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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三十年(上下)-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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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张树新成为商业明星的时候,人们除了对她的互联网事业充满了神秘的敬畏和仰视之外,还津津乐道于她的财富暴涨。瀛海威是一家产权清晰的私人公司,张树新夫妻为此投资了100万元。在企业创办16个月后,国家经贸委属下的中国兴发集团决定参股瀛海威,总股本扩充为8000万股,张树新以无形资产加其他股权获得2 120万元的公司股值,赫然成了十分罕见的“阳光下的女千万富豪”,这当然引起年人轻无穷的遐想。美国《新闻周刊》在一则报道中称,“人们在谈论金钱时,不再像过去那样羞羞答答,谁拥有更多的金钱,成了一个最值得炫耀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百万富翁正以每分钟一个的速度在诞生。”   
1995年2月,美国《福布斯》首次发表中国内地亿万富豪榜,这一富豪榜先是香港出版的中文杂志《资本家》刊出的。列入富豪榜的共有19人,首富是四川的刘永好兄弟。这兄弟四人靠养鹌鹑起家,进而在饲料行业潜心经营,做成了当时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在他们被评为首富之后,《经济学人》专门采访了刘家兄弟,文章描述说,“在过去,四川穷乡僻壤的宣传板上可能写着‘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这样的话。而现在几乎每块砖墙上都刷着一家名为‘希望’的饲料公司的广告语:‘要致富,养牲畜,希望帮你忙’,或者‘猪吃一斤希望饲料长两斤肉’。同时,地方上的小学也用希望公司的广告语来编写他们的童谣。希望公司现在声称有10亿的销售额,拥有60家工厂,1万名全职雇员和9万名市场代理。”文章还写道,“在采访中,刘永好先生避开了关于他是否是一个资本家的问题,他说,‘这些问题关乎理论;我对理论还没有进行过深入学习’,他还特别强调了希望公司的博爱之处,包括一些扶贫的计划,以此证明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性质。希望公司的总部在四川省会成都的郊区,两排低矮的房子,刘先生的车很普通,中国产的大众桑塔纳汽车,招待客人也如普通农家一样,白米饭、蔬菜和一些牛肉,这很难让人想到刘是一个有钱的人。刘的十多岁的女儿则不同,穿迷你裙,喜欢比萨、煎鸡和汉堡,西方消费文化已经深深影响了近年来在美国就学的她。”   
在《福布斯》的这份富豪榜上,第二名到第十名分别是张宏伟、冼笃信、牟其中、张果喜、罗中福、罗西峻、李晓华、热比娅、宗庆后,这十人的财富从6亿元到2亿元不等。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除了四川的刘家兄弟和善于炒作新闻的牟其中之外,其他都是一些陌生的人名。在此之前,人们所熟知和崇拜的商业明星要么是国有企业里的改革型企业家,要么是知名的乡镇企业家,而《福布斯》的富豪榜却从另外一个价值评估标准给出了一个新的答案。也就是从此开始,一个人拥有财富的多少渐渐成为是否成功的最重要的价值标杆。在一个物质化的商业时代,人们也许真的需要一个更为直接而易于计算的评价方式。   
当《福布斯》的富豪榜还被全国媒体津津乐道的时候,到年底,一个更加耸动和刺激的“商业桂冠”又在北京诞生了,它的背后因为有中国最重要的电视媒体在全力推动和炒作,所以也更为轰动和富有戏剧性。   
标题: 1996:500强梦想内容:  
社会上有这么多资产闲置,是三九下山摘桃子的大好机会,千万不能错过,过了这个村,就没了这个店。   
——赵新先 ,1996年   
“标王”秦池所表现出的无比冲动,甚至带有梦幻色彩的激进气质,一直弥漫在1995~1997年春季之间的中国商业界。它符合当时人们对商业的所有想象:奇迹是可以瞬间诞生的,罗马是可以一日建成的,胆大可以包天,想到就能做到。秦池在其后的表演似乎也印证了这些“中国式道理”,在夺得“标王”后,秦池知名度一夜暴涨,迅速成为中国最畅销的白酒,1996年实现销售收入9。8亿元,利税2。2亿元,比中标前增长了5倍以上。   
