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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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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
1949年夏天，刘少奇和高岗访苏期间，向苏联提出购买二白架飞机和代培飞行员的要求。虽然他当时不会预见到一年后将发生朝鲜战争，但他为军队近代化建设所作的努力，无疑是有远见的。
在国防工业方面，除北满和大连等地的军工厂外，沈阳解放后又接收了一批军工企业，更加强了军工生产，为大军进关作战和支援淮海战役、渡江作战等作出重大贡献。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东北局决定把南满的部分重工业工厂迁往北满，国防工业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养军治军方面，高岗在陕甘宁时期，就很重视屯垦养兵，吧屯垦与人民子弟兵的性质联系起来，作为长期方针。在和平年代，高岗仍坚持以劳养武，劳武结合的方针，边练武，边生产；1950年春，东北军区召开第一次部队生产会议，高岗提出军队要“自给三个月的粮食”的任务。要求部队领导不仅要深入生产第一线，组织与指导部队开展多方面的生产，而且要组建工程队参加地方的水利、铁路、公路和基建工程。这不仅解决了部队的经费，而且培养了人才，减轻了人民负担，密切了军民关系，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在建设正规军的同时，加强民兵建设，平时生产，战时支前。抗美援朝战争中，民兵发挥了很大作用。
3、农林牧业全面发展
在农村工作方面，东北局发扬毛泽东在陕甘宁提出的“组织起来”的思想，从变工互助组到农业合作社，乃至大型国营农场，进行了多方面的试验探索。东北的农村合作运动在很短的时间里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赞扬。
在大力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同时，东北党和政府还制订了改造自然的宏伟计划，治水治沙，在西满地区营造大规模的防护林，有计划地向北满地区移民垦荒。
东北人民政府在《施政方针》中提出的营造西北部防护林的计划，从1950年开始动工，经过勘察规划，加强了原有林的保护，营造了大量种苗，建立各级林业生产的领导、技术和种苗机构，做了大量准备改造。经过一年多的实践，东北人民政府作出了《计划与营造东北西部防护林带的决定》，要求以6～１0年时间营造西北满防护林的宏伟规划（造林面积大的地区用10～12年完成），由东北人民政府高岗、副主席林枫、高崇民、李富春署名发布实施。防护林南起辽东半岛和山海关，北至兴安岭以南的富余、甘南等地，长1100公里，宽三百余公里，跨60多个县（旗），受益面积约20多万平方公里（六千万亩），等于东北总面积的20％。完成建成后，林木收益可达相当于四千万吨粮食价值的财富。这项工程不仅在国内史无前例，在世界上也属罕见。这一决策，在50年代一直被认为是“一个伟大的创举”，是我国历史上空前的大事。
为了把群众性的造林活动持续下去，东北人民政府规定每年4月5～20日为“植树造林和护林运动节”，从1950年开始进行大规模造林护林运动，取得了巨大成就。1952年的造林面积达到1950年的47。55倍。
遗憾的是，这项计划后来因众所周知的原因而未能实现。
林业发展带动了畜牧业发展，高岗多次强调增畜、爱畜、保畜和提高牲畜质量的重要性，要求各地开展群众性的改良畜种和预防畜病的活动。到1952年，牲畜量比解放初期翻了一番，畜疫得到控制。
从1950年起，东北人民政府着手根治水患，将治水与发电、灌溉、航运等结合起来，合理开发利用水力资源，进行现代化的水利建设，控制水害，造福万代。
4、大力支援全国
东北地区遵照党中央关于“先走一步，支援全国”的指示，在发展自己的同时，没有忘记关内的兄弟省区，不论在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还是在经济建设、干部工作等方面，都给予了大力支援。
早在东北全境解放之前，东北酒发展军工生产，支援关内大批军用物资。解放初期，全国出现严重的通货膨胀，不发资本家囤积居奇，投机倒把，造成物价暴涨，市场混乱，金融危机。为了评议物价，稳定市场，安定人心，打击不法资本家的破坏活动，迅速扭转局面，东北局遵照党中央指示，调运大批粮食、布匹、棉纱、木材、钢材等物资投放到关内市场，仅天津在1949年冬的半个月内，每天从东北调入的粮食达1000～1200万斤，有力地支援关内的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帮助关内平息市场风波，渡过难关。在抗美援朝期间，东北地区承担了主要的战勤供应任务，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关内的负担，支援了他们的经济恢复工作。
此外，东北地区还根据党中央的要求，向关内调配了大批干部，其中包括大批有经验的经济工作干部，有力地支援了中央和各地的经济建设。
（三）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
正当东北人民全力进行和平建设的时候，1950年6月，美帝悍然发动侵朝战争。为防不测，中央军委决定立即组建东北边防军，驻东北的军队陡然增加了26万。毛泽东命令，“部队应准备于9月上旬能作战”。撤出，东北进入了紧张的战备。
然而，要真的投入一场新的战争，谈何容易！当时我国面临极大的困难，特别是关内的工农业生产尚未恢复，粮食、物资供应都很紧张，后勤保障只能由东北多承担。因此，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发出特急电命令：“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物，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遵照这个命令，东北局和人民政府做了大量组织动员工作：调派干部建立健全战勤机构，为志愿军组建五条后勤供应线；动员成千上万的民工、技术人员和担架、车辆等随军服务，源源不断地把战需物资运往前线，把伤病员和部分朝鲜难民运回国内；铁路实行军事化；重要工厂向北满转移……
