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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王学的智慧-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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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能很好地发挥出他的作用。
孟尝君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孟尝君田文在齐国的时候，养士三千，什么样的人他都愿意招徕，曾有门客对他这种做法表示反对，责怪他说他不该什么人都收留。不过孟尝君并没有听这个门客的，依然我行我素。等到孟尝君被困秦国，在他试图逃出城的时候，他的门客中有善于学狗钻墙洞的，这个人钻出墙外，偷到了通行证；还有一个门客善于学鸡鸣的，他居然引得全城的鸡都开始鸣叫，使得守城士兵稀里糊涂地打开了城门。最终，在这个节骨眼上，孟尝君靠着“鸡鸣狗盗”的人才逃过一劫。所以说，在善于使用人才的领导中，谁更会使用看上去不是“人才”或者是“一无所长”的人，谁就可以做到更胜一筹，“泰山不择细壤，故能成其大”，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火眼金睛鉴英才
人与人是不同的，德有高下，性有贤愚。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之大，足以成为人与动物的首要区别——我们从来无法从动物中找到差异像人与人之间那么大的，这是大自然的道理。那么，在芸芸众生中，何为圣人，何为智者，何为英雄，何为豪杰，何为儒、法、术、道吗？知道了各类人等的确切定义，做人才能知道自己该做一个怎样的人，管人才能知道管的是些什么样的人。正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存在重大差异，所以帝王学才堪称一门高深的学问，管理人也成为世界上最难的事之一，没有一定经验积累和天赋的人，是做不了这样的工作的。
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国家成就一统天下之基业的资本，没有比辨别人才之高下，并量才使用这件事更重大的了。如果在这一点上做得成功，那身为帝王的人就能使自己既显得耳聪目明，日子又过得安闲自在。
孔子说：“人分五个层次：庸人、士人、君子、圣人、贤人。若能清清楚楚地分辨这五类人，那么长治久安的统治艺术就全明白了。”
那些被称作“庸人”的，内心深处没有任何严肃慎重的信念，做事马马虎虎，有头无尾，为人处事从不善始善终，满口胡言，不三不四。其所结交的朋友三教九流，唯独没有品学兼优的高人。他们不是扎扎实实地安身立命，老老实实地做事做人，而是见小利忘大义，自己总是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们迷恋于声色犬马，随波逐流，自制力差，总是把持不住自己——总而言之，有诸如此类表现的，就是没出息的庸人。
那些被称作“士人”的，有信念，有原则，虽不能精通大道和人道的根本，但向来都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虽不能把各种善行做得十全十美，但必定有值得称道之处。因此，他不要求智慧有多少，但只要有一点，就务必要彻底明了；言语理论不求很多，但只要是他所主张的，就务必中肯简要；他所完成的事业不一定很多、很伟大，但每做一件事都务必要明白为什么。他的思想非常明确，言语扼要得当，做事有理有据，犹如人的形体一样和谐统一，这样的话，此人就是一个人格和思想非常完整、独立的知识分子，外在力量是很难改变他的。所以，一旦他富贵了，也看不出富贵的生活对他有何增益；如果他贫贱了，也不会对他造成什么坏的影响——这就是士人，亦即知识分子的主要特点。
