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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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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说：“……我认为刘少奇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我可以揭发：一九三六年四月，刘少奇以党中央特派员的身份主持北方局的工作后，就一直从宗派的立场出发，依靠彭真，打击柯庆施。他对柯庆施和各地报上来的材料连看都不看，说：‘这些报告连擦屁股纸都不如。’他把叛徒彭真和林枫塞进北方局后，成了他的打手。当时，很多的同志都对他不满，柯庆施和李青玉等数十人联名给中央写信，揭发刘少奇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要求撤他的职，但在张闻天的包庇下给压了下来。后来刘少奇知道了这件事，对柯庆施恨得要死，几次欲置于死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风时，刘少奇让人给他贴大字报，胡说柯庆施是特务，当时彭真是党校的副校长，他们硬把他关了两年多。最后是毛主席给他平了反……
陈毅看了这封信，迟疑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莫非要动刘少奇？”
“从他犯错误的性质看，毛主席还是把他当人民内部矛盾来看的。”周恩来迟疑地说，“不过，我们是需要从另一方面来看问题。那就是他……”
“你看这场运动究竟会向哪个方向发展啊？”
周恩来心事重重地说：“我也不知道，我们都在看毛主席的啊！”
陈毅看了出来，周恩来的话，的确是他的心里话。
但是，彷徨中的周恩来有一条是非常清醒的，那就是他说的一句话：“政治是一门斗争的艺术，它会给你带来痛苦，也会给你以无穷的乐趣；它时时布满了陷阱和黑暗，但也处处给你以光明；它使智者通往天堂，它使蠢猪走向地狱；所以，研究这门学问便成了政治家的主课。不过，研究和实行其中的奥秘，是需要我们付出代价和本钱的，这也需要我们反复推敲和理解。”
江青没有想到的是：他们处心积虑地剪除了一批又一批异己，造了一遍又一遍的舆论，最后的政权还是落到了比刘少奇还坏的这些人手里去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第四章
江青提出请律师，最后她又都拒绝了。她想给特别法庭一个意想不到。于是，法庭内外的人都传遍了：江青根本不认罪！
1950年，江青陪同毛泽东、朱德等会见柳亚子
华国锋听说江青要请律师，嘴里嘀咕着什么，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他耳旁又响起江青的叫骂声。
当年，她不时地出现在他的面前，刺耳的斥责经常回响在他的身边。如果让她在法庭上讲话，天知道她会在大庭广众面前能讲出些什么。他找了点药用棉花塞住耳朵，紧紧地闭上眼睛，隔了很久才入睡。
不错，江青对他来说，始终是块心病。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日，当特别检察厅给江青等人发了起诉书后，特别法庭正式通知她，可以委托律师辩护，也可以请求法庭为她指定律师辩护。华国锋就担心她会请律师在审判她的时候大闹一场，甚至会来个倒审判。早在十月二十二日。江青就正式提出：“我要请律师替我讲话，我是无罪的，我要向人民公布真相。”
果然，江青一接起诉书，就提出了她要请的律师名单。“我要让史良来给我辩护，她是国家最有名的律师，我信任她！”她这样说。“我的身体越来越坏，不知道还能不能支撑到宣判？如果身体不行，能不能缺席判决？哦。不行啊，那我就坚持吧。我考虑的律师除了史良，再一个是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我过去陪同主席接见外宾时认识的。他很好。我考虑的第三个人是周建人，他的年纪也大了。你们都不同意？那就让我的亲属替我辩护吧。”
消息传到中南海，一片议论声：给她当辩护律师，谁敢替她讲话？顶着这个头盔，莫非想遗臭万年？“史良也不敢冒这个险。”华国锋说。
但是，江青还是提出要请律师。她说：“按法律，我完全可以请我的亲属嘛。他们敢于替我说话，也应该替我说话。你们否决我的意见，那就请你们为我指定律师吧。”
全国人大常委会上，彭真提出：“我们可以给江青指定律师，让律师给她辩护。我就不相信她能把罪辩成功。”
于是，特别法庭的看法统一了。
尽管没人愿意如此，辩护组的律师们还是准备接受江青的请求。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二日，两律师前往秦城，会见江青。一路上他们想了许多，提了许多设想。
那几天，江青也在思索着。
她反复学习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本书，是毛泽东指定让她好好读的书。过去她就读过，但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亲切：“恩格斯在总结他所做的历史分析时说：国家决不是从外面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国家也不像黑格尔所断言的是‘道德观念的现实’或‘理性的形象和现实’。国家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国家是社会陷入自身不可解决的矛盾的表现，是社会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种对立状况的表现。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彼此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互相消灭，使社会同归于尽，于是，一种似乎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似乎可以缓和冲突，使它不致破坏‘秩序’的力量。就成为必要了。这个从社会中产生、驾驭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