三年间，为争取朝鲜战争的胜利，高岗几次亲赴朝鲜，与金日成首相、彭德怀一道共商两军协同作战大计；他往返于北京、莫斯科和朝鲜之间，为争取苏联援助，做了许多工作。东北党和政府带领全区军民为保障战争的胜利做出杰出贡献，受到志愿军和朝鲜人民的好评，也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赞扬。正如彭德怀所说：如果抗美援朝的胜利的功劳是一百，后勤工作的功劳应该由60。
在这期间，高岗被推举为军委副主席。
（四）增产节约与“三反”、“五反”运动
东北经济建设和支援朝鲜的任务都很重，东北的财政很困难，尽管中央表示可以帮助解决，但东北局考虑到全国刚解放，关内的经济尚未恢复，许多问题需要中央帮助解决。于是提出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克服困难。
1951年5月，高岗在东北局召开的城工会议上，做了《为增产500万吨粮食财富而斗争》的报告，在全区发动了轰轰烈烈的爱国增产、增产节约运动。通过这一运动，广大职工提高了觉悟，增强了当家作主的责任心，促进了技术改革，增加了生产。当年10月，就增产节约价值一千万吨粮食的财富；到年底，完成价值1600万吨粮食的财富，大大缓解了财政困难。
东北增产节约运动的成绩引起党中央的高度重视。1951年10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全国学习推广东北经验，开展精兵简政、增产节约运动。东北的增产节约运动也更加广泛深入地开展起来。
随着增产节约的深入，揭露出许多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不仅给经济建设造成重大危害，而且严重地腐蚀党政干部，破坏党和政府的威望。东北局在1951年8月发动了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为内容的“三反”运动。高岗亲自作动员报告，东北局作出相应决定，41把整顿党风和增产节约、“三反”运动结合起来，大张旗鼓地进行。同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张秀山为主任、张明远为副主任的东北局纪律检查委员会，并由纪检委向各省市派出工作组，指导帮助开展“三反”运动。
东北的经验再次得到党中央的赞同，毛泽东亲自批示在全国推广。【注39 1951年11月20日，中央转高岗11月1日给中央的报告，毛泽东为其写了批示：兹将高岗同志于本年11月1日所作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进一步深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发给你们。中央认为这个报告是完全正确的。请你们重视这个报告中所述的各项经验，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斗争。
】1951年11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向贪污行为作坚决斗争》的社论，介绍了东北的经验。12月1日，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官僚主义的决定》，12月8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党中央的指示，使东北的增产节约和“三反”运动更加深入健康地进行，并取得很大成绩。
1952年5月，结合“三反”运动进行整党，并对党员进行重新登记。
在清查贪污分子的过程中，发现他们和不法资本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不法资本家利用打进来、拉出去的手段，向党政军机关国家干部行贿，并通过他们盗窃经济情报，十分猖狂地进行不法活动。情况反映到中央后，1952年1月，中央批准开展以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和盗窃国家情报（当时称为“五毒”）为内容的“五反“运动。3月，中央提出处理不法商户的五项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根据这些原则，东北各省市对不法工商户分别进行了查处。
在运动中，也出现过一些“左”的偏差，如不切合实际地搞“打老虎”运动，要求各地抓“大老虎”，扩大了打击面，甚至发生逼人致死的现象。后来东北局纠正了这个错误做法。
通过“三反”“五反”运动，清除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堕落分子，打击不法资本家在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同时也纯洁了党政干部队伍，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和工作热情，保障了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顺利进行。
总之，东北当年的成就有目共睹，东北对全国的贡献自有公论。直到40多年后的今天，在全国各地依然能看到当年东北援建的工厂，能听到当年支援关内的工人、技术人员们未改的乡音。
不能否认，作为东北局的带班人，当年高岗的确是在为彻底改变东北的贫穷落后面貌，为支援全国兄弟省区共同发展呕心沥血。惟其如此，他才能受到全东北人民的拥戴，也惟其如此，才能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的赏识和推崇。
