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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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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把林彪、叶群捏造的诬陷刘少奇的材料口授给雷英夫，指示雷英夫写诬陷材料。八月十三日，林彪看了雷英夫写的诬陷材料。八月十四日，林彪在他的住处告诉雷英夫，用给林彪和毛泽东主席写信的形式，附上诬陷材料，由他批转毛泽东主席，还说：‘这样更政治化些’。当天，林彪就把雷英夫写的信和诬陷刘少奇的材料批送给江青‘酌转’毛泽东主席……”
把正常的转一封信件作为勾结的证据，这真是办案史上的一大奇闻。江青坐在那里，气得脸都白了。她在预审时已经给他们提出了这个问题，看来他们是再也拿不出什么更为过硬的东西了，只好死咬住这点把柄不放。实际上，林彪提供的材料既不是打倒刘少奇的唯一依据，也不是打倒他的根本原因。特别法庭完全回避了毛泽东发动旨在搞掉刘少奇的文化大革命的根本动机和原因，抓住一些鸡毛蒜皮当旗帜，完全是为了整我江某人。如果这条能够站住脚，那么今后谁还敢替领导人转送材料和文件？更何况我江青作为毛泽东的秘书和妻子，转送和接受给毛泽东的信件完全是份内的事情。特别法庭的人，可以说就根本没有查清或者说是有意掩盖毛泽东搞掉刘少奇的真实过程。这样的办案，怎么叫人能心服口服呢？
江青闭上眼睛，面前出现了毛泽东当时决心搞掉刘少奇的点点滴滴……
一九六五年的国庆刚过，毛泽东就对江青说：“北京没法子呆，得赶快走！这里随时都可能要出点什么事情。刘少奇这些人是要搞鬼的，他们想在党的九大上弄出点名堂来。舆论已经好了，我的材料他们也准备好了，就差举拳头了。我们再不和他们争时间，恐怕条件一成熟，我们就是再说什么也来不及了。彭德怀已经到了西南，这是一个信号，他们动手的信号。”
毛泽东在上海和杭州，名义上是审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文章，实际上就是在部署对刘少奇的批判或解决他的问题。沿途，毛泽东和许多的负责人谈了话。毛泽东把他在民主革命时期批判刘少奇的九篇文章找了出来，让一些人看。他对陶铸、张春桥、林彪等人说：“刘少奇这个人，社会主义这一关怎么也过不好。我当初批评了他许多次，全心全意地是希望他能改正错误。他也和我多次表示要改，但是事情一过，他还是老样子。他是年年上大学，年年不毕业。看来，这一次要给他动一动手术了。他的问题不是什么尊重不尊重我的问题，而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问题。我和少奇是学问之争。”
那时，毛泽东想通过发表他的这些文章的方法来公开他和刘少奇的分歧及矛盾，以便重新组织中央的力量和队伍。但是，他试探了几次，几乎所有的省委第一书记们都不太同意他的主张。陶铸说：“我看还是让少奇同志给你作个自我批评算了，过去的错误就不要纠缠了。少奇同志还是尊重你的。”有些人还偷偷地把毛泽东和他们的谈话告诉了刘少奇。刘少奇在来上海和杭州时，主动地向毛泽东道歉。从这一系列活动中，毛泽东发现要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林彪得知毛泽东的意图后，公开表示：“我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站在主席一边的。为了防止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搞政变，有两个办法可以采纳。一是把可靠的部队以战备为名调往北京附近；另一条凡不是主席决定的会议，主席不要去参加。他们会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用勃列日涅夫搞掉赫鲁晓夫的手法来对付主席，那就防不胜防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只要军队在我的手里，他们的这一切都是可以对付的。我对刘少奇从来没有好印象。只是他在延安时，口口声声地要树立毛泽东思想，为了大局我投了他的赞成票。其实，这个人可是有野心的。”
毛泽东也看到了这一点。早在一九五四年的时候，毛泽东提议让林彪担任了国务院副总理。第二年的四月，即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又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一九五八年五月，毛泽东提议，中共八届五中全会通过，林彪成了中共中央副主席。此后的第二年，他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部长。
