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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泄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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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朋友对我家有救命之恩，前两天对我说他需要一些内部资料，求我帮忙，我不好拒绝，突然想起你是这方面的行家，只好来求助于你，不知能不能给我个面子？”面对蒋玉川那难以拒绝的笑脸，袁华露出了为难之意。身为军人的他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把内部资料提供给境外的人，摘不好就是触犯法律。
为消除他的顾虑，蒋玉川向他保证仅此一次，绝对不会被别人知道。临分手的时候，蒋玉川将一个装有1000美元的信封塞到了袁华的手里。
揣着这烫手的1000元美金，袁华回到家中。
一边是似乎和自己并无太大关系的国家秘密，一边是无以回报的“友情”和无法抗拒的美金，给还是不给？
他手握美元，妻子兴高采烈的穿金带银的身影和明月楼里花天酒地的生活在他的脑海里不停闪过。被金钱和享乐腐蚀了的他，此时已无力拒绝！
过了几天，袁华找了一本部队的资料汇编拍了两个胶卷，交给了蒋玉川。
已然上了套
在这一次交易之后，袁华心理还有些后怕，担心会被人发现。几个月后，单位里依然风平浪静，而蒋玉川也很久没有跟他联系，袁华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
但是正当他准备转业的时候，蒋玉川又找到了他：“我以台湾军情局的名义命令你两天内拿到某某两个军区的文件资料，同时。你可以得到相应的报酬。”
这时，袁华才恍然大悟，原来蒋玉川原名张强，是台湾军情局特务，他前面对袁华所有的活动都是在台湾军情局的授意下做的。袁华明白自己已经被牢牢地套住了。现在他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去坐牢，要么就苟延残喘，在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替台湾间谍搜集情报，维持自己现有的生活。而袁华是没有勇气去坐牢的，更何况还有金钱的诱惑在面前摆着。
他再次死心塌地地选择了金钱。
1997年9月，袁华转业到某国有公司，1999年4月，任该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在这期间，袁华又先后与蒋玉川交联多次。
经查，袁华在担任军队作训股长和某国有企业办公室副主任期间，与蒋玉川先后交联数十次，多次向蒋玉川提供各军区、银行系统及其他文件近百份，其中密级文件就有数十份。袁华共接受蒋玉川提供的酬金数十万元（其中大部分已追缴，上交国库）。
袁华将上述文件资料提供给台湾军情局，直接泄露了中央对台工作方针、原则和我军的战略任务及存在的问题，对我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严重损害。
如果可以重来
对于袁华的窃密、泄密行为，国家安全机关早有觉察，为了人赃俱获，安全机关对其进行了长期的跟踪调查，终于在袁华、蒋玉川再次在明月酒楼进行罪恶交易时将他们抓获。
2001年2月，袁华被以间谍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对这严正的审判，袁华其实早有思想准备。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他甚至有些释然。因为这5年来，他身上的十字架背得太重了！他说：“如果可以重来，我是绝对不会因一时的贪念而把自己逼上绝路的。”
可是，走过的路，有多少可以重来呢？
女骗子与机要参谋
邓所贤
机要连里的可疑女人