1996年11月8日,名扬天下的姬长孔再次出现在梅地亚,他被安排在最醒目的主桌主位上,并作为企业家代表发言。他说,“1995年,我们每天向中央电视台开进一辆桑塔纳,开出的是一辆豪华奥迪,今年,我们每天要开进一辆豪华奔驰,争取开出一辆加长林肯。”这番话如酵母一样在梅地亚会议中心传播,让每个人都嗅到了一丝兴奋而可怕的血腥。招标会开场,秦池酒厂以令人瞠目的3。212118亿元蝉联 “标王”。   
有记者问,“秦池的这个投标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姬长孔豪爽地回答,“我也没怎么算,这就是我的手机号码。”   
这是一些让人难忘的“创世纪”式的场景。过去三年来,消费品市场的迅猛膨胀和十分感性化的公众心态,给了中国企业家们尽情挥洒的巨大而肆无忌惮的想象空间。所有的人竭尽全力地飞奔,蓝图被一次次地放大。这年开春,一部描写平凡人奋斗的好莱坞励志电影《阿甘正传》正在中国的各大影院火爆上演,人们都记住了汤姆汉克斯扮演的主人公说过的那句名言:“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得到什么。”好吧,既然不知道,那就尽情地想象吧。   
在保健品领域,创办刚刚两年的山东三株公司靠无所不用其极的营销战略实现了20亿元的销售额,总裁吴炳新为三株做“五年规划”:“1995年达到16亿~20亿元,发展速度为1 600%~2 000%,1996年增长速度回落到400%,达到100亿元,1997年速度回落到200%,达到300亿元,1998年速度回落到100%,达到600亿元,1999年以50%的速度增长,争取900亿元的销售额。”这一连串的“增长”和“回落”以广告和新闻报道的方式刊登在中国最著名的新闻报纸上,令人炫目和惊诧。到这年底,三株真的实现了80亿元的销售额,成为当之无愧的保健品大王。   
在百货业,河南郑州一家叫亚细亚的商场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标杆企业,它是全国第一家搞“微笑服务”和尝试连锁发展的商业公司。总经理王遂舟制订发展规划:“2000年前,在全国开设1 000家连锁商场,达到年销售额500亿元,排名全国商界第一,综合实力进入全国最大企业前十名,成为对中国经济有重大影响的国际托拉斯。还要在北京或上海建造亚细亚摩天大厦,至少高120层,像征亚细亚这样一个历史丰碑。”这些发展规划经过专家的论证,被无比庄严地公布于众,没有人对这样的目标表示怀疑,这似乎是一个靠狂想就能实现理想的年代。   
当我们对发生在消费品市场上的激情故事津津乐道之后,接着就应该对1996年前后的中国企业形势有一个更全景式的俯瞰。事实上,当时的格局算得上是冰火两重天。   
“冰”的一面,是一直无法从低效率和旧体制中自拔的国有企业集群。1996年,预算内国有企业的净销售利润率降低到历史最低点,亏损总数是1985年的28。6倍。相对比,全国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22%,中外合资企业的所得税增长40%。这一年还是《破产法》颁布的第十个年头。从1986年到1990年,全国破产的国有企业只有121家。到1996年,企业破产达到高潮,总计6 232家,超过了过去9年的总和。   
自1992年7月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宣布全面落实14项自主权之后,在决策层看来,该给的自主权已经全部下放了,接下来就应该是企业八仙过海,到市场上去各显神通了。但事实却让人非常沮丧,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在竞争中一触即溃。国家经贸委向全国国有企业推出的改革典型是邯郸钢铁公司。“邯钢经验”归纳起来有两条:一是“模拟市场”,采用最终产品的市场价格来“模拟”确定内部转移价格,形成一个以保障全厂目标利润为中心、由十几万个指标组成的成本控制体系:二是“成本否决”,就是将成本作为影响、诱导和矫正员工行为的杠杆,无论其他指标完成得多好,只要突破了分配给分厂、班组或个人的目标成本,工资和奖金就要受到影响。“邯钢经验”被认为是国有企业提高效率的最佳模式,国务院专门转发了经贸委和冶金部的报告,号召全国国有企业“向邯钢学习”,这么高的规格在“工业学大庆”之后还是第一次。不过,邯钢也是30年企业史上最后一个全国性的“改革典型”,邯钢的做法从根本上说就是美国百年前的“泰罗制”翻版,其“成本否决”也就是“泰罗制”的标准成本制度,它们主要用于提高生产或作业效率,但是并不能解决那些产品的市场销路问题,更不触及企业产权制度的创新。   
