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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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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俄罗斯党”同意的计划，包含以下内容：把俄罗斯联邦分成7个部分，把乌克兰分成3部分，总之，在苏联留下的废墟上，要建立起17个主权国家。这个哈里托诺夫竟超过了希特勒和罗森伯格，这两个家伙在1941年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制定的计划，“总共”也只不过想要在我们国家成立10个辖下的帝国领地而已。
还有一个计划则是涉及到当前的俄罗斯。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建议把俄国分解成8个独立国家。为了让我国读者了解他们将有可能在哪个国家生活，我把它们连同首都全部引在下面：
俄罗斯共和国（莫斯科）；
西北共和国（圣彼得堡）；
伏尔加共和国（萨拉托夫）；
哥萨克共和国（斯塔夫罗波尔）；
乌拉尔共和国（叶卡捷琳堡）；
西西伯利亚共和国（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萨哈民主共和国（雅库茨克）；
远东共和国（符拉迪沃斯托克）；
恶劣的榜样具有感染性，特别是当境外那些与我们势不两立的“朋友”们喜欢这样做，而且现在也想这样做的时候。每天媒体上都会出现一些材料，提出一些深刻的地缘政治学“科学”论证和号召：“俄罗斯干嘛需要高加索呢？”“我们的男孩干嘛要为高加索送命呢？”等等。根据叶利钦犯罪活动的某些同党、新自由主义改革派及其类似人物的意见，俄罗斯由于拥有无边无垠的广袤土地，是一个无法管理的国家，所以据说由于这个原因，一个国家就应该分解成无数独立的“公国”。那些“自由主义民主派”的活动家们，他们的理想和思考也不乏“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希望把科利半岛北部的俄罗斯领土奉送给芬兰。我们这些家生家养的“爱国者”正在处心积虑地等待有一天条件成熟，允许俄罗斯把千岛群岛转让给日本，然后，如果不是在此之前的话，还要把加里宁格勒交给德国。他们思考的方式大致是：既然叶利钦把克里米亚连同塞瓦斯托波尔送给了乌克兰，戈尔巴乔夫匆匆忙忙把俄国领土连同纳尔瓦送给了爱沙尼亚，那么……
我常常问自己：如果面对这样的情况，国外那些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又会怎么办？让我们闭起眼睛想一想，假如小布什把阿拉斯加归还了俄罗斯，而在良心发现的时候又把得克萨斯还给了那片土地的旧主墨西哥，或者干脆把美国拆开，让大家散伙，让每个州都成为主权国家，那又会是一个什么光景？或者，比方说，法国总统突然决定要满足民族极端分子的要求，把主权交付给诺曼底，而大不列颠的首相则向阿根廷道歉，并归还福克兰群岛，最后又宣布爱尔兰独立。或者加拿大、西班牙的领导人也都争先恐后宣布魁北克和巴斯克人的居住地独立。那他们会闹个什么结果？于是，自然也就得出结论：所有在西方具有健康思维的人绝不允许的事，从这帮俄国帮闲的立场来看，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这就是他们“爱国主义”的真正价值。
1991年12月，叶利钦完成了针对苏联的重大叛国行动，给俄罗斯造成巨大损失。可以毫不夸大地说，这种情况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涉及我国在国际社会的威信和作用，涉及经济、国防能力、科学发展、生产和文化、居民生活水平等等。现从无数确凿的事实中，仅举国家杜马专门委员会弹劾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材料中的几例。再重复一遍，情况都是1998年发生的。
在经济方面。