“君子”的特征是说话一定诚实守信，心中对人不存忌恨。秉性仁义但从不向人炫耀，通情达理，明智豁达，但说话从不武断。他们行为一贯，守道不渝，自强不息。在别人看来，他们显得平平常常，坦坦然然，并无特别出众之处，然而真要在人生的境界上赶上他们，却很难做到。这才是真正的君子。
对于什么是君子，荀子的看法是：“君子可以做到被人尊重，但未必一定要让人尊重自己；可以做到被人相信，但未必一定要让人信任自己；可以做到被人重用，但未必一定要让人重用自己。所以君子以不修身为耻辱，不以被诬陷为耻辱；以不讲信义为耻辱，不以不被别人信任为耻辱；以无能为耻辱，不以不被任用为耻辱。不被荣誉所引诱，不因诽谤而怨恨，自然率性地做他自己的事，端方正直地约束自己，这就叫君子。”
“贤人”的主要特征是品德合于法度，行为合于规范，其言论足以被天下人奉为道德准则而不伤及自身，其德性足以教化百姓而不损伤事物的根本。他们能使人民富有，然而却看不到天下有积压的财物；他们好善乐施，普济天下，从而使民众没有什么疾病和贫困。这就是贤人。
而所谓“圣人”，则必须达到自身的品德与天地间的自然法则融为一体的境界，来无踪，去无影，变幻莫测，通达无阻。他们对宇宙万物的起源和终结已经彻底参透，与天下的一切生灵、世间万象融洽无间、自然相处，把大道拓展成自己的性情，光明如日月，变化运行，有如神明，芸芸众生永远不能明白他们的品德有多么崇高伟大，即使见到一点，也不能真正了解其德性的涯际在哪里。所以，只有达到这种境界的人才是圣人。这样的人，古往今来也只有那么几个。
道家的祖师庄周从天人合一的角度来分析宇宙的精灵——人，并也谈到过圣人的人格。庄子说：“刻意崇尚自己的德行，使自己显得超凡脱俗，高谈阔论，冷嘲热讽，凡此种种，都不过是为了显示自己的清高脱俗而已。这都是山林隐士与愤世疾俗者的做法，这类人远离红尘，形容枯槁，可他们偏偏喜欢这样做；言必仁义忠信，行必恭俭退让，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标榜品行美好而已。这是天下太平时那些读书人好为人师的做法，有学问的和当老师的，都喜欢搞这一套；一开口就是如何如何立大功，建大名，以及怎样事君为臣、匡正朝野，这都是为追求如何治国济世而已。在朝廷里当官的，为尊君强国而奋斗的，开拓疆土、建功立业的，终生追求的就是这些；隐逸山泽，栖身旷野，钓鱼观花，只求无为自在而已。这是悠游江海之士，逃避现实、闲暇幽隐的人所喜好的。呼吸吐纳，做一些诸如‘黑熊吊颈’、‘飞鸟展翅’之类的肢体运动，只不过为了延年益寿而已。这是导引养生、修练气功者如彭祖一样高寿的人所喜好的；假如有人从来不刻意注重某方面的修养而人品自然高尚，不讲求仁义而道德自然美好，不求功名而天下自然大治，不处江海而无处不安适悠闲，不练气功而自然高寿，一无所有而又无所不有，恬淡无欲而众美会聚，这才是大地之大道，圣人之至德啊！”
人们常常说，某位英雄豪杰做了这样那样的事。但是，什么样的人才算是“英雄豪杰”呢？
汉代有本有名的专讲谋略的书，叫《玉钤经》（亦即《素书》），据说是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写的。这本书中对所谓的“英雄豪杰”有这样一个定义：“如果一个人的品德足以让远方的人慕名而来，如果他的信誉足以把形形色色的人凝聚在一起，如果他的见识足以照鉴古人的正误，如果他的才能足以冠绝当代，这样的人就可以称作人中之‘英’；如果一个人的理论足以成为教育世人的体系，如果他的行为足以引为道德规范，如果他的仁爱足以获得众人的拥戴，如果他的英明足以洞悉下属的举动，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俊’；如果一个人的形象足可做别人的仪表，如果他的智慧足以决断疑难，如果他的操行足以警策卑鄙贪婪，如果他的信誉足以团结生活习俗不同的人们，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豪’；如果一个人能恪守节操而百折不挠，如果他多有义举但受到别人的诽谤而不发怒，见到让人唾弃的人和事而不苟且勉强，见到利益而不随随便便去获取，这样的人就是人中之‘杰’。”总之，只有符合这些标准的人，才是“英雄豪杰”。
