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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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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东兴不善辞令，脸稍稍一红而逝：“该走什么样的路，党中央自会决定。我只希望你能认识自己的错误。”
“什么什么，你们能代表党中央？”江青尖叫起来，“笑话，真是天大的笑话！只有我们才能代表党中央，你们是谁？竟敢拉大旗作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全党。再说我有什么错误，我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执行的是毛主席的决定、指示和以他为代表的路线，你说我有错误，那么你把毛主席置于何地？”
“谁都不是圣贤，你怎么能没有错误呢！”汪东兴似乎抓住理，一下子发了火。“你这个人从来就是自认为一贯正确，从来不愿作自我批评。难道过去毛主席批评你多少次的指示都不正确吗？”
江青仿佛气得说不出话来，她鼓着腮帮子憋了好大一阵，才说：“那好，我倒想听听，你能给我举出什么样的错误来！”
“好，我也想领教领教你究竟有多么大的能耐。”汪东兴把手中的皮包往桌上重重一放，坐在了审判席的椅子上。江青左右环视了一遍，也气鼓鼓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他们的目光对峙着。
“你最不得人心的事是反对周总理。”汪东兴打开皮包，从里面抽出一叠材料放在桌上，然后一字一板地说：“你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从一九七四年起就一直背着毛主席和党中央从事不正常的活动。尤其是一九七四年一月二十四日你们召开了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一月二十五日召开了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完全是为突出你们自己而造舆论的大会。经过你们的策划，你和王洪文俨然以批林批孔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出场，迟群、谢静宜气焰嚣张地作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你们提出批走后门，是一个阴谋。参军、入学走后门这种不正之风，是应当反对的。但是，你们在批林批孔的动员大会上，夹进批走后门这样一个牵扯几百万人的问题，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其目的就是要转移批林批孔斗争的大方向，借这个题目，整一批同你们有不同意见的党政军负责同志。”
江青一怔，没想到他会抓住这个问题来打开突破口。
她当然不会忘记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一九七三年底，毛泽东指示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和谢静宜等人整理林彪关于尊孔颂孔的一些言论材料，以便进一步掀起批林的高潮。在江青的具体指挥和参与下，他们搞了一个《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王洪文、江青致信毛泽东：
主席：
我们看了北大、清华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觉得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各地也迫切需要这种简明扼要的材料。
我们建议是否可以把这份材料转发全国各省、市，各大军区、省军区、军委各总部、国务院各部，供批林、批孔时参考。现把材料呈上。妥否，请主席批示。
王洪文 江青
一九七四年一月十二日
毛泽东仔细看罢，批示：“同意转发。”
为此，姚文元于一月十八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将北大、清华大批判组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四年第一号文件发了下去。文件还在印刷之中，江青和王洪文就匆匆忙忙地召开军队和中央机关大会作动员。一直蒙在鼓里的周恩来听说此事，大为震惊。
