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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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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到老爷那里,就因两位马褂在此,豪绅们如迎钦差,我也只好奉陪鞠躬。但是,我从心里憎恨这些披着红袍子的官僚。最高皇帝一声令下,新贵们都跃跃而跳,我还是有自己的气节,绝不想跟着皇家的节奏来跳舞……”

这里的“两位马褂”是指谁?“江青打电话问周扬,她要在毛泽东还没有看材料之前,先把有些情况了解清楚。

周扬说:“‘马褂’是指何其芳和刘白羽;‘豪绅们’是指一些进步作家;‘权贵’和‘老爷们’是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负责人;‘皇帝’是指……”

“你不要说了,我知道了。”江青打断他的话说。“你们再给主席写个详细的报告,把其中的一些问题作个说明,这样主席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毛泽东起床后,江青把当天要让他批示的材料送到他的案头。

“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毛泽东坐在床上问道。

江青说:“周扬把胡风的检讨和舒芜的揭发送来了。这次整胡风的风,一点都没有错。他的的确确不是一个好东西。我看了周扬他们写的按语,没劲!”

毛泽东伸出手:“拿来我看。”

江青把材料递上去后,给他念了周扬的信:

“主席:胡风的自我检讨和舒芜的揭露材料拟在下期《文艺报》(即本月十五日出版的)一同登载,胡风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语,兹送上清样,请你审阅。同期《文艺报》还有一篇许广平驳斥胡风的文章,附告。”落款的时间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九日。

毛泽东问:“胡风的历史你都查清了吗?”

江青说:“差不多都清楚了。一九二七年夏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时候,也进行了文化上的围剿。可以说,胡风是他进行文化围剿的干将。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胡风担任过国民党湖北省党部机关刊物《武汉评论》的主编,武汉国民党党报《民国日报》副刊主编。国民党第九军政治部教官,国民党江西省党部宣传干事,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机关刊物《策进周刊》特约撰稿人,国民党江西省党务干部学校教员等职务。在此期间,他用谷音、张古因、鼓声等化名写了很多的反共文章、文件。如在《如此武汉》中,公开号召国民党要加倍努力,奔赴火线,驱逐共产党,为蒋介石效力。在《鄂南的悲剧》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是用魔鬼的方法蛊惑农民,要国民党也来注意农民,领导农民,争夺农民。在《再论汪先生回国》中,胡风把汪精卫吹捧成‘伟大而有能力的领导者,党的领袖之一’,鼓吹要汪精卫回国重新领导国民党,与蒋介石一起合作反共。这些材料,足以说明胡风的政治立场是反共反人民的。”

毛泽东开始阅读胡风的信件:

“……要做商人,只得和对手一起嫖赌,要在这圈子里站着不倒下,也就不得不奉陪一道跳加官。即如这几年的跳加官罢,实际上应该失陪,或者简直应该跳他一个魔鬼之舞的,但却一直混在蛆虫里面。对于大师每的回敬,太斗鸡似了,气派不大。有一种用橡皮包着钢鞭打囚徒的办法,打伤了而又表面上看不出伤痕,我认为是个好办法……”

毛泽东吃了一惊:“没有想到胡风对我们党和党的文化领导人竟有如此的仇恨,太危险了,为什么他们就看不出来呢?”

江青说:“依靠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这些人,哪里能发现这种隐蔽着的反革命呢?他们也不是好东西。在四·一二大屠杀后,这几个人有的叛党逃跑,有的消声敛迹以求活命,有的则卖身投靠到蒋介石那里去了。比如田汉就是跑到蒋介石的政治部里任职去了。他自己说,他到那里是因为哀叹南京武汉分家,出于对蒋介石的英雄的心的同情,表示‘愿意跟着蒋介石走,渡河杀敌’,‘遂直捣黄龙之愿’。他到了南京以后,在蒋介石政府总政治部宣传部主任何公敢的属下,掌管电影戏剧方面的工作。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田汉以国民党政府艺术顾问的名义,到日本京都、大阪、东京去聘请电影舞台装置师,准备拍摄他的为国民党歌功颂德的影片《南京》。他说:‘实在讲所谓革命的武汉也不是那么可以赞美的,所谓”南京政府“也不是没有可做的事’。这个人……”

毛泽东打断她的话说:“现在是批判胡风,其他的事一律不提。到处出击是什么事情也干不好的。从现在起,和周扬、胡乔木、田汉等人的恩恩怨怨再不要讲了。起码十年之内不讲!”