品德行为高妙，进退举止皆可为人楷模，有这种品质的人叫做“清节”之士，延陵、晏婴就是这样的人；能创建法规、制度，使国家强盛，使人民富足，能这样做的人叫做“法家”之士，管仲、商鞅就是这样的人；其思想能与天道相通，计策谋略出神人化，奇妙无穷，有这种能力的就是“术家”，范蠡、张良就是这样的人；其德行足以移风易俗，其方略足以匡正邪恶，其权术足以移山倒海，改朝换代，这样的人叫做“国体”，商代的伊尹、西周的姜子牙就是这样的人；其品德可为一国之表率，其治国的方法能够改变穷乡僻壤的落后面貌，其谋略能够用来权衡时事的契机，这样的人叫做“器能”，郑国的子产、魏国的西门豹就是这一类人。
但是，世间万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上述各种类型的人才也不例外：具有“清节”之风的人，不足之处是为人不够宽宏大量，喜欢在推崇一些人的同时讥刺苛责另一些人，凡事太认真，动不动就一定要清楚地分辨是非，这就叫做好品评人，子夏之流就是这样；“法家”这类人，并不能做出具有开创性的计划，其思想缺乏长远性，但能承担独当一面的重任，创意新奇，策略巧妙，这可以称之为手段高超，汉宣帝时的名臣张敞和赵广汉就是这样；“术家”这类人，不能独创新制，垂范后人，但能够在遇到变乱时运用谋略，拨乱反正，他们的特点是谋略和智慧有余，公正平允不足，这可以称之为智囊型的人，陈平和汉武帝时的御史大夫韩安国就是这样的人；能写传世奇文，著书立说，可以称之为做文章的“大手笔”，司马迁、班固就这样的人；能够传承圣人的学问，但不能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其所做的学问叫“儒学”，汉代儒生如毛公和贯公之类的人一生所做的就是这些事情；论辩起来不一定合于真理，但反应敏捷，对答如流，这只能叫做有口才，乐毅、曹丘生就这样的人；胆略、勇气过人，才能、谋略超众，这种人叫做“骁雄”，白起、韩信就是这样的人。
总之，中国古往今来的人才，其类型大抵都包括在上面所列的范围内了。身为部门领导的读者可以按照这个标准衡量一下手下的人才，努力将人才用到最适合他（她）的地方去。
《孔子家语》里说：“从前，贤明的君主一定要对普天下的名流都了如指掌，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声的好坏，而且知道他们品质的优劣，这样才能恰如其分地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衔，使他们显得尊贵荣耀。这样一来，天下就好统治了。”孔子在这里所说的，意思就是帝王君主们要对人才品行的等级要有个基本估量，识才是一门需要领导者兼具相关经验和专门知识的大学问，历史上那些成功了的帝王，往往在识才上就占得了先机。
除了会识才，还要会用才
造器尽其材，用人适其性。用一种人才，便成就一种事业。赵王用赵括而亡国，诸葛亮用马谡而前功尽弃，这些血的教训足以提醒我们对用人的重视。
人的才能大小是不同的，就像用升无法盛下斗中的东西一样，盛不下就会溢出来，溢出来就全浪费了。用了不该用的人，怎么能没有危险呢？傅玄说：“品评人才可分九类：一是有德行的，这类人可用来作为政权的根基；二是治理之才，可以让他们来推究事物变化的规律；三是政务之才，可以让他们从事政治体制的运作；四是学问之才，可以让他们搞学术研究；五是用兵之才，可以用以统帅军队；六是理农之才，可以让他们指导农民耕作；七是工匠之才，用以制作器具；八是经商之才，可以用他们来振兴国家经济；九是辩才，可以发挥他们讽谏和议政的长处。”这样做就叫量才使用。
成汤的辅相伊尹说：“如果心智能与天道相通，能不断地顺应事物的变化，了解万物发展的情况，言论足以用来调合阴阳，正确地核准四时，掌握风调雨顺的规律。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三公。所以，三公的职责是不懈地研究社会和自然的发展规律。”
对于相当于三公的宰相的职责，西汉时的陈平说得更明白。当年汉文帝问陈平：“你所负责的都是些什么事情？”陈平说：“陛下不嫌我愚钝，让我当宰相。当宰相的任务就是，对上辅佐皇上，调理阴阳；对下要使万物各得其所；对外镇抚四方，对内团结民众，并且要让各级官吏各尽其职。”汉文帝夸奖他说：“讲得好！”
