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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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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雪崩前奏：波罗的海三国（下）
不想听到的回答
随着1990年1月的到来，出现了令人惶恐不安的新情况。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例会上，将通过一项关于共和国脱离苏联的正式决议。梅德维杰夫、马斯留科夫、斯留尼克夫、雅科夫列夫、卢基扬诺夫和拉祖莫夫斯基受总书记的委托，准备了一份提请苏共中央审议的建议：《针对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可能作出该共和国脱离苏联的决定所应采取的对策》。文件中规定了应优先采取政治和法律手段，排除使用武力。但与此同时也讲到驻扎该共和国的部队必须做好准备，以便可靠地保护公民，保卫国家安全，维护国家利益。
此外，还提出了发挥经济影响力的建议，预定了可能采取的应对措施，以回应可能对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造成损失的单方面行动，其中包括限制向立陶宛供应紧缺的能源、原料等一系列产品。又明确规定，不得向共和国移交联盟所属的企业和单位；也不排除提出苏联当年向立陶宛移交的领土的归属问题，包括克莱佩达、维尔诺州和白俄罗斯的几个区。施加影响的办法还有：支持在共和国建立几个波兰民族区的要求。
然而，中央研究制定的所有这些措施，都仅仅停留在纸面上。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再次采取了一个对事件施加影响的绝望的尝试。他预定于1990年1月初前往维尔纽斯。但事先又派出了一个以梅德维杰夫为首的庞大队伍。其中有政治局委员、人民代表、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人，以及乌兹别克斯坦、沃罗格达州和维捷布斯克州党的领导人。
1月11日，戈尔巴乔夫偕夫人赖莎抵达立陶宛。他们尽量展开多方接触，其中包括同市民会见。戈尔巴乔夫原抱着一腔不切实际的希望，但在报业大厦同立陶宛知识分子会见时，遭到了严重打击。戈尔巴乔夫面对听众提出一个问题：“立陶宛真的想脱离苏联么？”得到的是众口一声的坚决回答：“是”。他在立陶宛各地巡视时听到的调子虽有所不同，但决定都是一样的。在他访问的末尾，在共和国党中央大楼的见面会上听到的也是同样的回答。可以肯定地说，在这次访问之后，总书记终于明白，必须考虑该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的机制了。
原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叶尔马拉维丘斯教授，因拥护苏联共产党的立场，而遭到立陶宛“民主”新政权以参加 1991年 1月维尔纽斯电视塔事件的莫须有罪名判处8年监禁。他说：
1990年1月当戈尔巴乔夫来访会见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局的委员们时我就明白，对这一套搞垮苏联的机制他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越往后越让我确信，他是在谨慎行事，避免妨碍这些机制的运行。加之他本人也是按着国外势力操纵下的国际上反动的反共逻辑在行事的。整个这套把戏我们在立陶宛的人看得特别清楚。就仿佛在看木偶戏表演：演员和导演在大洋彼岸牵线，而我们的木偶则在自己家里按照他们搞垮这个国家的意图行事。
我想读者已经注意到，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特别是立陶宛，在形势风云变幻的发展过程中，看不到共和国党组织表现出一点点正面立场，起一点点实际的作用。可当时苏共还是全国，特别是每个地区生活的主导力量。以我的看法，这些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的威信急剧下降，是两个主要原因造成的。
首先，是因为他们面临着极其严峻的政治形势，而当民族主义运动全速运转起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只好无所作为，退居一旁。自然，在相当一部分民众的眼里，他们也就成了民族利益的背叛者。
其次，中央，特别是苏共中央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无能的行动、拙劣的声明、加上几名书记的言论和两面派手法，将各共和国共产党领导置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客观地说，苏共中央没有完成遏制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共和国民族主义行动的任务。
前面已经说过，立陶宛更换了党的领导。第一书记由布拉扎乌斯卡斯担任，后来，在前面提到的立陶宛共产党代表大会上，这个党又发生了分裂。原来统一的共和国党组织，其中大部分都由以布拉扎乌斯卡斯为首的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组成，在代表大会前夕，他们公开迈出了脱离苏共的步子，这完全是由于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不作为造成的。立陶宛共产党中的少数派主张留在苏共内部，他们的带头人是历史学博士布罗基亚维丘斯教授。结果，他因为忠实于苏共而尝到了12年严酷的铁窗风味。
在苏联政权的最后几年，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是鲁比克斯，他也因自己的坚持，在“民主的”立陶宛坐了6年多的牢。
