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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在北京 作者:赵家梁 张晓霁-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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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12月17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 【注7 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月25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
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
七、生活作风
高岗承认自己在私生活方面确实犯了极严重的错误。这主要发生在东北解放以后的那几年。但他毕竟是中央的高级领导人，总要有所顾忌，不可能那么明目张胆。
事实上，初到北京后的一段时间，他比较谨慎，1953年6、7月以前，他从没在家里举办过舞会。一般都是去参加中直机关在北京饭店举办的周末舞会，去的人都是一些中央首长。一般周总理一走，大家就走了，高岗也就早早回家。他在中南海只跳过两次舞，有时观看文艺演出；去过两次计委的舞会。
后来，罗瑞卿和肖华对赵家梁说，要照顾好首长，要调剂好他的工作和生活，不要总是忙工作。“首长的文艺生活要组织好，你这个秘书不管不行啊。”肖华还表示可以从军队文工团找乐队和舞伴。从那以后，周六晚上才在东交民巷八号办舞会。一些书中描写他在舞会上公然拥吻舞伴，把总理气走了。还说高岗竟然把舞伴带到楼上去了。这怎么可能！当时李力群、秘书等都在场，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个高级领导人，总还要顾全一点自己的形象吧。
高岗确实通过舞会结识了一些女性，并与个别人产生了不正当的关系。但是，绝大多数与高岗有不正当关系的女性并非来自舞会上，而是在工作、生活中经常交往的女同志，真正在舞会上认识的只有一个。再说，当时保密工作很严格，也不允许他在外边随便找女人。
李力群向周总理反映过关于选派年轻女孩子到高岗家里当舞伴的事，总理批评了这种做法。
高岗的生活作风问题，当时也引起他身边工作人员的反感与不满，并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
高岗检讨时说，生活作风腐败的思想根源由来已久。早在西安时，他看到省委的一些领导干部常去逛妓院，他们认为当时环境险恶，说不定哪天就会掉脑袋，应该及时行乐。这种思想对他的影响极坏。开始时他很惊讶，后来也曾随他们去过几次。l934年l月，在一次战斗胜利后，他因奸污妇女而受到师党委严厉批评和处分。以后“在蒙古地工作，一片黄沙地，天天刮风，跑来跑去，无人监督，几乎每到一处，都有女人相陪，生活确实腐化。”当时他思想一度悲观消极，认为，反正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左”倾路线的人整死，过一天算一天。从那时养成放荡不羁的恶习。到延安以后，他见到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在生活上不检点，他的恶习非但未得纠正，反而有所发展，特别是当他位高权重以后，一些干部投其所好，为他提供方便；一些女孩子也情愿以身相送，他也就越发地不可收拾了。
近几年，一些“作家”打着揭发高岗的幌子，大肆渲染，甚至胡编滥造其生活腐化的“细节”极尽低级下流之能事，以求掩盖高岗事件的政治实质，误导读者。笔者以为，高岗在生活作风方面确实犯有极为严重的错误，反映了高岗个人的思想道德品质与一个中共党员相差甚远。但高岗事件的核心实质决不仅仅是生活腐化问题，这只是他诸多错误中的一个方面。而且生活腐化也绝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一种社会现象，腐蚀人们的灵魂，败坏党的声誉。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在重复这样的错误，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以至断送了多少党员干部的前程！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八、写下违心之词
高岗对自己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性的认识，与中央的结论相距甚远。他反复说：“议论和反对刘少奇的不只我一个，要把刘少奇拉下来的夜不是我一个人，而且主要的不是我。现在统统压在我一个人身上，非要叫我承认有野心，要“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不可，真是冤枉！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呀！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一直到1954年4月2日，他在反省中根本没有说到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及有野心的问题。
高岗心里明白，不作一个“像样的”检讨是过不去的，总这样顶着也不是办法。或许，如果把毛主席这些年来对他讲的有关刘少奇的话，让他办的事，以及陈云等一些中央的自由主义者对他说的话统统都说出来，自己就能解脱？……不行！这样不但会伤害毛主席，伤害许多好同志，我自己也未必就能有好下场！与其这样，不如干脆什么都不说，就由我一个人承担吧……想来想去，觉得还是争取赵家梁的帮助，搞一个能过得去的检讨吧。
