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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城冷月:江青被捕后秘闻-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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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遗憾地落下了眼泪。
从这起，她就知道下一步法庭上这个女佣人是一定会出场的。他们也许会利用她给自己的当年泼大批的脏水，以此来丑化自己，丑化毛泽东的形象。越想到这个时候，她就越痛恨华国锋。要是华国锋这个叛徒不对自己采取这种反革命的措施，现在的历史就是另一个样子了。
华国锋当年的话又在她耳边想起：
“回顾我党两条路线的历史，回顾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伟大胜利，都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都是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有了无产阶级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就一定胜利，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就一定要解放，历史就一定前进，共产主义就一定要实现；背离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革命就要失败，历史就要倒退，世界就要黑暗。毛主席是我们时代的代表，是真理的化身，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大救星，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红太阳。学习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历史，就是要深刻教育我们要无限忠于毛主席，忠于人民的革命事业，无限忠于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就是要做到为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而不怕贡献我们的一切！”
看起来，这些官样文章一点点用处也没有。当初，这些东西就是欺骗人民和欺骗他自己的。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真正到现在还在坚持当年那一套的，难道就剩下我和张春桥了吗？这种历史的玩笑，难道还要开下去吗？江青盘算着，盘算着……
第十八章
在江青被捕前一天，张春桥曾与她有过一番发人深思的对话。“特别法庭的矛头是对准谁的？”江青这样写道。
毛泽东、江青、周恩来观看演出
一九七六年春节的时候，有个老教授对江青说：“今年恐怕要有大灾大难，你还是早做一些预防比较好。多穿些红布做的衣服或内衣，这个避邪呀，不管灵不灵，穿上点衣服总不算什么吧。”江青把脸一沉，喝道：“好啊，搞封建迷信搞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可是从来不怕那一套的。什么龙年狗年，都是统治阶级为了愚弄人民而编出来的一套统治术，咱们是无产阶级，不理他们那些谬论邪说。”
现在，她不得不考虑原来许多人和她说的那些话了。
不管是否迷信，反正就是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龙年里，自己死了丈夫；进了监狱；整个中国的土地上来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所有自己反对过的人全部扬眉吐气地翻身了，所有跟着自己走的或者跑了一段的，甚至多少沾点边的几乎是一网打尽。连续几天的法庭调查，实际上是在竭力地丑化自己，侮辱自己，自己根本没有半点要求证实问题的权力。这种审判对自己有什么意义呢？
每次开庭回来，江青都要学习几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里的话，以便激励一下自己的信心和勇气。尽管她把翻案的希望建筑在一种美妙的理想上，这种理想少不了幻想成分，她的憧憬尤其充满神话般绚丽夺目的色彩。但是，现实是最无情的，也是最残酷的，任何理想的本质不过是现实的提纯和升华。江青那种超现实的东西，连跟她最紧的那些人都抱有怀疑了。这点，从这几次法庭调查中，那些证人和证言就可以看得出来。
有些人是挨过自己的整而故意报复；有些人是经不住威逼利诱而对前途失去信心，不得不出来作证反对自己，以求得到他们的解脱。
尽管如此，江青还是从旁听席听到了她所想听到的信息：
“这哪里是在审江青，完全是在审判毛主席嘛。原先我们还不了解江青，以为她真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现在看来，她就是在执行着毛主席的指示。江青所干的这些事情，几乎所有的中央领导人都干过。只不过是江青代毛主席受过罢了。”
“江青无罪！有罪的是他们，江青有今天，是由于毛主席的心肠太好了！”
“通过审判江青和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才能进一步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才理解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看来毛主席的确是伟大的。毛主席没有冤枉他们，毛主席才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为中国人民才是真正操心的。”
江青眼眶一热，泪珠泉涌而出。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呢？她打开了那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找到了一段很费解的话：
“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随着经济基础的变革，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