高岗在东北之所以能取得较大成就的重要原因，据当年与他一起工作过的干部说，一是他善于抓大事，而且抓住不放，一抓到底。大事是什么？是贯彻执行党中央所制定的路线和方针政策；是党的建设、军队建设和经济建设。他根据党在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相应的具体政策，狠抓落实，并获得成功。在北满时期如此，东北解放后也是如此。起草他继承和发扬在陕甘宁时期“搞五湖四海”的精神，对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岗位的干部，以德才取人，不论山头，不计资历，充分调动各类人才的积极性，发挥他们的作用。第三是深入实际。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这些就是高岗的“成功之道”。
然而必须看到，东北的成就虽然有高岗的一份贡献，但更主要是有党中央对东北解放战争的真确的战略部署和东北广大军民浴血奋战，才使东北的解放早于全国其他地区，使东北人民有了得天独厚的和平环境，得以全力进行经济建设，重建家园。而大批军队进关作战，一方面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同时也大大减轻了东北人民的负担，为他们方针经济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是七届二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建国方针，东北建设事业才有了明确的方向；是东北广大党员、干部、军队和人民群众积极响应党的号召，上下团结一致，舍生忘死地日夜奋战，才取得看抗美援朝和东北建设事业的伟大成就。没有这一切，高岗将一事无成。
1954年，高岗在反省时说：东北的经济发展，整个工作，开始是林彪、罗荣桓、陈云为主，还有中央的好多干部和军队，自己只是其中的一个，做了些工作。以后，中央支持，苏联帮助，调干部、出主意、买机器、来专家。自己在一些方面，部是摸得很深恨准的。爱报喜，不报忧。听到“先进”就舒服；一听说“有毛病”，就不高兴。因为自己没有看到这些，过高地估计自己个人的作用，也就产生了突出个人和不注意集体领导的缺点。
（五）新的分歧
如前所述，在东北解放战争期间，高岗对刘少奇是尊重的，尽管后来产生了一些隔阂，但没有成见。进入和平建设时期以后，他们在工作中发生一些意见分歧，而高岗意见往往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意见分歧多了，自然就会产生一些不满情绪，但还说不上是反对刘少奇。
按照周恩来的说法，42高岗对刘少奇有意见，1949年四次：资产阶级问题的信；43莫斯科谈话；合作社问题；在东北谈话（富农问题）。 44
1、关于私人工商业
1948年，张闻天发表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列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成分之一，并提出了对私人资本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思想。这个《提纲》是东北局制定关于私人工商业政策的思想依据之一。
张闻天认为，由于过去的特殊历史条件，东北的国营经济，较之其他解放区都要发展。所谓“特殊的历史条件”，就是在日伪时期，东北的工商业全部被日本人和汉奸所控制，几乎没有民族工商业。东北解放后，大量的日伪、汉奸产业和官僚资产被没收而成为强大的国营企业。即所有的大企业，差不多全部掌握在国家手中，并且国营经济在东北城市工商业中，已经占了领导地位。而私人资本经济在东北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不算大的，而且“东北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以中小资本家，尤其是小资本家为多”，并且主要是以加工订货、包产包销、承揽工程等形式，在国营企业的带动下发展。
这种情况与关内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相关的方针政策也与关内有所不同。
国营公私企业的关系，他充分注意到私人资本主义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又指出他们的投机操纵之破坏作用。他提出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就是把必须要方针的私人资本，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并对其进行管制与监督，与其破坏性作长期斗争，并将一部分私人资本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我们的各种经济政策应该做到这样的程度：都无利可图，凡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而凡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因而使之被迫转业，特别是逼使过剩的商业资本向工业方面转移，极为重要”，“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投机操纵、同它的破坏性的经济活动作斗争，是今后经济战线上的任务”；“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必须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对私人资本主义的放任自流的态度，是危险的。”这就是对私人企业实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思想，是“公私兼顾”的具体体现。
