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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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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木图事件的发生发展非常突然而迅速。请注意，全会召开的时间是1986年12月16日，而17日一早七八点钟，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便出现了第一批青年人，主要是首府高校的学生，约两三百人，打着反对中央全会决定的标语，对选举科尔宾表示不满。
11时30分游行示威者离开广场，奔向城市各街道。13时30分青年队伍突破卡车筑成的路障，又回到原来的地方。这时游行队伍已增至5000人。没有参加环城游行的好奇的路人也开始在广场聚集，很快又出现了“援军”：一大队青年从和平街方向向广场涌来，从哈萨克大学也来了约600人。他们一字一顿地喊：“阿乌耶利别科夫，纳扎尔巴耶夫！”游行者举着标语牌：“列宁同党在一起！”“我们——为哈萨克斯坦！”许多人原以为这是支持改革的例行群众集会，但是另外的标语——比方说“库纳耶夫在哪里？”——推翻了最初的想法。游行者要求库纳耶夫出来见他们，就艰苦的生活条件、住房困难、使用本族语言范围受限等问题向他提出了要求。这些要求反映在用哈萨克语和俄语书写的口号中：“任何民族不得有任何特权”“要尊重列宁的民族政策原则！”“列宁思想万岁！”“共和国应有自己的领袖！”游行的人们手无寸铁，他们举着列宁像，唱着民歌。在事件发展的这个阶段并没有出现对其他民族的攻击；没有号召推翻国家制度，也没有出现流氓行为。
但是却接到了封锁广场的命令，不准进出。新来的游行队伍企图冲破封锁，进入广场，于是发生了小冲突。广场内的人帮助新来的队伍冲破封锁，紧张的局势便出现了。内务部长沃拉索夫下令将全国八个城市的内务部特种部队派往阿拉木图。部队来到广场，装备是防弹背心、钢盔、盾牌、警棍。两辆专用车上还有专用装备——烟幕弹、信号弹、催泪瓦斯“稠李树”。同军人一起的还有一组执勤犬。从15时到17时，哈萨克斯坦党中央执行局的成员卡马利坚诺夫、缅恩德巴耶夫、穆卡舍夫，纳扎尔巴耶夫一直都站在广场观礼台上。他们呼吁集会群众解散，但回应的是一片嘘声和口哨声。雪球和冰块飞上观礼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穆卡舍夫向集会群众讲话，他说游行群众提出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号召大家解散。
这一切都没有起作用：集会者侮辱保卫观礼台的士兵和军校学员，抢他们的帽子。民警从人群中抓了那些带头闹事的人，群众又企图把他们抢回去，于是便开始了肢体冲突。士兵接到命令把人群赶出广场，但群众向他们投掷石块、砖头、灰泥块。有人受伤了。
此时，观礼台上的卡马利坚诺夫、叶利米索夫、巴萨罗夫一个接一个地呼吁集会者散去，警告说不然将使用武力。一些著名的文化活动家也发表了讲话。但这一切全没奏效。人群谁的话也不听，只坚持一点——赶走科尔宾。所有要求的实质归于一点——让哈萨克人取代俄国人做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有人呼吁让库纳耶夫回来，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卡马利坚诺夫进共和国领导班子。
集会群众同护法机关的冲突渐渐地演变成残酷的恶斗。而后在广场上集会的群众大喊大叫地开始冲击党中央大楼，企图冲垮士兵、民警、边防战士的横队。殴斗愈演愈烈。木棒、钢筋、石块全派上了用场。士兵被迫使用皮带和警棍。疯狂的暴徒烧了几辆汽车，捣毁了两个商店的橱窗。打砸抢的人在增加。安抚人群的企图没有奏效。双方都有人受伤。也没能避免死人：纠察队员萨维茨基——地方电视台的工作人员被野蛮地殴打致死。16岁的俄罗斯男孩在远离广场的公共汽车上被刺。他对乘务员说了句粗鲁话，站在旁边的人就向他心脏捅了一刀。三天后一位在广场殴斗中受伤的哈萨克人死亡。
关于在阿拉木图发生的事件，官方报告作了最好的说明：
21时—22时，运载专用装备赶赴广场的军车遭到石块袭击，卫兵逃散，专用装备落到广场人群手中。
22时，市内务局局长接到命令用消防车驱散游行群众，20辆消防车冲向人群，架起水炮向人群喷射。人群向消防车投掷石块，30辆消防车受损。
23时30分—24时，发动了又一轮驱散游行示威的行动，这次动用了工兵铲、警棍和警犬。行动后仍留在柏油马路上的人被集中起来用车运走。广场肃清了。在附近街道、住宅楼的门洞、宿舍里继续搜捕从广场逃跑的人。