“批林批得好好的，许多被林彪颠倒的是非还没有得劲很好的纠正，怎么又突然拉扯到孔子来了？”周恩来质问江青，“孔子已经死了两千五百多年了，他和林彪又有什么关系呢？”
江青故意卖关子道：“怎么你连这个精神也吃不透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历来的反动派、历来的机会主义者头子都是尊孔的。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所以，我们完全有必要召开中央机关的动员大会，而且也该把郭沫若请来，让他当个反面教员嘛。”
周恩来想了想说：“我看不必要惊动郭老了，他年事已高，不宜再受刺激。”
“这可不是刺激，而是关系到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今后方向的政治斗争，人人都得参加，郭老怎么能例外呢？”
“这件事关系重大，我们得请示毛主席。”
“总理啊，你开口请示主席闭口请示主席，好像对主席多么尊重，其实你根本没吃透主席的思想。我看呀，你的头脑里也深含着许多孔孟之道的东西，也得在这场斗争中消除余毒。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周恩来沉思着说：“不管怎么说，得留给全党全国一个消化的时间，不能搞得太突然，好像我们党又出现什么大事似的。许多事情，都是中央的同志概念不明确，给地方上的同志和造反派们留下了混乱，甚至出现了故意作文章的事情。所以，我不那么赞成在全党范围内大张旗鼓地搞那么多动员，还是让秀才们先写些文章吧。”
江青脸一沉：“你认为批林批孔只是学术界和秀才们的事吗？”
周恩来说：“广大工农兵对几千年来的中国儒法斗争其实并不那么熟悉。我说的是实话。别说群众和普通干部，我也难说对这部分历史就那么精通。所以，在全党还没有充分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召开一系列的动员大会合适吗？”
“总理呀，你太保守了呀，太低估广大群众和干部的思想觉悟了呀。”江青拉长音调，不慌不忙地从她的白色提包里拿出一份文件说，“召开大会可不是我的发明，是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办的。你看看吧，这是今年的第一号文件，主席布置已经久了，我们都落后了。”
周恩来接过文件的抄件，戴上老花镜认真地看了一遍，无可奈何地说：“好吧，那就开会吧，我赞成你们的意见，我也出席大会。”
江青离开周恩来的办公室后，得意地对王洪文及身旁人员说：“你们看怎么样？周总理也被我弄得没有办法了吧！我就是要向全党证明，到底是谁在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一月二十五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
迟群在会上讲了一番批林批孔的认识和重要意义后，话锋一转说：“批林批孔如果不联系实际，完全是无的放矢，那根本没有任何意义。还有那个走后门问题，批林批孔不要联系吗？那完全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叛，对毛主席思想的背叛。”
江青抬起头，大声说：“请同志们好好想一想，现在走后门猖狂到了什么程度。上大学、参军，没有门路根本进不了学校和部队，不给当官的送礼，不走歪路什么事情也干不成。我们的几个老帅、老将，光他们写的条子就够一个营、一个团，把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完全变成了后门兵、后门大学。这样下去，我们的工农群众能答应吗？我主张彻底关闭后门，在这场批林批孔中要当作大事大抓。”
迟群又说：“至于走后门问题，不只是这一个问题了，现在还有的单位，问题比较严重。譬如说，外交部、一外，很值得检查。”
谢静宜马上接着说：“现在党内的不正之风猖獗得厉害，社会风气不正严重地影响着我们党和国家的形象。走后门这与我们社会主义制度是格格不相容的，与文化大革命格格不相容的，这也是坚持不坚持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这一基本原则的一个重大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