这下，才使林彪在一九六六年的文化大革命中发挥了他的作用。这和我江青个人有什么关系呢？
江青在两天前就对送达传票的人说：“你们的这份《起诉书》是冲着毛泽东主席来的，只不过你们认为公开反对毛泽东的时机还是不够成熟，就把矛头对准我来丑化他。这是一个极其恶毒的反革命阴谋。你们有话不敢明讲，就用这种指桑骂槐的策略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是你们的一大发明。从这点上讲，江某人佩服你们。”
想到这些，江青筹划着她到了法庭辩论的时候，再起来揭露这个阴谋。
黄火青继续用高昂的语调宣读《起诉书》：“……一九六六年十月，江青勾结叶群，指使江腾蛟搜查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让吴法宪把江腾蛟找来北京，对江腾蛟说：‘江青同志有一封信落在了郑君里、顾而已他们手里，现在究竟在谁手里还不清楚，你可以组织一些人搜查一下郑君里、顾而已、赵丹、童芷苓等五个人的家，凡是书信、日记本、笔记本之类的东西都拿来’，‘要绝对保密’。江腾蛟回上海后，组织四十多人，冒充红卫兵，于十月九日凌晨，搜查了赵丹、郑君里、童芷苓、陈鲤庭和顾而已的家。江腾蛟将搜得的东西分两次送北京叶群住处。一九六七年一月，在江青亲自监视下，谢富治、叶群动手将搜来的有关江青的信件、照片等烧毁……”
江青坐在被告席上，脸上一阵火辣辣地发烫。要是在允许她说话的场合她早就跳起来了。但是在今天这样的场合下，她不能不保持沉默。用她的话来说，这是审判者们和林彪的势力勾结起来整她的暴露。预审期间，她反复地说：“我在三十年代的活动都是正常的，没有必要采取你们所说的这些活动。我写的信有什么关系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林彪、叶群这些人早就打上我的主意了。他们对我的历史很感兴趣，就像现在有这么一些人一样。他们以为我会对我在三十年代的东西忌讳，所以一方面讨好我，另一方面在我的背后搜集、整理我的黑材料。抄家既然是他们干的，那当然他们就是这案子的后台嘛。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在另一次审讯中，江青主动提出这个问题，她说：“关于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的问题，完全是林彪和叶群企图整我的一个阴谋。我想起来了，林彪摔死后，以清查为名清理他们的反革命据点的时候，就发现了他们整我的大批黑材料。当时姚文元同志起草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中，就这样揭露他们说：“在林彪的指使下，林彪一伙秘密地组织亲信，收集和复制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黑材料，甚至私设反中央政治局同志的秘密档案和专案组。这些黑专案组，由黄、吴、李、邱直接控制，亲自出面布置任务，批阅和修改黑材料。他们采取捏造事实、制造谣言、肆意中伤等反革命手法，阴谋陷害中央政治局同志，为发动反革命政变作准备。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李、邱对反对过他们的革命干部和群策，进行残酷迫害，私立专案，私设监狱，违法乱纪，草营人命，实行法西斯专政。你们所说的抄家，就是林彪整我的黑材料和非法搞我的专案的一个部分。你们应该审问他们才是正确的，现在他们刚打一耙，反过来把矛头对准我，就是为林彪翻案。对此，我只能表示极大的愤怒。”
“你说得这些站不住脚，叶群指挥江腾蛟等人抄家的时候，你和林彪的关系还没有破裂，你们正是亲密战友的时候，怎样能说他们是为了整你而搞你的黑材料呢？”
“你们说林彪们抄家是和我勾结，有什么证据？”
“吴法宪等人的揭发和他们的材料就说明了这一点。”
“不，这恰恰证明了他们是为了整我而去抄家的，他们想用这样的手段来败坏我的名誉，以达到他们打倒春桥和文元等同志的目的。这是我和你们根本不同的观点。他们做不到的事情。现在通过你们的手实现了。这才是一种绝妙的配合或默契呢！”
“你这是对特别检察厅的诬蔑。”
“那就用事实来说话吧。”
江青和检察官们的唇枪舌剑的辩论，并没有能改变事实的真相。特别检察厅的《起诉书》还是作了同样的认定。这次开庭的庄严场合下，再一次给了江青当头一棍，
