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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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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很快清醒过来。发现并未击中自己，枪就掉在身边不远处，就拼命挣扎着去捡枪。可是他被赵家梁紧紧抱着上身和双臂，仰面压在赵的身上，挣不脱，动不得，他使劲用双脚顶住地毯，两人的身子一起向左侧滚过去，他终于用左手抓住了手枪！高岗的力气很大，但赵家梁年轻，两人谁也制服不了谁。幸亏高岗的双臂不能自由活动，左手里的枪转不到右手，否则，他肯定又会开枪，可能打到他自己，也可能打着赵家梁或其他人，后果不堪设想！
突然枪声及随后发生的一切，都在极短的瞬间，人们都惊呆了。赵家梁紧紧抱着高岗，大喊：“快打电话，快打电话！”其实谁也顾不上打电话。这时枪又被高岗抓在手里，赵家梁又大喊：“快！快！快把枪夺下来！”人们完全清醒过来了，董文彬从餐桌对面壁炉那边跑过来，高老虎、白俊杰等也迅速从餐室门口奔过来，有抓高岗右手的，有掰其左手手指的，七手八脚，终于把枪从高岗手里夺了过来！这时，赵家梁才发现自己的脸上、手上都因搏斗而擦破了。
枪一夺下来，高岗马上瘫软。人们把他和赵家梁扶起来，一起到隔壁办公室的沙发上坐下。高岗一面走一面喃喃地说：“赵秘书叫打电话了，等一会儿就来人把我铐起来带走了”，“要把我铐起来带走了！”
尽管大家一再解释说，没有人打电话，高岗还是将信将疑，喃喃不休，显得有点神经质。
从赵家梁等人上楼、烧信、开枪、夺枪，到坐在沙发上，从极度的紧张到表面平静下来，好像过了很长的时间。其实只有半个多钟头，这时刚刚下午一点三刻。
此时，安志文来了。见楼下一个人也没有，感到奇怪，忙上楼来到办公室，见这么多人围在一起，更是惊讶：“怎么啦？都在这里干什么？出了什么事呀？”的确，这是十分反常的现象：家属、秘书、许多卫士和服务员等，都聚在平时很少进去的二楼办公室，准是出了什么事情了！
董文彬、李力群和赵家梁简单扼要地说了一下刚才发生的事情。安志文一听，又气又急，瞪着高岗责怪道：“你怎么搞的嘛？”
高岗答非所问：“赵秘书叫打电话了，很快就要来人把我带走了！”
大家互相看一眼，有人想笑不敢笑，忙去安抚高岗：“你放心，没人打电话。”
安志文啼笑皆非，便问：“到底打电话没有？”
大家都郑重地说，确实没有人打电话。
安志文严肃地说：“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谁也不要对外说！”
正说着，桌上的红色电话机骤然响起，把高岗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下，慌慌张张、颤颤巍巍地从沙发上站起来，无力地依着桌边，拿起话筒，有气无力地： “喂？……”
“高岗同志，今天下午的会，你能参加吗？”话筒里传来周总理的声音。
高岗似乎还未回过神来，眼巴巴地望着安志文，不知如何回答。
安志文急切地说：“就说你身体不舒服，请假，不参加了！”
高岗木讷讷地复述了一遍。
话筒里又传来总理的声音：“那好，你看大家的发言记录吧！”
“噢，好吧。”高岗慢慢放下话筒，似卸却千斤重负，吁一口气，又瘫坐在沙发里了。
这时已是下午两点三刻。
见高岗放下话筒，安志文站起身来对他说：“该好好休息了，可不要再胡来！”又对大家说：“都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吧，各自坚守工作岗位，只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赵家梁也说：“中午忙忙乱乱的，连中饭也没吃，够累的了，好好休息吧。”他这才真的感到十分疲惫，也才发现自己的两个手腕边有好几处被抓伤擦破，留下血迹，胸部也隐隐闷痛。
于是，李力群扶着高岗去卧室休息；赵、董二人跟着安志文一起下楼。一进办公室，安志文立即把门关好，低声说：“这是件大事，不能隐瞒，一定要向中央报告！”赵、董二人点头称是。
赵家梁对董文彬说：“我坐志文的车一起去报告，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回去休息了，不要让人知道我去哪儿了。”
董点头：“行，你放心去吧，我会注意的。”
赵家梁上车时故意大声说：“志文！我搭你的车，回去休息！”
