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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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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七四年三月八日晚上，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和陈永贵以及文化部的领导人们统统都来看戏。演出一结束，江青就上台对演员们说：“《三上桃峰》是一株为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是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搞的，于演员们没有关系。我今天特意穿上军装来看戏，就是为了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她连喊三声后，又对演员们说，“你们应该起来和他斗，刘少奇被打倒好几年了，还有人要为他翻案，你们看这个阶段斗争和路线斗争是多么的尖锐和复杂。”
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了署名“初澜”的文章，开始大加讨伐：
“在我党的历史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同刘少奇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长期的激烈的斗争。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提出了‘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战斗任务。一九六三年五月，毛主席亲自主持指定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即十条），广大农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后不久，刘少奇抛出了一条形‘左’而实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人民群众，保护牛鬼蛇神。刘少奇指派他的老婆王光美窜到河北省抚宁县的桃园大队，以‘四清’为名，行复辟之实，炮制了一个旨在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桃园经验’。王光美狂妄地说：‘全国都在学大寨，桃园要在政治上超过大寨，叫全国也要学习桃园。’一九六五年一月，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批判了刘少奇的反动路线以及‘桃园经验’，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向深入。”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江青对张春桥、姚文元和几个笔杆子们说：“你们要看到这出戏跳出来不是偶然的。山西省委第一书记谢振华是个红小鬼出身，这是好的。但他参加革命后，跟的人可是不太好呀。你们知道吗？毛主席刚到延安时，创办了一个叫红军大学的学校，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变以后，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这时谢振华在抗大二队，和余秋里、张震、洪学智、张国华、谢富治等人一块参加学习。一九三七年八月，谢振华被派往山西太原，任战地动员委员会人民武装部政工科长。一九三九年初，谢振华调回延安马列学院学习，同我编在一个小组学习。这个人好凶呀，动不动就和我发火，说我是什么‘小资产阶级分子的虚荣心’、‘什么怕艰苦生活’等等。我说你是‘狗屁’，你懂得什么叫小资产阶级？我要是怕艰苦，我来延安干什么？他再也不敢胡说了。现在看来，他的反动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为刘少奇翻案，就说明了这一点。”
张春桥也在提醒秀才们：“王光美从桃园撤退后，还留下一个巩固组，送去一匹大红马。追随者在桃园附近立起一块高达丈余的石碑，上刻‘永不忘记’四个大字，为她树碑立传。王光美还到处作报告，特意亲自到文联礼堂讲话，动员文艺界给她鼓吹。”
于是，姚文元亲自在文章里写下了一样的一段话：“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政治背景，一九六五年夏天开始，在被旧中宣部这个阎王殿控制的舆论阵地上，围绕着通讯《一匹马》和故事《三下桑园赎马记》，掀起了一股宣传热潮。主持宣传的人特意提醒说：这个‘故事发生在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地方——河北唐山地区抚宁县，更加引起人们深思。’‘深思’什么？就是要人们看清楚这故事是为王光美涂脂抹粉的，是为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他导演的‘桃园经验’翻案的。”
“初澜”的文章地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三下桃园》受到了革命群众的批判，这块‘碑’被推倒了，打碎了。事隔八年，在某些人的指使和鼓励下，《三下桃园》改名为《三上桃峰》，又被重新搬上了舞台，把这块被推倒了、打碎了的‘碑’又树了起来。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阶级斗争啊！从（《三下桃园》到《三上桃峰》，中心事件没有变，故事情节没有变，基本的人物关系也没有变。惹人注意的三处改动是：一、‘桃园’变为‘桃峰’；二、时代背景从‘四清’运动后的一九六五年推倒一九五九年；三、那个姓王的女县长不见了。然而，越描越黑，欲盖弥彰。这些改动，除去炮制者完全知道一匹马的政治背景，完全知道《三下桃园》的政治要害，作贼心虚，害怕马脚败露以外，丝毫不能说明别的。”
文章中的“某些人”就是指谢振华。