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务部、检察院等机关领导人组成的小组急飞阿拉木图。组长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博勃科夫是小组成员，他回忆道：
我们飞抵前，广场骚乱已经结束。我们目睹了这一骚乱的后果。哈萨克斯坦首都给我们留下了令人不快的印象，尤其是坐落着哈萨克斯坦党中央大楼的勃列日涅夫中心广场。在广场和邻近的街道上，仍可见有几辆汽车火焰在燃烧，到处是成堆的玻璃碎片、石块、棍棒、铁条——发生在这里的流血斗殴的遗留物。一进党中央大楼，便感到了形势紧张。科尔宾、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领导人明显地焦躁不安。根据科尔宾的说明，发生这一切主要应归罪于共和国安全委员会主席米罗什尼克，他没有足够重视库纳耶夫追随者们的阴谋，是他们策划了这次挑衅行动。甚至有人怀疑，米罗什尼克有意对科尔宾隐瞒了大学生要搞动乱的情报。
大家群起谴责库纳耶夫，因为他拒绝在群众大会上讲话，拒绝号召广场上的群众支持选科尔宾。此外，所有参加会见的人都一致认为，学生的行动是库纳耶夫及其追随者策划的。索洛缅采夫要求揭露群众骚乱的组织者。
但是，事件过去三年后，库纳耶夫在记者采访时澄清了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事件的某些参与者为了洗清自己，极力混淆问题。库纳耶夫说：
12月17日11时左右，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二书记米罗什欣给我打电话，请我去中央委员会。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可是退休了！”他回答说：“广场上有一批青年人集会。他们要求解释昨晚中央全会的决定。最好是你向集会者解释一下问题的实质。”我表示同意，我问：“科尔宾同意吗？”米罗什欣作了肯定的回答。
这之后我马上来到中央，进入中央第一书记办公室，在那里已经集合了全体中央局成员。他们在讨论如何应对广场集会的问题。科尔宾建议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马利坚诺夫向青年人讲话。并没有让我做什么。我在科尔宾办公室坐了两个多小时，根本没有谈到要我讲话的事。然后科尔宾开始同莫斯科通话，为了怕影响他，我和其他委员们，除了米罗什欣，全离开了办公室。
过了一段时间，科尔宾召集全体中央局委员，也邀请了我。他对我说：“您没事了，可以休息了，我们自己采取措施，恢复秩序。”临走时，我问米罗什欣，为什么把我找来，却又没让我讲话。他回答说：“我们商量后，决定不让你去广场，也不用讲话了。”1987年6月在莫斯科苏共中央开会期间，米罗什欣又一次肯定说，当时没有允许我去广场讲话。
……共和国领导者谁也没有向青年人解释全会决定的实质。相反却残酷镇压集会者。许多大学生和工人受难。据哈萨克斯坦共青团中央的材料，因参加广场事件或支持这些事件，有几千大学生被开除学籍，许多人被迫放弃学业。对一大批共产党员采取了具有迫害性质的惩罚措施。
……我被定为“阿拉木图事件”的主要组织者之一，虽然我同它毫无关系。科尔宾不止一次说，我拒绝向广场青年讲话是事件扩大的原因之一。不仅这件事，而且共和国党组织生活中发生的所有消极现象，都同我的名字、我的活动联系上了。他们忘记了，长期以来党中央一直信任我，把大工业企业、科研所、党和苏维埃机关的工作委托给我。我总是努力履行党员的职责，忠实地做人。
事件期间戈尔巴乔夫曾同库纳耶夫谈话。那时我正在总书记办公室。戈尔巴乔夫因受到来自阿拉木图片面情报的影响，他语调严厉地要求库纳耶夫制止混乱，毫不含糊地认为正是库纳耶夫要为这些事件负责。但是库纳耶夫坚决否认加给自己的罪名。他公开声称，他同发生的事件毫无关系。我想，他说的是真话。
第二天，12月18日，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空荡荡，只有数量不多的好奇者。市内街道上偶尔还有为数不多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向巡逻车投掷石块。