“……综合上述犯罪事实，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迫害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总书记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迫害、镇压广大干部、群众，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席，策动武装叛乱，证明他们是以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为目的的反革命集团。他们所犯的严重罪行都有大量确凿的证据。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遭受诬陷、迫害和遭受株连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及一度被蒙蔽、欺骗的干部、群众，都是他们罪行的见证人。……”
江青已经把她的耳机拔掉了，她仰靠在椅子里，闭上眼睛，她认为她是在不住地嘲笑黄火青那付装腔作势的架式和口气。他们不敢正视一个事实，即：林彪们正是出于反对我江某人才落了个暴尸荒野的下场的。林彪是我江某人坚持斗争，才有了今天的。现在，《起诉书》硬是把我江某的事实和林彪过去的一些活动生拉硬拽在一起，就混淆了是与非，弄得整个事情的面貌模糊不清，有功的变成了罪大恶极，无耻的小人却成了受害的英雄。江某人怎么能受这种窝囊气呢？
黄火青宣读的《起诉书》已经接近尾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条关于适用法律和规定，本厅确认，下列主犯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分别犯有颠覆政府、分裂国家罪，武装叛乱罪，反革命杀人、伤人罪，反革命诬告陷害罪，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刑讯逼供罪，非法拘禁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本厅依法提起公诉……”
江青转过头，看了一眼身旁的其他几个被告人，林彪集团的那些人一个个弓腰弯背，早就成了一摊烂泥。只有张春桥可真有种，表现出对这个法庭不屑一顾的神气。江青不胜惊异地注视这位身板挺拔硬朗的男子汉：他半闭眼睛，满不在乎，潇洒而又超脱，只是那不够舒展的眉宇间，暴露了他的忧虑和愤怒。“经过考验的革命家，你这才是英雄呀！”江青不禁心中暗想。
还在来这个法庭的路上，江青就预料到了这个结果。她总是觉得可笑，有时在思考这些事情时，她被他们的愚昧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无知弄得失声笑了起来。连押解她的卫兵都奇怪：这个江青是怎么回事？别人连哭都来不及，她怎么在临受审的时候还要笑呢？江青看到这些小战士纳闷的面孔，竟然自我解嘲地说：“你们不了解我，我是无罪的人，不但无罪，而且有功。毛主席早就预料到中国可能会发生这种局面，所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这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只是出于华国锋的叛变，使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遭受……”
“闭嘴，江青，我们不听你的煽动！你不要在这里放毒！”
江青扫了他们几个一眼，只好不再说话了。当一个小战士推了她一下时，她回过头，狠狠地说：“你们再这样，我就大闹法庭！”她问另一个法警：“今晚还走不走？干脆不走了，我们就在这里住，每天坐车受不了了。你们告诉他们，我江青是个病人，我不能忍受这种非法的折磨。要是他们还谈什么人道主义的话，就给我想办法。”
现在，到了开庭的时候，她也顾不上这许多了。
直到下午五点二十分，黄火青的《起诉书》才宣读完毕。不等江青缓过神来，江华就大声宣布：“从今天起，江青等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审理。现在休庭！”
“完了？”江青似乎莫名其妙地站了起来，留恋地环视着周围的人们。这时，法警过来押她走。江青从过道退场时，望着数百双投过来的目光微微点头，显得自豪而又骄傲。唉，只有江青才能作出这样的独特动作呀！连邓小平也不得不这样地说……
久违了，江青女士！
第十一章
江青仿佛又回到了六三年她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抓戏剧革命，与彭真、陆定一、周扬他们斗争的岁月。现在却定她一个人的罪，“怎么令人服气呢？”