由于效益不彰,国有企业的亏损面在这些年有增无减。国家统计局对天津、哈尔滨、沈阳、成都等15个大中城市的2 600家国有工业企业的调查显示,到1994年末,这些企业的资产总额为2 544亿元,负债却达2007亿元,企业负债率平均高达78。9%,与10年前相比,资产增长了4。1倍,债务则增长了8。6倍。很多企业每天还在生产,但是制造出来的产品往往从生产线上搬下来,就直接拉进了仓库。到1996年底,全国乡以上工业企业的库存产品总值已经达到1。32万亿元,而在1991年,这个数字是0。13万亿元。发生在最大工业城市上海的景象是一个缩影。从1990年到1999年,上海一直在进行“退二进三”(退出第二产业,进入第三产业)的城市战略转型,大量的工业企业被解体或迁出中心市区,这是一个十分痛苦和艰难的过程。近10年间,创造过无数辉煌的上海纺织业先后破产终结41家,销号200多家老企业,棉纺锭从原来的250万锭压缩到70万锭,60万纺织职工(主要是女性工人)下岗分流。这期间,上海失业人口的年均增长速度高达9。53%,其中1990~1995年间的年均增长率更是高达13。17%——而这仅是登记失业人数。上海的景象在国内其他老工业基地大量存在,必须记录的是,数以千万计的老国营企业职工们为城市经济的改革付出了巨大的的代价。   
1995年9月,《人民日报》刊登了长篇经济分析文章《来自“八五”(1991~1995)的报告》,用极大的篇幅谈论了国有企业面临的三大困境。一是亏损居高不下,国有企业的亏损数每年以14。2%的速度增加,年均亏损超过500亿元,在全部亏损企业中,国有企业占70%以上。二是企业资金的使用效率低下,库存产品每年以30%的速度增长,超过生产增长速度至少10个百分点。三是国有工业综合经济效率指数比“七五”时期(1986~1990)下降5。4%,资金利税率和成本利润率都低于非国有企业。这年7月份,国家体改委宣布,开始于1994年的百家现代企业试点工作将延期一年,也即从原定的1996年底延至1997年底。公开宣布一项重大改革“延期”,这还是改革开放后的头一遭,从中人们都体味出了试点改革的百般艰辛。   
在1996年,所有的危机都远如天边一朵若有若无的乌云。人们目力所及的是一幅玫瑰色的前景,消费市场空前活跃与繁荣,本土公司充满活力和激情。在全球范围内,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看上去也是最成功的。北方的俄罗斯经济正陷入困境,自1992年推行“休克疗法”和大规模私有化经济改革以来,俄罗斯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宏观经济持续下滑,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甚至连人均寿命都减少了3。6年,婴儿死亡率高达15。9%,成为世界上婴儿死亡率最高的国家。为了支持叶利钦政府,西方提出了102亿美元的紧急援助计划。《新闻周刊》在今年的一篇报道中写道:“中国正在每一个领域制造令人惊奇的巨大影响,从台湾海峡到美国商店的地板,这都是1979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的时候所没有被预见到的。一个强大的中国开始出现。作为一股经济力量,中国正进入和改变着全球市场,有些时候甚至制定了他们自己的游戏规则。”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新出版的《亚洲大趋势》中预言亚洲将会成为世界经济的中心,而中国无疑将成为亚洲的中心。这段文字被人一再地引用,其实,这位大胡子的美国人在那本书里还说过一句更有寓意的话却被人们忽视了。他说,“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不是去赶超美国,而是应该造福于中国人。”在这一年,更让人们满怀憧憬的是,来年将是香港的回归之年,百年耻辱将一日洗去。在很多人看来,“中国世纪”的脚步声真的已经倾耳可闻了。受乐观景气的影响,上海的股市从年初的537点上涨到了11月的1 200点。   
这种高昂的民族自豪情绪还十分生动地体现在两本畅销书上。   
