，因为老乡朋友帮忙留了下来。这几个人里，李宗吾没有某主任脸厚、不如某新检所主任心黑，既没有跑路子也没有找关系，离开的人自然就非他莫属了。
却原来，厚黑教主下岗的原因，竟在于他不黑不厚！
然而，这不过是“下岗”、失去“甄子”而已，李宗吾那时候却并没有离开成都。直到1939年3月，李宗吾在他六十大寿时发表了《厚黑教主六旬晋一正文启》，被当局以“危害世道人心”为由下令通缉。4月，他由省城悄然返回故乡自流井，隐居小竹湾。
从1909年接替王简恒担任富顺中学校长，1911年被四川提学司调任为小学检定员，1914年出任富顺县视学、随后调任省立第二中学（今江油市中学）校长，1915年任四川省视学，1918年任省公署教育科副科长，1921年再次出任省视学，1927年当选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董事……一路走来，李宗吾曾经两次去官返乡。这一次，是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
寂寞思想家的海外扶桑国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李宗吾有一个叫王善生的学生常常看到老师一个人坐在公园里发呆。每次碰到这样的情况，王善生都会走过去和老师打招呼，跟他攀谈。
有一次又在公园见到老师，王善生问：“先生，您读书渊博，思辨精辟，为什么不融经铸史、驰骋正轨，偏要骖情孤癖，独遁左道呢？先生说的厚黑两个字，不过是玩弄逻辑，混淆训诂。”
李宗吾回答说：“你说我走的是左道，却不知道这正是我的达道。所谓的达道，乃天下一二等英雄才走得通。一等为刘邦，为了要当皇帝，可以目视父母就烹而请分羹一杯。二等英雄如李世民，为了要当皇帝，忍于杀兄杀弟。三等则南奥赵佗，始欲割地自雄，终而俯首就范。第四等则虬髯客，远走高飞，自辟一国。你所称的大学者，融经铸史，不过为一二等英雄耳，且他们正是为一二等英雄涂脂敷粉。三等学者，或研一子，或作小说，自以为割地矣，其实一如赵佗，如不俯首就范，不跟好一二等英雄之后，终亦不能自存。此三流的学术领域，皆无我插足之地。我不愿为一二等英雄，也不愿俯首一二等英雄，我只好远走高飞，不与人争道。你知道么？厚黑学者，我之‘海外扶桑国也’。”
一番话，让人们看到了一个如此寂寞的思想家。
李宗吾知道自己是成不了经世济用的大英雄的，也知道自己绝对成不了为大英雄涂脂抹粉的学者，于是，在看透了云卷云舒、潮起潮落之后，选择了寂寞。
热闹从来不属于真正的思想家。
老师的这个特点也影响了他的学生：王善生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史学家，读书认真、治学严谨，而且终身勤勉、低调。
因材施教：快速成名有秘诀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中国就有三分一的领土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华中、华北的日军对南京形成了半包围状态。迫不得已，南京政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于是，四川迎来了近代史上一次浩大的移民潮，内迁的移民中，不仅有政府官员、各事业机关人员、沦陷区工商界人士，还有文化名人、西上求学的学生、产业工人和难民。
这些人里面，有一位名叫南怀瑾的年轻学生，他入川后最大的愿望就是学武功打日本人，所以到成都后，遍访武林高手，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少城公园。少城公园是成都各进步团体演讲、演出、聚会、募捐的首选之地，当地贤达爱在那里聚会摆龙门阵。当时，“高高的个子，背稍稍有点驼，戴一顶毡帽，面相很特别，像一个古代人”的李宗吾因为考试制在四川被全面肃清，闲来无事也常去那里喝茶，南怀瑾很快便和他认识了。
