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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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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领导与社会主义经济的优胜使资产阶级不能不接受我们的领导，对这个问题必须解决，必须统一领导，克服政出多门的现象。
这个问题，应集中在中央及各级党委领导，日常工作归统战部。
接着，他批评了新税制：
新税制有原则错误，路线的错误，违反二中全会，违反共同纲领，对资产阶级无所谓领导，完全平等，甚至并不平等，对资产阶级有利，对无产阶级不利，对大批发商有利，热烈拥护的是资产阶级，而且是热烈拥护，倒霉的是党，是合作社。对新税制要作很大的修改，对预算也必须作若干修改。
（二）批薄射刘
毛泽东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批判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他是在批评刘少奇。
这个讲话在财经会议上传达以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路线和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观点，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一波，而且联系到刘少奇。于是，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开始，只是在领导小组对新税制进行批判。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领导小组会议出现的“批薄射刘”倾向后，毛泽东不仅没有及时制止，反而加了一把油。周恩来在1953年7月12日写给薄一波的信中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事各方面的同志都能听到薄一波的发言。同时要召开桌面上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接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薄一波，他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注12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0页。黑体为原文所有。】
于是，薄一波不仅成了“桌面上的斗争”的目标，而且要“从思想、政策、组织、作风上”说清楚。如此一来，更大范围的“批薄射刘”也就不可避免。从1953年7月13日到8月1日，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对薄一波的错误进行了严厉批判，他的两次检讨都难以过关
（三）高岗的发言
会议期间，高岗又两次发言，一次是1953年6月下旬作了关于五年计划框架的报告；一次是批评薄一波的发言，其中，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的一些观点。
高岗对自己的发言是比较谨慎的。他不仅对出席会议的东北代表说过，东北的发言要谦虚谨慎，要多听听其他地区同志的意见，而且自己的发言稿也是经过几个人认真讨论研究后写出来的。相比之下，有些人发言用词之尖锐激烈，上纲之高，远胜于高岗，有人甚至把薄一波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
高岗为了准备这次发言，把安志文、马洪、张玺等人召集在一起，提出：要站得高，看得远，要从理论上对右倾思想进行批判，要批深批透。几个人讨论研究以后，又分头查找资料，最后由马洪执笔写出发言稿。其中批评薄一波的错误思想时，引用了一些刘少奇的言论加以批评；也引用了毛泽东著作《战争和战略问题》中的一些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还可以造干部，造学校，造文化，早民众运动……”【注13《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512页。】
高岗的发言稿，毛泽东看过，并作了多处修改，其中凡提到薄一波的“个人主义”之处，都改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比高岗原稿的提法更高了。
周恩来也看过这个发言稿，没有提出异议。刘少奇看了高岗的发言稿以后，要求和他谈一次。有人说他没谈，但高岗说他与刘谈了，并说刘承认了错误。究竟如何笔者已无可考。
高岗发言以后，薄一波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主席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无言以对。
周总理在大会总结发言中说，基本同意高岗的发言。
后来，有人说高岗的发言是“鼓吹枪杆子造党”，是“制造军党论”。高岗自己则说：“‘枪杆子造政权，枪杆子造党’这类话，在财经会议上批评一波的发言中，我讲过。那是引用毛主席《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的有关内容。”
也有人说，高岗在会上跳得特别高，反刘特别起劲，以此说明高岗为了“篡党夺权”而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是其重要的“阴谋活动”。其实，“批薄射刘”既然是毛泽东的意思，谁不踊跃响应？以高岗历来对毛泽东的关系而言，以其思想观点与毛泽东相一致的情况而言，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高岗明白，在毛泽东心目中，刘少奇是贯彻总路线最大的障碍。而薄一波的新税制等错误，不过是揭开刘少奇“盖子”的一个导火线而已。他对薄一波主要是在工作方面有一些具体意见。他在反省时承认：“财经会议，批评一波，是指桑骂槐。”