那是一年的秋天。边防某团政治处主任带工作组到新疆某边防连检查工作，发现该连电台房里住着一个女青年，引起了他们的重视。经了解得知，此人叫张艳，是该连机要参谋李勇的表妹。已在连队住了近一个月，还在机要室住了20多天。据李说，张艳是某军区原政委的干女儿，在某部队当兵，不久前考入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入学后发现患有肾炎而暂时休学治病，待治好病后再复校。这次来新疆，是帮李勇办理工作调动一事。由于将李勇的商调函错发到了别的部队，这次张艳来是想把情况了解清楚。再重发调函。
根据连队的反映和对张艳的初步观察，工作组认为张艳有可疑之处，于是，派人前往某军分区。经该军分区干部科调查，证实没有收到过任何有关商调李勇的函件。与此同时，工作组向军区保卫处汇报了张艳的情况。不久，军区保卫处回电话说军区原政委没有干女儿，某部队也没有张艳这样一个女兵。至此，初步可以确定张艳是一个身份不明的行骗者，为了彻底查清她的真实情况，特别是要查清其在机要室居住期间，对密码秘密有无造成威胁，经上级同意后，工作组将张艳带到团部驻地看管审查。
骗术并不高明
经多次给张艳做工作和商请有关单位协查，初步查实了张艳的基本情况。张艳，1974年生人，陕西省渭南人。初中毕业后在家待业，期间曾打过工、卖过票。因不甘长期过农村生活。开始在外找关系，想当兵或谋个职业。
李勇，也是陕西渭南人。有一次李勇回原籍探家，在市场吃早点时，碰到与自己相识的女青年和张艳一起吃早点。女青年把张艳向李作了介绍，并说张是当兵的，此后，张艳、李勇二人再未见面。
这一年的3月中旬，张艳以出去当兵为由，向家里要了200元钱，来到乌鲁木齐她的一个大姐家，谎称她是来学习的。20多天后，无所事事的她只好又返回家乡。碰巧的是，在兰州站。
她发现了准备回家探亲的老乡李勇。交谈中，张艳告诉李，自己是当兵的。李觉得张能当上女兵，家里一定有过得硬的关系，就问张是不是在部队里有关系。张随口谎称认识某军区政委，并编造了如何成为某政委于女儿的经过。李当时就信以为真，提出让张艳设法将其调回渭南。经李几次请求，张佯装答应，说回家后告诉其父亲帮助办理。回渭南后，李勇带着水果等物品先后三次去过张艳家。张艳也去过李勇家两三次，他们还一起去公园游玩、照相。期间，张艳谎称调动之事其父已答应办，并把事先找人以其父亲名义写给某政委的信拿给李看，谎称要把信邮走，其实张在回家的路上就把信撕掉了。10月初，张从老冢赶到李所在团部驻地，自称是李勇的表妹。当时，李勇在医院看病，得知张到来后，迅速出院回团，把张带到自己所在的连队。最初，李勇将张安排在机要室外间住，李住电台房。张艳到连队后，李在饭桌上向连里干部介绍说张是其表妹，是某军区政委的干女儿。
由于机要室外问和工作间经常不锁，张在机要室住宿期间，除李、张一起在工作间闲聊、听录音机之外，张独自一人也多次在工作室听录音机、写信。张在机要室住了20多天，因机要室太冷。要求调换住处，李勇又将张安排在电台房住宿，李和电台的战士住在机要室。张在站期间经常到班里与战士闲谈、玩耍，还乘车去过边境。张艳在连队机要室住宿，随意出入班排，连队干部无人过问或干涉，直至工作组上站后才发现问题。经对机要密码进行清查核对，未发现泄密问题。经调查了解和本人交待，张在站期间无其他越轨行为。
应吸取的教训
张是一个刚开始流窜社会的闲散人员，此次欺骗李勇所以能得逞。主要是抓住了李勇想托关系离开边防的个人主义思想。张艳行骗的目的只是为了财物，没有发现其他的政治背景和窃取我密码秘密、军事秘密之目的，对我密码秘密也没有构成危害。鉴于上述情况，军分区对其进行了多次教育、没收了军装等物品之后，令其速回原籍。
李勇被骗一事在部队中产生极坏的影响，所暴露出的边防一线连队在机要工作建设中的问题，也是值得引起重视的。
1。个别机要干部事业心差，不安心机要工作。认为边防机要干部低人一等，无出路，缺乏奋斗进取精神，是被骗上当的思想基础。
2。丧失警惕，违反机要保密纪律。机要工作条例规定机要人员不得乱交朋友。李勇为了达到个人目的，置机要保密纪律于不顾，在不明张艳的真实身份的情况下，擅自带张上站，并安排在机要室住宿，还主动替张炫耀假身份，起了保护伞的作用。
3。思想麻痹，执行机要保密制度松弛。李勇安排张在机要室住宿期间，为了张的方便，机要室外问的门一直不锁，里间工作间的门也经常不锁。张经常一人在工作间看书、听录音机。实际上机要室在此期间一直处于失控状态。由此可以看出机要工作的规章制度在李勇的头脑中松弛到了，何等程度。