这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所说的一段话，用这一段话分析，从自己被捕到现在的这段时间里，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以及全部的经济基础是不是发生了变化呢？江青很想了解这一切。因为，这将是她研究问题和考虑对策的出发点。可惜，她在这里，什么也不知道。就在江青被捕的前一天，张春桥还对她说：“毛主席说我们的这个基础不牢，如果再出现林彪似的人物，他们搞资本主义复辟很容易。我想，从一月革命风暴的时候，我们就给敌人留下了空隙了。事实将会告诉我们，我们犯了两个历史性的错误。”
江青最不爱听这类话，但是她还是听完了张春桥的解释。
“一九六七年二、三月间，正当广大革命造反派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派进行夺权斗争取得巨大胜利的时候，刘邓陶及其黑干将谭震林、叶剑英之流不甘心他们灭亡的命运，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疯狂地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小组，妄图为刘邓翻案，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革命群众反攻倒算。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亿万革命群众坚决粉碎了这股反革命逆流，保卫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这场斗争你还记得吧？江青同志。”
江青说：“这怎么会忘记了呢？”
“可是，现在这个二月逆流主席不让再说了。”张春桥说，“不说可以，但是事实仍然存在。我们不说，不等于人家不说。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林彪，实际上他们是整个地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总觉得，我们的这场斗争有失败的可能。也可能某一天，二月逆流就会在我们身上重演。”
江青对这些话比较感兴趣，就鼓励道：“你继续往下说。”
“在夺权斗争的高潮中。在反击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斗争中，广大无产阶级革命派乘胜追击，直捣资产阶级黑司令部、揪出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从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更加深入的阶段，即在巩固、发展和加强革命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的同时，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和本单位的斗、批、改的战略阶段。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正确领导下，排除了来自右的和极左方面的干扰，击退了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粉碎了刘少奇的爪牙关锋、王力、戚本禹及其后台把矛头指向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的罪恶阴谋，紧紧地掌握斗争的大力向，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层开对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全面批判，分清了是非。”张春桥说到这里时，不停地咳嗽起来。
“这些我都知道。”江青不解地说，“这和我们当前的问题有什么关系呢？”
张春桥忧心忡忡地说：“自从出了林彪以后，在普通的群众中，出现了许多是非不清的现象。人们对什么是林彪的罪行和什么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有点分不清了。这样，就使得刘少奇、邓小平那一套在群众中有了市场。那些刘少奇路线的执行者们纷纷以林彪的受害人自居，一个个被党内走资派解放出来，而新生的革命者的提拔和重用得不到及时地实行，就使中央的最高层出现了修正主义分子占多数的现象。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非出乱子不可。多年来，我们的党内没有出现资产阶级占居统治现象的情况，今后的一个时间里，可就不保险了。党内不出现乱子便罢，一出现就是大乱子，这是最危险的。这几天，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
“毛主席已经离开我们了，今后对毛主席的态度就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江青说。
张春桥站起来，边走边说：“这时，也只有这时，评论《水浒》才有最现实的意义。《水浒》是怎样对待梁山农民起义革命事业的奠基人晁盖和农民起义的叛徒宋江的呢？它极力歌颂宋江，而把晁盖排除在一百零八人之外。这完全是为了宣扬投降。晁盖死后，宋江窃取了梁山农民革命的领导权，他第一件事便是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强行通过了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宋江对晁盖起义路线的修正，是对农民革命的背叛，从这个意义上说，也就是搞修正主义。而《水浒》正是肯定和赞美了宋江的修正主义。当然，有投降，就有反投降。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不愿意投降，坚持了农民革命的立场。但是，由于领导权掌握在宋江手里，终于使这支农民起义队伍受了招安，去打方腊，做了反动统治阶级镇压其他起义军的帮凶。宋江的反革命道路证明：搞修正主义，必然要当投降派，出卖革命，充当反动派的走狗。这是一切修正主义的特点。刘少奇、林彪推行修正主义路线，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从古代宋江的身上，可以看到现代投降派的丑恶面目。那天，洪文同志问我：‘修正主义的确切定义是什么？’我就对他说：‘在国际上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在国内投降资产阶级，这就是典型的修正主义者。集中在理论上，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在我们国内的修正主义，主要是党内的走资派。’看来，许多的理论问题，我们党内还没有真正地解决完哪，多数人只是跟着跑的。”