5月,一本《中国可以说不——冷战后时代的政治与情感抉择》的政治评论著作一面市就引发热浪,首版发行5万册,只用了二十多天就一售而空。这本书的5位作者都是大学毕业不久、30岁上下的文化青年。书名明显受到6年前那本著名的《日本可以说不》的影响,而其民族自豪的色彩也同样浓烈。90年代中期,中美之间自1989年以来的紧张关系仍在持续。美国政府游说各国抵制北京承办2000年奥运会,并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多方阻拦。1994年,赖斯特布朗发表研究报告《谁来养活中国》。根据他的计算,中国未来30年的粮食产量将呈下降趋势,不但中国养活不了中国人,就是全世界也养活不了。“布朗报告”引发了很大的国际震撼和中国民众的愤怒。《中国可以说不》一书最重要的观点,是对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提出质疑,并猛烈批判中国国内的崇美、亲美思潮,进而大胆地为中国的崛起呐喊。在“前言”中作者写道,“美国谁也领导不了,它只能领导它自己;日本谁也领导不了,它有时连自己都无法领导;中国谁也不想领导,中国只想领导自己。”这本书被迅速翻译到美国和日本,美国驻华使馆还专门约请作者交谈,这被视为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一个象征性事件。①《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是张藏藏、宋强、乔边、古清生、汤正宇。1996年,中国出现了多本以反击美国霸权主义为主题的政论类图书,影响较大的还有李希光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   
到了年底,一本商业图书引起了同样的轰动。曾经担任过联想公司公共关系部总经理的陈惠湘写出了《联想为什么》。作者以亲身经历叙述了联想公司的成长历程,以及其间形成的管理思想和经营模式。这应该算是第一本以中国现代公司为研究标本的商业书籍。联想被认为是中国崛起中的一个榜样,作者写道:“学完美国学日本,到头来能不能解决中国企业的问题?中国需要研究自己,中国需要集体英雄主义。”在书的封底,编辑者更是用黑体字醒目地提示说:“在这本书面前,我们只需深思一个问题:我们该怎样爱自己的祖国?”   
这种貌似深邃的题背后,无疑激荡着一股倔犟的、舍我其谁的浩然之气。   
但是,世界真的如此令人着迷吗?   
标题: 1997:世界不再令人着迷内容:  
垮了……垮了……垮了……垮了……   
——泰国司机,1997年   
元旦那天,北京小雪。住在北京三○一医院的邓小平让人打开电视机,他看到中央台正在播放一部纪录片,就凝神看起来,可是看不清楚电视屏幕上那个远远走过来的人是谁。那边,走过来的那个,是谁啊?他问医生黄琳。黄琳说:“那个是您啊。您看清楚了。”屏幕上的那个人走近了,他终于看清了自己,动动嘴角,笑一笑。黄琳告诉他,这部电视片名叫《邓小平》,是刚刚拍摄的,有12集。他什么也不说,只一集一集地看下去。黄琳知道他耳背,听不见,就俯身靠在他的耳边把台词一一复述。每当电视里有一些颂扬他的话时,黄琳看到老人的脸上总会绽出一丝异样的羞涩。   
50天后的2月19日,这个93岁的政治家走到了生命的终点。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悲恸。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心胸宽广、意志刚毅的老人一直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最重要的捍卫者和推动者,他在这段复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烙上了自己的印记。当他去世的时候,中国这艘东方巨轮已经驶过“历史的三峡”中最惊险的一段。路透社在他去世后第二天的评论中说,邓小平敢于撇开僵硬的计划体制而赞成自由市场力量,并让中国的大门向世界开放,他真正改变了中国。   
邓小平的去世让整个上半年的中国一直无法从悲伤中完全摆脱出来。7月1日香港回归,这原本是一个举国欢腾的日子,却也因此平白染上了一重莫名的遗憾。在邓小平生命的最后时光中,让香港平稳回归一直是他最关心的事情,他也承诺将在回归之日亲赴港岛见证,可惜他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回归当夜,那满天烟花中,应有一朵专为他开放。   
悲伤的云雾一直笼罩着1997年,自始至终。   