斟酌再三，他最后写下：
“极端的个人主义发展到实质上进行分裂党的活动，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达到自己做主席唯一助手，将来当领袖的个人野心欲望。”
在这里，只要细心研究一下，就会发现他话中有话。 “实质上”、“企图、”“达到”、“将来”、“欲望”都是虚拟、假定之词，联系到他对林彪，对陈云、周恩来等人一向十分崇敬这个事实，不免令人怀疑，他怎能撇开他们几个，自己去当毛泽东的“唯一助手”呢？既然不可能，那么，这就是违心之词了。
说到错误的性质和危害性，高岗在反省稿的“破坏中央领导同志的威信，破坏党的统一，混乱党的思想，腐蚀党，削弱党的战斗力”这一句后面，又加上“实质上已经变成为资产阶级的代理人，做了敌人所希望做的事情。”
可见，高岗的确是在认真反省，反复思考，而不是草草了事、敷衍应付。他花了不少心血，经过40个日日夜夜的痛苦煎熬，既希望比较彻底地实事求是地反省，也有故意上纲上线、加重自己错误的言词，以便能过得了关，得到党中央的认可，从而还能站起来“重新做人”。然而他又不甘心情愿真的承认这些言行，所以又在字里行间留下耐人寻味的推敲之处，多少反映出委曲求全的苦衷。
在誊写反省稿的过程中，他有时问赵家梁是否要写这个或那个，但更多的是有标点符号和个别用字方面的问题；也有一些需要修改补充、讲得更清楚的。例如，在西北部分，补写清楚“渭华暴动”、“临镇脱逃”和两次被捕这三件事；在东北部分，补充了个人突出和缺乏集体领导的缺点错误；在北京部分，添写了“封官许愿”等具体事例。
1954年4月26日上午，高岗誊抄了一个多钟头之后，有意歇笔，对赵家梁说：“通过这些天的反省，我悟出了一个道理，就是个人是很渺小的。我出身穷苦，念书少。什么书记啦、主席啦，都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荣誉，我其实不符。真正的英雄是人民，是革命先烈。个人和他们相比很渺小。这次反省很有收益，认识更清楚。”
“咱们相处快两年了，关系不错，工作上得到你很多帮助。这次你挽救了我，我从心里很感激你。为了我的事，把你栓了这么久，我觉得很抱歉。请你不要误会，我说这些不说虚伪，这是有啥说啥。多少年来，我很少对人说这样的话。”
“我这个人个性很强，‘本性难改，脾气依然’。人有脸，树有皮，人总是有脸皮的吧，还有点自尊心吧。既然习仲勋、贾拓夫他们都不来，我也不把反省稿送给他们看了。”
l954年4月28日下午五点一刻，高岗终于把《我的反省》誊抄完毕。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他又认真通看一遍，在个别地方添了说明性的字句。
尽管他对习仲勋有抱怨情绪，但4月29日上午，还是把反省稿送给习仲勋征求意见。傍晚，习仲勋把稿子退回来，说“在关键问题上检查很不深刻，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力，这个要害问题只字未提！”
高岗听了习仲勋的看法后，激动、气愤一下都涌上心头：别人不理解我，难道连你习仲勋也不理解我么？他涨红着脸，举起双掌猛击太阳穴，愤愤连呼：“送走，送走！”
赵家梁劝慰他：你不要这样激动，再好好想想嘛。
他呆呆地望了赵家梁一会儿，似在调整情绪，又似在思考怎样修改。稍平静，无奈地叹了一口气，说：那就写上吧，写上吧！
他觉得自己的脑子一片空白，己无法思考问题，望着赵家梁，茫然而又无奈地说：“你帮我考虑考虑，添上一句吧！”
赵家梁想了一下，在一张纸条上写下：“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力”，交给高岗斟酌。
这天深夜，高岗独坐沙发，凝视着那张纸条，良久良久。上床以后，仍长吁短叹，一夜未睡好，不时起床翻阅反省稿。
他反复想：他们硬叫我承认反对刘少奇就是反对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有篡党夺权的野心。我确实没有这个思想，叫我怎么承认？可是现在谁还相信我呢？
但是，不承认肯定过不了关。
就算违心承认，真的能过关吗？……
他恍恍惚惚，似醒似睡，好不容易有熬过一个漫漫长夜。
第二天，l954年4月30日一大早，高岗在反省稿的最后部分添上：“实质上是企图篡夺党的最高领导权位。”
刚刚五点多钟，高岗把一张字条交给赵家梁，问：“你看这样行不行？把它加在哪里？”赵家梁帮他找出来写上。
高岗经过这一夜的斟酌，把赵家梁写的那句话添上了“实质上”、“企图”；去掉了“国家的”这些词。可见其用心良苦，很值得推敲。
他这里用了“实质上”和“企图”两个词，意思是，“夺取党的最高领导权位”只是一种推论，是分析上纲得出的结果，并不是他的真实思想行为。
在这个问题上，高岗从一开始挨批判时就顶着，他一直申辩说：“根本没有”，但却无用；他以自杀相抗，不仅无用，反而“错上加错”，被管教；他认真地如实检查反省，还是不行。经过几个月的抗争，他最终还是不得不在自己的反省中写下了这样一句违心的千钧重语，却又特意添上那些虚拟词，希望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去认真推敲其中隐藏的真实的含义。
他最后一次仔细看了一遍这份二三万字的《我的反省》稿，长长地吐出一口气，对赵家梁说：那就只好这样了，送走吧。
这时正好是l954年4月30日上午九点。
第三章 经济内阁
1952年秋，随着全国经济恢复时期基本结束和朝鲜战争进入停战谈判阶段，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大规模经济建设，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措施。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并任命高岗为计委主席，负责组建“经济内阁”，就是其中重要措施之一。