李宗吾是1879年生人，南怀瑾是1918年生人，两人差着近40岁。李宗吾那时候的习惯，和人喝茶摆龙门阵，三句话不离“厚黑”，跟南怀瑾交往也不例外，一来二去自以为熟络了，就把一个“快速成名”的秘诀告诉了这个后生小子：
“我看你这个人有英雄主义，将来是会有作为的，不过，我教你一个办法，可以更快地当上英雄。要想成功、成名，就要骂人。我就是骂人骂出名的。你不用骂别人，就骂我，骂我李宗吾浑蛋、该死，你就会成功。不过，你额头上要贴一张大成至圣、先师孔子之位的纸条，你的心里要供奉我厚黑教主李宗吾的牌位。”
几十年后，南怀瑾已经很出名了，但还是很谦逊地自认为没有按照李宗吾的这个办法做，算不得成名。不过，估计当时在旁边听的人比较多，以至于这个“秘诀”被泄露了出去，被一些有天赋却又没有正式向他磕头的“厚黑”弟子偷学了，结果几十年来用此方法出名的人层出不穷。
但按照“厚黑”三境界来推断，这些人只到了“做得说不得”的境界，不过刚刚入门，却不肯下功夫继续深造，偷师学艺，完全没有将“厚黑学”琢磨明白，才得了些皮毛就急不可耐地“扯大旗当虎皮”，出来闯荡江湖了。
南怀瑾：找李宗吾借钱
接下来，我们继续说李宗吾和南怀瑾认识两年后，他们的另一次和银钱相关的交往。
南怀瑾因故去自贡，办完事情后发现身上没有盘缠，回不了成都，一时很是着急。后来，想到这里是李宗吾的老家，便问着路找上门去。
“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时候，李宗吾正处于人生的低谷，连当地一些奸商痞子也时不时地骚扰他，所以，一见南怀瑾这个从成都来的“下江人”、有为青年，真是又意外又高兴。弄清楚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马上安排家人去院子里抓鸡、去河里捞鱼、去园子里摘菜，做了一桌子低碳环保纯绿色的正宗川菜招待来客。
南怀瑾吃了饭喝了酒，便开口借钱：“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回成都没有盘缠。”
李宗吾问：“缺多少？”
“十块。”南怀瑾说。
李宗吾听了，站起来转身进屋，一会儿拿了一个包袱出来，递给南怀瑾。
南怀瑾掂量了一下包裹，感觉里面不止十块，就问：“是多少啊？”
“二十块。”李宗吾说。
南怀瑾赶忙说：“多了。”
“你拿去吧。”
“我不晓得啥时候能还。”
“用了再说。”
南怀瑾不再推辞，把钱收下。果然，他后来一直没有机会还李宗吾这二十块大洋。
南怀瑾后来撰文说起这件事情的时候，总结说：“从我借钱这件小事来看，厚黑教主的为人道德一点儿也不黑，甚至是很诚恳、很厚道的。”
假设我们自己是行走江湖的好汉，到了卖马、当锏的落魄境地，猛然想起此地有一个见过两面、不生不熟的故交，惴惴不安地上前叩门，饥寒交迫、面有菜色地站在人家面前，心里还生怕人家关门放狗，人家却迎上前来就是一个拥抱，然后牵手领进大堂，端上鸡鸭鱼肉招待，青梅煮酒，历数天下英雄，慷慨说起江湖上的血雨腥风，是何等畅快的事情？更何况走的时候还扔来一个装有银钱的包裹，呼着：“兄弟尽管拿去便是，还字休提。”
这样一来，自然会心生豪情，忍不住又想起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孔庆东曾经在多个城市、多种场合开展过的关于“侠义”的讲座，像《孔庆东看金庸小说中的侠义》、《侠义与人文》、《儒家文化与侠义精神》等等，无一不在告诉我们：“侠”不只是武艺超群、劫富济贫的人，更是思想品质无与伦比的优秀的人，在他心中装的是整个社会、整个国家，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奉献精神。真正的侠，从小事做起；真正的侠，隐姓埋名；真正的侠，忍辱负重；真正的侠，无私奉献；真正的侠，舍己为人；真正的侠，胸怀天下。
