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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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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少奇说：“这个问题，我已经和毛主席讲过一次了。我再作一个声明：一九三六年三月，我作为党中央的代表到达北方局所在地天津。当时北方局的组织部长柯庆施同志，向我提出一个问题，说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同志，他们的刑期多数已经坐满，但是不履行一个手续就不能出狱。柯庆施问我是否可以履行一个手续，我当时反问他：‘你的意见如何？’他说可以让狱中同志履行一个手续。我当即将这种情况写了一封信报告陕北的党中央，请中央决定。不久就得到中央的答复，交由柯庆施同志办理。当时，党中央的日常工作是张闻天处理。据他交待，他当时没有报告毛主席，也没有在会议上讨论，就由他擅自作了答复。当时，我只认识狱中的殷鉴同志，其余的人都不认识，也不知道有多少。以后如何办理的，我也不知道，殷鉴同志出狱后，已经是一九三七年春，我在柯庆施家里见过他一次，不久殷鉴同志因病去世了。他们具体履行了什么手续，我未过问。最近汪东兴同志让我看见了他们搞的《反共启事》，我才知道。对这件事，我负有一定的责任。”
周恩来摇摇头说：“你还是老一套的回答，不能令人满意。柯庆施同志已死，无法对证，你把责任完全推得一干二净，我看你是无法过关的。”
此时，周恩来已经从一些事件中看到了问题的端倪：
一九六六年九月十七日，陶铸指令新华社在报刊上登发刘少奇的照片，说：“凡是政治局常委，都要在报纸上亮相。”为了突出邓小平，他指示别人对照片加工，把邓小平的头装到陈毅的身上。报纸出来以后，江青拍着桌子骂道：“好啊，为了保皇，发明了‘换头术’，把陈毅的脑袋去掉，换成了邓小平。好，这也说明陈毅不是他们的人。”
九月二十一日，经陶铸批准，新华社播发了原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的死亡公告，对他作了高度的评价。毛泽东看了气愤地说：“正当群众起来揭发他的时候，陶铸这么干，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
九月二十八日，经林彪批准，中央军委专门发出《重要指示》，指示说：“所有的同志，凡遇到了违背毛泽东思想，违背了中央军委方针政策的错误言论和行动，不管什么人，什么职位，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场合，是自己直接领导也好，不是也好，都要敢于向上级报告，敢于揭发，敢于斗争，都要自觉地、积极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这是党性和革命风格的考验，是衡量毛主席著作学的好不好，是不是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一个主要标准。自觉地、积极地、勇敢地捍卫毛泽东思想、捍卫党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是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的最高职责。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最大的失职。”
周恩来对叶剑英说：“这一个文件是最重要的武器，实际上是向一切反毛主席的人宣了战，是号召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向一切反对毛主席的人展开大斗争，我认为刘少奇绝对保不住了，就是他要下台，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毛主席和他的斗争是不可调和的了。只是主席在讲究策略。”
“我们怎么办？”叶剑英装作漫不经心地样子问，其实他的内心十分紧张。“刘少奇一倒，邓小平也得跟着倒，他们两人分不开呀。”
“分不开就一块打倒，这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不过时机的掌握要得当，还是听从毛主席的安排。”周恩来尽量用自己的语言来解释复杂而微妙的部分，他探身向叶剑英这边靠着说，好让后面的人们都听见。他知道现在随时都会有人向中央文革小组的人打报告。
叶剑英说：“十月二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社论，题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社论别有用心的说：‘整个的革命形势好得很，越来越好。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很复杂的。有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群众斗群众的形式，去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么一说，我看他们的矛头就不仅仅是对着刘少奇的问题了，而是另有所指。他们还说：‘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只有彻底批判它，肃清它的流毒，才能贯彻无产阶级的十六条和在正确路线指导下进行社会上的、学校的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斗、批、改，才能明确斗什么，批什么，改什么，才能明确依靠谁来斗、谁来批、谁来改，才能胜利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这些话，显然不是光指刘少奇。”
周恩来专心地和叶剑英交谈着，竭力地回忆着这段时间的重大事件。