在爱沙尼亚，党的领导人是维亚利亚斯，他是爱沙尼亚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凯宾培养的干部。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维亚利亚斯从尼加拉瓜被召回，他当时正担任苏联驻尼加拉瓜大使。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第19次党代表会议上的发言。他讲到自己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信仰，讲到与俄罗斯在一起的统一才是爱沙尼亚的正确道路。他将自己的意见递交给会议主席团，结果却发现在这些建议中早就明确地包含着将爱沙尼亚从苏联分离出去的路线。
1990年3月10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新一届代表的选举还在进行，可是却已经决定当天晚上就要举行第一次全会。这种急促的原因，是由于3月12日要在莫斯科提前召开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大会的主要议程，是审议设立国家总统职位的法律草案，并对苏联宪法作相应的修改和补充。
以当选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为首的立陶宛新领导，无论如何都必须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恢复立陶宛国家独立的决议提交本届大会讨论。与此相关的还有1990年3月11日深夜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匆忙作出的关于国家独立和退出苏联的决定。结局是一个强大的多民族国家，底部已形成穿孔，任你用什么办法也难以修补了。通过了共和国新国家名称和新国徽的法令，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更名为立陶宛共和国或立陶宛，国徽上有一个白马骑士的形象。
这次会议还通过了一个法令：共和国所有原来的国家管理机关、原有的部、委和主管部门，只隶属于立陶宛共和国。普伦斯克涅当选为立陶宛部长会议主席。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代表们通过了致戈尔巴乔夫和雷日科夫的信，特别要求将该信视为双边谈判的正式建议。信中向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表示，希望在双方缔结双边条约之前，仍保持现有的经济联系。
人民代表大会开幕后第二天，在上午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人民代表通报了立陶宛最高苏维埃的决定。他提请大家注意，立陶宛人，还有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代表也附和他们，提出关于谈判的建议。他说：“我认为谈不上什么谈判，我们只同外国谈判。”这是那天上午他发言中的原话。
第二天，即1990年3月15日，代表大会专门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3月11日的决议作出决定，认为该文件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力。该决定委托苏联总统、苏联最高苏维埃、苏联部长会议负责保障立陶宛境内每一个居民的合法权利，在该加盟共和国领土上维护苏联以及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权利和利益。
与此同时，立陶宛最高苏维埃开始以一个主权国家的资格加快出台新的法令。在立陶宛共和国境内废止了有关义务兵役制的苏联法令，同时又停止了兵役委员会的工作。立陶宛内务部甚至紧急定制了带有民族特征的制服。运动员们也急急忙忙采取措施，拒绝参加苏联举办的正式赛事。几天后还通过决定，组织实施立陶宛商品外运的控制工作。为此决定设立37个边境检查站。
当选的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的声明一天比一天强硬和无礼。有人问：应如何对待苏联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就立陶宛最高苏维埃所作的决议？他回答说，这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之不承担任何义务。
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任命了参加立陶宛与苏联两国间谈判的全权代表。几天后，兰德斯别尔基斯致信戈尔巴乔夫，表达了该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1990年3月15日决议的态度。信中说，代表大会的决议没有法律依据。至于该共和国居民的公民权利问题，一切将按国际标准和规则办理。那么，这个声明——不仅在立陶宛，也包括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其他主权国家——又信守得如何呢？后面我还要讲。该共和国的领导实际上是拒绝了苏联最高权力机构的决定。
立陶宛新领导在该共和国退出苏联问题上所采取的破坏性行动愈演愈烈。每天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新消息。1990年3月，任命了立陶宛银行行长，决定该行有国家货币发行权。在一个具有统一经济的统一国家，这是一个不可容忍的行动。为走出这一步，立陶宛早在上述种种事件发生的半年前就开始作准备。三个共和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一的领导人签订了三国经济独立后银行业务与货币体系协定。可悲的是这个文件竟然由苏联外经银行和苏联国家银行的代表签了字。此事不仅使两家有名望的全苏金融机构声誉蒙污，同时也是我的政府犯下了过错。政府未能否决该文件，也没有追究银行领导的行政责任。在立陶宛境内有150多家苏联国有直属企业。这一年3月，立陶宛议会通过决议，规定了它们的新地位。这些企业改变了法定归属地位，被纳入由立陶宛共和国控制的序列。这一来，它们的经理厂长将不再由全苏任命，而是改由该共和国的相应机关任命了。
