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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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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轩然大波
张秀山和郭峰的发言都涉及到关于组织不纯问题，张秀山甚至说中组部“对中央一级机关和各地的某些高级机关”任用叛变自首分子“处理得不严肃”；【注28 这里暗示所谓61人叛变自首问题，“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罪状之一，11届三中全会以后，此案得到平反。】还有对待富农党员的问题，这些显然是有所指，因而触怒了一些人，引起极大震动。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坚决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竟起轩然大波，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讨安伐刘”风波。
按理说，张秀山和郭峰都负责组织工作的干部，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自己的意见（是在会上当面讲，而不是在会下背后讲），不仅是分内的事，是他们的正当责任与权利，而且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是党章规定的事。即使这些意见提得不完全正确，甚至是错误的，也不能由此说他们是“反党”，是“搞阴谋活动”。
可是，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这或许是毛泽东始料不及？他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收场。
由于会议出现较大的分歧，毛泽东指示大会暂停，先解决组织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并要求领导小组按照《联共（布）党史》《结束语》“第五条”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求得团结。毛泽东还召开书记处会议、各大区书记会议，讲团结。
针对这种局面，刘少奇在领导小组会上说：“……会议进展得不够好，出了偏差。中央认为，问题出在中组部内部不团结、有矛盾上。因此中央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也就是饶、安的矛盾问题。”
（五）风向陡转
当时，朝鲜战争刚刚结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刚刚提出，全国上下要求团结稳定，再争论下去，既不利于团结，又不利于贯彻执行总路线，违背民心、违背大局。谁来承担“破坏团结”的责任？如果说，在财经会议上，毛泽东还情愿充当“批薄射刘”的“后台”，那么在组织会议上，饶漱石的确有辫子可抓，毛泽东不能为其辩护，不能为“讨安伐刘”承担责任。他权衡利弊，决心改动初衷，暂停这种“桌面上的斗争”，向刘少奇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他不再强调“讲清楚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而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转而强调团结，强调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1953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刘少奇10月22日在会议领导小组会的讲话稿上，加了以下批语：
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的改造，我们要在大约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我们的组织工作就要好好地为这个总路线而服务，我相信同志们是高兴并是能够担负这个任务的。【注29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同日，他对饶漱石的发言稿补充道：
目前在全党执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我们做组织工作的人，必须全神贯注为保证这个党的总路线而奋斗。我相信，全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是能够担负这个伟大光荣的任务的。【注 30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四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373页。】
于是，会议的方向发生了180度大转弯：由原先批评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着重解决饶漱石对这次会议的领导思想问题，批评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刘少奇、安子文野进行了自我批评。
争论暂时平息，会议于1953年10月27日结束。
这段时间，高岗正在南方休假，对组织会议发生的事情，只从别人的口中听到一些片段。尽管高岗没有布置张秀山和郭峰去发言，他事先也没有看过他们的发言稿，他们发言时他根本不在北京，但他还是被卷进了“高饶反党联盟”的政治漩涡。正如1955年3月毛泽东在全国党代表会上所说：
我们说，高岗、饶漱石是有一个联盟的。这是从一些什么地方看出来的呢？一、是从财经会议期间高岗、饶漱石的共同活动看出来的。二、是从组织会议期间饶漱石同张秀山配合进行反党活动看出来的……【注3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
第五章 风云突变