如何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使人民江山永不变色，使人民共和国长兴不衰？如何使贫穷落后的中国顺利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毛泽东经常考虑的问题之一，也是困扰他整个后半身的重大问题之一。
古往今来，中国历史上多少帝王将相，“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他们有的打天下时同甘共苦，艰苦奋斗；坐天下时却勾心斗角，争夺权位；有的骄奢淫逸，“政怠宦成”，坐失天下；有的即使是“明主”，也不过是“人存政兴”，“人亡政息”。
中国共产党人固然要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而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后继无人、“人亡政息”的教训，难道不值得深思么？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推翻三座大山，打倒蒋介石，打败美帝国主义，全党上下一致的，虽然各解放区长期处于分散割据的局面，也造成一些分散主义，但并不影响解放全国的大局。那么现在呢？
毛泽东认为，长期形成的分散主义，地方又，中央也有，而且建国以后还有所抬头。地方的分散主义来自各路“诸侯”（大区）；那么，中央的分散主义来自哪里？
当初，是他把刘少奇推上了自己助手的岗位。然而，“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以来，刘少奇的一些表现不能令他满意。这几年，刘少奇经常未经中央研究同意，就擅自发表讲话，发表文章，甚至连一些中央文件都不经过他看，就发出去了。 【注1 《对刘少奇、杨尚昆破坏纪律擅自以中央名义发出文件的批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第80页。】其中有些未必是代表中央的，或代表他毛泽东的意见。
还有周恩来。毛泽东曾对人发牢骚说：“什么都是西花厅（周恩来办公的地方），哪有颐年堂（毛泽东办公的地方）！”“西花厅车水马龙，颐年堂门可罗雀！”现在，政府部门又成立什么党的总干事会， 【注2 1950年1月9日，政务院成立中共党组总干事会，周恩来任书记。】他要干什么？
一种“有人想要脱离中央领导”的预感令他不安。
地方的情况也令他担忧。过去的19个解放区，犹如19个山头，19路诸侯。如今是六个大区，哪一个不听指挥都会出问题。新中国会不会出一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人物呢？现在还很难说，但绝不能掉以轻心。
历史的经验不可忘记，昔日诸侯称雄天下，天子徒有其名的故事屡见不鲜。如今，有防患于未然，他不能做那被架空了的荣誉领袖，不能任由分散主义泛滥。
关键的关键是要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要有统一的意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步调。不允许自立门户，各行其事。
然而，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新中国喘息未定，又被卷入了朝鲜战争。那时毛泽东无暇顾及这个问题。可是他何曾有一时忘怀！
1952年，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经济恢复时期已基本结束，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时机已经来到，反对分散主义，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势在必行。
一、五马进京
1952年9月，党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决定调各中央局书记和一批干部到中央工作，以加强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领导，并准备缩小各中央局和各大区政府的机构与职权。进京的五个大区书记（高岗、邓子恢、邓小平、饶漱石、习仲勋）中，高岗的职位最高。董必武赞叹道：“今年是五马进京，一马当先，都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千里驹呀！”
1952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第19次会议通过了两项关于政府机构改革的重大决定：其一是把大区人民政府改为行政委员会，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其二是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国的经济计划工作。