汉代魏相（宣帝时为御史大夫）曾上书说：“我知道《周易》中讲过：‘天地协调，所以日月运行正常，四时相宜；圣明的君臣统治天下配合协调，少有严刑峻法但百姓悦服。’大地运行，生于阴阳消长。阴阳的规定由日月限定，各有各的责任，不能互相冲犯。贤明的君王谨慎地遵守自然的法则并尊养人才，所以设立柔顺如月的宰相，以顺应四时，掌管政务。君主言行合乎自然法则，遵顺阴阳的变化规律，就使日月光明，风调雨顺，寒暑适宜。这三者秩序相得，就会使天灾不作，百姓康乐富足。这就是为什么要顺理阴阳的主要原因。”
以上道理，在《尚书？洪范》中讲得很明白。不违背一年四季的农作节令，懂得充分利用土地资源，能把堵塞不通的环节疏通，能把废弃不用的东西变成财富，这样的人要推举他做九卿（相当于现在各部委的部长）。所以，九卿的职责在于全国文明道德的建设。通达人情事故，作风正派，了解税收的关卡，充实国家的府库，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大夫。所以，大夫的职责是以仁爱之心对待民众。诸葛亮的主薄杨颙说：“坐而论道的是三公，去具体贯彻执行的是卿大夫。”
忠心正直，犯颜直谏，没有奸诈之心，大公无私，讲话、做事符合国家法规，这样的人要推举他作列士。所以，列士的职责是常行仁义。道、德、仁、义确立之后，天下就得到治理了。有“清节”之风的，可以担任君王的老师，有“法家”之才的可以负责司法工作，“术家”可以作为智囊团，善于评论和研究儒学的也可作太子的老师，会写文章的可以让他去研究历史，至于有“骁雄”之才的人，可以去让他带兵打仗。
姜太公说：“嘴里唠唠叨叨，不干不净，整天如此，躺下都不停，让众人讨厌，这种人可以让他管理街区，盘查坏人，发现灾祸；爱管杂事，晚睡早起，任劳任怨，这种人只能当妻子儿女的头儿；见面就问长问短，什么事都要指指划划，平时实际上言语很少，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这种人只能做十个人的小头目；整天忧心忡忡的，一副严肃认真的样子，不听劝说，好用刑罚和杀戮，刑必见血，六亲不认，这种人可以统率一百人；争辩起来总想压倒别人，遇到坏人坏事就用刑罚来惩治，总想使一群人统一起来，这种人可以统率一千人；外表很谦卑，话偶尔说一句，知道人的饥饱、劳累还是轻松，这种人可以统率一万人；谨小慎微，日胜一日，亲近贤能的人，又能献计献策，能让人懂得何为气节，说话不傲慢，忠心耿耿，这种人是十万人的将领；温柔敦厚有长者之风，用心专一，遇到贤能的人就举荐，依法办事，这种人是百万人的将领；功勋卓著，威名远扬，即便出入豪门大户，但百姓也愿亲近他，诚信宽怀，对治理天下很有见识，既能效法前人的伟大事业，也能补救败亡，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普天之下的老百姓都好似他的妻子儿女一般，这种人是英雄的首领、天下的主人。”
《玉钤经》上说：“大将虽以周详稳重为贵，但是不可以犹豫不决；虽以多方了解情况为能，但不能顾忌太多，患得患失。”这可说是评论将领之最精妙的言论。
真正可以称得上是“英雄”的人物，应该具有哪些素质呢？聪明出众，叫做“英”；胆力过人，叫做“雄”。这是对“英雄”所做的大体上的区分。聪明，是英才本来就应有的禀赋，但是英才倘若没有雄才的胆力，其主张就不能推行；胆力，也是雄才本来就应有的素质，但是如果没有英才的智慧，事情也办不成。假如其睿智足以使他在事前就有所谋划，但凭其洞察力却看不出行动的契机，这样的人只能坐而论道，不可以让他们去具体处理某事；假如能谋划在先，其洞察力也能跟上去，但没有勇气实行，这样的人就只能处理日常工作，不能应付突然变故；如果是力气过人，但没有勇气实行，就只可以作为出力的人，而不能作为开路的先锋；再者，如果力气过人，且也有勇气实行，但其智慧不能预谋事变，那么这样的人就只可以作为先锋，不能作统帅。一定要能谋划在先，明察在后，行动果断，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英才——汉初的股肱之臣张良就是这样。气力过人，又有勇气去做，智慧足以料事在前，这样的人才可以称之为雄才——声称自己带兵“多多益善”的韩信就是这样。综上所述，如果能一人身兼英、雄两种素质，那就能够掌管天下，汉高祖刘邦和楚霸王项羽就是这样的人——至于这两个人为何前者成功，后者失败，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所以我们不能因为项羽失败了就否定他身上的帝王禀赋。