将企业由全苏辖属转变为由共和国当局管辖的“宝贵经验”带有传染性。1990年夏天，叶利钦在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掌权之后，立即也如法炮制。更有甚者，他居然免除了企业的税赋。不过，看来似乎都是跟一个师傅学出来的，那就是远在大洋彼岸的那些人。
现在可以再说说那些人的所作所为了。一般说来，这些人都是些业务修养很差的贪婪无耻之徒，民族主义的情绪很严重。他们丧失了起码的正派人格，很快就忘记了大家曾共同生活在一个使他们摆脱了贫困的多民族大家庭，曾围坐在一张桌旁吃喝，同在一起学习，同在一道发展文化等等。俄罗斯与他们平等分享各种资源，有时甚至还要让那些身处遥远腹地的俄罗斯人吃点儿亏。
最令伟大卫国战争的老兵们不能容忍的是：他们曾经为这片土地而战，无数自己的战友长眠在这里，可是现在，这些人却忽然变成了“侵略者”。上了年纪的人也弄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战后他们在废墟上建成了一座座共和国的城市，亲手建造了工厂，可如今又怎么会变成了“占领者”？很多的俄罗斯人，当然不仅是俄罗斯人，也包括居住在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人，都已经意识到，他们在这些主权国家的日子将不会过得很滋润，尽管其中的一部分人为了表示自己持客观态度，曾经支持了这些共和国争取主权的运动。
然而，立陶宛的局势正在继续白热化。看到立陶宛社会的骚动和对立后，兰德斯别尔基斯发表了《立陶宛人要和睦相处》的呼吁书。这个文件很有意思，但生活表明它说的全是假话。它劝人们忘掉旧恨，宽恕所有的人，“甚至那些说谎犯罪，不能自拔的人和做过奸细的人”，尽管“复兴之路”并不是他们的希望。这位议会首脑号召说：“独立不是进行严酷审判的日子，并不想进行盲目的报复。把自己的亲人按档案分成‘好人’和‘坏人’，或按党派民族来划杠，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立陶宛宣布独立后过了10天，1990年3月21日，戈尔巴乔夫颁布了一项关于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保障苏联公民权利和维护苏联主权的命令。这项命令授权苏联部长会议、苏联护法机关和地方政权保障苏联公民在立陶宛境内的安全和权利，而边防部门、苏联外交部、苏联内务部要保证外国公民在进入该共和国和在该共和国居住时遵守秩序。从那时起许多年已经过去，现在重读这份文件，不由得想到一个问题：为什么里面说了那么多关于猎枪的问题，但却一点没有提到俄罗斯人和持不同政见的公民比如“统一”运动成员在该国受到的迫害？
立陶宛对这个命令根本不予理会。苏联领导人曾多次试图阻止他们作出反苏决定，但都或是遭到坚决抵制，或是干脆置之不理。
苏联领导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又是下命令，又是作决定，得到的回应不是直接反对，就是公然遭到藐视。到了4月，中央总算彻底明白：必须采取严厉手段，让那些胆大妄为的政客们有所感觉才行。于是通过了一项决议，对立陶宛共和国领导提出严重警告。
为此，准备了一封致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的信。在20世纪90年代，媒体上出现过一些报道，说这封严厉的信出自“保守分子”雷日科夫和马斯留科夫之手，而戈尔巴乔夫则是在他们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压力下才签署的。不错，文件是我和马斯留科夫起草的，但戈尔巴乔夫也积极参与了起草工作，而且只是经他最后定稿之后，才于1990年4月14—15日在报上发表。我手中还保存着信件的底稿，上面有总统亲自作出的重大修改。考虑到这份文件不仅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国，而且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反应，我将它的全文引述如下：
由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者以违法手段人为制造的共和国局势，在联盟国家已成为越来越无法解开的死结，正走向政治死胡同的绝路。尽管苏联最高国家权力机构已采取了建设性的和周密权衡的措施，以设法将加强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主权的问题纳入宪法轨道，但该共和国领导仍不断采取新的法律行动，通过决议，致使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其他加盟共和国乃至苏联整体处于对立的地位。例如，4月5日颁布了《立陶宛共和国公民身份证法》，对愿意遵守苏联宪法和法规生活和工作的苏联公民加以歧视。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在该共和国停止招募公民服兵役的决定，是一起严重违反苏联《全民义务兵役法》的事件。该共和国当局还违抗苏联部长会议《关于保护苏联共产党在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境内财产的办法》的决定，试图以违法手段侵吞上述财产。
类似的行动不胜枚举，今后决不能容忍。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国家政治经济的安定，破坏我国正在开展的民主进程，对苏联公民的权利造成严重损害。
其他加盟共和国方面会理所当然地提出问题：当立陶宛领导机构继续不断违反宪法，藐视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全国公民合法利益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像以前一样，不顾自己的需求向立陶宛供应产品？
局势既已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提出以下警告：
如果两天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不撤销上列决定，将下令停止由其他加盟共和国向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提供销往国外市场换取外汇的产品。