看来，国家就是一个阶级镇压一个阶级的工具。谁掌握了政权，谁就有了一切。现在，她终于尝到了失权的滋味了。她不由得想起了林彪的话：“政权就是镇压之权。”这个家伙的话还是不假啊！想到此，她心里一阵酸溜溜的，说不清是个什么滋味。
江青急迫而又无奈地走出监房时，有意问道：“法庭给我请律师，是真的还是假的啊？我见识一下吧。”
“我们国家刚刚有了自己的法律，是真是假你自己体会吧。”
“那为什么不让史良给我当律师呢？”
江青瞥了看守干部一眼，伸手拢了一下自己的头发，又故意挺起胸脯，神色安然地走进接待室。在律师的眼里，年近七十岁的江青一点都不像古稀之人。她保养得很好，身穿黑色的棉大衣，头上还戴了一顶列宁帽子，脸上露出满不在乎的样子。她扫了坐在对面的两位律师几眼，礼节性地给他们鞠了个躬，说：“你们好，辛苦了。”
两个律师对视一下，依然紧绷着脸。那个年纪大一点的人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请坐吧。”
江青笑了笑，缓慢地坐在椅子上。
“我们是特别法庭给你指定的律师，我姓张，叫张思之。他是华东政法学院的刑法专家，叫朱华荣。如果你同意，我们就可以对你的案情交换一下看法。”
“呃，我已知道了，我向法庭提过，我要委托史良作我的律师。法庭有什么理由不同意呢？”
“特别法庭的意见，我们没有听见。但是，我们作为律师，可以告诉你，你的这个要求很不合适。史良现在已不是律师，而且年事已高，她不可能作你的律师。”
江青一直用审视的眼光打量着他们，微笑着说：“关于你们的材料我也看过了。你们是很有名的律师，好嘛，我知道你们也很有可能是邓小平、叶剑英和华国锋等人派来的，但这并不可怕，没有关系。这是我们党内的斗争。文化大革命以来，党内的这种斗争就一直在继续着。他们是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经过了多少年的党内斗争，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党内斗争……”
“我要提醒你一句，我们和你的关系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党内斗争’的问题了。你是作为反革命集团首犯被起诉的。你的问题你自己应该清楚……”
江青被激怒了，她的脸一下红起来：“谁是反革命？我看他们才是反革命！我还要起诉他们、控告他们呢。华国锋、叶剑英们在我没有思想准备、无法自卫的情况下，给我戴上手铐的，我抗议他们的法西斯罪行，他们才是货真价实的坏蛋！”
张思之吃了一惊，他没有想到江青到现在还是如此的嚣张，便急忙说：“你不要再说这些了，还是表示一下，你到底要不要我们给你当你的律师，其他的问题以后再谈吧！”
江青怔了一下，说：“我还想请你们解释一下，什么是公诉？我的案子是谁起诉的？根据是什么？”
朱华荣扭头看了张思之一眼，很平静地对江青说：“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被告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所以，你的案子是由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
“哦，原来是他们干的。”江青冷笑了一下，“我对此嗤之以鼻！”
“特别法庭的起诉书，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江青说：“那真是一件绝妙的反面教材。他们把我和林彪拉在一起，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谁人不知，林彪是反我的元凶，他和我之间一直存在着激烈的斗争。他是杀我的罪魁。你们把杀人的和被杀的、害人的和被害的混淆在一起，请问这是什么样的法律？完全是颠倒是非嘛！”
“江青，你讲得太多了。这不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朱华荣说，“按照刑事诉讼法，对特别重大的案件，全国人大有权组织特别法庭进行审理。现在时间很紧，我们来征求你的意见是否同意我俩当你的辩护律师。如你同意，我们还要赶回去写辩护词，你看如何？”
江青打了个怔，随之微笑了一下，“我之所以想请律师，是因为我有很多的话要在法庭上讲，本来我打算自己讲的，但是我怕时间长可我的身体吃不消。而且我这个人过去被坏人迫害过，受过刺激，容易激动。我一激动起来，许多话会忘记掉，因此我要请你们作我的律师帮我讲话。至于同不同意你们当我的律师嘛，我得先建议你们先读读党的九大文件和党的十大报告。党的九大报告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写的，林彪只是在会上念了一下，连字都念错了。”
“我们是律师，哪些文件应该先看，哪些文件不应该看，我们自己知道，请你不要对我们发号施令。”张思之说。
“你不要这样和我说话，我是请你们替我和他们辩论的，不是让你们来和我辩论的，这大概是基本的常识吧？”
朱华荣平静地说：“律师的职责是……”
江青说：“请你说话的声音大一些，我是上了年纪的人，声音小了我听不见。”
张恩之大声说：“你讲的那些东西，涉及到案子方面的问题，是要在你是否同意我们作你的律师之后，才能开展研究……”
“我请律师的目的就是帮助我说话，你怎么先冲着我来了？”这时，两个律师几乎同时说：“你到底请不请我们给你当律师，请你能早点回答我们！”“让我考虑一下吧，行不行？”