主要的骚乱已经过去，但人民没有安定下来。有议论说骚乱是在哈萨克斯坦独立的口号下进行的，要求共和国拥有主权，说这是一次成熟的民族自我意识的群众性公开表现。我认为，在当时这种说法并没有充分的根据。不过阿拉木图事件不论其内幕如何，都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果然，几年之后，卡拉巴赫和苏木加伊特、费尔干纳、第比利斯和巴库、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乌克兰出事了。最后是苏联的瓦解。“催化剂”虽与哈萨克斯坦事件中的不一样，但它的破坏性更大，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其中都含有作为国家、社会、人民统一之大敌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活动。
失乐园
哈萨克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其成员有操突厥语和蒙古语的不同民族。哈萨克作为一个具有固定形态的民族，已有500多年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15世纪的后半叶。在此之前，存在着几个民族联合体，即哈萨克的三个玉兹——大玉兹、中玉兹、小玉兹。
历史上哈萨克国家的第一个形态是汗国（15—17世纪）。大汗的权力之争、放牧地之争以及其他原因，严重阻碍了哈萨克斯坦土地上统一国家的建立。俄罗斯外交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统治者之间的争斗，运用了与其说是军事行动，不如说是外交手段，把它们纳入了俄罗斯版图。哈萨克玉兹并入俄罗斯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乎用了100年，从1730年到1824年。在这一段时期内，三个玉兹的汗都相继向沙皇政权提出请求，接纳他们为俄罗斯臣民。这样看来，哈萨克人归附俄罗斯的历史，一部分已有两个世纪，另外一部分也已将近一个世纪。
同俄罗斯合并之后，哈萨克族取得了抵御外国侵略的屏障，使自己这个历史形成的民族共同体得到维护。汗国之间经年不断的战事停止了。同俄罗斯文化的联系成了哈萨克社会相当重要的精神进步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中，都发生了值得肯定的变化。
同时，哈萨克土地中的一部分被收为国家资源，得以把其中的部分分给中央俄罗斯缺少耕地地区的来自乌克兰的移民。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之所以来到哈萨克斯坦，正是因为无地可种和生活困难。当然，这也伤害了哈萨克本土居民的利益。但是不要忽视，移民们在这片广阔土地上生息劳作，也使它成为了宜于居住的地方（通常这个目的也许要经过几百年才能达到），为游牧地区带来了农业文明和定居的生活方式。
我的家族的命运也同这一东迁垦荒运动有联系。我爷爷和父亲都是矿工。曾祖父是农民，因为无地可种，于19世纪后半叶携家带口来到这广阔的东方土地。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一个名叫“乌拉尔军”的哥萨克屯安家定居了。
这是俄罗斯帝国的一个特殊的边区。乌拉尔哥萨克不承认土地私有制。他们的全部土地归村社所有。科罗连科在自己的著名的随笔中写道：“……整片土地不知私有制为何物，甚至也不知道俄罗斯的村社土地分配制度……”
乌拉尔（1775年前称作雅依克）哥萨克——是一批复杂的矛盾的人。他们的那种特殊性格多半是由于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外来威胁的氛围中。
在他们的深层关系中，并不是一切都很顺当。自然的经济问题中掺杂着民族问题：外来者是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而哈萨克人则又是哥萨克人生活环境中的“另类”。对于哥萨克来说，所有从俄罗斯迁来的人都是“俄罗斯人”……
我的曾祖父一家就是生活在这种矛盾的条件下。多年过去了，他的孩子们，包括我的爷爷，娶了土生土长的哥萨克女人。我的民族属性也由此而生——是世居俄罗斯中部地带的俄罗斯人同热爱自由的乌拉尔军哥萨克人的融合。
多年以后，我的爷爷奶奶由于各种原因又回到了顿巴斯。先是当农民，而后成了矿工。
俄罗斯人、乌克兰人都愿意互做邻居。哈萨克斯坦有不少俄罗斯名称的村镇和城市。1837年建立了一个哥萨克军事要塞，叫做维尔诺耶（忠诚）。选用这个名称是把它作为一种坚定不移、对俄罗斯国籍忠贞不贰的象征。这之前那里是一个哈萨克居民点，叫阿拉马特。到苏维埃政权时代，城市改称阿拉木图。
哈萨克斯坦成了俄国的一部分，对这一事实乃至它的后果，哈萨克斯坦各社会政治阶层的评价远远不同。一部分人——该地区的传统精英分子——常常把宗法制生活方式的破坏，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看做是对“祖辈神圣精神的”亵渎。另外一些人则期盼俄罗斯民主力量能促进哈萨克人民启蒙思想的发展。