毛泽东继续往下看那几份材料:

“我计量了太多的仇恨,而又觉得对象们组成了庞然的存在,所以想用集束手榴弹的战法给他们一个致命的打击。这些人的可恶和可恨,是难以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说明的。我很奇怪,他们为什么能够获得了皇帝的支持?皇帝不懂装懂就要害相当的一批人了……”

毛泽东看完材料以后,从床上一跃而跳下来,大声说:“变了!性质完全变了!我们过去虽然不同意他的文化方面的观点,但是始终是把他当作进步的文艺人看待的,可是他却把我们当作敌人来对待,这就不是小问题了。”

“他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反对我们整个的党,”江青说。“我一看这份材料就感到胡风的问题要升级。周扬他们的按语得重新写。”

毛泽东说:“你给他们改写一下,然后送我审阅。看来我也得做文章了。要不是革命成功,我当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我就要当我的作家和评论家去。我最喜欢的差事,还是写文章。现在,胡风给了我一个条件。这一段,正愁着没有文章可作呢。江青啊,我看这篇按语是不是你先写一下呢?”

江青笑了:“我估计你要把打草稿的任务交给我的。”

“巾帼女将,披挂上阵嘛。”毛泽东也笑了笑说。

江青写东西很慢,整整一个下午的空儿,一篇近千字的按语出来了:

“胡风的一篇在今年一月写好,二月作了修改、三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到现在才把他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的报纸继续欺骗读者。从舒芜文章所揭露的材料,读者可以看出,胡风和他所领导的反党反人民的集团是怎样老早就敌对、仇视和痛恨中国共产党的和非党的进步作家。读者从胡风写给舒芜的那些信上,难道可以嗅得出一丝一毫的革命气味来吗?从这些信上发散出来的气味,难道不是同我们曾经从国民党特务机关出版的‘社会新闻’、‘新闻天地’一类刊物上嗅到过的一模一样吗?什么‘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什么‘在民主要求的观点上,和封建传统反抗的各种倾向的现实主义文艺’,什么‘和人民共命运的立场’,什么‘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什么‘反帝反封建的人民解放的革命思想’,什么‘符合党的进步纲领’,什么‘如果不是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我个人二十多年来是找不到安身立命之地的’,这种种话,能够使人相信吗?”

江青写到这里,写不下去了。她用牙齿咬住铅笔的顶端,用心思索起词汇来。

“来,我替你接着写!”不知什么时候,毛泽东出现在江青的身后,从她手里抽出笔,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接着往下写起来。他的用笔,如行云流水,气势立刻蓬勃而出:

“如果不是打着假招牌,是一个真正有‘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性和立场’的知识分子(这种人在中国成千成万,他们是和中国共产党合作并愿意接受党员的),会对党和进步作家那样敌对、仇视和痛恨的态度吗?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胡风反革命集团中像舒芜那样被欺骗而不愿意永远跟着胡风跑的人,可能还有,他们应当向党提供更多的揭露胡风的材料。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从进攻转变为退却(即检讨)的策略,也是骗不过人的。检讨要像舒芜那样的检讨,假检讨是不行的。路翎应该得到胡风更多的密信,我们希望他交出来。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胡风应当作剥去假面的工作,而不是骗人的检讨。剥去假面,揭露真相,帮助党彻底弄清胡风及其反党集团的全部情况,从此作个真正的人,是胡风及胡风派每一个人的唯一出路。”

江青说:“这样一来,我们就要发动群众,搞一场运动了。”

“这场斗争,看起来是一个胡风的问题,其实通过胡风要教育一下文艺界所有的人。对秀才们不一定要用棍子打,杀鸡给猴看就足够了。”毛泽东划着火柴,点燃一支烟卷,很有滋味地品了一口,接着说:“我从来不怕什么秀才造反。俗话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我看,十年也不成。但是,这些知识分子们的反动言论如果不及时批判,会影响其他,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所以,对这种反动的思想,要在它们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要除掉,不能让它产生气候。”