直到1953年10月之前，毛泽东对高岗一直非常信任重用的。曾几何时，他突然180度大转弯，对高岗产生严重的怀疑，弃之如敝履。这是为什么？
在1955年3月召开的全国党代会议上，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中央也是到了1953年才发现他们的反党阴谋，经过财经会议、组织会议，以及财经会议以前的种种问题，看到他们不正常。财经会议期间，发现了他们的不正常……对这个阴谋、阴谋家、阴谋集团，我们是到一九五三年秋冬才发现的。对于高岗、饶漱石，长期没有看出他们是坏人。”【注1 “结论”，《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150页。】
毛泽东长期没有看出高、饶是坏人，或许因为他们早就是坏人，早就搞反党阴谋活动而未被发现；或许他们原本就不是坏人，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活动而无可“发现”，当然也就不会看出，更不会想到他们是坏人。
那么，毛泽东所说的“到了1953年冬才发现”的“阴谋活动”究竟是什么？邓小平说得很明确：“高岗就是要把刘少奇拱倒。”
高岗自己在反省时一再表示，1953年以前，他只是对刘少奇有意见。来北京以后，特别是1953年上半年以后，才有了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思想和行为。他认为，既然毛主席对刘少奇不满意，他就要助毛主席一臂之力，造舆论，找机会，把刘少奇从接班人的位子上拉下来。
对刘少奇不满，甚至反对刘少奇，要把刘少奇从接班人位子拉下来，就等于反党、就等于阴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么？
其实，“反对刘少奇”并非问题的要害，因为这本来就是毛泽东的意愿。并且，在组织会议之前，毛泽东一直是在借助高岗来反对刘少奇的，即所谓“倚高反刘”。关于这一点，只要回顾一下，当初高岗散布的许多关于刘少奇的“坏话”就会明白，比如“少奇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毛主席帮助不大”、“少奇不经过主席就擅自发中央文件”、“毛主席只当党的主席，让刘少奇当国家主席”等等，除了毛泽东本人，哪个“自由主义者”能说这种话？而且，后者已被历史证明是毛泽东的主张。
问题在于，毛泽东跟高岗讲的那些“私房话”，都是些极为机密的事情，怎能随便到处乱讲？再说，把刘少奇拉下来，本来只是酝酿中的事，高岗竟然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四处张扬！这就过早地暴露了他的意图，破坏了他的战略部署，使他陷于被动，给他帮了倒忙。他非常恼火。看来，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
如果说，毛泽东本打算借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东风”实现他的战略计划，那么：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可以看着他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两个战役。令他气恼的是，这两个战役的结果都不理想，第一仗可算打了个平局，第二仗，要不是他及时收兵，作出重大让步，险些成了败局。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撤销大区，把各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对各省市的直接领导；“五马进京”，特别是成立计委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饶漱石为中组部部长，把各大区的组织部部长调到中组部任副部长，以及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强党中央对中以人民政府系统的领导。这一切都从组织上不同程度上改善了分散主义状态，加强了党中央的权力。可他没想到，在进行思想政治较量的财经会议和组织会议这“两大战役”中竟会遇到那么大的阻力。
表面看来，财经会议的形势很好，但仔细想想，虽然是借批新税制批薄一波，不点名地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虽然他们表面拥护总路线，承认了错误，作了检讨，但毛泽东知道，许多人其实对总路线并不认可。
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对戚本禹说过，财经会议批判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响应者寥寥”。而那些“批薄另有后台”、“财经会议有两个司令部”之类的流言，不正好说明他们心里很不服气吗？他明白，虽然这些流言是针对高岗的，但实际上是针对他毛泽东的。对此，他公开给以反击，否认批薄“另有后台”和“两个司令部”之说，强调他就是批薄的“后台”，就是“司令”。
相比之下，他对于“刘少奇是毛主席身边的危险人物”、“白区党的人要篡权”等流言，则只是在个别接见时批评说：“这话不对。没有什么苏区党、白区党，只有一个共产党。”
他没料到财经会议竞争了两个月，最后是以高岗受批评，刘少奇作检讨而草草收兵。
组织会议的情况更出乎他的预料，他原本打算在财经会议批判思想上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后，再检查批判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从而保障总路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和张秀山的发言却打乱了他的阵脚，造成了“讨安伐刘”的局面；而刘少奇的检讨，又博得不少人的同情，这使他陷于被动，以至在会议后期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把组织工作中的思想路线斗争变成了解决“饶漱石和安子文的矛盾”，解决团结问题。
在他看来，什么“批薄射刘”、“讨安伐刘”，全是有人故意转移斗争方向，把水搅浑，他们把刘少奇推到前面作挡箭牌，拉大旗作虎皮，吓唬人的。他尽管这样想，但还是顺应形势，转而强调团结，批评饶漱石。