“为什么主席提倡反潮流呢？就是因为修正主义一上台，最能得到被我们历次运动所打击的各种牛鬼蛇神的拥护。从现在来看，邓小平的那三株大毒草为什么不臭？为什么相当的一部分人拥护他？就是因为他代表着那些人的利益。”江青说，“当一种错误的观点和路线，洪水般地到来时，多数人跟着跑，只有少数人顶住的事情，在历史上多次发生，今后也还会发生，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反潮流精神了。”
“这种精神可是很不容易呀。”张春桥感叹地说，“真正的左派在任何时候都是少数，绝大多数是观潮派。文化大革命初期是如此，现在依然是如此。多数人总是不那么理解毛主席的指示。”
江青笑着说：“我们这些人的意义就在这里。邓小平猖狂的时候，为什么明摆着的谎言，却有人总是要相信并热心地要传播呢？就是因为他们很希望这些谣言是真的。他们是靠着谣言的利息而活着的。除此而外，再没有别的解释。我们现在不是用舌头编假话，而是要用良心说真话。邓小平在去年七、八、九三个月里，说了那么多老娘的假话，可假话能骗人一时，不会永远。假话是没有生命的枯树，是不会结果的。一搞反击右倾翻案风，他就垮了。”
但是，现在的情况呢？江青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了。
不过，想到这个时候，她从开庭以来蹙紧的眉头，舒展开了。她总算摸清了特别法庭和邓小平这些人的意图，审判我也好，追究林彪死党们的刑事责任也罢，其目的并不是什么伸张正义，维护法律的威严。而是为了从根本上动摇毛泽东为代表的革命路线的基础；是为了丑化毛泽东，丑化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达到最后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一旦弄清了这一点，江青反而坦然了，且看他们如何表演！
“你们口头上口口声声地说你们是坚持毛泽东思想的，这是谎言。”江青在上次休庭的时候，指着江华说，“只有从心里说出来的真话，才会像清澈的泉水，充满活力和信心，才会有革命的旋律和正气的回音。而说谎只需要一颗卑鄙的黑心，揭露谎言则要勇气。我江某之所以在法庭上敢于和你们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是因为我手里有真理。”
江华清脆地冷笑了一声：“好嘛，你到了法庭上给大家讲嘛。”
江青胸有成竹地指着他说：“你把华国锋和邓小平给我传过来，你看我是怎样和他对证的。你传不过这些人来，就失去了你那些证据的意义。在法庭上你们不让我说。在这里我就是要和你说一说。早在我刚刚被捕的时候，我就向汪东兴提出一个要求，那就是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把问题的真相摆一摆。看看到底是谁在耍两面派！谁在搞鬼！我们四个人，不明不白地被突然袭击，给他们抓了起来，这还不是搞阴谋诡计吗？可笑的是，他华国锋一边在搞见不得人的东西，一边还在那里唱高调，简直是一种政治流氓。”
“江青，你不要在这里胡闹了，胡闹也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而只会给你增添一些新的罪名。因为这里不是你要讲话的地方和时候。这里只要你的脑袋，而不要你的其他。”一个陌生的法官不知出自什么意思，突然地给她说了这么两句话。
候审室里一片可怕的寂静，就是过来想看看江青近况模样的其他法警，这时候才恍然大悟，这个人物的命运，原来曾经是和自己的切身利益休戚相关哩。那些孩子般模样的小伙子和年轻的女法警也打量着江青，他们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穿戴普通，带着近视眼镜，梳着满头黑发的老太太，竟然能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产生那么大的力量。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哈哈，你们哪里知道，这个女人想当初可是不得了啊。”伍修权出来笑着对身旁的年轻警卫和法警说，“她是毛主席的夫人，这个身份在文化大革命中可比一个政治局常委的职务还要高。更何况她还担任着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职务。这样，她就有了对任何人的生杀大权了。”
有个小伙子故意问道：“她既然有那么大的权力。她怎么没有亲自下令枪毙过一个人？”
“她亲自点名某一个人是坏人就够了，红卫兵就会把她点名的人斗个死去活来。”
“可有些被她点名的人，我们问了其中的有些人，江青和他们素不相识，江青怎么点他们的名呢？她连知道都不知道。而且无仇无冤，江青为什么要害他们呢？”
“整个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整人，名义上是整走资派、整牛鬼蛇神，实际上许多好人也都整了。”
“那么，现在中央提出搞揭批清的斗争，不也是要整人吗？这些要整的人全都是坏人吗？”
这下，许多的老革命回答不出来了，或者说不愿意回答这些问题了。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思想敏捷，什么问题也敢提，但是某些问题的确是不好回答的。或者说，是无法用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如果要详细地说，恐怕牵连的事情就更多了。
而这些，正是江青急于要说明白的。
别说对文化大革命比较陌生的青年人，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比较了解的中央的一些参与人，有时候对一些问题也很难弄清楚。在中央两案领导小组开会的时候，彭真就问胡耀邦：“为什么原因，江青领导的那个中央文革小组最后就能有那么大的权力？”胡耀邦把目光转向了参加会议的邓小平，说：“这个小组成立的时候，少奇和小平都在，他们是当事人。”