一上车，安志文立即对司机老杨说：“去政务院西门！”
中南海西门传达室里，安志文和赵家梁正焦急地等待着。刚才他们已给总理办公室的李琦打了电话，请求总理紧急接见。虽然只过了三四分钟，可他们却觉得好像过了很久很久。
很快，李琦出来把我们接到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坐下，自己到隔壁请总理过来。
时针指在下午三点一刻。
座谈会刚刚开始一会儿，大家注意到，高岗今天没来。
总理快步跨进办公室，坐在他的转椅上，带着严肃诧异的目光问道：“有什么急事？”
安志文说：“高岗开枪自杀未遂，我们特来报告！”
总理一惊：“怎么？什么时候发生的？刚才还通过电话嘛！”
“就在您打电话前不久发生的。他在电话里说的话，是我教他那样说的。”
总理沉吟片刻，点点头：“怪不得我觉得他说话有点不大一样！好吧，你说吧。”
“详细情况由赵家梁向您报告。”
总理侧过头来对赵家梁说：“好，你讲吧。”
赵家梁扼要地讲经过情况。刚讲了了十来分钟，总理说：“你等一等再讲！”
他转身出去，不一会儿，彭德怀、习仲勋等中央、军队和地方的不少负责人从隔壁会议室进来，挨着三面墙边的椅子坐下，看到安、赵二人，都感到诧异。有认识他们的，在这种场合也不便多问，只点点头打个招呼。
待大家坐定，总理环视一周，说：“高岗今天中午自杀未遂，现在由高岗的秘书赵家梁同志把经过情况讲一下。”
赵家梁又比较详细地从头叙述了事情发生的经过。
他一口气讲了大约四十多分钟。大家感到此事重大，来得突然，都不知该说什么。总理让大家回去继续开会，自己留下来跟安、赵谈话。他说：“高岗的错误极其严重，你们现在站到中央这边来，挽救他，向中央报告，做得对。现在你们要注意，一是防止他再自杀，二是防止他杀人，首先是杀你（指赵），三是防止他外逃，跑到外国使馆去。你们回去之后，什么也不要说，也不要让别人知道你们已来报告，更不要对高岗说什么，中央会另外派人去跟他谈话的。他自杀这件事，不要外传，注意保密。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打电话找我。我有什么事，也会直接找你（指赵）。要密切注意他的情况，有什么问题，随时向我报告。”
他想了想，又问：“高岗楼上有空房间吗？”得到肯定答复后，他说：“你们两个，还有张秀山，都住到他楼上去。”最后，他问起那封已烧掉的信，并叮嘱赵家梁，尽快把那封信的内容复述出来，交给中央。
他们从总理那里出来，已经是下午四点一刻了。
周恩来立即向毛泽东和政治局的同志报告了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
这段时间，身在杭州的毛泽东同样坐卧不安、心情紧张，据罗瑞卿后来讲，那些日子，毛泽东几乎每天听京剧“逍遥津”（汉献帝时曹操逼宫的故事）的唱片。当他听到周恩来报告高岗自杀未遂的消息时，既震惊又气恼。沉默片刻，说：“告诉高岗，他的错误严重，自杀更是错上加错！他必须停止一切错误的想法和做法，悬崖勒马，彻底悔悟，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停了一会儿又说：“让他先休息三个月，好好反省，尽量挽救。”
下午五点多，周恩来给赵家梁打电话，要他向高岗转达毛泽东的指示。
下午六点半，书记处会议。会后，习仲勋、马明芳、马文瑞、张秀山代表中央向高岗正式传达毛泽东的指示和中央对他实行管教、待遇不变等决定。同时成立了管教组，并派公安部的干部进驻东交民巷八号院，增加了警卫队的力量。
晚上九点，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至此，毛泽东精心策划的“联刘除高”计划终于有惊无险地实行了。
五、株连冤案
高岗的问题定了案，事情并未就此了结。按照一些人的推理，高岗决不是孤立一人，他必定有“帮凶”，有“同伙”，还有他的“反党老窝”。那么，就去抄他的“老窝”，去揪他的“同伙”吧。于是，便株连到更多的人。
（一）周恩来谈话
中央座谈会结束后，周恩来找林枫、张秀山和张明远就如何召开东北高干会议，深入揭批高岗的问题谈过一次话，下面是谈话的主要内容：【注24 这是根据张明远当时的记录整理的，原记录稿无日期，从内容判断，应在1954年2月底至3月上旬间，中央高干座谈会结束后，他们返回东北之前。】
群众团体应参加党委和会议。
中央对你们那个草案【注25 指即将召开的东北高干会议决议草案。】的意见是：
对高岗在东北时期的错误，要有所揭发。