起初，叶利钦的战友们所提出的、他们翻来覆去重复的目标和任务，在人民的眼里看来都相当高尚：原打算在国内经济政治生活民主化和自由化的基础上，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准和质量。然而——现在这一点简直可以说是洞若观火——宣布的目标不仅未能实现，人们的生存条件反倒是恶化了好几倍。为了破坏原苏联的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造成了史无前例的牺牲。千千万万的人被迫日日夜夜为了基本生存条件而挣扎。
要知道俄罗斯可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的国家。它占有地球上10％的领土，但人口却只占总人口的2。4％。它拥有极为丰富极为多样化的原料储量，巨大的智力资源和社会、人力资源，就其居民的生存条件而言，它具有跻身于世界各国前列的一切先决条件。然而，在这些条件和居民生活的实际水平、生活质量之间，却存在着一条鸿沟，而且还在越变越深。
在叶利钦统治的年代，俄国同美国相比，或者同离得比较近的其他经济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许多国情指标都灾难性地恶化了。比方说，1998年俄国国家预算开支按居民人均计算要比美国少34倍，比芬兰少43倍。
俄国在30年代曾经是欧洲的第二大强国，到了20世纪中叶，他同美国一道并肩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可是现在却跌进了工业发展边缘化的低谷。改革期间全国工业总产量缩小了一半以上。有些经济领域出现了雪崩式的灾难性的生产下滑。机械制造业产品产量缩小了60％多。轻工和纺织工业的生产下滑了80％多。许多部门企业的产品产量缩小了5倍。个别企业，其中包括那些构成城市骨干的企业，实际上已经停止了生产，而它们的工人和技术人员则丧失了生存的手段。
有些经济部门整个地被消灭了，特别是机床制造业、建筑机械生产、农机生产、电子工业和工具制造行业，还有许多国防工业联合体的企业和科研院所。经过这样一番折腾之后，俄罗斯又怎能谈得上对西方的独立呢？
苏维埃政权被摧毁后，没有新建过一个电站，没有建设过一个稍微像样点的大工厂。这段时间有成千上万的现代企业被关闭，被偷抢一空（我在这里还没有谈到学校、医疗机构、俱乐部、图书馆、少先队活动基地、幼儿园……这些后面我还要详谈），简直就是一场反工业化运动。说明这种情况的不仅有数量指标，还有质量指标：实际上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现代生产容量已变得非常小，大多数经济行业根本不具备竞争力，技术领域中的储备能力已经变得无可挽回地老化，而它们的损耗也达到了60％—80％的程度。
俄罗斯的出口以燃料和原料为主的结构一直没有改变。出口了国内铝业生产的78％，镍产量的82％，铜产量的71％，无机肥的78％，天然气的30％，石油的40％，大量稀土元素。与此同时，在俄罗斯没有探明一处甚至是中等规模的矿藏。地质工作陷于低谷，完全被摧毁了。整个国家全靠苏联时期的存底过日子。
仅在不远的过去苏联还是世界科技进步的领袖国家之一，具有较大的科技潜力。20世纪1/3的重大科技发现都是原苏联的科学家们完成的。今天，我们国家迅速地衰退成殖民地性质的国家。它在高科技产品出口中所占份额仅有1％。这样就使得过去在科技发展方面所占优势荡然无存。与此同时，国内有80％以上的新科技成果无法得到应用。成千上万的科技工作者被迫改行。国家在丧失科技潜力的同时也失去未来，失去了为自己的人民建设应有生活的条件。俄罗斯对科学的拨款日趋萎缩，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且，这点儿可怜的钱也到不了科学家的手上。
农业也遭到了重创。农业各部门的总产量下降了35％还多。粮食产量下降了一半。肉类生产也下降了一半，奶类30％以上。大牲畜、羊只和家禽的饲养量缩减了两倍或两倍以上。为了让它们能恢复到1990年的水平，恐怕需要许多年才成。俄罗斯的耕地缩小了2000多万公顷，恢复起来也不会是一日之功。
给人的印象是，为了讨好西方生产者，正在对我国农业进行有目的的破坏。应该指出，世界各国实践表明，30％的食品进口就已经公认是进入危机状态了，然后就要出现对供应国产生战略依赖的情况。俄罗斯本来一直都可以供应自己高质量的而且便宜的食品，现在却要采购几乎45％的食品以供消费，而且最大的几个城市依赖国外供应的程度竟然达到了70％—80％。