4。连队干部管理松懈，对机要保密工作思想麻痹。李勇擅自带张艳上站，在长达一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在机要室、电台室住宿，连队干部未及时加以制止。张经常出入班排，与战士闲谈、玩耍，还到过前哨，也无人过问。连长、司务长等还分别带张去过驻地附近，在边境线照相。作为边防一线连队发生以上问题是极不应该的。
密码是党和国家的核心秘密，一旦发生问题，后果无法估量，损失难以挽回。驻疆部队担负着戍边维稳的双重职能，处在军事斗争的前沿，机要保密工作在新疆部队就显得尤为重要。对此，一要严格机要队伍管理，确保机要人员忠诚可靠；二要强化机要人员的理想信念，强化机要干部的奉献精神和敬业意识，牢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同时，要切实关心他们的成长进步，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不断创造拴心留人的环境，激励他们安心边防，献身机要事业；三是调整边防机要干部的守防时间。边防机要干部长年累月工作在高寒区，身体健康状况很差，有的长期带病坚持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机要人员思想产生波动，在所难免。在加强思想教育的同时，还要制定切实可行的交流制度。缩短他们的守防时间，将那些表现优秀的干部，适时交流到条件相对较好的部队工作。四要严格落实规章制度。机要工作的各项规章制度，是做好机要保密工作的基本依据，必须认真学习。严格执行。上级业务部门要坚持定期检查和不定期抽查，特别要加强对小散远单位机要工作的检查和帮建力度，及时发现同题。堵塞漏洞。
间谍，为了一个“财”字
魏侠利
近些年来，随着台海关系的紧张，台独势力不断加紧对大陆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进行刺探和窃取，台湾间谍在大陆的活动十分猖獗。
此前，在我国沿海某市，国家安全机关又破获了一起贩卖情报的间谍案。
情报生意从渔村开始
刘玉贵是个渔民，他家祖祖辈辈以打鱼为生，到他这里却变换了一个重大的角色，成了通台的间谍，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事情。而在他的带动下，他的两个弟弟刘玉富、刘玉田也参与其中。
事情还得从20世纪90年代初说起。
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刘玉贵在自家的院子里乘凉，他们村的林国源来找他闲聊。林国源是村里的一霸，外号“豹子”，以前在村里瞎混，尽干坏事，这几年突然做起了海上运输生意，而且来钱很快。他们两人信步来到了海边，很自然就说到赚钱的事情上来。在这个年月，人人都在为赚钱奔忙着，打鱼这事，又辛苦，又危险，还赚不了大钱，刘玉贵正在为找不到一个新的赚钱路子着急。这时他就问林国源到底做什么生意。林国源神秘的一笑。用手向东一指说：“你看，那是什么？”
刘玉贵顺手望去，暮色中的海岸线上，金门岛隐约可见，这景观他并不陌生，但今天看起来却别有一番滋味，不知是为什么。林国源告诉他，金门岛上有一家台湾机构，需要一些可靠的人来为他们工作，自己这些年也赚了一些钱，现在人手不够，想请刘玉贵一起做这笔“生意”。刘玉贵一听到台湾机构，心里便有了数，以前他也曾听人说过，林国源赚的是不义之财，果然不错。可他又转念一想，既然能赚钱，而且林国源已经做了几年了也没出什么事，估计没有多大危险。于是，两人一拍即合。
过不久，刘玉贵和林国源就合伙买了一条船，出海到金门岛与台谍联系。刘玉贵将他的身份证交给台谍复印，在台谍机关提供的有关表格上签字，化名“来富”，正式参加了台谍组织。他还从林国源那里得到了预支的经费。他们接受的任务是搜集各方面的情报，运载当地的情报人员出海到金门与台谍联系。就这样，刘玉贵与林国源以海上运输为幌子，开始了罪恶的情报“生意”。刘玉贵觉得干这个有利可图，鼓动他弟弟刘玉富和刘玉田四处搜集情报，并乘坐他们的运输船到金门通谍。到现在，刘玉贵还后悔，当初是他财迷心窍，害了自己的两个弟弟。