东北局应从东北角度揭发高岗的罪行，对其本质揭发应更深下，揭发他“一贯正确”、“政治对组织错”的事实，以引起广大干部的愤慨，耻于与其为伍。
从草案的内容看，平淡无力，揭发不深，动员力量不够。原因是着重了个人检讨，而未得出集体的共同认识。高岗在东北已有反党活动，以后野心大起来，到北京后仍指导东北的工作。你们孤立的个别检讨，缺乏共同的历史的认识。决议草案未把他的反党活动集中起来，引起共同愤慨。
总的来看无动员力量。
要有集中的、历史的认识，主要要打破高岗“政治上对，组织上错”、“东北正确，到北京不好”的观念。
原则上讲，不可能一个人在政治上对，组织上不对。党员的一切活动都是有政治性的，把政治和组织对立起来是不对的。这个思想是高岗反党活动的理论。不仅如此，高岗对少奇有意见，在中央不谈，背后乱说。如说他与少奇有争论，说少奇派他到东北，是已看到彭真对东北的工作拿不下来。【注26 日本投降后派高岗去东北，当时彭真是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后不是帮助彭真，而是看着彭真垮台。少奇信任高岗，才派他到东北工作，但他却说少奇袒护彭真。
高岗说，少奇在香山说合作社可以少分红、股少入。
高岗反对中央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注27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事实证明少奇对，高岗不对。
在莫斯科，高岗对苏联、斯大林说，苏联海军可否到青岛活动。少奇批评了他，他即发脾气。此事刘对，高错。
高岗对少奇有意见，1949年有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注28 指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代中央起草并发给东北局的电报，其中转发了邹大鹏的信，并批评东北局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中有“左”的错误。详见本书附录之“新的分歧”。】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谈话；在东北关于富农问题的谈话。
少奇关于资产阶级问题的谈话有毛病；富农问题，推迟合作化的意见有出人；对生产合作社的意见不对。在这些问题上，高岗与少奇有争论，但有些并不是高岗的意见，所以也不能由此说他政治上对。
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少奇只是对时局估计过早。
延安审干，高岗也很（左）；整风时西北高干会也过火了。
土改问题上，高岗也是“左”的，并不是正确的。
高岗在东北支援战争并不突出，打锦州是毛主席的意见，百万大军入关也是毛主席的意见，高岗却说是他提议的。其实他很计较个人得失，经常动摇。
资产阶级问题的电报证明中央是对的。东北城工会议有错误，东北局对资产阶级政策有问题，对资产阶级不能孤立，东北城工会上对此未很好讨论，强调东北特殊。对统战政策，东北局根本不讨论，政府没有真正的资产阶级代表。
少奇关于富农党员问题的谈话，不能说是原则错误，只是推选处理的时间。在农村座谈会上，高岗是同意中组部对富农党员的规定的，并无不同意见。
生产合作社问题，高岗并不高明（如批评农业社会主义）。
工矿党委制【注29 当时高岗接受苏联经验，主张厂长负责制，曾引起争论。】是毛主席的主张。
要认清高岗的政策思想是不稳的，他的思想历史根源，是资产阶级和流氓无产阶级的，因此不可能在政策上正确。思想意识指导其生活作风，政治上如何能正确？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他有正确的一面，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不断发展，正确面逐渐缩小。
凡是在组织上搞分裂的，政治上而是错误的；政治上正确的，组织上也是正确的。
对高岗是否要经过批评达到团结？对他应该长期管教。要批判“高岗对，刘少奇错”的观念。
高岗在东北就有阴谋活动，到东北后，养成特殊化，独揽大权，中央稍一过问就不满。
对高岗错误要更深入地挖，像挖毒瘤。这样可能会损害大家一些健康的肌肤。要采取一致的态度去检查。
关于东北的问题，东北局负什么责任，每个人如何交代？
对高岗的揭发必须彻底。