苏联统一经济空间、国民经济和科学的破坏，产生了近千万的失业大军，他们丧失了最起码的生存保障。根据官方统计资料，这个数字波动在600万到700万之间，大约为具有经济活动能力人口的1/10。实际上如果说到精确数字，1998年的失业人口要超过2500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有可能得到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不是经常。
叶利钦和他的政府为了很少一部分人的利益，在俄罗斯推行了全民所有国家财产的私有化。结果1998年在相对来说比较幸运的20％的居民身上，集中了一半以上的国民总收入，而收入的主要部分，则为200—300个家庭据为己有，他们攫取了国家财富的绝大部分，同时也攫取了国家的权力。
根据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的看法，价格的自由化，公民收入和储蓄的严重缩水，完全都是总统和政府的蓄意所为，其目的非常明确。这样的做法对于一小撮人来说是非常有利的，他们从绝大多数百姓身上搜刮财富，达到暴富的目的。俄罗斯人在一夜之间损失了几乎250万亿卢布（按旧币值）的存款，而这些钱是构成他们生计的来源之一，是全家人在遭遇困境时的“保命钱”。困境来临了，可是千百万人却只能两手空空攥紧拳头来面对它。
其实，百姓被金融金字塔的组织者掠夺，负有直接责任的是总统和政府：一个本不具备牢靠法律基础的政权，却批准了许多显然犯罪或者半犯罪的组织去行动，它们在这段时间从俄罗斯人手中又把国家劫余的一切来了个一扫而光。
叶利钦和盖达尔从1992年1月2日起，彻底“放开了”物价。他们保证，物价仅仅“只会”上涨3倍，然后呢，就会稳定下来，再然后就要下降了。结果是什么，这我们都知道：对叶利钦、盖达尔神话故事里的情节我们都有过切身感受，而叶利钦、亚夫林斯基的“500天”狂想曲也都让我们遭过大罪。
老百姓的支付能力大大打了折扣。总统和政府广泛利用这种害人的宏观经济政策机制，以同通货膨胀斗争为借口，有意识地缩减了生产领域的货币流通总量。这样就立刻引发了支付危机，使生产停摆，犯罪经济横行，工资急剧缩减，也引发了国家巨大的内外债务。然后政府又力图以从百姓身上搜刮来的储蓄款作为抵偿债务的手段，而且还拖欠老百姓的工资。发放债券和各种有价代用票证的机器都全速开动起来，用它们来代替流通货币，强加给人民。社会开支的不断紧缩，对老百姓又是一个重大打击，首先就是教育、医疗卫生、养老金等方面的支出和各种津贴。
众所周知，工资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尽管如此，但为了一小撮亲信集团和新生资产阶级，以及为他们服务的成为政权社会支柱的贪腐官员的进一步发家致富，总统有意识地长期不发工资和各种津贴，实际上是把自己千千万万的同胞送入了忍受饥饿和半饥饿煎熬的境地。好多部门的职工竟成年累月地领不到工资。由于吃不饱饭，人们忍饥挨饿，许多人，甚至上学的孩子，都有被饿昏过去的情况。
为了彻底改变俄国的社会经济关系，形成一个新阶级——私有主，叶利钦蓄意使俄国公民的生活条件恶化，一方面死亡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出生率下降，这就必然引起人口的巨大损失。结果导致国内人口数量急剧下降。
与此同时，有人也提出了许多改变他所推行的社会经济路线的建议，但都遭到他一一否决。
委员会的这一结论，遭到国家杜马两个代表的反对，这两个代表刚巧也是对所有指控统统表示反对的人。他们的道理还是老一套的鬼话。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所说的道理简直可以称得上是绝妙：一方面他们也承认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和死亡率的上升，俄国人口总数的确有了相当程度的的下降，但他们以为原因既不在于俄国公民生活条件的恶化，也不在于大规模的失业现象，或者工资和养老金过低造成的贫困；既不在于人们的日常开支入不敷出，也不在于大多数居民付不起医疗费。近年来我国居民人数的下降，按照他们的解释，其原因在于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自我隔绝的条件之下（所谓“铁幕”），这就使“俄罗斯族群丧失了免疫功能，丧失了身处外族包围和具有攻击性环境下的活力”。不过作出这种“发现”的人，却在自己并不情愿的情况下肯定了一个事实，就是俄罗斯推行“经济改革”的结果，人民不仅陷入了一种格格不入的环境，而且陷入了一个对他们抱有敌意的环境！有意思的是叶利钦是否会因为自己的捍卫者帮了倒忙而对他们表示感谢呢？