是的，邓小平对此是有发言权的：“中央文革小组是在一九六六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决定成立的。这个通知，在宣布撤销彭真同志的五人小组同时，成立了陈伯达、江青为首的那个小组。为了重新设立这个小组，党中央曾经要求中央党政军领导机关和各中央局分别提出适当人选，主要是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领导干部参加。那时，少奇同志根据毛主席的一部分意见，提出了陈伯达、康生、江青、王力、板锋、戚本禹、穆欣、尹达，中南局提出了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华东局提出了中共上海市委文教书记张春桥和姚文元，华北局提出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郭影秋，东北局提出了中共吉林省委文教书记郑季翘，西北局提出了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西南局提出了中共西南局宣传部长刘文珍。军队系统叶剑英提名总政主管宣传、文化工作的副主任刘志坚，和文化部长谢镗忠参加。”
这时，胡耀邦接着说：“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职权范围和所起的作用，和后来的可是大不相同。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文革小组主要管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和出版界发生的一些问题。那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还起作用。因为毛主席不在北京，中央政治局常委听取文化大革命的汇报会议是由少奇同志主持的。每星期要开一次，军队系统由军委秘书长叶剑英参加。这时，北京发生的事情，常委们都是知道的。小平同志，你说对吧？”
“我们就是主张要派工作组下去领导文化大革命，不准出现无政府的状况。毛主席不同意这样搞，他有意要打破这个框框，制造天下大乱的局面，给林彪、江青创造了条件。”
胡耀邦继续说：“一九六六年八月以后，也就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中央领导机构作了重大改组。林彪在政治局常委中的地位一下子升到了第二位，并成为党中央唯一的副主席。而这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由于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规定它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构’，使它可以逐步地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从而变得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揽权，最后能够代替中央而发号施令。”
邓小平冷笑道：“这个小组有了权以后，内部的矛盾越来越大，到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和一九六七年一月，中央文革小组终于分裂，担任第二副组长的王任重、第三副组长的刘志坚和小组的顾问陶铸，先后都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倒，以后又陆续地清除出去许多人，最后只剩下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五个人了。这也是毛主席所说的剥笋战术，越剥越小，最后只剩下芯了，实际上只剩下几个光杆司令了。仅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江青这个人是何等的霸道和无法无天，谁和她也搞不到一起去。谁要是稍微对她有损害，她就要和你弄个死去活来。别人我不了解，那个陈伯达可是跟她的。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我们研究的重大问题，他都要和江青商量，然后再来和我们讨价还价。但是，当江青认为他已经没有用处的时候，就把他一脚踢开了。还有那几个所谓的小爬虫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也是对江青忠心耿耿很卖力，最后当了她的替罪羔羊。江青这个人，就是我们不收拾她别人也要收拾她。她的所作所为，就决定了她一定要失败。”
胡耀邦接着说：“这里有关对待周总理的态度问题。其实，江青这伙人对总理并不是满意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毛主席外出，是由少奇主持政治局常委会议。以后，刘少奇靠边站了，就由周总理负责召开中央常委碰头会，及时地处理党和国家的各种重大问题。总理为了协调好关系，每次开会都同意中央文革小组的正副组长和顾问参加，但是江青有时就故意不去了，她公开说：‘总理的会议开得又长又多又乱，还不解决什么问题。我是不去参加总理的会议了，你们谁爱参加谁就去吧，我们小组都快成了清谈家了。’你们看，江青这个人什么事情都可能干出来的。”
邓小平笑着问：“这事你怎么知道？我可是没有参加，不清楚。”
“我是作了一定调查研究后才弄清楚这些事情的。”胡耀邦说，“江青为了架空总理，早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会议上，突然指责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是支持所谓反动组织联动的，要红卫兵揪斗他。结果，周荣鑫被打倒了，周总理没有助手了，很难工作。多次提出让张春桥担任国务院的秘书长，江青又授意张春桥不去，给总理的工作造成了很大的被动。那时总理的工作也是艰难呢。”
彭真说：“江青在法庭调查的时候，多次讲到某些事情上总理如何如何，有些事情也是可能的。但是我们都理解总理的处境，就谅解了总理。他不违心地讲一些话，连他也得打倒。在当时的情况下，毛主席的威信那么高，大家不那样也是不行呀。”
有人马上提出问题：“到底文化大革命中这么多的错误，是江青造成的，还是毛主席的错误造成的？是江青应负主要的责任，还是毛主席应负主要的责任？现在审判过程中，有些舆论似乎是同情江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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