会后，迟群、谢静宜等人修改、整理了讲稿，准备向全党印发。叶剑英于一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在作了几句自我批评后，反映了这两次会议的一些问题。毛泽东二月十五日看了这封信，并作了批语，说：“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小谢、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
政治局开会讨论毛泽东的批示时，叶剑英在会上说：“召开全军会议动员批林批孔，为什么不经过政治局会议研究？为什么不向军委和中央打招呼？当然也没有请示主席。我真不知道，谢静宜和迟群是以什么样的身份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讲话的？我们党还要不要组织纪律性？”
邓小平坐在沙发里，观察着每一个与会者的衷情，一言不发。
周恩来说：“我觉得主席的批示很重要，剑英同志向主席报告情况也很及时。这点比我的政治觉悟要高。我以为江青同志已经请示了主席，没想到主席对会议的一些提法会有这么多看法。”
江青瞪了周恩来、叶剑英一眼，说：“小谢、迟群同志的讲话有缺点，但并不是什么大错。为了批林批孔搞好深入，不宜再夹着批走后门，但并不等于说走后门就对，或者说主席赞成走后门。这是两回事。我想有些人并捞不到什么稻草。”
二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发出通知：妥善解决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入学等问题。通知强调：“当前，批林批孔刚刚展开，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因此，对批林批孔运动中不少单位提出的领导干部’走后门‘送子女参军、入学等问题，应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在运动后期妥善解决。”
江青认为这本是小事一桩。汪东兴，不，应该叫华国锋政变集团竟把它作为自己的一条大罪来置自己于死地，她气得眼珠充血，大声喊叫道：“这叫什么错误？即使算错误，就能够把我当敌人一样地关押起来吗？你们这样做，只能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走得太远了，”说罢，眼眶也湿润了。
这倒使汪东兴稳住了神，心中暗暗得意。他鼻子哼了一声说：“我讲这些，只是证明你不是一贯正确的。你犯下了其他错误和问题，中央正在认真地进行审查。我们只是希望你能够与中央配合，认真考虑你的问题，不要抱任何幻想。可以告诉你一点的是，自你被隔离审查后，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包括你最亲信的人，都开始揭发你的问题了！”
江青冷笑道：“江某人行得正、走得直，无事不可对人言，我不信别人能揭发我什么。除了邓小平一类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我相信我还是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的。”
这回轮到汪东兴放声大笑了，他把一份复印件扔到江青面前，说：“现在，连你的秘书刘真、刘玉庭都站出来揭发你了，你还要充什么硬头，简直是打肿了脸充胖子！”
江青认得她的秘书刘真和刘玉庭的字迹，他们在她眼里曾是最忠实的助手，没想到不到一个月他们就和她反目了。她的手颤抖着，把那份揭发材料一字一句读完了：
“批林批孔，是毛主席的反修防修的伟大战略部署，而江青却伙同王、张、姚借批林批孔，大搞分裂党的阴谋活动，妄图整垮周总理和党政军一大批老干部，篡党夺权。她无耻地说：批林批孔我是站在第一线冲锋陷阵，指挥战斗的。她背着毛主席、党中央，以个人名义到处写信、送材料、抓点，煽风点火。她同迟群、谢静宜精心策划了‘一·二五’大会，江青向迟群、谢静宜口授了讲话内容，江还要姚文元在会上多讲一些话。大会前，江青得意忘形地说：‘哈哈，周总理都叫我搞得没有办法了！’大会录音，江和姚连续进行了三天的修改，迫不及待地要发到全国。后因受到毛主席的尖锐批评和制止，并且扣发了录音带，所以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政治局讨论毛主席的批示的会议后，江一回到家，就大发雷霆，发泄对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不满。”