从这个意义上看，李宗吾是完全当得起这个“侠”字的。
执手相看泪眼
1938年，复旦大学“八怪”之一张默生到了重庆青木关，一天，他偶尔在书店看到一本《厚黑学》，信手一翻，便被吸引住了，于是买了一本回去细读。读得酣畅淋漓，又去买了李宗吾的《中国学术之趋势》、《心理与力学》等，并于当年８月，给李宗吾写了一封信。
张默生当时并不知道李宗吾的地址，便把信寄给了经常发表李宗吾文章的《华西日报》，希望报社能转递。既然是转递，就不可能那么顺利，对方能不能收到也未可知。所以，信发出后，张默然也并没有寄予太大的希望。转眼到了1940年2月，张默生忽然接到了一封李宗吾从自流井寄来的回信，顿时喜出望外。
李宗吾在信中说，你的来信早收到了，非常感谢，但不能破坏我从不与生人通信的信条，你的信我的老朋友们也反复看过，一再催我回信，我这回破例回信，只是迟了半年。
张默生得到李宗吾的回信后写了一封长信回去，和李宗吾探讨厚黑学。此后二人便书信往来不断，除了讨论学问外也互相关心对方的生活，成了莫逆之交。李宗吾还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后面注明：凡读者来信，一律由张默生收转。他告诉张默生，凡读者来信，你可先行拆看，然后转给我。
有一次，张默生劝李宗吾写自传，李宗吾回信拒绝了，他说：“学者可以写自传，教主则不可写自传，孔子有自传吗？老子有自传吗？”话虽这样说，李宗吾最后还是写了两万五千字的《宗吾自述》给张默生，为张默生写《厚黑教主传》提供了可靠资料。
张默生第一次面见李宗吾，是在1941年12月初的一天。
那天，张默生正在房中和家人一起吃午饭，忽然听见一阵敲门声，还有人大声在外面说：“厚黑教主来看张默生！”张默生急忙去开门，却看见一个身材高大的老翁领着个年轻人站在门口，寒暄之后，知道来人果然是李宗吾，那年轻人是他的孙子。神交已久，初次见面，二人都惊喜莫名。酒饭后，张默生把李宗吾祖孙二人安排在青木关的旅馆中，天天到那里去找李宗吾，上下五千年、国家、个人、学问、著作，无话不谈。张默生在复旦大学任教，复旦大学迁到四川后校址在北碚，张默生每周要从青木关去北碚上三天课。每逢要去上课，张默生就打算请假陪李宗吾，李宗吾说：“我陪你去北碚，我在那儿的旅馆等你，课余时间你到旅馆来谈，上完三天课后我再陪你回来。这样，谈话上课两不误。”两人于是就这样相处了七八天。
张默生再次见到李宗吾，是在1943年春天。
这一次，李宗吾是应北碚管理局局长卢子英之邀，到北碚来讲学的。好友再次相聚，更是无话不谈，张默生几乎天天请李宗吾到家中吃饭。不过，这次见面张默生发现李宗吾只是喝酒，很少吃饭，人也苍老了不少，便劝李宗吾回乡静养。李宗吾接受了张默生的劝告，二人分别时，执手相看泪眼，很是恋恋不舍。
张默生说：“我将站在志不同道不合的立场上，为你这位不厚不黑的厚黑教主作一部十万余言的大传，来报答教主不远千里而来的枉驾！”
李宗吾感激地说：“这样，我可以死矣！”
这是他们之间说的最后一句话，当年秋天，确切地说，就是1943年9月28日，李宗吾在老家自流井病逝。
不久，张默生完成了《厚黑教主传》。
南说、张说和林说
南怀瑾在他的《回忆李宗吾》中认为：“李宗吾造孽太大了，骂了那么多人，有些年轻人读了他的厚黑学，真的照着脸厚心黑去做了，又害了不少人。我只有念念金刚经，还他的债还他的情。后来听说他死的时候很安详，也算寿终正寝了。”
林语堂在他的《评李宗吾〈厚黑学〉》中认为：“世间学说，每每误人，唯有李宗吾铁论《厚黑学》不会误人。知己又知彼，既知病情又知药方，西洋镜一经拆穿，则牛渚燃犀，百怪毕现，受厚黑之牺牲者必少，实行厚黑者，无便宜可占，大诈大奸，亦无施其技矣……大哉孔子！三代上有圣人，三代下圣人绝了种，怪事也！然则近代之新圣人，其唯发布厚黑学之李宗吾乎！”