十月五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及中央批示》，指出：“根据林彪同志的建议，军队院校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把那些束缚群众运动的框框统统取消，和地方院校一样，完全按照十六条规定办，要充分发扬民主，要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运动中不许挑动学生斗学生；要注意保护少数。凡运动初期被院校党委或工作组打成所谓‘反革命’、‘反党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的同志，应宣布一律无效，予以平反，当众恢复名誉。”《中央批示》完全同意这一紧急指示，并指出：这个指示很重要，对于全国县以上大、中学校都适用，应坚决贯彻执行。
第二天，陈伯达和江青约周恩来来参加由首都三司发起的、有十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在会上说：“我们支持你们这种大无畏的无产阶级的英雄行为，我们学习你们这种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我们坚决和你们站在一起，捍卫和执行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同志们，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一定要掌握原则，掌握政策，懂得策略。最重要的是在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原则基础上，在斗争考验过程中，发展壮大左派队伍。团结大多数愿意革命的入。团结那些受蒙蔽的人，孤立和打击那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主席看来是让江青出山了，是不是？”叶剑英问。
“是的，主席很信任她，”周恩来说：“她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准备了很长的时间，我们只能是顺应潮流，为了保持革命的晚节，剑英同志，要忍耐啊！”
叶剑英头头点：“是的，我只能如此，总理，我要抽只烟。”当他一想到要用很大的精力去听一个女人的指示时就感到腻烦，因为他从来看不起她。
“行了，剑英。你现在不是在军队里讲话。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以后再谈吧，不过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和军队的干部们打个招呼，你看跟谁讲比较合适？”
叶剑英提了一串军队干部的名字，他预言，如果毛泽东不采取主动的措施，军队的文化大革命会出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明确地说了几个人的名字，认为他们就是刘少奇的死党，很可能要制造事件。
“反正我已经和林彪同志打了招呼。”叶剑英说：“我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跟毛主席讲一讲。当然，我们不希望中国再出现新的混乱了。”他把这颗“炸弹”像随便扯家常似地抛了出来。
周恩来一言不发地坐在那里沉思着。
“这已不是第一次了，”叶剑英朝着窗口看了一下说，“毛主席也抛开了我们而行动，这样更可以打击刘少奇的力量。”
“这件事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的，”周恩来说：“完全可以用健康方面的原因嘛。”
叶剑英的脑袋耷拉着，下垂在两肩之间。周恩来仍然盯着他，说：“这件事我们不要再扩展了，我对主席指示以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我们还是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办吧。这是我们唯一的正确选择。”
叶剑英对周恩来的这种突然的表态大惑不解，但是他知道再谈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后，便告辞了。
江青对周恩来对她的态度掌握得非常清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坚信周恩来是不会反对她的。也正因如此，她显得在他面前非常放肆，甚至公开和他大哭大闹。
现在，华国锋们抓住一些表面现象，说她是反对周恩来的，这又有什么办法呢？
她又想起了近四十年前，周恩来和她的一次谈话：
周恩来显然在她面前是长辈，也是上级，他说：“今后你要严格要求自己了。你不再是过去的江青，而是毛主席的夫人和战友，你的一言一行都要和主席连在一起，所以大家才尊敬你，也害怕你。如果你的言行违背了党的利益，就会有损主席的形象。这实际是给党造成了损失。你懂吗？”
“周副主席，我听你的。希望你多指导我，帮助我。”那时的江青显得温柔而又可爱，她在周恩来面前才是真正的小学生呢。
在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仪式上，江青深深地给周恩来和康生、张闻天等人鞠了一躬，说：“我永远是你们的学生和下级，我的任务就是协助主席工作。”
“是照顾好主席的生活和身体。”张闻天纠正地说。
周恩来也说：“协助主席也是对的，江青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得很好，这点上也值得我们向她学习。那天，她讲了她学习《国家与革命》的体会，就比我们的一些高级干部还深刻嘛。”
在江青的眼里，周恩来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灵活的革命家。他能够在各种情况下保持着自己在党内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利益的形象。他在党内总是以多数人的意见和党的决议为自己的准则，所以他是能被各派力量所接受得了的人物。相比之下，自己就根本无法和他同日而语了。
当她终于从回忆中清醒过来时，一切都无法挽回了。
第十三章