“叛徒！”江青看罢以后，脸部一阵抽搐，从牙齿缝里挤出这两个宇。她把这张纸又扔到桌上，嘲弄般地对汪东兴说，“这并不奇怪，革命到了紧要关头，都会出一些叛徒。如果今天抓的是你，你身旁的人也照样会揭发你。这很正常。”
“你认为他们揭发你不是事实吗？”
“不是，”江青坦然地说，“我和周恩来同志共事几十年，我们都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工作，我承认我们工作中有分歧、有斗争。但我从来都是维护他的，他也同样维护我。我从来不反他、也没有反对他，他也没有反对过我。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在我们之间的关系上造谣、挑拨，我感到很可怜。至于说我反对毛主席，更是荒诞无稽了！”
“中央希望你能写出一份深刻的检查来，以便求得党的宽大。”
江青冷笑道：“你说这话，实际上是让我当叛徒，背叛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承认你们的作法合法，好让你们盗名欺世。哄骗全党全国，是不是？告诉你，没门！我早就作好了杀头、坐牢的准备，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即使我明天死去，我也认为自己值得！”
第三章
“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江青对着审讯人员喊到，“我是毛主席的未亡人！”江青从小就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姑娘，十五岁考入山东省实验艺术学院。一九三四年十月，江青在上海被捕，被送进上海警察局看守所。
一九三〇年代的江青
江青和那位穿军装的哨兵几乎是在同时移动，只不过一个是在铁窗内，一个是在看管犯人的哨位上。
江青喊了几十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没想到自己反而被专政了。她开始诅咒这种剥夺了做人的一切自由的机器了，连想得知外面消息的权力都没有了，他妈的。怎么办？绝食？她曾几次没吃饭，那个滋味更不好受，还会闹笑话，看守人员会破门而入强迫你鼻饲，结果又会怎么样呢？被捕前，她曾和张春桥、王洪文说：“我们要吃得饱饱的，睡得好好的，精神抖擞地和修正主义斗！一个政治家离开了斗争，便会无事可干。即使杀头、坐牢，那也是政治家最精彩、最辉煌的壮烈时刻。”
莫非自己果真到了这种时刻？
她承认，她实在不愿表演这种“最精彩、最辉煌”的事，现在是迫不得已而为主，更糟糕的是，自己落到这班地步，会给跟随自己的所有人都带来很大的不幸。她曾信心百倍地给他们鼓气，胜利一定是属于他们的。现在，自己落了个最惨的下场，这真丢脸。所有的人都会说她无能，自己还自比武则天呢，其实比不上那位古人的一半！
想到这里，江青暗暗掉下了眼泪。
他们究竟会对我采取什么措施？靠他们释放是不可能了。他们害怕我，恐惧我，一旦我出去，就像一颗炸弹，会把这伙政变分子炸得粉身碎骨。江青这样想。
他们会不会暗杀我？悄悄地拉出去枪毙……
这时候，只听见铁门猛烈的响动。三、四个全副武装的士兵绷着脸，神态威严地出现在她面前，她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刀枪都有，随时都可能将她处决，然后给她编造一个谎言。
“你们要干什么？”
“请你出去接受讯问。”
“我，身体不适，现在我要休息，拒绝回答一切问题。”
“江青你放明白些，现在你是专政对象，而不是昔日那个作威作福的女皇。”
“笑话！我什么时候说过我是女皇，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我是毛主席的未亡人，是主席的学生和战友，我希望你们尊重我些。”
“那你先得尊重党、尊重人民。”
蓦然，江青产生了一种迷路的感觉。周围的人们和街道、房屋她从前很熟悉，现在却显得丑陋、陌生了。她坐在带有空调的小车里，望着车外那些令人绝望的街道，到处都是“热烈欢呼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热烈欢呼华国锋荣升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和“打倒白骨精江青”、“向四人帮讨还血债”一类的大字报、大标语。那些花花绿绿的纸片和人们议论纷纷的神态，使她觉得又回到了文化大革命的时代。不，是到了讨伐文化革命的时代！