经过两个会议的较量，他感到事情真的不好办，感到要动刘少奇绝非易事。他明白，要继续闹下去，两军对垒互不相让，我们党就会分成两派，还有什么团结一致，统一步伐可言？如果真出现这种局面，实现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任务将会被搁浅，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将成为泡影，这个责任谁来承担？！
一、“联刘除高”
毛泽东的心情沉重起来，他要换一个角度，重新审视这半年多来，特别是财经会议以来所发生的事情。
财经会议期间的两种流言，都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谭震林说的那个司令部，不用说，是指刘少奇的。那么，另一个司令部就是东交民巷八号？都是什么人去了那里？去干什么？他明确一点，就是高岗和军队的人来往频繁，这正常吗？值得注意！
首先是高岗同彭德怀的关系。在不久前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作报告时对高岗大加赞扬，还说抗美援朝胜利的功劳，后勤工作占60％，前方占40％，而后勤工作主要是靠高麻子和洪麻子（高岗和洪学智）。彭德怀的话引来一阵善意的笑声和掌声，却令毛泽东非常反感：什么话！难道党中央就没有功劳？
其实，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高岗奉命全权负责后勤工作，与前方的彭德怀配合得很好，得到彭德怀的高度赞扬，这无可厚非。现在彭德怀来找他帮助修改抗美援朝的工作报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不料这件事却引起毛泽东的严重怀疑！
引起他注意的第二件事是：1953年11月下旬，叶剑英和谭政从广州来北京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曾问他，“有薄无林”名单是怎样回事？
他非常惊讶，反问道：“你们听谁讲的？”谭、叶二人面面相觑，无言以对。
关于安子文拟的那个名单，他明明打过招呼不许扩散，是谁这样违反纪律，不听招呼？这不是阳奉阴违么？此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查清楚！后来在中央的一次小会上，他严厉追查是谁泄露的？竟没有人承认。会议结束时，他把高岗单独留下，问道：“你知不知道是谁泄露的？我怀疑是饶漱石。”其实他已怀疑是高岗南下时讲出去的，他这样问，不过是要试探高岗的诚心而已。
高岗吞吞吐吐地说：“饶漱石？不会吧？”这更加深了毛泽东的怀疑，也更令他气恼：如果你心里没鬼，你怕什么？
第三，他很自然地由此想到高岗去南方一定还有别的活动。林彪当时正在杭州，他们的关系一向很好，一定会去见他。联想到财经会议期间高岗带那么多人去西山看林彪，不仅有军队的人，也有地方的人。他们谈了什么？
最后，他想到高岗受到斯大林和金日成的赏识与支持，这也是不可忽视的！斯大林不是称他为“张作霖”么？还有那个金日成，不久前来北京谈判，就是高岗和他谈的。工作之外，他们还谈了些什么？金日成临走时一再表示对我们的感谢，是理所当然。可是，为什么还要专门感谢高岗？
凡此种种，他觉得高岗的确不正常；而且问题严重。后来，他在1955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把这形象地说成“一个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鬼火，一股地下水”。【注2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7页。另据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上卷）第320页说明所引的这段话，是毛泽东1953年12月24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的。】既然如此，下一步怎么办？他想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如何保证过渡时期总路线顺利实现。
中央已经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财经会议又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右倾观点和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也作了检讨；现在全国正在掀起批判右倾思想的热潮，所以，至少现在没有人会公开跟刘少奇走了。再说，刘少奇在军队中也没有那么大的号召力。由此看来，这个人暂时不会出什么大的问题。因此，他更相信，组织会议后期及时停止与刘少奇的论战，转而强调团结的决策，顺应了形势，争取了人心，也争取了主动。
然而，高岗就不同喽！他位高权重，在地方和军队都有很高的威望和号召力，万一出了问题，那可比刘少奇危险得多！当务之急，应当先解决高岗的问题。至于刘少奇嘛，可以暂且放一放，现在不妨同他携起手来共同对付高岗。
就这样，“联刘除高”的设想形成了。当然，舍弃高岗这员爱将，他心里难免有些遗憾，但以此换来团结稳定的大局，还是值得的！
麻烦的是：高岗可不会轻易认错！闹不好，他还会把一切都捅出去，拼个鱼死网破！依他的性格，这种事很可能发生，必须防止！
至此，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脉络：1953年上半年，毛泽东对高岗是很信任、很倚重的。这时他主要是在建国思想（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上与刘少奇进行较量，在这场较量中，他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11月至12月中旬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权衡利弊，到12月下旬，下决心与刘少奇联手除掉高岗。
二、风云突变
方针既定，从何处着手呢？首先必须牢牢地把握住军队，才能把握住大局，还要充分利用高岗的错误去制服他。
（一）调查与定罪
1、高岗要当“万岁”
毛泽东虽然实际上已经给高岗定罪，但他还是要经过“调查”让别人明白他的意图。1953年11月下旬至12月，他先后找了许多高级干部谈话，动员他们起来揭发，与高岗划清界限：