张默然在《厚黑教主传》中说：“直至九月三十日，报载自流井电：‘厚黑教主李宗吾已于九月二十八日逝世矣。’睹此噩耗，震惊不容自已！天丧我朋，呜呼痛哉！昔庄周过惠施之墓而叹曰：‘自夫子之死，吾无以为质矣！’我亦不禁由此同感！”
李宗吾在经营他建的“厚黑庙”时是不是收到了南怀瑾先生还的钱，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他是不会喜欢听那些还债还情的佛经的。想想当年面对一位天主教主教的讨伐，他勃然大怒，奋起还击的往事，就很容易理解了。
思想家从来都是为后世而生的，当世之时曲高和寡原本是平常事，高山流水，有一个知音就足了，更何况那不止一个的知音里还有像林语堂先生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
李宗吾自学生时代开始就喜欢读《庄子》，这是他生性幽默的一个重要原因。《庄子》里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楚国的国都郢城有一个人，鼻子尖上溅了一点像苍蝇翅膀一样薄的白灰，请一个叫石的木匠为他砍去这点白灰。石抡起锋利的大斧头，呼地一下砍过去，把那人鼻子尖上的小白点砍得干干净净。而那人若无其事地站在原地，鼻子一点儿都没受伤。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宋国国君的耳朵里，他派人把这名叫石的木匠找来，想让他再表演一遍。可是木匠却摇头说：“我确实用斧头削去鼻子尖上的白灰，但现在，能让我那样做的人已经死了。”庄子讲这个故事，是在惠施的墓前。他想告诉人们：“自从惠施去世以后，我再也没有找到一位像他那样能与我进行辩论的人了。”
张默生先生将这个典故用在他的《厚黑教主传》末尾，可见其良苦用心。
世人都知道吃饭看人品、喝酒看人品、打牌看人品、小事看人品……却不知道，最能看人品的，是对他人的“盖棺定论”。
“厚黑学”与“致良知”
李宗吾关于厚黑的学术观点在成都《公论日报》上披露之后，他每到一个地方，都被人请去讲《厚黑学》，反响越来越好，听的人也越来越多，后来，居然还有人将他和“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明代思想家王阳明相提并论。
这是为什么呢？李宗吾好生纳闷。
因为百思不得其解，李宗吾于是回过头来认真研究这其中的奥妙。
这一研究可不得了，竟让他出乎意料地发现，自己的“厚黑学”与王阳明的“致良知”，有着非同寻常的可比性——
王阳明说：“仁义是天性中固有之物。”
李宗吾说：“厚黑是天性中固有之物。”
王阳明说：“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
李宗吾说：“小儿见了母亲口中的糕饼，自然会取来放在自己口中，在母亲怀中吃东西的时候，见他哥哥来了，自然会用手推他打他。”
……
两下里虽然南辕北辙各执一词，却都是旁征博引、言之凿凿。
想当年，作为明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二程、朱、陆后的又一位大儒，“心学”流派的重要代表人物，王阳明先生“弟子盈天下”，是何等盛况！不过，虽则盛极一时，但他的阳明心学终究还是左手思孟、右手朱熹，有传承有弘扬。
李宗吾却是另立一派、自创学说，在孔庙的对门再建一座厚黑庙，将古今中外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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