本来应该是在她的囚禁地附近审讯，大概是为了让她看看外面的形势，领略一下“洞中才数日，世上已千年”的感觉，几辆警车开道，有意拉她在几条街上转了一下，将她置于一种陷身于口诛笔伐的汪洋大海的气氛之中。
江青却毫不介意。
她下了轿车，被押进了警卫森严的审讯室。
尽管外面寒风刺骨，屋子里却热浪烤人，使她热得烦躁，怒气一触即发。她总以为自己是个特殊人物，预计别人都会用特殊的眼光来看她或对待她。其实，好多人并不正眼看她，或许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江青，这使她实在遗憾。
今天审讯她的人，她不认识，也不想主动问对方。她只是扫了一遍坐在席上的三、四个人，其中有两个是负责记录的，然后挺胸坐在椅子里，把脸扭到一边。
“江青，我们向你提问的问题，你写材料了吗？”
“没有！”江青轻松地说完这两个字后，又特意强调说，“我也不会给你们写一个字。因为你们成立这样的专案组，本身是非法的。”
“不管你对中央专案组采取什么态度，并不影响党中央对你的审查。”那个年纪稍大些的负责人，骨碌碌的黑眼睛在她身上转来转去，用排练过无数次的语言机械般地说，“根据广大群众的检举、揭发，说你在三十年代被捕后写了自首书，是叛变出狱的……”
“无聊！”江青猛转过身，咬牙切齿地说：“这是一小撮阶级敌人的造谣、诬蔑和陷害。毛主席生前就看到过不少这类反革命的材料，你们不过是从垃圾堆里拣来的破烂而已。我是叛徒，主席会和我结婚吗？你们说我写了自首书，有什么证据？你们在光天化日之下构陷，决无好下场！”
“中央审查你，当然要有一定的人证、物证。如果你能提供足够的证据推倒别人对你的指控，当然也可以嘛。我们将给你充分说话的机会。”
江青把额前的散发往后一拢，紧接着扶正滑下来的眼镜，大声说：“你们先把我抓起来，剥夺了我的自由，然后再去搜集罪证，这能公道吗？如今我成了案板上的肉，任你们宰割，但是历史的真相你们是歪曲不了的。关于我的历史，早就有人造过谣，挑拨过我和主席的关系。但是，主席看穿了他们的阴谋，主席是了解我的。主席早就对我有评价，你们想了解吗？春桥、文元知道，就是华国锋也知道，你们敢去问他吗？”
江青的历史，毛泽东的确派人了解过，自己也亲自向江青等人调查过。特别是他仔细阅读了江青早年写过的许多短文后，他相信了她。
江青是在一九一四年二月出生于山东省诸城县一个比较富裕的商户之家。她的父亲李德文，年轻的时候走南闯北，决心去碰一碰发财的运气。他干的一手好木匠活，家里的箱箱柜柜大都出自他手。后来他收下几个徒弟，便开起了木匠铺。当他娶了老婆五年后，又看上了一个妙龄十八岁的漂亮姑娘。当时他手头有些钱，买下了邻街的七、八间破房，自己动手修补了一番后开起了旅馆，就让他的小老婆管起了这个摊摊。那时，李德文年青力壮，充满幻想，很想在诸城这个小天地里大干一场。他把全部家财典入本县大地主的土地一百余亩，全部出租，用以维持生计。
江青出生那年，李德文典入土地赔本而和那家人财主反目为仇，于是他陷入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之中。李德文家的生活每况愈下，他的脾气变得乖戾、暴躁，对他的小老婆，即江青的母亲动不动就是一顿拳打脚踢。因为街上的算命先生给他测过八字，说他倒运起源于娶了二房。“你是个败家的祸根！”李德文挥舞着拳头对小老婆吼骂。江青那时的名字叫李进。她才七岁，就亲眼看见父亲打过十多次母亲。不过，她是个性格倔强的姑娘，自我保护的能力强，很会躲闪父亲的拳头。年幼的李进几次劝母亲逃走，离开这个家。母亲起初难舍此地，后来实在忍受不了丈夫的虐待，才撇下儿子，带着小女儿离开李德文，到别的有钱人家里当佣人。“流浪生活与李家相比，犹如天堂呢”，李进对母亲说。就从这起，李进恨透了算命先生，称之为“魔鬼”、“妖孽”。
李进在家时，和姐姐、哥哥一起读过私塾，上过小学。由于母亲受全家歧视的缘故，她显得少年老成，机智伶俐，懂得该说的才说，不该说就守口如瓶，因此受到街上顽童和家里兄姐们的羡慕和尊敬。大孩子们常常喜欢叫她一块儿去玩。
那时，她喜爱的偶像是古代传说中的巾帼英雄穆桂英。她对《水浒》中的一百零八条好汉崇拜得五体投地。她曾对哥哥李干卿说：“现在的中国黑暗得没有一点光明，如果再有宋江造反，第一个投奔的女将就是我！”
李进十二岁的那年，和母亲一块到天津去找她的姐姐，她的姐夫是奉系军阀部队的下级军官，名叫王克铭。正是从姐夫的嘴里，她第一次听到了“共产党”这个名词。
“姐夫，天津有共产党吗？”
“有，而且还不少呢。共产党无孔不入。前些日子，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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