值得一提的是在委员会的会议上有人指出，俄国居民中，减少速度最快的部分是斯拉夫人。伊柳亨代表甚至发表声明说，国家总统实行的政策同德国纳粹扫清苏联经济区、灭绝斯拉夫人，以接纳雅利安“优等人种”的手法同出一辙。
正是别洛韦日协议撕裂了一个完整的生活空间——政治的、经济的、文化语言的，破坏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和生活方式，破坏了全体居民作为统一的社会共同体而每一个民族（种族）又保持着独立的人口再生产的休养生息的环境本身。因此不难理解，到了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第一次强烈地感受到人口缩减、民族消亡的危机。有什么样的生命体能不衰亡呢？更何况这种繁衍是处于一种格格不入的、受到攻击的环境之下呢！近几年来，男人的平均寿命竟降到了57岁，而女人则不到70岁。
死亡率的确大大提高了，而且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死者当中有1/3都是有劳动能力的年龄段的人。而且在这类居民中男子的死亡率高过女子4倍。这常常是因为意外事故、受伤、暴力、被杀、自杀、酗酒、吸毒等等。老年人死亡的速度加快了，也就是说，出现了最直接意义的生理上的断代现象。而这种传承性本应是社会财富、智慧知识和人类所累积的生活经验得以延续下去的基础。
目前死亡人数高过出生人数1。5—1。7倍。在叶利钦、盖达尔推行激进改革政策的年代里，结婚人数降低了30％，出生率降低了37％。我国出生率是欧洲最低的，这个数字比保持一代一代简单更迭所必需的数字低了40％。这首先是艰苦的经济条件所产生的直接后果，它在许多方面同一个事实有着联系，就是每一千例正常分娩就伴随有200—215例堕胎。再有，有什么办法，到哪儿去养孩子呢？因为正如俗话所说，住宅问题卡住了千百万家庭的喉咙。要知道在建造供免费分配的住宅这个问题上，在叶利钦“在位”的这些年中，我们欠账实在太多了。再说一句，自打2005年通过一系列有关住宅的方案以来，免费分房就已经基本不存在了。建房的总体速度已经下降了2。4倍，房价变得很昂贵，根本不是普通老百姓能够买得起的。
俄罗斯总体上的人口损失，加上死亡和由于极度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没有出生的，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800万。也就是说，在叶利钦统治的七年间⑩，人口平均每年减少的数量几乎为100万。而且，这还是在这种可怕的损失部分得到由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迁入人口补充的情况下。这岂不就意味着在我们这个时代当局完全可以在不动枪炮，只用经济手段的条件下，“顺利地”发动一场反对自己人民的战争吗？
负面人口变化有许多地方都是同居民健康状况的恶化分不开的。前面已经部分谈到了这方面的情况，这里要说的是，在1992年到1998年，局势简直就成了灾难性的。让我再来引用一些委员会的材料。
居民健康状况的负面动向可以从各个年龄段和各个社会组合人群中显示出来，实际上各种疾病的统计资料无不如此。心血管疾病、肿瘤、内分泌疾病、代谢疾病的规模急剧增长。传染病的状况十分堪忧，特别是结核病、肝炎、肠道病、寄生虫病，还有性病、艾滋病。非常令人担忧的情况，比如说，梅毒的传播率扩大了64倍，而且性病的发展现在还波及到儿童和少年，实在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既是社会的，也是人类的。
托马斯？曼有一句说得很形象的话：“病就是穷人的路。”这句话对于每一个人来说现在具有了越来越具体的、戏剧性的含义。现在很多人都买不起那些每天每时都在涨价的药，付不起专家诊费或者手术费。普通百姓根本就去不起疗养院，因为他们的工资或者养老金还不够买一张单程的车票。
70％的居民经常处于极度紧张之中，他们的神经和情绪由于经济的、社会的、生态的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而极度亢奋。因此功能性神经心理疾病患者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越来越多的人从毒品和酒精中寻求解脱。不能不指出，正是这样一批社会病患者，现在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现象，他们由于陷入贫困，由于无法找到自己应有的位置，由于他们的所有生存条件都在恶化，看不到摆脱全面危机的明确而现实的道路，因而深陷堕落之中。