“我明白了。”江青对毛泽东的这种大家气度,佩服得五体投地。这些年来,她从毛泽东身上,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她很想在一定的时候,试一试她的这种指挥作战的才华。本来,这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她表现的极好时机,但收尾却是这种局势,她感到了一种难以启唇的羞辱和愁扰。

那天,毛泽东又把前头的段落作了若干修改,吩咐江青叫人抄出来。

这样,原来由周扬等人认定是一个属于人民文艺思想上的分歧和小集团的问题,被上升到敌我性质的政治问题了。原来的按语,无论是内容还是词汇,都是很温和的,现在一弄,整个气氛大变了。

三天后,即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周扬的信上批示:

“周扬同志:按语不好,改写一个,请你和陆定一同志看看可用否?如以为可用,请另抄付印,原稿退还给我为盼!可登《人民日报》,然后在《文艺报》转载。按语要用较大型的字。如不同意,可偕陆定一于今晚十一时以后,或明天下午,来我处一商。”

当晚,周恩来打电话,询问关于胡风按语的起草情况,他的话语很谨慎:

“如果主席对胡风的问题作了考虑,我完全同意主席的意见。不过,考虑到胡风的情况比较复杂,我们在研究他的事情上是否给他一条出路,请主席深思为盼!”

江青说:“胡风的问题现在显然已不是什么简单的‘文艺思想’的范围了。据我们掌握的材料看,胡风于一九二八年跑到日本,一九三二年春在日本被监禁了三个月,后回到上海,混进左联,伪装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段历史是可疑的,我们还应该查清。主席的态度是继续揭露这个反党分子,其余的问题等揭开以后再定。”

周恩来表示:“那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办吧。”

这样,从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三日到六月十日,《人民日报》连续发表了三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江青替毛泽东起草,毛泽东也亲自写了一部分按语和序言。

毛泽东指出:“在国际国内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时代,夺取了国家权力的工人阶级和人民大众,必须镇压一切反革命阶级、集团和个人对于革命的反抗,制止他们的复辟活动,禁上一切反革命分子利用言论自由去达到他们的反革命目的。”

经江青起草、毛泽东修改后的批示指出:“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他们给人以假象,而将真相隐蔽着,他们有长期的阶级斗争经验,他们会作各种形式的斗争——合法的斗争和非法的斗争。我们革命党人必须懂得他们这一套,必须研究他们的策略,以便战胜他们。切不可书生气十足,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看得太简单了。”“我们从胡风集团的阴谋活动这一事实,必须取得充分的经验教训,必须在各个工作部门中保持高度的警惕性,善于辨别那些伪装拥护革命而实际反对革命的分子,把他们从我们的各个战线上清除出去,这样来保卫我们已经取得的和将要取得的伟大的胜利。”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批判胡风和他的集团的同时,全国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又有相当一批人落到了和胡风一样的遭遇。对此,全党全国一致拥护。

江青知道,毛泽东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都会在他面前低头鞠躬的。

按照常规来说,伟大领袖的权威不会因为他的去世而马上消失,但是作为毛泽东的妻子,他们竟能在一个晚上从天上打倒到地下,这里又有什么样的原因呢?

江青苦苦思索着,思索着……

“这场戏,他们打算怎样收场呢?”她暗暗地自我问道。“现在,我和胡风的当年几乎是一模一样了。甚至,还远远地不如胡风呢,人们究竟该怎样看待这段历史呢?”


 

 

 

 

 

第二十五章
 

毛泽东多次批《清宫秘史》,江青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但刘少奇、周扬就是不买江的账。联系当年解散“左联”,江青现在只能苦笑了。

 

 


1976年,江青和尼克松夫妇

 

 

随着时间的流逝,江青越来越感到恐慌了。

在院子里散步的时候,她的脚步放得愈来愈慢了。当外面的哨兵喊叫的时候,心也咚咚地跳得急骤起来。仿佛她还在当年的中南海里,时刻都有人请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

是啊,自己成为囚犯,到这儿,已经快三年了。这三年,政局变化有多大啊!想起当年他们谈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的那些言论,她觉得脸上直发烫。

高墙的外面,喂着几条狼狗,时不时地发出“汪汪汪”的叫声,使她经常联想到过去的许多往事。她有时在狗叫的片刻里,轻声地骂道:“喂不熟的东西,长起毛来倒咬起主人来了。”