会议后期，毛泽东问他：“你看薄一波的错误是什么性质？”
他毫不犹豫地说：“是党内性质”。
毛泽东说“好！”
后来毛泽东在1953年8月12日的大会上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工作中的政策性的错误”。而在会议开始时，他曾说过薄一波的新税制是“路线错误”。
（四）“批薄另有后台”？
会议的进展令一些人感到不安。也许是因为涉及党的总路线，也许是因为事情来得太突然，无论是被批的还是被“射”的，都不便公开对抗；加之会内会外发生的一些事情，明里暗里便传出一些与高岗相关的流言。这些流言虽然不是空穴来风，却也颇多似是而非。
那么，会议期间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1、高岗突然赴苏
财经会议前夕，中共中央接到苏共中央的电报，要求派人去莫斯科听取紧急通报。
中共中央决定派高岗前往。
他兴冲冲地对赵家梁说：“你准备一下，咱们到苏联去！”
但是，他怎么也想不到，临行时得到中央通知，由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和翻译师哲与他同行。他指的抱歉地对赵说：“没关系，这次去不成，以后还有机会。”
这既是对秘书，也是对他自己的宽心话。然而，今后真的还有这样的机会吗？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作这样的安排，可谓用心良苦。对苏共方面来说，派两个毛泽东身边的人同去，足以表明高岗是代表毛泽东前去的，表明中共中央对这件事够重视、够规格、够隆重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可以理解为毛泽东对高岗不那么放心，派两个“自己人‘陪同前往，以便更好地观察其 在苏联的言行，了解苏共的意图。即使当时毛泽东还未必对高岗有所怀疑，这至少不失为一种谨慎而警惕的措施。
高岗表明上无所谓，但内心却感到尴尬不安，他敏感地意识到其中的微妙。临上飞机时，他私下对赵家梁流露：这次恐怕有人要把我搞掉。他也对李力群：“这次为什么要我去苏联？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担心有人要害我！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你要把孩子照顾好！”
当时，高岗正如日中天，何以会有如此的危机心态？他虽然未必怀疑毛泽东，但至少已感到党内有些人对他的威胁。
由于这次紧急任务，他甚至没来得及参加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但他完全知道毛泽东关于总路线的思想，也知道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要借批薄一波而达到批刘少奇的目的。
2、东交民巷车水马龙
高岗很快就回来向中央作了汇报：苏共发生了“贝利亚事件”，以及苏共中央关于这一事件的紧急通报，并上交了有关文件。这是当时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一件大事，自然引起不小的震动。
高岗突然赴苏，引起众多与会者的兴趣，一些好奇者纷纷到他家里来打探事件的内幕。还有一些地方首脑，特别关心自己地区在五年计划中占有多少份额；一些为能参加会议的人像了解会议的情况，也纷纷前来探询。而那些高岗当年的老战友、老部下，也乘开会之机前来探望……总之，由于诸多的原因，高岗家的宾客络绎不绝，十分热闹。
高岗很喜欢这种热闹的场面，丝毫没有察觉其中潜在的危机。他们很自然地在一起议论会议的情况，议论薄一波，也议论刘少奇。期间，他向一些人散布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不满、安子文拟定的“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也散布了毛泽东要让刘少奇“挪挪位子”的打算，说让刘去当“什维尔尼克”等等。如果正赶上用餐时间，而大家又谈兴正浓的话，他也会留他们一起吃顿便饭。显然，高岗这样随便扩散中央内部情况，尤其是对刘少奇的非议，是违反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的错误行为，不利于党内的团结，应当受到批评。但是是否因此就认为他们是在搞阴谋活动呢？
3、集体探望林彪
林彪作为计委委员和中南局书记。华中行政委员会主席，因病没有参加财经会议，当时正在北京西山休养。
军队的一些负责人想乘此开会之机去看望他，叙叙别情，也想听听他对当前一些重大问题和财经会议的看法。那几天，高岗让赵家梁替他参加会议，自己到会议代表驻地北京饭店和大家联系，相邀一同前往。那天，除个别大区外，几个大区和军队的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总共去了二、三十人。
在那个年代，一切活动都会被加上浓重的政治色彩。何况这些非常之人（众多高级将领），在非常之时（正值“批薄射刘”高潮，又刚刚发生“有薄无林”名单的事），举行这样的大聚会，怎能不引人注目？当时就有传言说，这是向刘少奇等人示威：你们不是搞“有薄无林”吗？我们偏要如此看重林彪。后来高岗在反省时承认确有这种想法。
他们在林彪家里都议论些什么？我们不得知其详。事后，参与探望林彪的王鹤寿曾对别人说：“林彪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刘少奇这些白区的人有篡权的危险性和可能性，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看来，现在中央的领袖中，刘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岗）是久经考验的……”
怎么大的活动，高岗事先是否向毛泽东请示，事后是否报告？有人说，高岗与部队领导人的频繁接触，特别是他这次与众多高级将领的集体行动，毛泽东根本不知道，因而引起毛泽东对高岗，甚至对林彪和一些高级将领的猜疑和高度警觉：他们背着我搞什么名堂？但也有人说，这正是毛泽东所希望的，甚至得到他首肯或授意。事实究竟如何？即使当时毛泽东真的不知道，高岗出事以后，特别是林彪出事以后，也会有人揭发。为什么半个世纪以来，包括毛泽东在内，竟无一人提及此事？