江青同志画像（乌拉德1986年）
江青回到监房后，对法庭上的感受大谈不止，好像她是刚刚从前线回来的英雄。就是在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也是嘴里哼着《红灯记》的唱段，不住地走来走去，好像在思考战役前的方案。
“我看见了张春桥，他是好样的！”江青得意地说，“他那副神情就是对法庭和整个当局的抗议，他从思想上就没有承认这个反革命政权。所以，他坚决拒绝回答法庭提出的一切问题。瞧那个法庭的模样，就像唱戏里的阎王殿似的，没有个公平说理的样子。王洪文可就不行了，低眉锁眼，当年的造反派勇气到哪里去了？姚文元还可以，还能沉得住气，就是缺乏和他们大辩一场的准备。面对阎王殿，就是要以死抗争。”
“你不要老说这些话，这对你有什么好处呢？你看人家吴法宪的态度有多好。”
“他是什么东西？他是迫害毛主席的人。我们审查他的时候，他就是那个样子，哭哭啼啼，不像个男子汉的样子。”江青怒气冲冲地说，“还有黄永胜，他是林彪的这四员大将中唯一参与了策划杀害毛主席的人，他是和林彪研究了政变的头子。特别法庭好像对此没有什么印象。这个家伙可是狡猾呀，林彪摔死后，他销毁了不少的证据。我们对他下手晚了一些。毛主席给了他们十天的时间，让他们能够走坦白的道路。但是眼见的他们一个个订立攻守同盟，大批地销毁材料，继续打击知情人。这时，是我报告了毛主席和周总理，建议该行动了。”
她讲起这些来，滔滔不绝，仿佛她真是反对林彪的英雄。
“在逮捕黄永胜之前，我和他谈了一次话。那是我冒着风险去的，冒着他杀害我的危险。我对他说，只要你能很快起来揭发林彪的阴谋，我保证你能过关。他当着我的面还是说假话，说他和林彪、叶群之间没有特殊的关系，矢口否认他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甚至还说他也是反对陈伯达的。我说：‘既然你不听我的话，那么我可就无可奈何了。’于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是眼看着他走向这条道路的。他要是能走揭发林彪的道路，事情也许就不是这样了。”
“他就是揭发了林彪。投靠了你们，也不是和你现在的命运一样吗？”
江青的脸色刷地变了：“这是什么话？黄永胜怎么会站在我们这一边？他是把我恨死的人。昨天开庭的时候，我看见他了，他那副恶毒的眼光至今没有变。我真不知道法庭为什么对这些宝贝人物那么开恩？而对我们这些真正跟着毛主席走的革命派却是极端地仇恨。”
话语里，仍然流露出一种居高临下的架式和口气。
“毛主席当年说陆定一的中宣部是阎王殿，他们是专门压制革命派的。今日的法庭对杀人的、残害革命派的，没有多少兴趣，却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的左派，采取如此蛮横的态度，难道不是阎王殿吗？”江青越说越气愤，激动得时候竟然站了起来，指着铁窗说，“你们想一想，假如毛主席健在，我会到了这里吗？毛主席遗体未寒，他们就玩弄起这样的阴谋来，这种矛头不是对准毛主席的又是什么？就这，他们竟然还好意思地吹嘘他们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为指针的，真是不要脸到了极点。”
“江青，我们是不会和你一样去反对党中央的，你难道不怕我们会给你报告吗？”
江青哈哈大笑了：“你们不是给了我几张纸吗？我还要把这些写出来在法庭上宣读呢。问题是下知道他们让不让我讲话。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三十日，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附记中驳斥夏衍对他的攻击时写道：‘头子’而老，‘牢骚’而‘又’，恐怕真也滑稽得很。然而我自己，是认真的。‘你们大概不知道这话的真正意思。因为鲁迅在《答周刊编者的信》中对田汉化名绍伯攻击鲁迅的文章《调和》给予反击，于是夏衍就在鲁迅背后说：‘这老头子又发牢骚了！’所以，鲁迅讲了那样的话。现在我也可以借用鲁迅的话来回答你们：我评论当局的话看起来难听，却是可以经得起鉴证的。什么江某不认罪啦，什么江某骄傲啦，统统都是当局逼出来的。这些，你们都可以汇报。不过，你们汇报时，最好要实事求是，不要造谣。不要拿上江某的脑壳去讨功领赏。我平生最恨的就是造谣、诬蔑和同一营垒里的叛徒。”
“那么，你是否认为王洪文是你的叛徒呢？”
“我避免谈这个问题，因为王洪文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出现的问题，而且至今我不了解情况。但是，我知道华国锋是一个彻底的叛徒，他背叛的不是我，是毛主席。”