这年,全球最热映的电影是美国好莱坞拍摄的《泰坦尼克号》,一艘20世纪初世界上最大的、号称“永不沉没的”的豪华客轮,在优雅的音乐伴奏和此起彼伏的惊恐尖叫声中沉入北大西洋海底,一起沉下去的,还有年轻的流浪画家杰克道森与贵族小姐罗丝的爱情。当中国观众百感交集地走出影院的时候,在商业世界,悲剧即将上演,哀伤如出一辙。   
这是一个具有分水岭意义的年份。在此之前的三年里,联想、海尔、长虹等本土公司依靠价格战和高举民族品牌旗帜,在家电、饮料等消费品领域中节节取胜。企业家们沉浸在“500强梦想”中,政府及企业的信心已近爆棚。然而,接下来发生在亚洲及中国企业界的一连串突如其来的事件,让无数的梦想如泡沫般幻灭。   
最重大的恶性事件是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风暴。一个叫乔治索罗斯的美国投资家在未来的很多年里一直被亚洲政治家们视为一个带有神秘邪恶色彩的金融巨鳄。从2月开始,索罗斯领导的量子基金瞄准经济过热、出现赤字危机的泰国,开始大肆抛售泰铢,使泰铢对美元汇率剧烈波动,泰国政府动用50亿美元外汇储备和200亿美元借款来干预汇市,但是仍不能阻止泰铢的一路下滑。到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让汇率自由浮动,一天之内,泰铢大跌20%。在狙击了泰铢之后,索罗斯转而攻击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中国香港,所受攻击的国家和地区均蒙受巨大的金融伤害。这场亚洲金融风暴从1997年夏季开始,历时4个多月,它对亚洲各国和所有的产业都造成了重大的影响。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尼的中产阶级财产分别缩水50%、61%和37%,中国香港、新加坡和泰国的居民资产则跌去了44%、43%和41%。当风暴席卷泰国的时候,《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正好在泰国。8年后,他在畅销一时的《世界是平的》一书里心有余悸地了描述当时的景象:泰国政府宣布关闭58家主要金融机构,一夜之间,那些私人银行家倾家荡产。我驱车前往曼谷的阿素街参加一个聚会,此处是泰国的华尔街,倒闭的金融机构多数在此。当我的轿车慢慢经过这些破产的银行时,每过一家,司机就喃喃自语道,“垮了……垮了……垮了……垮了……”这些泰国银行成了新的全球化时代的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中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即便是亚洲最发达的国家,也不能幸免于难。在韩国,受到攻击的韩元在两个多月里疯狂贬值50%,国家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韩国政府不得不向美日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要求紧急援助,借贷金额为创全球纪录的550亿美元,并被迫承诺实施严厉的稳定经济计划及降低经济增长率,经济自主权一度丧失。韩国政府向所有公务员发布了一项“勒紧裤腰带”方针,要求公务员至少将薪水的10%存入银行。而民众则自发把家中的金银首饰捐献出来。在风暴中,韩国失业率高达11%,韩国企业蒙受了至少3万亿韩元的兑换差额损失,外债本息的偿还额增加了4亿韩元。多家大公司宣告破产或陷入绝境,其中就有前些年无限风光、被中国企业视为标杆的大宇集团。当风暴席卷时,一直处在快速扩张中的大宇其实已债台高筑,公司借贷资金达到了200亿美元的规模。面对危机,金宇中采取了一系列收缩计划,但同时却在汽车业务上加倍下注,靠大量发行高息债券和商业票据的方法融到135亿美元的短期债务资金,相继接管了双龙汽车和三星汽车,并继续推进其国际汽车巨头的战略。到年底,大宇的主贷款银行拒绝进一步对其追加贷款。1999年10月,负债800亿美元的大宇终于宣告破产,金宇中出走美国,韩国舆论发出“财阀亡国论”的怒吼。   
在日本,虽然日元没有受到直接的攻击,但是动荡的紧缩效应也迅速扩散到所有的产业。9月18日,日本零售业的明星企业八佰伴公司向静冈县地方法院申请破产。这是一家中国消费者十分熟悉的传奇企业,它的创始人和田加津是一个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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