高岗的错误与东北局，与每个人要有区别。东北局过去与其他各大区一样，但高岗在东北局仅有一份，并且是搞阴谋活动。他的阴谋活动超过了他过去对革命的功绩。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有责任，错误要交代。在这次会上先作原则交代。东北局所负责任与一般中央局及中央不同，中央是失察，财经会议发觉，即进行批判。不是路线、宗派错误，而是强调总路线，批判资产阶级思想。
中央失察与东北局责任不同，东北局责任重。东北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犯有原则错误。
个人检讨要深挖，陷下去的要拔出来。陷下去的不要有顾虑。不要计较有人责备。
东北不少干部受高岗的影响，这些干部的好处是有朝气。中央可以多说好的方面，但东北局和个人应多检讨。
要使干部认识到社会存在的黑暗面，党存在的黑暗面和缺点；他们的警惕性不够，他们的历史经验不足。要使他们知道，个人主义会发展小集团习气；要鼓励他们发扬光大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
会议的重点是揭发高岗的错误，认识其罪恶，鼓舞大家的斗志；要分清东北局的责任和个人的责任；启发教育大家增强团结。
高饶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党外性质，资产阶级代理人性质，是反党的宗派活动，不少路线问题。过去路线错误是利用政治纲领团结一些人，无另外组织。高岗的反党性质的党外的，反党的，不需用一个纲领团结一部分人，是搞阴谋的。但他的思想作风影响了一部分人，他们在这种影响下做了一些错事。
“七大”以来，疏忽了党内思想教育，一些人产生骄傲情绪，接受了资产阶级思想。高岗的野心之所以能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党有弱点。
会议要着重揭发高岗，并联系自己作检讨。
（二）“高岗反党集团”
1954年3月下旬，周恩来奉了党中央的指示，亲自到沈阳召开东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四中全会和中央高干座谈会精神，要求深入揭发高岗的问题。他特意带知情人马洪和安志文来参加会议。罗瑞卿作为联络员一同到达。
东北高干会于1954年3月26日至4月25日举行，参加者与东北党政军群一级机关负责人和各省市的负责人，以及 “与高、饶问题有关”的一些人；会议主席团由东北局常委和各省市委书记组成；东北局第一副书记林枫主持会议。周恩来于3月27日作了报告，第二天即回北京。罗瑞卿留下继续参加会议。
如果说，中央的两个座谈会揭露了“高饶反党联盟”，那么东北高干会在揭批高岗的同时，还要搜罗高岗的“同党”，揪出一个“高岗反党集团”。
东北高干会对同高岗一起工作的同志，会上大轰大嗡，乱批乱斗，会下跟踪盯梢，捕风捉影；对揭发的“问题”既不许当事人说明事实真相、进行申辩，也不许进行调查核实；大帽子压顶，随意株连。整个会议没有党内民主可言，更谈不上什么事实求是的原则。以至人人自危，担心自己不知何时也会被“划进去”。
在这样极不正常的情况下，会议于1954年4月24日通过了《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认为“东北局若干负责同志在实际上参加了高岗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活动，形成了一个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从而把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几乎都打成“高岗反党集团”成员，还捏造出所谓“高岗的五虎上将”。
然而，抓“反党集团”这么大的事情，岂是东北高干会就能决定的！罗瑞卿说过，当时对抓小集团的问题拿不稳，打电话请示中央后才定下来。不仅如此，他和林枫还亲自去中央汇报请示，回来后才宣布的。根据中央指示精神，罗瑞卿在东北高干会上说：“高岗在东北地区已经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反党反中央的宗派”，“东北局组织内的若干成员和它的主要领导充分中的若干人，例如张秀山、张明远等参加了以高岗为核心的反党小集团”。【注30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罗瑞卿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