从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斯坦确立之日起，开始了国家建设的新阶段。1920年8月，俄罗斯苏维埃联邦共和国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议，建立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哈萨克共和国最初的名称），其中包括若干由哈萨克族人居住的州。到了1924年，中亚地区按民族重新划界，所有的哈萨克族土地合并为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民族国家，1925年又更改了国名，使之符合历史，开始称为哈萨克共和国。
哈萨克人约占共和国居民的61％。当时便有人建议，把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改为加盟共和国，但这种改革1936年才得以实现。
上世纪20年代推行了一系列旨在改善居民状况的措施。比如愿意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分到了耕地和草场，建设了新的工厂，甚至出现了完整的工业部门。当时即便该地区也未能避免政治上的极端主义。那个因1918年在乌拉尔积极参与枪杀沙皇一家而出了名的戈洛谢金，从1925年起领导了俄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整整8年，在共和国内也留下了关于他的血腥记忆。由于推行游牧民和半游牧民强制定居的极左的行动，共和国的居民消失了几乎1/5。
上世纪30年代初开始，共和国经济迅速发展，先是工业，而后是农业。1937年在哈萨克斯坦大工业企业达到2000多家便是明证。1940—1975年间，从事工业生产人数的增长速度等于俄罗斯的2。7倍。当然，这种速度也是受到军事局势的影响，但起主要作用的还是苏联实行的关注民族共和国全面迅速发展的政策。发展首先涉及经济。经济的建立靠的是全国的资金，同时又靠动员地方资源，包括矿产资源。矿产正是哈萨克斯坦所富有的。比如，大家知道，仅煤矿就有400多处，铜矿、铁矿、铅锌矿、金铜矿、磷钙土矿、石油、天然气等几十处。在这个有着各种原料的基地，不仅采掘工业，而且冶金业、铝业、化学工业等部门都得到迅速发展。哈萨克斯坦生产50余种有色、稀有、贵金属、稀土及其他金属。遗憾的是金属加工业、重型机械和拖拉机制造业尚欠发达。好在各加盟共和国组成一个统一国家，同其他共和国的广泛合作联系，补偿了上述这一不足。
哈萨克斯坦拥有巨大经济潜力。我在1987年曾访问该共和国，在埃基巴斯图兹走访了2号地区国营发电站，而后又参观了东方露天采煤场。两个工程规模大得惊人，更令人惊羡的是高端技术装备。乌斯季—卡缅诺戈尔斯克铅锌联合工厂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生产铝和锌这种国民经济急需的有色金属，又要在生产过程中避免污染，这需要具有多么尖端的技术啊！坐落在市郊的村镇中漂亮的个人住房星罗棋布，也引起了我的注意。看来，这是我国大城市中第一批真正由个人兴建的独门独院的住宅。
在参观卡拉干达冶金联合工厂时，我一直觉得我是置身于故乡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这里的许多车间，其装备都是由当初我所在的工厂生产的，那时我曾是工厂的总工程师和总厂长。是的，这是我们这个共同的伟大国家高效劳动分工和生产合作的有目共睹的成就。
哈萨克斯坦大约有1/5有经济作为能力的居民从事农业生产。在这里，畜牧业的专业化是人们一直认真关注的。在各苏维埃共和国帮助下完成处女地垦荒任务后，哈萨克斯坦成了全国粮食的主要产地之一。如果说1940年全苏联粮食每38吨中只有一吨是哈萨克斯坦所生产，到了1986年，每7吨中就有一吨是来自哈萨克斯坦。
总的说来，很明显，哈萨克斯坦需要加快发展加工工业，深加工工业，但是，可惜，进行这种重要的结构改造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哈萨克斯坦在精神发展方面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居民中普遍的文盲现象已经消除，形成了一支科学的、艺术的、工程技术的知识分子队伍，建立了广泛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关网。正是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共和国发展成为文明的现代国家。它的发展在当时成为苏联实行的民族政策成效卓著的光辉范例。