“全剧结构的中心是马。戏的开头，作为主要人物的青兰，在初上场的唱段中唱道：‘持续跃进，万马奔腾’。接着，在同一场，她又唱道：‘他扬鞭催马猛驰骋，菊花青怎经得起猛烈奔腾’，于是，全剧就围绕着这匹病马兜起圈子来。剧本告诉人们，这是一匹患有‘脑迷症’、‘病了好几个月’的病马，此马‘千万不能猛骑快跑’。后来，它终被猛骑了一阵，由于‘快速奔跑使猛劲’，就‘浑身淌汗，四肢发抖’，卧倒在地，终于死去了。对此，剧本叫嚷‘要接受教训’。好一个‘接受教训’！须知这个剧本是把故事的发生年月别有用心地改在一九五九年春天的。这时，正是我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指引下，高举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的革命红旗高歌猛进的年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剧本刻意讲述一个‘跑死病马’的‘寓言’，它的矛头所向还不清楚吗？这种咬牙切齿的咒骂，和赫鲁晓夫对我们的诬蔑有何不同？和刘少奇攻击大跃进是‘搞得太猛，出了毛病’的黑话，有何不同？和林彪一伙攻击大跃进‘凭幻想胡来’的黑话有何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否定不了的，人民群众的劳动所结出的胜利果实是抹杀不了的，这种咒骂只能暴露出这出戏的炮制者完全站在地、富、反、坏、右的立场上。更有甚者，当剧本写到病马累死之后，另一匹马就立即登场了。这匹大红马是由剧中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人物老六牵上台的。这匹象征着资本主义势力胜利的马一上场，就博得了满台人物的一片喝彩：‘好马！好马！好马！’连用三个‘好’字。无需再作解释了，作者的用心已十分明白。他们就是要用这两匹马的对比，咒骂党的正确路线，呼唤资本主义复辟。”
谢振华给周恩来总理打电话说：“我看了什么初澜的文章，里面是典型的胡说八道，我们绝对不能向这种强词夺理的胡说八道低头，我是否应该向毛主席喊冤？我就不信经过了那么多得曲折和苦难以后，我们的党还要继续这样穷折腾下去，此风开了头，我们的山西就又要打乱了。”
周恩来说：“振华同志，只要你不是反党的，就要能够经得起考验嘛。我劝你还是多检查自己的错误，有什么错误就检查什么错误，既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要相信毛主席是会弄清楚一切情况的。你现在的头脑已经大了，先冷静下来。好不好啊？”
那天，谢振华开会的时候，碰见了邓小平，谢振华说：“小平同志，现在我才看清楚了一些人的真面目，他们根本不讲理，我看他们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话说到这里，我也就豁出去了，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看他们能把我怎样，与其硬说没有，干脆就说有吧。”
邓小平很感动地对谢振华说：“老谢，你在这种恶劣的情况下敢于讲真话，支持正义，令我非常感动，但是现在还不到把盖子揭开的时候，人家就是要整一些同志的，就是没有这出戏，也会找出另外的问题来的。江青这个人太放肆了！完全是为所欲为，丝毫不受党纪国法的半点约束。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哇。我们国家要是再造样下去，党的优良传统就会彻底地丧送在这些人手里。人妖颠倒、是非混淆。”
谢振华也气愤地说：“我看这种局面维持不了多久。本身搞这种名堂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有人把这些情况汇报到江青那里后，江青对毛泽东说：“你看这个谢振华还能继续干这个省委书记吗？他公然和替刘少奇翻案的人站到一起去了，这个人的思想可是成问题哪。”
毛泽东说：“我看你们是逼人上梁山哪。我看了初澜的文章，就很难说服人，起码没有完全说服了我。我就不相信谢振华会替刘少奇翻案。不过你们有意找个靶子打一打。练练兵也无妨不可。”
江青说：“这个谢振华可不是仅仅这点问题。据陈永贵同志的揭发，一九七〇年七月，我们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夕，陈伯达为了进行反党的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窜到山西进行活动。谢振华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在太原陪着他到几个单位去跑，召集地、师以上的干部让他接见，还把他的黑话印发到各地去执行。他跟着陈伯达和郑维山到了内蒙，参加所谓的‘华北经济协作会议’，这是他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跟着陈伯达大肆鼓吹‘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关键。陈伯达被揭露以后，谢振华不是很好地揭开盖子，反而表白他自己说：‘陈伯达来山西受到了冷遇，对山西的接待很不满意。’在郑维山为林彪修展览馆的问题上，谢振华也是多次说：‘修展览馆我们抵制了，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出。’实际上这是一种很不老实的态度。事实上，他是积极地参加了修建展览馆的。在修建之前，他听取过施工部队的负责人关于修建展览馆的汇报，参加了图案模型和展品的预审。施工时省里还出了人、出了车去支援。并出钱修建了为展览馆服务的招待所。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白他自己，说明了他很不老实嘛。我在问他郑维山在五台山为林彪修建行宫的问题时，他却说不知道。他怎么能不知道呢？这个人让陈永贵把他揭露得体无完肤了。”
毛泽东哈哈笑道：“当初认为跟着林彪和陈伯达是个光荣，现在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要离开他。可见那个东西确实不光彩。林彪和陈伯达都成了过街老鼠了。既然你们已经通过批判《三上桃峰》把山西的盖子揭开了，那就尽量弄个水落石出，看看到底谁是正确的。对陈永贵支持一下也好么。”