高岗完全接受张闻天的这些主张，把它作为东北局指导私人工商业的政策依据，按照“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和对私人资本进行利用监督改造的方针处理公私关系及工农商的产购关系，增强国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带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工商业的发展。
然而，刘少奇不赞成东北的做法。
1949年5月31日，刘少奇起草并签发了党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概述了他视察天津时发现的一些“左”的做法后指出“在报纸上只说资本家坏，不说资本家还有些好处；在党内思想上只强调私人资本主义的投机性、捣乱性，强调限制资本主义而不强调一切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生产在目前及今后一个长时期内的进步性、建设性与必需性，不强调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只强调和资本家斗争而不强调联合愿意和我们合作的资本家，结果就使资本家恐慌消极，陷于半瘫痪状态，完全没有生产积极性，许多资本家就准备停工歇业或逃跑。这是一种实际上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的倾向，实际工作中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
电报批评东北局说：“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要求东北局“据以检查自己的工作，认真克服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如果不克服此种错误就是犯了路线错误。”电报还要求东北局召集会议，点名要张闻天参加，并发表意见。
电报最后指出：“我们尚未批准印发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方针提纲这个文件。我们认为在这个文件上必须加上批驳上述偏向的一段文字之后才好印发。”
电报并转来邹大鹏给刘少奇的信，大意是：
（1）刘少奇的报告（天津讲话）解决了他久已存思想问题，即城市工作中的宁“左”勿右引起的苦恼。
（2）认为张闻天的报告对私人资本的意见令他们“垂头丧气”，但因为怕被说成“右倾”，又不敢提意见（他参加了东北局讨论和通过《提纲》的会议）。
（3）认为张闻天的主张是错误的，私人资本“垮了”不如利用起来好；“垮了”以后工人失业，劳资两不利。他举了一个牙刷厂为例。这分明属于“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张闻天明明是主张要保护和发展的，何错之有？
当时高岗正在苏联访问，便由李富春主持起草了东北局给中央的报告，检讨东北局在对待民族资本家的政策存在的偏差，并提出改进意见。高岗回国后，不同意这个报告，重新组织人进行调查，另写报告，认为“少奇同志不了解东北的情况”，说东北的私人资本经济十分薄弱，对公营经济的依赖性很大，不承认东北局在政策上有“左”的偏差。
高岗还对东北局的几个常务说：少奇同志对资产阶级的政策是右的，华北局薄一波执行这方面政策中有右的倾向，就与这些讲话有关系。他叫王鹤寿等人吧刘少奇在天津队资本家讲话的记录（高岗在反省时说，这些谈话记录是陈云让王鹤寿送给他的）搜集起来，转给毛泽东，明确不同意刘少奇的意见。
这两件事后来都成为高岗“反党”的重要“罪证”。
2、公营农村发展道路
周恩来所说的合作社问题和刘少奇在东北的谈话，都关系到农村发展道路问题。
早在陕甘宁时期，毛泽东就发出“组织起来，发展生产”的号召，不但建立起许多变工队、互助组，也发展了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及公营农场等。在北满，中共北满分局推广陕甘宁边区的经验，建立了一大批变工互助组织。1949年，高岗进一步指出：“必须发展互助合作组织”，“加强公营农场”；“（互助组）在获得生产工具改造之后，还可以进一步提高与发展”。东北局宣布了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注40 五条奖励互助合作的具体政策是：农贷，除水利、防疫等贷款外，全部贷给好的、但生产上有困难的变工组；新式农具，应首先贷给变工组，或在价格上给以优待；良种及国家可能的农业扶助，变工组有优先权；劳模奖励基本奖给好的变工组等等。】以利其发展。
1950年，在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大力倡导和支持下，东北地区开展了大规模的互助合作运动。到1952年，东北组织起来的农户已达80％，耕地面积达到84％，农场与合作社也有所增加。
当时有相当一部分农民，特别是解决较早的北满、东满等地区的大部分贫苦农民很快富裕起来，成为中农或富裕中农；少数农户买了牲口、车辆，有的还增加了土地，甚至雇了长工，放高利贷，有了剥削，成了新富农，其中不少是土改时的积极分子和共产党员。据东北局1952年3月的调查，这种新富农约有1％左右的农户。有人把新中农称之为“排头”，而把新富农称之为“旗杆”，羡慕他们，学习他们，向往着将来也像他们一样富裕起来。这是中国农民走了千百年的一条“单干致富”之路。
也有一些人认为，单干是农村发展的自发趋势，单干致富和集体致富是农村两条道路的反映，是农村发展的方向问题。高岗说，“组织起来，发展生产，乃是我们农村生产领导的基本方向”；“必须反对对于农业经济发展放弃无产阶级领导，主张完全自由竞争，让其自流发展的资本主义路线”。对于党员剥削问题，他认为，原则上讲，不允许党员剥削雇工；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但这些问题要通过教育的办法解决，非必要时，不采取组织手段。
1949年夏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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