历史不容抹黑，也不容美化，尤其是当我们从制订和实现民族政策这一角度研究历史的时候。民族政策直接影响到非常敏感的、隶属不同民族的人们之间的复杂关系，需要审慎对待。就我的看法，不能说这里的一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问题。过去时代遗留的东西，以及屡屡未能克服的不顾客观情况超前行动的愿望，都对事业造成了根本的伤害。比方说，认为我国民族问题已经完全解决，在这种背景下对民族发展和民族间的相互关系实际过程的研究，就常常被简单的口号代替。
学者、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某些代表以及政治家们明显过早地强调了民族的融合。而那些谈到每个民族全面发展具有首要意义，应该小心谨慎对待民族传统和习俗的人，则被斥为民族主义。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国各级管理机关在作出有关大民族和小民族经济、社会发展、文化领域的实际决定时，没有考虑到民族关系的复杂性和它们之间许许多多的细微差异。
不愿抛弃陈规陋习，不善于更广泛、深入、慎重地思考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政策问题，必然会带来巨大的麻烦，甚至酿成悲剧。
最近15年证明，不管是在俄罗斯国内，还是在国与国的关系中，民族问题的重要性在后苏联时期一点也不比苏联时期小。更何况现在这一问题有时还具有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形式和特点。
我想，大家还记得，早在1988年末，爱沙尼亚苏维埃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就已通过了关于共和国主权的宣言。这种做法的特别危险之处还在于，它宣示了爱沙尼亚法律凌驾于苏联法律之上。部分竟然有权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整体——这种事情看似荒谬，但坏榜样却具有传染性。到了1990年，这种部分超越整体的论题具有了实际的毁灭性力量。
问题在于，正是这一年，全国刮起了当时被称作“主权大展示”之风。争独立的不仅仅有加盟共和国，还有自治共和国、边疆区、民族区，甚至某些原来实际上并不存在的地区。在这一刮“主权风”的过程中，对国家统一打击最严重的是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关于俄罗斯国家主权的宣言，它是由俄罗斯最高法律机关宣布的凌驾于联盟之上的法律。正是这次行动，意味着全苏权力和管理中心将不可避免地消亡。这样一来，也就为消灭统一国家创造了一切条件。
各方传来的清醒的呼声，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比方说，为了努力保存苏联，哈萨克斯坦议会曾呼吁那些并不高明的“改革者”要“表现出政治智慧、毅力和民主性，尽一切可能制止将要来临的灾难——我们伟大国家的解体”。他们的话是具有预见性的，也适合于哈萨克斯坦：“联盟的解体必将导致全面崩溃——共和国经济的崩溃，千百万人民生活的急剧下降，将会使我们倒退几十年，将给各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合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害。除了在平等的主权共和国之间签订联盟条约，以此为基础革新联盟，别无他途……”
1991年12月1日进行了哈萨克斯坦历史上第一个总统的全民选举，纳扎尔巴耶夫当选。
纳扎尔巴耶夫上世纪80年代是苏联哈萨克苏维埃加盟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就其职位，他也就是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成员。我当时领导苏联政府，自然同他有密切的联系。那时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个具有非凡才能和分析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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