令人费解的是，在东北局的主要负责人中，唯一没有受到批判。没有被划入“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的，只有第一副书记林枫一人。在高干会上，林枫检讨说：“我和东北局一部分同志，对于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高岗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的面貌。对于他反对中央领导同志的流言蜚语，高岗的派别性的干部政策及其恶劣地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的领导作风，失掉了原则立场，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注31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林枫同志在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发言提纲》。】
同样是对高岗反党反中央的罪恶活动“丧失了嗅觉，没有能够识破”，同样“既没有进行批评和抵制，又没有向中央反映”，怎么别人都成了高岗的“同伙”，而唯独主持东北局工作的林枫反倒成了唯一的好人呢？
本来，东北局的成员与高岗之间，除了工作关系之外，并无其他不正常的关系，更谈不上什么“反党集团”和“五虎上将”之类。林枫却乘批判高岗之机，大搞以我划线，制造冤案。在高干会的决议中，就明明白白地写了“这些同志……故意地孤立林枫同志，即在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致使林枫同志难以行使职权。”【注32 中共中央东北局办公厅秘书处1954年5月9日印：《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先不说是否真有此事，就算确有其事，甚至“反对林枫”，也构不成“反党反中央”之罪呀！
值得注意的是，所谓“高岗离开东北地区后，他们实际上仍然帮助高岗把持东北局的领导”，似乎故意模糊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高岗虽然到中央工作，但他依然是东北地区党的书记、政府主席和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即第一把手。也就是说，他名正言顺的就是“东北局的领导”，何须别人“帮助把持”？既然如此，这些同志何罪之有？反倒是不知林枫“难以行使”的是什么职权？
那么，究竟有没有“高岗反党反中央宗派”，即“高岗反党集团”，或“高饶反党联盟”呢？1981年中共中央11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已经抹去了“集团”、“联盟”的字样，只保留了高、饶两个“司令”。
（三）凭空捏造的“五虎上将”
关于“五虎上将”，最早是周桓（东北军区副政委）发言时信口说的，却大受罗瑞卿和林枫的欣赏，当着“真事儿”向中央汇报。后来被毛泽东加以肯定，传播开来。
“文化大革命”以后，胡耀邦曾经多次对郭峰说：你是好同志，过去受了不少委屈。这个问题将来会解决的。
薄一波在一次与张明远谈话时也说过类似的话：“五虎将”是没有的，那是东北高干会追根源、上纲的结果。这个问题，在1979年就解决了。
我们之所以说，所谓“高岗反党集团”的“五虎上将”是凭空捏造，只要看一看他们五个人的简单情况就明白了。
张秀山，当时任东北局第二副书记，他曾与高岗在一起创建陕北根据地，一起受“左”倾路线的打击，在错误的陕北“肃反”中几乎丧命。后来，他们又一起创建北满根据地。长期的战斗友谊，使他受到高岗之信任。但是，他到东北工作，与高岗毫无关系，他不时高岗“拉山头”拉去的，而是在日本投降之初，与林枫等人一起，由党中央派往东北的第一批干部。
到东北以后，在工作方针的争论中，林枫（时任东北局组织部长）支持彭真的意见，而张秀山则支持林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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