江青回到监房后，开始了她的紧张活动。
她向监管人员要了一本《刑事诉讼法》，对照着发给她的“起诉书”，仔细地看了起来。
她一边看，一边在上面批写道：“这完全是对我和毛泽东同志的诬蔑，华国锋和邓小平们完全是想通过对我的丑化来否定毛泽东同志和他的战友们，对此我感到非常自豪，非常骄傲，我没有背叛我的诺言。对此，我是有思想准备的。”看守干部进来问道：“你还要他们给你当律师吗？”
江青说：“我一眼就看出他们是邓小平派来的，那个姓张的不是一个好东西，我不要，他说话态度不好。先要姓朱的，如果一个还不行，就再请一个。”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朱华荣和特别法庭重新给江青指派的代替张恩之的傅志人一起去秦城监狱。
江青第二次见到他们，显得比较热情些了。她一进门，主动拿起桌上的暖水瓶，给他们倒水，说：“特别法庭请你们来，我表示欢迎。我请律师不是为了包打赢这场官司，而是需要你们帮助我辩护。”她叹了口气，接着说：“你们不好辩护是吗？那出庭时你们替我念一下辩护词好吗？”朱华荣说：“我们律师工作，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你的辩护词只能由你去念，去辩护。这也是维护你的合法利益。”
“他们还给我合法权益吗？我要告诉你们，起诉书完全否定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我完全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是执行党中央的指示的。这一点是有证可查的。你们认为真理在你们手里，我认为真理在我手里。我没有罪。我不妥协。起诉书把我同林彪列在一起，真是有点不伦不类。林彪和叶群叫我给主席一份关于刘少奇的材料，是因为我当时兼任主席的秘书，不得不转嘛。这有什么罪？真是岂有此理！”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无权回答。”
“我可以理解。所以，我让我的女儿李讷来当我的辩护人，法庭为什么不回答呢？”“这类请求，你应向法庭提出，由法庭批准。”
“他们不回答我的问题，只好请你们了。”
“那么，我们可以先看一下你的辩护吗？”
“可以，”江青从怀里取出她写的那些东西。朱华荣和另一个律师看了后，摇摇头说：“这个材料我们不能替你读，还是你自己亲自念吧。”
“我请你们，那就是让你们来作我的代言人！当我在法庭上说不出话时，你们得代我说话。”
“你的要求是没有道理的，我国的辩护律师不是被告的代言人，而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我们不能接受。”
“既然如此，你们连辩护都不敢念，怎么还敢替我说话呢？这个伪装我也不要了。那就不麻烦你们了。”江青轻蔑地说。她认为自己已经达到了目的。
华国锋听了汇报，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江青拒绝了律师们后，回到她的监房里。
她对着铁窗冷笑连声：“什么律师，纯粹是欺骗世人，我决不给你们这种机会。走资派审判我，是我最大的光荣，我可以不理睬他们。但是，为了向全世界揭露他们的罪行，我决定利用他们给我的一切机会。”
她明明知道窗口有人在监视着她，但她还是旁若无人地自言自语：“现在倒好了，刘少奇成了英雄。他是什么东西，一贯反对毛主席！西安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他就以李醒华的笔名代表北方局发言，表面上拥护张学良和杨虎城，形左实右地提出要打死蒋介石，造成了北平党内思想的混乱和意见分歧，使学运领导工作很不得力。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说：‘党中央还没有表态，与其匆匆忙忙做错了，不如等中央表了态再做更好。’致使学运工作受到很大的损失。”
她拍着桌子大声骂道：“到现在，又把刘少奇吹捧成‘白区工作的模范’，简直不知还有羞耻二字！什么‘白区工作模范’，难道竟有扑灭白区革命烈火的‘工作模范’？难道竟有美化人民公敌蒋介石的‘白区工作模范’？刘少奇早在一九二九年任满洲省委书记的时候，就追随李立三推行‘左’倾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抗战爆发前夕，他大肆宣扬活命哲学，投降哲学，叛徒哲学，指示别人自首变节，要他们投降国民党、叛变共产党，公开发表‘反共启事’，他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的立场上，把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打下去，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在革命队伍内部起了极其恶劣的作用；他还抛弃广大工农群众而不顾，对抗毛主席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独立自主的方针，拜倒在卖国贼的脚下，乞求他们领导华北的抗日；这一切决不是什么模范们干的事，而是汉奸们干的事！”
那天晚上，她做了一场噩梦……感到窒息……想叫出声来……能听见自己的呼叫。
她猛然睁开眼睛，跳下床来，闻声赶来的监管人员也到了。虽然她曾经发出极度恐怖的惊叫，但当人们赶到后，她却若无其事了，只是眼泪在眼中打转。
有时，她猛地冲向铁窗，“放我出去，我要控诉邓小平和华国锋！”江青咆哮如雷。也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江青才更能够回忆过去的往事。
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夏天，曾经和她谈过几次话。
那天，他们谈了个通宵。