在狗的狂吠中,高大的铁门“哐啷”一声打开了。一个牛高马大的看守干部走进来,随手丢给江青一张报纸,上面正好刊登着一篇批判她的文章。江青对此倒是比较注意的:

“江青是个迫害狂,她对女护士的迫害说明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江青是一个难伺候的人,她比在封建社会那些使唤丫头的贵妇人毫不逊色。她身边只有一个护士,一天二十四小时,可以说是片刻不能离开她。江青醒的时候要伺候她吃药、按摩、打针、洗澡、换衣服,跟着外出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后要为她洗衣服、烫衣服、取药。一九六八年夏天,江青生了病,连续发高烧三四天,护士连续伺候几天几夜不能合眼,她一天要打上百次铃叫她。大热天发烧,江青用四条被子轮换盖着,出了汗马上把被子晾干,把衣服烫平。江青发烧嘴里起泡,硬说是护士给她喝水时烫着了她。护士伺候她吃苹果,得把苹果切成花生米那么大的一块块,用牙签一块一块地喂到她的嘴里。吃完东西后不刷牙,要让护士用牙签给她一个牙一个牙地剔干净。江青要拉屎,自己完全不使劲,要护士用手指一点一点地往外扣……”

“造谣,完全是造谣,”江青看完这些,气得把报纸一撕站起来,大声骂道:“这是对我人格的诬蔑!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什么护士!其中一个林彪死党派来的特务,被我赶走了,用这样一些坏话来糟踏我、丑化我,这算什么革命!”

一连几天,江青还为此事愤愤难平。但是她很清楚,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得罪的决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个集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所以华国锋几乎把过去她得罪过的一切人都发动起来共同对付她了。这种诬蔑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想到这里,她的情绪才逐渐地平静下来。江青反反复复地这样安慰自己。

事到如今,江青基本上无计可施,除了不断地看她那几本当年的杰作外,就是回顾往事。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初,列宁、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竞被修正主义集体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教训。这一严酷的事实,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前……”

江青念到这里,念不下去了。她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历史的巧合?”

她继续往下看,越看越感到心惊肉跳: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江青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震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到了上海。江青曾经忧心忡忡地问道:“你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真正出现大规模的反革命复辟?到那时外面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依我看,右派是翻不起身来的。这场大革命的演习,使左派和右派都得到了锻炼,不管是谁要起事,都得打外面的旗帜。你看,陈再道这个走资派搞复辟,也不敢公开反对我嘛,他反对的是王力和谢富治,我们一露面,右派都垮了。这就是这场大革命所起的效果。”

江青很高兴。她很相信毛泽东,包括他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

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去看望他。那天,江青也在场。

毛泽东的脸色很好,昨天睡得比较香。一见周恩来,他就高兴地说:“怎么样?老同志们都满意了吧?关锋和王力利令智昏,走向反面是必然的。老同志们也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跟上时代嘛。”

说完,他把一份记录稿从桌上取过来,递给周恩来:“这是我在视察中的一些讲话,春桥和文元整理了一份,你可以召开个会议,给大家透透风,下一步就要这么干了。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党的九大了。”

“是的,九大问题应该提到日程上了。为了开好大会,全党同志都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第六卷。”周恩来说,“同时出版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以此教育全党全国。”

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包括从这几个方面抓好大批判。同时也要抓组织,要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把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些表现不好的人清除出去,把新鲜的血液吸收进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的这份材料里基本上都谈到了这些问题。”

周恩来一阵兴奋,接过那份文件准备认真地学习和贯彻。他突然地冒了一句:“这下可好了,整个运动该走向正规了。”

这话似乎说得不明不白,但江青看得出,毛泽东是听清楚了。江青和毛泽东相互对视了一眼,没吭气。周恩来撇了撇嘴,似笑非笑。旁边的工作人员更是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吱声。

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此刻,周恩来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张春桥整理的那份文件:

“毛主席在视察期间,身体非常健康,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和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的伟大号召。并作了一系列最新的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毛主席还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注意到,在这句话旁,张春桥作了一段批示:“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中,强调了‘革命’的原则。短短的一段话中,主席讲了六次‘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还说:‘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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