当年，华国锋对江青唯命是从，江才有意向毛推荐他任代总理的。
毛泽东、江青和李讷
牢房里，江青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严密的监视，对此，江青心里非常清楚。她时常盼望着能够出现奇迹。她觉得自己好像身后出现了大火，大火冲到了她的身上。她多少次正好从窗口跳下去，摔在结结实实的地下，身上淌着血。睡梦中几次喃喃地说：“谁来救我？谁来救我？”
醒来以后，一切都是空的。
江青慢慢地将床上的灰尘打扫干净，对自己的命运感到茫然。她真想偷偷地大哭一场，可是眼泪早就哭干了。这种哭，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出于气愤。自从她的丈夫毛泽东去世以后，她在背后不知哭了多少场。被捕之后，面对着审讯和关押她的人。她痛斥、怒骂，也多少次的痛哭过。她说：“我哭的原因不是别的，而是痛心于这种政变的竟是我曾经最信任的人，他们太使我伤心了。”
她讨厌见人，痛恨这里的一切。她恨华国锋，恨汪东兴，恨叶剑英和政治局的那几个推波助澜者。她认为，与其让政权落到他们的手中，还不如交给邓小平更好些。
江青喊了二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她却被真正地专政了。她没有再像过去那样暴跳如雷，她知道那样已经无济于事了。她开始相信自己的命运，命运真是太不公平了。列宁死后，他的妻子科鲁普斯卡娅和斯大林也是搞不到一起，但是斯大林对科鲁普斯卡娅没有采取什么过份的行动，无非是不让她过多地介入政治而已。科鲁普斯卡娅退出政治局后虽然有点茫然失措，但是她还是有事干的。可是，她现在的命运远远地不如科鲁普斯卡娅了，岂但不如，简直是到了最底层了。华国锋、汪东兴之流连斯大林的百分之一都没有，她断定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
那天，汪东兴代表专案组又来到关押她的住地。他还没有说话，江青就喊起来了：“你们给我定了多少罪？给我捏造了多少罪名？华国锋和你汪东兴我亏待了你们多少？为什么还不悬崖勒马？我希望你们不要走得太远了！”
不知怎的，原来准备好的许多话，汪东兴一句也说不出来了。
临走时，他给江青留下了一份《揭发‘四人帮’的罪证》，让她准备回答问题，老老实实地坦白交待。汪东兴意味深长地说：“我可以告诉你，你们‘四人帮’并不是铁板一块，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向党中央如实地交待了你们的大量的罪行。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不然，你才是会后悔的。”
江青等他走后，看了那份材料，不禁感到有点哑然失笑：
“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一日和二十八日，毛主席先后亲自提议华国锋同志任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华国锋同志为国务院代总理。四月七日，毛主席亲自提议，任命华国锋同志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对于毛主席的这一英明决策，‘四人帮’极为不满，疯狂反对。他们大搞阴谋诡计。在批邓问题上另搞一套，千方百计地要把毛主席亲自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搞下台，要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负责同志搞下台……”
江青看了，在那张当天的报纸上写道：“真是活见鬼，华国锋当代总理和总理是我江某人亲自向主席推荐的。明明是忘恩负义，偏偏要倒打一耙，这就是修正主义者的鬼花招。总有一天，真相会大白于天下的。”
是的，周恩来逝世以后，江青曾对病中的毛泽东建议：“中央不能没有人主持工作，原来是王洪文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大家反映他不太老练；春桥同志目前还不宜出头露面，我看还是让华国锋同志主持工作比较适宜。他对文化大革命是坚决拥护的，在和刘少奇斗争的时候也曾经立过功，我们和林彪斗争时，他还比较听话。相比之下，还是华国锋同志成熟些。”
毛泽东问张春桥：“你看华国锋怎样？能不能担当大任？”
“起码比他们强。”张春桥没有弄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很轻率地回答。
于是，毛泽东下了自己的决心。他对毛远新说，“就让华国锋干！”
江青那时对华国锋有好感，起自一九六七年那场和刘少奇的惊心动魄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二月，华国锋从湖南来到北京，几次找江青和中央文革小组汇报湖南的运动和刘少奇的问题。他对江青说：“我们湖南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也为出了刘少奇这个大坏蛋而感到气愤和耻辱。湖南必须要把刘少奇批倒批臭，不然就不能树立毛主席的绝对权威。说实话，我这次是要拿出自己的生命来保卫毛主席，同刘少奇斗了……”
看来，华国锋对刘少奇的问题是做过认真研究和调查的，不然他不会说的那么准确：一九三六年春天，刘少奇到天津时，他使用的干将是他的秘书林枫和林枫的老婆郭明秋。他对别人说：“郭明秋政治上开展，政治性很强，聪明能干，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在政治上比林枫还要强。”很多的人都认为，刘少奇和林枫的老婆不是那么干净……
江青对此不感兴趣，马上说：“我们批判刘少奇还是应该严肃点，不要象群众组织那样搞丑化和低级的东西。”
华国锋说：“据我所知，刘少奇一九三六年担任了北方局的书记以后，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以前我总感到自己没有能力，没多大本事，感到别人能管一个省的事情，而且有能力管一个国家的工作，而我却不行。现在看来我完全可以。我领导一个国家是完全能行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刘少奇的确是有野心的。如果不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很有可能他就要搞政变。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挽救了我们的党和国家。”