这些现象引起某些人的特别关注，一时间流言四起，说什么“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
这些流言，丝毫没有动摇毛泽东借批薄而批刘的决心。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上，毛泽东说：“有人说，这次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说批评薄一波另有后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情况完全清楚。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没有两个司令部，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注14 张明远回忆材料。】
显然，他并不认为“批薄射刘”有什么不妥。
但批薄一波容易，批刘少奇难。毛泽东感到了重重阻力。这次较量相持了两个月，最后以刘少奇作检讨而暂时告一段落。
（五）批判还要继续
1953年8月9日，政治局讨论周恩来的总结报告。毛泽东对这个总结作了多处重要修改：【注15 以下四点修改内容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245页。黑体为原文所有。其中一部分发表在《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9页。】
1、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他指出：
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1949年3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经提出，并已做了原则性的解决。可是许多同志，却不愿意遵照二中全会的规定去工作，喜欢在某些问题上另闹一套不符合二中全会规定的东西，甚至公认违背二中全会的原则。
2、关于同私人资本主义进行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问题，他补充：
以薄一波同志为代表的若干财经工作干部在对私人资本主义所犯错误，是直接违反上述规定的。
3、关于党的统一领导问题，作了以下修改：
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历来总是强调党的统一领导，反对各个党的组织好党员个人向党闹独立性，反对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反对分散主义，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次税收、商业、财政、金融工作中所犯的许多错误，是与向党闹独立性、与无政府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倾向、与分散主义离不开的。修正税制及其他许多违反党的原则的措施，不向党中央请示，不与地方党委商量，亦不考虑有关部门的不同意见，就独断专行地加以实施，而修正税制竟反与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事先取得协议，离开了党的立场，这都是分散主义发展起来的必然结果。
4、关于薄一波的错误，毛泽东删去了“带路线性”四个字，指出：
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此外，他还补充道：薄一波同志……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黑体字尾毛主席所加）
1953年8月11日，在怀仁堂召开的大会上，刘少奇作了自我批评，不仅检讨了“天津讲话”等与社会主义建设有关的错误，还说关于过早地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没有提蒋介石打内战的可能性；关于土改说了过“左”的话，等等。总之，他表示接受批评。
会上，周恩来作了总结报告。
1953年8月12日，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首先指出：
在“三反”“五反”运动之后，党内有两种性质的错误。一种是一般性的错误……另一种是原则性的错误，如资本主义倾向。这是资产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映，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问题。这种资产阶级思想，不仅财经工作中有，而且政法、文教和其他工作中也有，中央同志中和地方同志中都有。⒃＇⒃《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0页。＇
说到对薄一波的批判，他说：
有人说，薄一波的错误是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这是不妥当的。主要应当批判他有利于资本主义， 不利于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思想；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资产阶级一定要腐蚀人，用糖衣炮弹打人。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有物质的，也有精神的。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就是薄一波。他的错误，是受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宣传新税制的社论，资产阶级拍掌，薄一波高兴了。关于新税制，他事先征求了资产阶级的意见，和资产阶级订了君子协定，却没有向中央报告。【注17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92、94页。】
他认为：
薄一波的错误，并不是孤立的，不仅在中央有，在大区和省市两级也有。【注18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页。】