“江青。你听了《起诉书》里指控你的犯罪事实后，有什么看法？你觉得检察厅讲的是不是事实？”有人故意这样问她。
“我看了几遍，又听他们宣读了一遍。根据我的回忆，里面是真真假假。有真有假。”江青毫不在乎地说，“有一些是高抬我了，把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功劳加在我江某的头上了。有一些嘛，完全是无中生有啊。什么我和林彪如何如何，真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弄出来的鬼名堂。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些话，希望你们转给当局。那就是：林彪早在一九六六年底，他就和我们党内的一些人勾勾搭搭地想搜集我的一些材料，整理我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的黑档案。他们逮捕了一些人，都是林彪的小分队们干的。如果我在外面，肯定能够拿出许多的材料来。”
因为江青面对着的不是检察官和专案组的人，所以她的话语里就没有那么多刺激的词汇了。有时候，她的话里也有悲哀：“我们搞了整整十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教育，全被林彪这个王八蛋给弄坏了。我们对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信仰不同于迷信。立足于科学的信仰，就是革命勇气的来源，是比黄金更可贵的精神黄金。”
在监管员的眼睛里，江青的思想几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她是想到哪里就说道哪里的，而且是什么话都可以说。她的思想和语言，完全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几乎没有什么新鲜的语言，听起来令人感到荒诞和可笑。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他们还是耐着心情听她讲，他们奉命要汇报江青首次出庭后的思想和谈话。直到医生给江青检查身体的时候，江青还在说：“我的脑子我感觉很不好，身体的各部位都有不舒服的反映，我是硬行强顶啊。你们大概不知道。有两次我都几乎要晕倒了，但是我想着毛主席的教导，紧咬牙关给顶过来了。”
连续两天没有传江青，她知道法庭已经在开庭审其他的几名被告。她的兴奋情绪也稍微安静了些，又反复地研究那篇起诉书。她认为，里面把她的事情和林彪及其他的许多人物的事情连在一起，谁也弄不清某些事情到底是谁干的。二这是特别法庭的一种瞒天过海的把戏，把林彪的一些事情强加在我的头上后，既可以冠冕堂皇地把他们打扮成维护毛主席的模样，又可以借林彪的罪名来杀我，争得人心。“这种反革命的伎俩是多么毒辣啊，”江青反复这样讲道。
《起诉书》里说：“文艺界，仅文化部及其直属单位受诬陷、迫害的就有二干六百多人。著名作家、艺术家老舍、赵树理、周信芳、盖叫天、潘天寿、应云卫、郑君里、孙维世等被迫害致死。”
江青的注意力回到她所熟悉的文艺界的时候，对里面的一些陌生的人名感到奇怪了。这些闻所末闻的一些人的死和自己有什么关系呢？文化大革命中的好、坏人死了成千上万，难道都需要我来负责吗？像这样的逻辑，那么害一个著名的政治家岂不太容易了吗？随便找几个人的死，就可以把任何领导人置于死地，这是标准的构陷！这大概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后陷害革命者的惯用手段。
江青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上海一直以搞文艺和戏剧为掩护，秘密做地下工作。建国以后，她的手也多次伸向文化艺术界，把整个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弄得风雷激荡、六神不安。
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江青和张春桥一块接见芭蕾舞剧《白毛女》演出团的时候，江青就说：“在上海，我只要两个团，一个是你们，另一个是京剧团。我对文艺一直是有偏爱的，但是现在不行了，主要的精力是搞政治，剧团的政权问题还比较好解决。但是文艺上的‘破’与‘立’上，‘立’是稍难一些的，也不难。我的雄心壮志是：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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