我们希望事态不要发展到采取上述措施的地步，但现在一切完全取决于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领导。
同时还要再次强调，我们等待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作出决定，以恢复 1990年3月10日以前共和国的状态。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立即着手处理其他一切问题。
1990年4月 13日，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和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签署了这份文件。
在那些年以及嗣后的许多年，人们在指责我们时总是要提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走出这一步？现在我的回答和当年的回答一样：是由于立陶宛当局不负责任的举动，才导致把这些无可避免的措施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措施可能会给立陶宛居民造成严重的、不公平的困难。我国领导人已经用尽了一切办法进行劝诫和呼吁，出于对苏联各族人民未来的担心，也是为了保护其他加盟共和国免受立陶宛政治和经济混乱后果的影响。一切都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而且所有这一切都
有一个背景，即立陶宛居民的生活水平多年来明显高于苏联其他各加盟共和国和地区。成千上万到立陶宛暂住、工作或移居立陶宛的苏联公民，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个共和国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它从“共同的大馅饼”中分得的份额，比它所贡献的要多得多。由于在提高劳动生产率方面作出了成绩，该共和国有相当一部分能源、机器制造业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供应都是作为奖励按优惠价格取得的。但这种同其他共和国经济关系上的有利于立陶宛的不平衡状态，被维尔纽斯的新领导人蓄意歪曲了。
在整个战后时期，立陶宛同其他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商品交换发展得很顺利。它促进了共和国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是在立陶宛境内出现了许多全苏的和跨地区的建设项目。
上面提到，1990年3月，在“萨尤基斯”领导人的影响下，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改变了全苏和其他加盟共和国所属企业、机构和单位的地位。无疑，这种单方面的决定不仅违反苏联宪法和所有制方面的法律，而且也破坏了起码的规矩和逻辑。如果立陶宛领导出于利己主义的意图，无视本国以及全苏人民的根本利益，那么苏联政府绝不能与他们的这种立场妥协。
立陶宛当局宣称，他们之所以这样行动，是为了争取独立，并且还要加速行动，不必顾及对本国人民会产生什么后果。特别是他们觉得，根本用不着去问问老百姓他们是否愿意，是否准备付出沉重代价以换取其结果为宣布独立和退出苏联的虚幻自由。其实，同该共和国居民已经享有的或在不久的未来因国家在民主方面的改进和苏联法律的完善而进一步获得的权利相比，立陶宛领导人又能向民众许诺多少自由和权利呢？关于这些问题，立陶宛领导人认为，还是避而不谈的好。
在那段时间，立陶宛居民对于越来越沉重的困难刚刚开始有所感觉。苏联政权中央机关对立陶宛加盟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和政府的决定和措施所表现的容忍，使立陶宛领导人有可能宣称：共和国的局势是平静的，独立宣言并未引发任何严重的动荡。
至于谈到当局对保持以前经济联系表达了肯定意愿的问题，那么所说的经济联系，具有非常虚伪的性质，实际上这意味着是要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条件来建立立陶宛的出口优势。这种情况全苏政府是不能允许的。即以立陶宛共和国所应承担的外债份额为例，它大致相当于6亿卢布的可自由兑换外币（当时还没有美元结算制度）。而在国内债务总额中，立陶宛加盟共和国应占58亿卢布。
全苏总统和部长会议主席致信立陶宛领导提出要求，对他们的理智和愿意关心共和国居民需求的态度寄予希望。这个要求也是一种警告，就是说，立陶宛领导人要对他们错误行动的严重后果负责。
那些日子，越来越频繁地从立陶宛当局口中听到：他们指望得到国外的支持和帮助。头脑健全的人未必相信，西方政治家和垄断集团会去填补空白，向立陶宛供应它从各加盟共和国得到的东西。因为立陶宛所需产品的 27％是从其他加盟和国输入的。1988年立陶宛调进了 1670万吨煤炭、1300万吨以上的石油得到49亿立方米天然气。除此之外，还向立陶宛提供了78万吨轧材，82．4万吨纸浆用材，49．6万吨矿物质肥料，270万吨粮田种子。如果这样的经济联系一旦断开，那么立陶宛“相对幸福的”生活也就走到了头。因为它的产品在外贸市场上没有竞争力，而生活保障储备需要大笔外汇资金，但立陶宛无从取得它们。在经济前景问题上欺骗民众，将使立陶宛经受严重的考验。
西方迅速作出了反应。我们十分清楚，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会毫不迟疑地利用苏联领导向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立陶宛发出警告的机会，在政治上掀起一阵吵嚷，以便再次向它所仇视的苏联踹上一脚。我当时就已经明白，这些非常“民主的”国家是按照双重标准行事的：只要对他们有利或需要，他们就会实施禁运。可不是像我们这样口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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