于是，由王洪文出面主持，江青、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和其他的政治局委员都出面，召开了解决谢振华问题的山西省委常委到京汇报会议。
江青一到会就指着谢振华说：“你别以为你的资格老，比你资格老的我见多了，他们脱离群众，都被打倒了，难道你也想步他们的后尘吗？我们本来是老熟人了。你在延安的时候，是我们的大队长，那时你就好凶呀。你就是喜欢镇压群众。一九六八年初解决晋东南问题时，有两个排在途中对群众组织开枪还击，造成了流血事件，你知道吗？”
“我听到了汇报，没有及时地解决和处理。”谢振华说。
江青得意了：“你现在是山西的土皇帝，新军阀，你再不认账，不好好检查，我一句话，就叫你这个省委第一书记变成光杆司令。你信不信？”
“我当然相信，你有权嘛。”谢振华说。
“不过有人说我不爱看样板戏，这不符合事实，八个样板戏我都看了，一个都不少。”
经过了六十多天一连串的批判，谢振华终于被迫写出了一份检查，在提到《三上桃峰》的问题时，说：“晋剧大毒草《三上桃峰》在我省出笼，是我不抓上层建筑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使资产阶级文艺黑线在我省回潮的突出表现。《三上桃峰》是为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翻案的大毒草。这个戏，我曾看过，但没有看出任何问题，听任其在我省广为上演，散布了反革命毒素。我同意了把《三上桃峰》作为主剧参加华北调演。这是我省文艺黑线回潮的大暴露，也是我不抓阶级斗争造成的结果。出现这样严重的政治事件，是我最大的失职。是对党、对毛主席、对人民的犯罪，感到万分沉痛。江青同志代表中央在接见我省晋剧院演员时提出‘炮轰谢振华’，这是完全正确的，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使我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有发动群众炮轰，才能彻底粉碎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反扑，才能坚持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是对我政治上最大的爱护，我表示完全接受，坚决拥护。”
“你想，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能翻的了案吗？”批判谢振华时，江青问道。“那简直是痴心妄想！那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刘少奇要翻天，除非太阳从西边冒出来！，”在场的中央领导人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
江青看了他的检查，还想向毛泽东建议，继续让他到山西各地去接受批判。毛泽东摆摆手说：“算了，谢振华的问题到此为止。这个人，将来也可能还要重用，你们不要一棒子把人打死。就是陈永贵同志，难道他就不犯错误？照样犯。林彪是没有当政，所以不提了。林彪要是得逞了，我们党内绝大多数的同志会跟着跑的。路线问题，也不是那么容易辨清楚的。所以，谁也不要刻薄他人。”
毛泽东的指示传达下去，谢振华激动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我要坚决改正错误，跟着毛主席革命到底，永远为捍卫毛泽东思想而战斗到底！”
想到这里时，江青望着铁窗外昏暗的灯光，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她想，那个时候，几乎所有的被指控犯了走资派和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的人，包括邓小平在内，他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向自己认罪检查，几乎没有任何人会公开抵制自己的主张。现在，他们又几乎毫无例外地齐声翻案，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看来，真理也好，错误也罢，都是和一定的地位和条件、权力紧密相连的。有人把真理和革命当作一朵别在衣襟上的花朵，把为革命奋斗终身这类豪言壮语，当作虚幻的梦想。只有自己和少数的坚定的革命家，才把这一切作为策励自己奋进的鞭子或动力。
毛泽东在和毛远新、肖力等人谈话的时候，就断断续续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一点都不比民主革命舒服，而且会更艰苦，付出的代价也会更大。革命的理想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时无刻所向往、无时无刻准备飞达的无上胜境，它是激发你永远展翅翱翔的火炬，是吸引你定向发展的强磁力，也是引导你走向胜利的灯塔。你们能不能坚持下去，是对所有人的考验。我们当初革命的时候，人也很多，但是每到一个关键的时刻，总会有人淘汰下去，总会有人背叛，他们总要有人前进。革命容易，革命到底难呀，难呀，”
但是，眼前的现实，无情地打碎了相当一批人的顽固陈念和对一些人的偏见。
江青至今记得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在大寨批判主《三上桃峰》时的一段发言：“大毒草《三上桃峰》的出笼，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这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突出反映。这充份说明，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阶级敌人并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为刘少奇翻案、林彪翻案的人还是存在的。这些人是极少数。但是，他们的心最狠，手最毒，他们是无孔不入的。《三上桃峰》被揭露，这是大好事，又给我们增添了一个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的好的反面教材，又给我们增加了阶级斗争的新的知识。正如陈永贵提醒我们的，在阶级斗争中，‘人不能睡觉，枪不能入库’。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牢记党的基本路线，我们要坚持‘五不怕’，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斗争哲学，经常斗，反复斗，步步斗，只有把搞复辟、开倒车的人斗倒斗臭，才能开足马力走社会主义的路！”