现役军人加人间谍队伍
随着林国源、刘玉贵搜集情报活动的进展，台谍机构对他们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搜集不到情报就意味着没钱可赚，为此，他们费尽心机。
刘玉贵有个妹夫张树清是驻某市的军人。开始时，为了搜集到情报，刘玉贵就经常往妹妹家跑。装作好奇问一些军队中的事情，并找借口从张树清那里要军队中的各种资料提供给台谍机构。后来，他干脆就想办法拉张树清下水。他一边让妹妹不断的催促，一边亲自做工作。他跟张树清说：“你看，跟你的同学比，人家发财的发财，升官的升官，就你现在还守在这里，我妹妹跟着你真是受苦。”这些话还真说到了张树清的要害处，这些年，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人们手头都活起来，很多以前不如他的人都走在了他的前面，自己当了这么多年的兵，现在还紧紧巴巴的过日子，他的心态本来就有些不平衡，经刘玉贵这么一说，他更加无地自容，就想着一定要改变一下生活了。刘玉贵看时机到了，就把通谍的想法给张树清明说了……
几个月后的一天，张树清乘林国源和刘玉贵的船出海到台湾军情局金门站秘密据点，他出示了本人军官证和某军事学院毕业证，填写了有关表格，化名“海炎”，履行了参谍手续。他接受台谍机关的旨意，了解他所在市附近我军兵力调动情况和驻军情况，并领取了3000美元、照相机和2块手表，这些就成了他后来窃取情报的主要工具。
十年一梦
其实，林国源当初找到刘玉贵的时候，早就知道刘玉贵有个妹夫是军人，他就是冲张树清来的，只要争取到张树清，情报的来源就会源源不断，自然金钱也会源源不断。这时候，台谍机关为了缩小目标，命令林国源与张树清直接联系。于是，林国源找张树清商议。从现在起，由张树清搜集情报资料，林国源负责运送给金门台谍机关，确定香园招待所为他们交接情报的秘密地点。就这样，张国源从现役军人直到转业后，以他所服务的单位为主要目标，有时还到一些港口，用照相机将我军事、政治等情报资料拍成胶卷，通过林国源输送出去。林国源每次出海与台谍机关联系，还带去张树清写给台谍机关的信，又带回来台谍机关的指示信和活动经费。
本世纪初的一天。林国源和张树清再次到某市香园招待所交换资料，被当地国家安全机关人员抓获，当场缴获了未及送出的7个胶卷，内拍机密级、秘密级及内部资料数份。国家安全机关的人员由此展开了全面的调查。
据查，本案涉及人员有十数人，十余年来，他们先后运载出海通谍人员近百次，共贩卖国家机密级、秘密级文件和我国内部资料数百份，收取钱财数十万元。目前，张树清、林国源、刘玉贵已经分别以间谍罪被判刑13年、13年和8年，其余涉及人员均另案处理。这些人当中，张树清是个明明白白地走上犯罪道路的人，他从十几岁就当兵，又上了军校，应该是知情知法的，可是在金钱面前，他仍然没能抵抗住诱惑，为台谍机关服务十多年，这不能说不是一大悲哀。
“以密谋私”何时了
从本案的前前后后，以及我们所接触过的形形色色的泄露国家秘密案中，可以发现，贪财是犯罪的一个重要原因，境内外敌对势力正看中了这一点，台湾间谍就是用金钱收买相关人员。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些人经不住金钱的诱惑，“以密谋私”的事件时有发生；一些部门和单位甚至是保密要害部门中，涉密人员包括领导干部思想严重麻痹，保密管理极其松懈，以致给犯罪分子留下可乘之机，致使泄密事件发生，给国家安全和利益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损害。（本文中的人物均为化名）
“寻梦人”梦断俄罗斯
■侠名编写
一
王孟40岁不到，是我国某市监狱第三产业公司的经理。别看他年纪不大，却着实风光了好几年，公司顶着政法机关的牌子，后台硬，所以做起生意来一直顺风顺水，给监狱上交了不少，自己也小小地发了财。特别让王孟留恋的是通过当这个经理。他与市司法系统的头头脑脑、上上下下都混了个脸熟，还通过关系搞了身警服，俨然成了“编外警察”。平时，王孟穿着警服在公司里出来进去，很是威风，与客商谈判，有时也穿着警服去，签合同一般都会顺利得多。王孟私下里经常感叹：“有了这身儿衣服还真是好使！”对于王孟这种明显违反规定的行为，监狱领导碍于面子，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99年，党中央决定，军队和政法机关不再从事经商活动。