所有的一切不能不在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层面上对下一代有所影响。2005年6月的国际儿童节俄联邦内务部部长努尔加利耶夫声称，俄国有200万儿童没有父母，有600万居住在社会不良环境中，还有400万酗酒和吸毒。国内流浪儿总数达到87万。这还只是公开的数字，根据专家的意见，是大大被降低了的。可是有一个数字是没有被降低的：每个儿童的生活津贴每月只有70卢布！这还是在国内根本不缺钱的时候！
国内贩卖儿童的罪行公然盛行。穿白大褂的男男女女把发育完全正常的儿童诊断成弱智儿童，为把他们销售，特别是销售到大洋彼岸赢利而创造条件。
看来只有请捷尔任斯基复活，才能解决我们国家流浪儿童的问题了。想当年内战和卫国战争之后，这个社会问题一度那么严重，不是也解决了吗！
这就是我国人民的可以说完全垮掉的、可怜的生活水平的大致情景，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国医疗保健事业的濒死状况和商业化。在苏维埃时代，它曾是世界公认最优秀的制度。到了1998年，它却成了国家的整个社会服务体系完全垮掉的最有力的见证之一，这完全是由于1991年12月8日叶利钦及其一伙在别洛韦日森林中催出的恶果。
除此之外，国家杜马特别委员会在研究了类似的材料之后，认为应该也必须控诉叶利钦对俄罗斯民族犯下的种族灭绝罪。
在国际法中，“种族灭绝”概念最初是经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防止和惩处种族灭绝罪公约引入和确立的。苏联加入这个条约的时间是1954年，因此它也适用于作为苏联法权承继人的俄罗斯联邦。该公约第二条把种族灭绝界定为以完全或部分消灭某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人群为目的的行动，其手段为：杀害该群体成员，对该群体成员实行严重身体伤害，蓄意伤害成员身体器官，蓄意为某个人群营造以完全或部分对其实施肉体消灭为目的的生活条件，在该人群中实施以防止生育为目的的手段，强制儿童由一个人群向另一个人群转移。无疑，叶利钦的所作所为就其本质而言在许多方面都符合这些条款。
叶利钦的追随者如祖拉波夫、库德琳之流，对俄罗斯人生活的社会条件也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他们炮制的反人类的122号法令，把最后遗留的那点好处也都搜刮得一干二净。杜马兴高采烈地通过了这个法令，联邦委员会批准了它，国家总统也签署了它。干这桩事的代表们应该想想，上一届代表仅仅在7年前还曾经指控叶利钦对本国人民犯下了种族灭绝罪！
在谈到俄罗斯儿童的处境时，不能不涉及另一个涉及儿童的问题，这就是学校伙食状况。大家都明白，儿童和青少年时代如果营养摄入不足，将会对身体发育、发病状况、学习成绩等产生不良影响，造成代谢障碍，形成慢性疾病。
中小学学生——在我国这个数字是1700万——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普教机构中度过的。在这些地方，卫生条例规定要为他们准备热食——早餐，为全日制的孩子们准备两餐——早餐和午餐，而为在校时间更长的还要准备下午餐。根据俄罗斯卫生保健社会发展部的资料显示，在俄联邦各行政主体，校餐的价格每天是在0卢布至12—15卢布之间浮动。学生在校就食热餐的比例在俄罗斯是由小学到中学到中学高年级逐步递减，大约各占82％、64％和51％以下。至于说到校餐的质量，根据俄罗斯医学科学院饮食研究所的资料，学生在校所能摄取的饮食，充其量不过是每日饮食标准的30％—40％。
农村学校状况的麻烦就更大了：仅一条就说明问题——近65％的学校没有合格的饮用水。
当然，儿童问题在学校只不过是一个延续，而它的源头出现得要早得多。因为大约有70％的妇女健康上多少都有些问题。孕妇中能够正常分娩的不过40％。过半数的新生儿健康也有问题。大约15％—20％的学龄前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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