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人们戏称其为“经济内阁”。党中央接受毛泽东亲自点将，由高岗出任计委主席，邓子恢为副主席。计委委员有：陈云、彭德怀、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彭真、李富春、习仲勋、黄克诚、刘澜涛等。这个强大的领导班子包括11位中央委员（其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员），两名候补中央委员。 【注3 ＇这些委员的职位不全抵御计委副主席，他们大部分属于顾问性质，如前十名，都在中央另有职务，不到计委办公。这些主席、副主席和委员的主要职务是：高岗，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东北局书记等；邓子恢，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二书记；陈云，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政务院副总理，财经委员会主任；彭德怀，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西北局第一书记；林彪，中央委员，中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中央委员，西南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央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薄一波，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财政部部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法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市长；李富春，中央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黄克诚，中央委员，湖南省委书记；习仲勋，中央候补委员，西北局第二书记；刘澜涛，中央候补委员，华北局副书记。】这不仅反映了党中央加强集中统一领导的决心，也足见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计委是何等重视。
毛泽东的这一招，可谓一石三鸟，用心良苦。他运筹帷幄，走一步看三不：第一，各路“诸侯”进京，群英聚集，确实是加强了中央的领导力量。第二，高岗以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身份担任计委主席，主掌“经济内阁”，在职能方面平分了中央政府的“半边天下”，改变了周恩来总理一切国家事务的局面；同时也挖了财经委员会 【注4 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是陈云，副主任薄一波。因陈云长期生病，实际上是薄一波主持财经委的工作。】薄一波的墙角，形成刘（党务）、高（经济）、周（外事与统战）三足鼎立的新格局。这是制约、削弱刘少奇和周恩来权力的重要举措之一。正如1980年3月，邓小平所说：“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权力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大权都拿出去了。”第三，毛泽东把各大区首领都调到自己的眼皮底下，随时观其动向，防其不轨。这是砍“山头”、削弱“诸侯”大权的重要一步，也不失为调虎离山，防患于未然之举。虽然高岗也在被削弱的“诸侯之列，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主要担心的还不是高岗。高岗到中央工作，在东北的原职务不变。这既可使高岗放心地接受新使命，也表明毛泽东对高岗的格外倚重。
然而，高岗对这一任命并不领情，他不完全理解毛泽东的用意。他牢记着1949年毛泽东对他嘱托，一心一意要把东北的事办好，吧东北建设成像陕甘宁一样的模范区，建成全国的工业基地，为毛泽东争气，为自己添彩。眼下，这项工作才刚刚开始，他不愿在这个时候离开。虽然这样想，但他不能拒绝，否则，人家会说他不服从中央，闹独立性了。
开罢中央政治局会议，高岗即回东北。他要交代工作，还要参加1952年10月上旬召开的东北工业生产会议，迟迟没有到京赴任。
毛泽东对高岗来京工作，比其本人更为急切。
1952年9月13日，毛泽东致电高岗，请他早日来中央工作。9月23日、25日又连发两次电报，催促高岗速速来京。在25日的电报中，他特意问高岗何日来京，以及到京的具体时间，以便前去迎接。可见毛泽东简直有些不急不可待了。
相比之下，高岗对于到中央工作，心里似乎总有些矛盾和不安。他没有再中央工作的经验，对中央内部的人事关系也不很熟悉。在收到毛泽东25日电报的第二天，他对两位秘书说：以后到中央工作，要小心谨慎，少说话，不写文章，搞好自己所管辖的工作。这既是对秘书们的嘱咐，也是对自己的告诫和约束，他戏称之为“约法三章”。他在反省时曾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来北京后，下决心三不：不写文章，不做报告，搞少补搞多。管多了容易出差错，怕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人抓自己的小辩子。先把自己的事搞好，认为要搞，就绝不落人之后，有表现自己的思想。”可见他当时的心态是要好好工作，而不是要夺权。
1952年10月8日，高岗到京上任，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他每天上午或召开会议布置组建计委的各项事务，或接待来访者；下午到中南海开会，或到一些同志家里去串门、熟悉情况；晚上有时参加中南海举行的晚会，既是休息，又可与中央各方人物进行交流。吃饭时间或上班途中，听秘书汇报，并交代当天要办的事。
当时，高岗暂住在翠花湾的东北驻京办事处，他用相当多的时间去看望一些老战友，如林彪、罗荣桓、陈云、彭德怀等，一来是叙旧，二来是了解一些中央的情况。也有不少人来访，如邓子恢、李立三、陈正人、黄克诚，以及在西北一起工作的同志。通常，他不出迎来访者，但邓子恢却是个例外。那天，高岗特意叫秘书到门口去迎候。这种情况是极少有的。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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