“江青啊，文化大革命要是失败了，你打算怎么办啊？”毛泽东说：“不是我悲观，这是很可能的事。以我看，成功的可能性有，失败的因素更多呀。”
江青说：“文化大革命要是失败，杀头、坐牢我一个人顶，我不会往主席脸上抹黑的。”
毛泽东摇摇头：“那是极而言之，其实我们都是跑不掉的。你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跑不掉，就是投降人家也不会要。古人有句话说得好：君子眼里有小人，小人眼里无君子。刘少奇、彭德怀、邓小平这些人，恨死我了。只不过在这种条件下，他们暂时隐瞒他们的本相而已。我们向人们揭露这一点，只是提醒罢了。”
这些，江青已经对律师讲清楚了，她感到欣慰。
她在紧张地打主意，她决定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不管怎样，她是毛泽东的妻子，世界上任何法律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她相信在法庭上能够征服民心的，她有这种预感。想到这里，她显得年轻些了：满头富于光泽的黑发，目光清澈。
江青饶有兴趣地读着“起诉书”，越看越气愤：
“林彪和江青反革命集团共谋诬陷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一九六六年八月，林彪让叶群把他们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指使雷英夫写了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同年十二月，张春桥单独召见清华大学学生蒯大富，指使他组织游行示威，首先在社会上煽动‘打倒刘少奇’。一九六七年七月，江青伙同康生、陈伯达决定对刘少奇进行人身迫害，从此剥夺了他的自由。从一九六七年五月开始，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和王光美专案组’，伙同康生和谢富治指挥专案组对被逮捕关押的人员进行逼供，制造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特务、反革命’的伪证。一九六七年，江青为了制造诬陷刘少奇的伪证，决定逮捕关押河北省副省长杨一辰（原中共满洲省委组织部干事）、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杨承祚（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天津市居民王光恩（原奉天纱厂协理）和刘少奇的炊事员郝苗等十一人。在杨承祚病危期间，江青对专案人员说：‘要突击审讯，把我们所要的东西在杨死前搞出来’。江青的决定，使杨承祚被迫害致死。江青指挥的专案组也使得王光恩被迫害致死。江青伙同谢富治还指使对病势危重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教授张重一（原辅仁大学教授，王光美之师）多次进行逼供，致使他在一次逼供后仅二小时即死去。江青伙同康生和谢富治等人，指使专案组对一九二七年在武汉同刘少奇一起进行工人运动的丁觉群和一九二九年在沈阳同时被捕的孟用潜进行逼供，制造伪证，诬陷刘少奇是‘叛徒’。由于林彪、江青等人诬陷，致使刘少奇遭受监禁，被迫致死……”
对刘少奇的每一步决定，都是通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现在，他们不敢把矛头公开对准这两个人，却让江青代他们受过。为此，她实在觉得可笑。
“你们知道吗？对刘少奇的处理是经过党中央全会通过的，现在华国锋们把一切都归过于我，难道公平吗？”江青在和律师谈话时，公开这样说：“这里，我丝毫不是感到委屈，而是不敢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她想起特别检察厅审讯她时的那段情节：
“你多大年纪了？”检察官问道。
江青抬着头正望着洁白的天花板，听见那粗暴的声音，冷笑着没有回答。
“江青，你应该如实回答特别检察厅的问题，这对你来说，是有好处的。”
每天都是老一套。她已经听了不知多少遍，她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话。
“你在刘少奇的问题上，作了哪些工作？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是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尽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而已。”江青回答得很轻松。
“你觉得你在刘少奇问题上有罪吗？”
“有罪的是刘少奇，而不是我。你们已经颠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江青气得白了脸，“终有一天，这个问题会重新提到桌上来的，但不是现在。我保留这个问题上的发言权。”
这时，特别法庭和参加旁听的人都传遍了：江青根本不认罪！
他们预感到，审判江青将是这次公开审判中最热闹的一幕。
第五章
“华国锋欺世盗名，把谎言加在自己头上，要利用‘反诉’回击他们”，江青在审判之前已下了决心。
江青在文革的群众大会上
江青斥退了法庭给她指定的律师，她认为这是她的胜利。
她给自己制定了斗争策略：一定要在法庭上建立坚持真理的形象，树立自己毛泽东革命路线捍卫者的地位；要揭露华国锋和邓小平的真面目，决不低头。
她反复研究对她的起诉，除了捏造和诬蔑外，就是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而这一切，恰恰是在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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