江青很沉吟地点点头说：“不管他刘少奇有多大的本事，我们不是要把他彻底打倒吗？现在问题是在全党全国范围之内揭发他罪行。能不能把他打倒，关键是材料啊，主席跟我谈话时，专门讲了这个事。应该看到，他不是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集团，有一帮子坏蛋。”
华国锋说：“是的，他那个集团是根深蒂固的，有历史的。刘少奇早在北方局的时候就有他的团伙，在晋察冀有彭真、刘仁、刘澜涛、胡锡奎、杨秀峰、林铁、蒋南翔和李昌、黄敬、杨速……”
在提到“黄敬”两个字时，江青不自主地打了个哆嗦。黄敬者，即俞启威也。他是引导江青走上革命道路的恩人。他和另一个共产党员于一九三二年介绍她入了党，开辟了她的政治生涯。建国后，这位来自浙江绍兴的三十八岁的年轻干部担任了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一九五二年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的部长，一九五六年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五八年一月初，毛泽东决定在南宁召开中央各部门和各省省委书记会议。一月十一日开会的时候，毛泽东在会场上碰见了黄敬，他饶有兴趣地说：“这不是俞启威吗？我们又见面了。你是个老右倾分子，过去不成才，现在还是不成才，怪不得江青看不上你！我要是个女人，同样看不上你。去年党中央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在十五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的号召。全国工业生产迅速出现了一个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形势，唯独你不赞成，你代表哪家的利益？你要老老实实地坦白你的问题！”
黄敬听了这番话，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就病倒了。
毛泽东在会上继续批判了他和其他一些人的错误。会中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讨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规划。毛泽东说：“一九五六年恩来和陈云同志大反‘冒进’和左倾，反来反去，你们反的是人民的积极性。在人民中蕴藏着的力量那些右倾同志是完全看不到的，比如有个叫黄敬的同志，历史上怎么样姑且不论，在社会主义高潮的今天是完全跟不上了，我看他只能当反面的教员。”
会议开到一半，黄敬跑到江青的住地，一进门就跪倒了：“蓝苹同志，快救我一命吧，现在也只有你能救我了！”
江青一看他这个样子，吓了一跳：“你这是干什么？你给我滚出去！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还有脸来见我！”
黄敬哆哆嗦嗦地站了起来，精神完全崩溃了。会后，他被送往广州治疗。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他从窗户跳下去摔断腿后，治疗无效而去世。那年，他才四十七岁。
毛泽东闻讯后，冷冷地说：“这样的人怎么能作大事呢？一点考验也经受不起，共产党不要这种花花公子。”当他把黄敬的消息告诉江青后，江青的眼圈红了，她对毛泽东说：“这事就算了吧，反正人也死了。”
现在华国锋又提到了他的名字，她怎能不震动呢？
“……在晋绥有林枫、乌兰夫、杨拉森、李青玉、李雪峰，在东北有欧阳钦、李运昌，在鲁豫有邓小平、薄一波、杨献珍、吕正操，在陕甘宁有高岗、习仲勋、杨尚昆、阎红彦、王林、张德生、彭德怀、贺龙、谭政、尹三等人。”华国锋当然不知道江青的心思，还在滔滔不绝地历数刘少奇的所谓问题。“我还看了一个材料，是他在一九三八年下半年在延安马列主义学院的讲话，他讲过第一、第二次党的组织建设的问题，都是恬不知耻地吹嘘他自己，闭口不谈毛主席的伟大功勋。”
直到他看到江青不耐烦了，才停止他的汇报。尽管华国锋起的作用并不大，但是他的话引起了江青的回忆，所以对他产生了好感。是的，他讲到刘少奇在一九三九年的问题时，江青想到了她的当年……
江青于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和毛泽东正式结婚后，除了照顾他的身体外，就是帮助他整理文件和手稿，作了他的秘书。毛泽东的生活主要有公务员和卫士们负责，江青只是负责领导他们。她很勤奋，每天都要读很多的书和文件，然后就向毛泽东汇报她的看法。有时候，她还替毛泽东起草一些文章，供他修改。江青经常到中央党校去听课和取文件。一九三九年四月，刘少奇从河南回到延安后，在党校作了题为《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正好江青参加了他的报告会。
“主席，刘少奇这个人怎么样啊？”江青回来后问毛泽东。
毛泽东说：“据大家反映还可以，我对他不是太了解。他长期从事白区工作，听说作了很大的成就。不过，他是反对王明和李立三的，他给我写过一封信，表明了他的态度。对下面来的同志，我们要表示出谦虚、谨慎的作风，不要以老大自居。”
江青说：“我刚刚听了他的一次报告，很不是个味。滔滔不绝几万言，连个‘抗日战争’和‘民族战争’的字眼都没有，却大肆地宣扬封建圣贤的修养之道。报告中不讲阶级斗争，也不讲我们要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目标，反而说什么‘有人自以为是中国的马克思和列宁，装作马克思和列宁的姿态在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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