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的军队和政法机关纷纷行动，清理所开办的公司企业，该移交的移交，该关闭的关闭。市监狱当然也不例外。王孟这个经理一下子面临着下岗的境地。特别是由于他不是监狱的正式员工，只是一名聘任人员，没法在监狱内部安排工作，这使得曾经风光无限的王孟不得不为今后的生计发愁。
冥思苦想之下，王孟想起自己在美国不是有个大舅哥吗？既然国内混不下去，出国不是个好出路吗？，说干就干，王孟积极与大舅哥联络。与此同时，监狱领导也正式找他谈了话，虽然说得比较含蓄，但话中之意王孟还是听得出来。王孟心中暗自生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个破监狱有什么了不起，老子直接移民到美国发展，今后再回来就是外商了。到那时，你见到我不还得上赶着跟我套近乎。想到这里，王孟高兴了许多。
终于，王孟与大舅哥联系上了，大舅哥让他想办法到美国见个面，到时再细谈移民的事儿。经过多方努力，2000年11月。
王孟拿出一笔钱弄了个名额，跟随市里一个商务考察团到了美国。
对于大舅哥的底细，王孟心中很清楚。当厨师的大舅哥没什么文化，1998年，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到美国打工。由于申请的是短期工作签证，到期后美国移民局要驱逐他出境。也不知是谁给他出的主意，大舅哥以在国内练习法轮功遭到迫害为由向美国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最后取得了居留资格。王孟心想，大舅哥在国内根本就没练过法轮功，他可能连法轮功宣传材料上的字都认不全，但是，大舅哥的政治避难申请却被顺利批准了，一定有“高人”在后面帮忙。
在美国虽然只有短短一周时间，但王孟充分感受到了西方社会的花花世界，特别是大舅哥经常带他出入一些娱乐场所，更使得王孟颇有一种上半辈子白活了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归期将近，王孟跟大舅哥正式商量起移民的事情来。当王孟询问大舅哥当初是谁帮助他获得美国绿卡的，大舅哥却故做神秘地笑而不答。
第二天，大舅哥主动找到王孟，说要带他认识一个朋友。两人出门后，径直来到一所住宅，出来迎接的男主人也是中国人。
双方落座后，男主人主动向王孟介绍说自己是福建人，现在已经在美国定居，所采取的方式与王孟大舅哥差不多。接着，这个福建人对王孟说，自己的女儿现在还在国内，想以探亲的名义来美。然后就不回去了。但是，由于办理赴美签证的人太多，她的手续迟迟办不下来。福建人很着急，但是生意上的事又走不开，无法尽快赶回国内，听王孟大舅哥讲他在国内路子挺野，所以想请王孟帮忙给跑一跑。王孟心知肚明，这个家伙肯定也是以练习法轮功申请政治避难的名义取得居留权的，自己心虚不敢回国，只好托我帮忙。王孟暗想，帮他一下对自己来讲不算什么大事儿，但通过这件事可以在美国多交一个朋友，以后自己全家来美国后。也说不准有求别人的时候呢。想到此，王孟一口答应下来。福建人大喜过望，连连称谢。
回国后不久，福建人的女儿就找上门来。虽然已经不是经理了，但人情毕竟还在。王孟带着福建人的女儿东奔西走，到处托关系，两个月后，所有手续齐备，签证顺利拿到，福建人的女儿如愿地登上了去往美国的飞机。几天后，正在家无所事事的王孟突然接到了福建人的电话，福建人对王孟的帮忙表示感谢，并说听王孟大舅哥讲了他想移民美国的事情，表示自己认识一个“神通广大”的美国律师，这个律师为很多CILIA办过移民签证，若他肯帮忙，王孟的事十拿九稳。这个意外之喜让王孟激动得好几天睡不着觉，恨不得生出一双翅膀，立刻飞到美国找到这个大律师。
二
2001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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