量才用人也存在着一个辩证法：一方面，用什么人关系着事业的成败，正如《帝王学》的作者赵蕤所说的“欲观其亡，必由其下。”纸上谈兵，诸葛亮挥泪斩马谡，都是这方面有名的历史故事——赵王用了不该用的书呆子赵括，结果被秦将白起坑卒四十万；诸葛亮用了不该用的马谡而失了街亭，逼得他出兵岐山的行动完全失败，他自己也不得不以唱“空城计”来救急。
反过来从另一方面讲，君主、主将或主管者是什么样的人，也决定了他会用什么人，于是，这也决定了他的成功或失败。正如孙武所说的那样：“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吾以此知胜之谓也。”项羽、袁绍之所以失败，刘邦、曹操之所以成功，原因就在于此。
另外，从以上四人的事例中我们还可以认识到这样两个道理：第一，“妇人之仁”不可成大事。三国时郭嘉论曹操对袁绍有十胜，袁绍则有十败，其中之一便是在“仁”上的胜败。郭嘉说袁绍“见人饥寒，恤念之情形于颜色，其所不见，虑或不及，所谓妇人之仁耳。”他意思是说袁绍这种仁爱是短浅的、没有胸怀的，因为他爱的范围只是他眼睛所看到的东西，太有局限性。他的仁爱并不是从普天下的所有人出发，他没有博爱天下的气魄和勇气，所以他是成不了事的。
类似的话，韩信在评论项羽时也说起过：“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赏，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韩信说这话的意思是，项羽对人很有礼貌，很慈善，总是好言好语，遇到有人病了，还要哭哭啼啼，把自己吃喝的东西分给他。可是，当遇到该封赏那些有功者以爵位时，他却把爵印抓在手中，都玩出了缺口，也不舍得交出去。单从他“恭敬慈爱”、“泣涕分食饮”这点看，项羽的确有仁爱之心；可要是从他“玩印不予”这点看，却是十足的小家子气。所以，他和袁绍有同样的毛病——“妇人之仁”，结果都失败了，遗恨千古。有道是“大仁不仁”，一个有雄心壮志的人，就应当有博爱天下的胸怀，而且也应该有容纳天下苦困的气魄。目光总盯在一时、一地、一二人身上，这样的人是成不了气候的。
第二、传统包袱太重，对事业的成功是有害的。郭嘉论袁绍之所以失败，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身上背的传统包袱太重了。袁绍有“累世之资”，出身名门望族，这样的世家子弟办起事来，因门第的传统而处处讲规矩，繁文缛节很多，什么事都要先拿出个架子。结果是，既违背了人性，不能使上下亲和，又影响了办事效率。他为人处事的风格远远不如曹操“体任自然”来得好，曹操那种直截了当的作风既顺应人性的要求，使上下同心，又提高了办事效率，所以，曹操胜利了，袁绍失败了。
一般说来，传统是一种财富，它给后人提供了办事的丰富经验和教训。但是，倘若这个包袱过重，就会束缚人的手脚，限制了人的创造和发展，于是，好东西就会变成坏东西。再比如，春秋时期著名的宋襄公的例子也十分鲜明地佐证了这一点：宋楚两国交战时，宋军在河岸摆好阵势时，楚军正在渡河。宋军将领要求攻击敌人，宋襄公却背上了贵族“公平竞争”的思想包袱，要等楚军过河并且摆好阵势后再交战。结果，稳定下来的楚军将宋军打得大败，这一战例也贻笑千古。
到了北宋末年，在宋与金的对抗中，宋人也是由于有前人的传统而十分讲规矩，凡事都要朝臣们商量好再做出决断，可是，正是这规矩害了宋人。据说，当宋廷听说金兵已南下时，就马上商议对策，可没等他们商议出个结果来，金兵就已投鞭渡河，一下闯过了基本上没设防的黄河“天险”。金兵过了黄河，几天之内就直捣汴京，兵临城下。其实，当时金兵人数只有六万，而北宋各路勤王兵马总共有二十万左右，但是懦弱的宋钦宗竟然不让勤王军队攻击金兵，一味求和。按照宋廷君臣的想法，他们认为满足了金人的要求，他们就会退兵。在宋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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