因此，他要求：
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各大区和省市要开一次会，根据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和这次会议的结论，检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全党，首先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各大区和省市要在适当时机召集有地委书记、专员参加的会议，展开批评讨论，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注19 《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1~94页】
正是高级他的这些意见，后来在全国开展了宣传学习总路线的群众运动，把原来是党内的，甚至在中央领导人范围内的意见分歧，变成了全民的大辩论。他还讲到：
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反对主观主义；一切主要的和重要的问题，都要先由党委讨论决定，再由政府执行。进城以来，分散主义有发展，全国有许多人，是靠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注20《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思想》，《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94~96页】
直到1953年11月4日，毛泽东在对中央农村工作负责同志谈话时，还充分肯定财经会议的重要意义：
总路线的问题，没有7、8月的财经会议，许多同志是没有解决的。7、8月的财经会议，主要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注21 《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16页。】
所以这些都说明，财经会议上的“批薄射刘”是在毛泽东亲手策划与指挥下进行的，而不是高岗制造的。他是毛泽东与刘少奇建国思想的第一次公开碰撞。难怪有人说，财经会议是毛泽东反刘的试探，“文化大革命”是向刘少奇发动总攻。
（六）毛泽东接见
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分别接见各大区的负责人。东北局被接见的是高岗和张明远。以下是毛泽东谈话的要点：【注22 以下谈话要点引自张明远回忆材料。】
关于财经会议，毛泽东说：“这次会议开的不错，大家有意见敢讲，但也有人反映，这次会有人操纵，与中央唱对台，有两个司令部。我批评了他们，这样讲不对。没有两个司令部，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情况都知道。”
谈到过渡时期总路线时说：“现在看来，全党思想是否一致，还要做工作。要有一个共同遵守的路线，行动才能保持一致。”
他重申此次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必要性之后，说：“东北的工作有成绩，搞得好，是因为东北的条件好，不能认为别的地区的工作差。各大区各有各的成绩和缺点，不能认为哪个好哪个不好。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接着，他又说：“有人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对我讲，中央要警惕有人反对毛主席，说现在又两个司令部，党权、政权、财权都在白区党的手上，而不在我是手上（“党权”指中央组织部，长期安子文负责；“政权”指政法委员会，由彭真负责；“财权”指财政委员会，薄一波负责，他们都是原华北局的干部），说白区党有篡权的危险。我批评了谭震林，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党内有不同意见可以提，但要注意团结。没有什么“白区党”、“苏区党”，也没有两个司令部。我们只有一个党，就是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司令部，那就是以我为司令的司令部。”
说罢，他停顿了一下，问道：“你们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高岗说：“不会吧？”张明远没有回答。
其实，毛泽东对白区工作的同志总是不怎么放心，怀疑人家是“里红外白”，还是“外红里白”。在延安如此，建国后，在考虑接班人的问题时，更是注意这方面的问题。如今，关于“白区党”、“苏区党”的议论与他的思想不谋而合。但他认为这些流言反映了一部分军队高级干部的情绪，令他隐隐感到不安。
他明知高岗嘴巴不牢，却故意把自己的想法透露给高岗，既是试探高岗的态度，也想进一步观察军队的反映。
果然，高岗听了毛泽东的话以后，非常兴奋。离开毛泽东后，直奔陈云家去通报情况，议论一番。
高岗在反省时说：“我认为，这表明毛主席心里赞同谭震林的说法，我也赞成这些观点。这件事，我后来对一些人散布过。”
这就是高岗后来向一些高级干部散布的“白区党”，“苏区党”的谬论，并造成一定的不良影响，其实这谬论的发明权不是他，最先传播的也不是他。他不过是捡了别人的东西，加以宣扬罢了。
正是由于高岗坚信毛泽东已把刘少奇看成“最危险的人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他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愿望。所以在财经会议以后，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散布对刘少奇的不满，而完全没有觉察到毛泽东后来已经更弦易辙。
四、一次不寻常的会议
在不少公开发表的文章中都说到，高岗在家里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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