“你晓得不晓得高岗最近有什么活动？”
“据说高岗有非组织活动，你怎么看啊？”
“听说高岗九千九百岁还不够，他要当万岁！”
他反复对人们说，自己患了感冒，嗅觉不灵；有人睡在鼓里，受了蒙蔽；说高岗背着他搞分裂活动；高岗不仅反刘少奇，还反周恩来、反林彪；并宣称：“我和少奇同志是一致的，反少奇就是反对我！”
他把朱德请来，一进门尚未坐定，便问：“现在有人要造反，你站在哪一边啊？”问得朱德莫名其妙：谁要造反？如何造反？和我有什么关系？毛泽东就是这样费尽心机，放上一炮，打得你昏头转向，叫你难以招架，只能顺着他的路子走。
在那个年代，“造反”可是天大的罪过，确实吓住了一些人，无论出于公心还是出于私心，谁敢隐瞒其言行？揭高岗的种种错误，比如他没有跟毛泽东打招呼就先干起来，现在成了“背着毛主席干的”；他传播毛泽东说的一些话，这会儿都成了他“伪造毛主席言论”，“打着毛主席的旗号反对毛主席”的罪状。
毛泽东还通过这些调查证实了高岗背着他干了不少令他难堪的事，也证实了高岗是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个“危险人物”。
不妨设想一下，倘若当初高岗不那么自信，对一些人不是那么深信不疑，而是能够深谋远虑，想到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倘若他认真地和毛泽东一起共商“倒刘大计”，一切照计行事，步步为营地去干，那么，中国的历史将会是另一个样子。至少那“野心家”、“阴谋家”和“反党分子”的帽子也许就不会戴在他高岗的头上。
2、关于“反党联盟”的设想
高岗被财经会议的“批薄射刘”之风吹得昏头昏脑，从南方回来后，丝毫没有注意到毛泽东在组织会议后期改弦更张、强调团结的新动向，仍一心想着要乘胜追击，实现毛泽东在“八大”召开之前解决接班人问题的愿望。
所以，当他得知饶漱石受了批评之后，就跑到毛泽东前面替饶漱石说好话。殊不知，毛泽东心情欠佳，一肚子气正不知向哪里发泄，听了高岗的话，便顶了回去：“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说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注3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后来高岗挨了批评，饶漱石又去替高岗说好话。
这样一来，已经对高岗疑心重重的毛泽东又怀疑高岗与饶漱石的关系似乎不那么简单、不太正常。联想到组织会议上张秀山、郭峰的观点与饶漱石的观点一致，便怀疑他们是早就串通好的，“有协议”、“有预谋”、“有阴谋”，再联想“张秀山、郭峰的后台是高岗”，他们不是形成了一个“反党联盟”呢？后来的事实和他在1955年党代会的讲话，【注4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46页。】都充分证明了他的这个设想。
其实，高岗一直认为饶漱石是刘少奇提拔起来的，也不怎么瞧得起饶漱石，平时与饶漱石很少来往。高岗既没有参与张、郭的发言，更不知道饶漱石的发言。他后来反省时，根本就没有检讨他与饶漱石有什么“预谋”的问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是他自己给自己雪上加霜。饶漱石也一直不承认他同高岗有什么“预谋”，只说他与张、郭的发言是“不谋而合”。
但不管怎么说，既然毛泽东想到了他们之间“不正常”，有“联盟”，那就在劫难逃了。
（二）毛泽东设计钓“大鱼”
在进行“调查”之后，毛泽东又设计要钓高岗这条“大鱼”。
他对高岗说，他打算到南方去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
高岗立刻去找陈云商量。
陈云心里没有把握，一边思量，一边说：“照过去的惯例，主席生病或外出，都是少奇主持中央的工作，这次他提出轮流主持，是不是另有考虑？”
“就是！他对少奇已经不信任了，怎么还能叫他主持！”高岗说得斩钉截铁。
陈云没有马上表态，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我看可以轮流？”
1953年12月15日，中央开小会研究这个问题，毛泽东说：“今天的会只有一个议题，我要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同志主持，还是由书记处几个同志轮流主持，大家意见如何啊？”
周恩来首先表态：“按照过去的惯例，主席不在北京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嘛！”
刘少奇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
高岗马上表态：“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
接下来，邓小平和陈云赞成刘少奇主持；朱德，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毛泽东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散会后，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地一边向停车处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邓小平身边，说：“少奇政治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的工作，还是轮流好。”他还提到，周恩来把握政策比刘少奇稳。
邓小平反驳道：“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
本来，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是正常的；在问题未作出决定之前，领导人之间继续交换意见也是正常的。但是，邓小平却向毛泽东报告说，高岗“搞非组织活动”，“高岗来找我谈判，拉拢我”……
高岗在座谈会上否认去过邓家，说他根本不知邓家在何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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