可惜呀可惜，这些话如今都成了绝妙的讽刺了！
现在，连她自己都常常在问：毛泽东过去说过的话或所作出的预言，会不会过时呢？是不是不灵了呢？是不是老人家在晚年的时候办了一些糊涂事情呢？想了很久，她坚决地否定了那些悲观动摇的念头。
她的案头就放着列宁的几部全集选本，列宁在《向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共产党人致敬》一文中说：“反对社会主义的叛徒，反对改良主义和社会主义，——这条政治路线在一切斗争领域中都可以推行而且应当推行。”
这些话，难道用在这里就不合适了吗？江青转过身来，仰望着天上的北斗，神驰意往起来。她想一放歌喉，唱那首《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的歌，但是歌词都忘记了。她不得不遗憾地摇了摇头……
第十七章
江青对吴法宪的证词不屑一顾。
江青、姚文元接见群众
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那段历史，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不管是为她拍马屁的，还是想看她笑话的人，或者是针对着毛泽东做文章的人，都把偷偷地搜集这方面的材料作为一项冒险而又带有刺激性的活动。几乎所有的群众组织及其各个权威新贵所把持的部门，都打出了当时最时髦的旗号，或者口号进行这方面的工作。
不少人为此而成了阶下囚。就连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也是被扣上“整理江青同志的黑材料”的罪名而被投入监狱的。说起来很可笑，戚本禹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天。本来，他对江青当时可谓忠心耿耿，他曾经多次当着江青的面说：“将来我要好好地写一本江青同志的传记作品。看了江青同志在三十年代的材料，才更觉得江青同志的确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在我的背后整我的黑材料。”江青雷霆大怒，一下子将戚本禹打入冷宫。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戚本禹参与了一些造反派组织搜集江青的材料，的确是他失宠的一个主要原因。
虽然有人把江青三十年代的一些活动，特别是她和唐纳的关系当作一颗“炮弹”打来打去。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情。林彪死后，张春桥曾经把林彪小集团搜集的江青和唐纳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一笑置之，道：“这算什么事？我早就看过了，也早就知道。小人们总喜欢对此津津乐道，一个共产党人把这事看作是很正常的。江青在上海是做地下工作的。她能凭着自己的努力打开上海的局面就不容易了。从报刊上稍微出现一些花边新闻，是对她的一些掩护。和一些进步人士谈谈恋爱，也很正常嘛。我和江青结婚之后，她的作风和生活是很严肃的。我看她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起码是一个合格的党员。那些在她的问题上搞低级趣味的人，其实不过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我从来看不起那种人。”
“江青同志的历史是鲜红的，林彪对她进行诽谤，并没有说明什么东西。我从来没有想到，那个自称是最好的接班人的家伙，在背后竟对江青同志和主席怀有那么大的仇恨。还莫名其妙地搞到了我的头上，说我是叛徒。笑话，我从来没有被捕过，怎么会成了叛徒？造谣嘛。”
毛泽东说：“政治斗争中，经常有这种用谣言来抬高自己，打击别人的丑事。林彪就喜欢搞这些活动。重看了他的死党们给他整理的东西，十分可笑。我们党建党以来，我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厚颜无耻的人。我看还是鲁迅说得好：用谣言来杀人，虽有效果但是有限，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林彪这个人的结局，某种意义上讲，也证实了这句话。”
尽管如此，江青对她的这段历史是视为机密的，总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道。
事情往往是这样的。你越把它包起来，捂得死死的，就越是要有人揭，而且各种传闻也越多。你干脆把它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不过就是那么一回事。江青包了整整十多年的事情，最后落了个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这不能不说是她的无知所造成的。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九日上午九时，特别法庭第一审判庭对指控江青迫害上海文艺界人士，以掩盖她的丑史的犯罪事实，进行法庭调查。
江青被押上来时，她看见审判台上的审判长是曾汉周，审判员是刘丽英、甘英和黄凉尘。
还没有宣布调查开始，江青就对前几天将她推出法庭的情况进行了抗议。她挥着拳头说：“所谓的法庭，带头践踏你们自己定的法律，说明了你们的虚伪。你们比国民党还要坏，我在国民党的法庭上也没有见过你们这种法西斯野蛮的手段。”
审判长宣布法庭调查开始后，江青的骂声才停止下来。
女审判员甘英劈头问道：“一九六六年夏天，你是不是叫张春桥找郑君里谈话，要郑君里交出你三十年代的信件和照片？”
江青说：“事情不是你们说的那么一回事。我是委托张春桥叫人和郑君里谈话，让他把一些不适合他保存的东西交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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