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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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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派兵援助朝鲜的决定，让许多西方人士（还有斯大林）都大吃一惊。它看起来是急剧地背离了总统的这一政策：重视美国在欧洲的作用，而以在亚洲的角色为其代价。
杜鲁门从艾奇逊那里获知消息时，他的本能反应是深深源于美国的经历和传统。精心盘算的政策倾刻间就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对一个新生国家的欠债，美国曾劝服该国人民走上民主之路。
3
就在杜鲁门的飞机接近华盛顿时，平壤正是星期一的清晨，一个晴朗而炎热的夏日伴随着北方刮来的一阵清风开始了。清津医学院的宿舍中，由于没有收音机，没有报纸，学生们都不知道战争的消息。上午9点30分，大约200名师生被召集到足球场南端，去听将由首相金日成元帅广播的一则重要消息。
他们高唱爱国歌曲直到被命令不要吭声。然后，从喇叭里传来了他们的英雄人物的熟悉声音：“亲爱的兄弟姐妹们！”金日成开始说：“我们的祖国和人民处在巨大危险的威胁之中！要消灭这种威胁，需要什么呢？……我们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旗帜之下，必须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创造一个唯一的、独立的和民主的国家！我们被迫进行的这场战争，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和独立，为了民主和自由而进行的正义之战！”
他说：李承晚想要使朝鲜人成为“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奴隶”。他呼吁在南方的游击队打击敌人后方，破坏通讯，摧毁桥梁道路。南方的所有公民都不要服从李承晚政权。工人要罢工，农民要拒绝向敌人提供食物，知识分子要从事政治宣传，鼓动群众起义。
“历史告诉我们，决心为自由和独立而战的人民”，他总结说，“必定胜利。统一我们国家的时刻已经到来……前进！”
汉城，那天上午在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不正确的报告，说是在议政府以北12英里的东豆川，第7师向朝鲜人民军发起了一次突袭，司令部里有了一阵子欢庆。这个报告说是杀死了1580名敌军并摧毁了58辆坦克。然而接着传来了真实消息：北朝鲜第3师的坦克已经冲进了议政府。
李亨根将军的韩国第2师终于从南面赶到了汉城，但是，他认为蔡胖子命令他参加第7师的反攻毫无益处。相反，他在议政府的东北面留了两个营保卫城市。
蔡胖子暴跳如雷，拔出手枪威胁要毙了李亨根。但是，豪斯曼上尉赞同李亨根的见解，认为应当给他更多的时间集合他的部队。李和蔡是老对头了。尽管在日本军队中时蔡胖子就是李亨根的上级，后者却得到了韩国军官序列编号的头一名——10001。蔡胖子只得到了10002号。
由于前线崩溃，第2师成了议政府和通往汉城直道的唯一防卫力量。但是，李亨根的两个营，连同他们无效力的火箭筒，无力挡住俄国的T－34坦克。
坦克突破这两个营的防线冲进城内。坦克后面的朝鲜人民军步兵如潮涌般进入韩国军队的防线，不久，这两个营的残部就逃进山林。没有有组织的部队派往议政府，很明显，汉城很快就要遭到攻击。尽管这座城市内并无惊恐之状，往南的主要公路上却挤满了惊慌失措的男女老少，他们把行李包袱背在背上和顶在头上。一些男人还牵着牛。
汉城电台现在由韩国陆军掌管。工作人员仍然在履行职责，但是只允许广播经军方批准的节目。政府希望使人民保持镇静，以使公路和铁路不要被慌张的难民们堵塞，一整天都在发出安定人心的公报。已数次重复播送穆乔大使的一条消息。他说：“我们已度过了骚动不安的24小时。”但是，韩国军队表现良好，他们的阵地比头天黎明时更加坚固。“我深信，独立的大韩民国热爱自由的公民们的正义事业，将会胜利。”
他并没有报告说美国妇女儿童，包括豪斯曼的家属和泽勒斯的妻子，已经登上了挪威的肥料船“雨林”号。尽管船上仅有12个人的居住舱室，可是在启锚离开仁川港之前，却有682名乘客挤满了甲板。
再说汉城，形势已变得如此严峻，以致穆乔大使打电话给在东京的阿尔蒙德将军：天亮时派来足够的运输机撤退200名使馆人员去日本。整个白天，穆乔都在请李承晚告知局势发展，但是，穆乔却未被告知总统已下令准备两列火车在天亮前就撤退他本人和政府官员。穆乔后来回忆说：“接下来几个月我不忘李承晚施惠于我的一件事，那就是在我离开汉城之前他就先跑了。”
6月26日，美国人在这个星期一早晨醒来时，发现报纸终于真正关心起朝鲜危机了。《华盛顿邮报》的社论说：“这个国家出于它在亚洲的威望和对朝鲜人的道义责任，投身击退侵略者。”《纽约时报》甚至更强硬：“迄今为止，我们妥协拖延，临时凑合。北朝鲜坦克冲过边界时，我们的时间已为此耗费完了。在这一点上如果我们丧失勇气，我们就会失去半个世界。”
华盛顿又是一个炎热之日。在椭圆形办公室，乔治·华盛顿肖像下放着一个地球仪，杜鲁门正指着地球仪上的朝鲜，语气严峻地对一位助手说：“这儿是远东的希腊，如果我们现在足够强硬，就不会有任何下一步的事情发生。”
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得克萨斯参议员汤姆·康纳利与杜鲁门在那天临近中午时交谈，杜鲁门并不害怕苏联的反应。“我不会在俄国佬面前像个精神病人那样发抖，我也不会拱手放弃我们的权利和南韩人的权利。”康纳利会认为他不经国会批准就有权派美国军队去朝鲜吗？
这位得克萨斯参议员回答说：“如果强盗闯进了你的家中，你不必跑到警察局去获得批准就可以开枪打死他。你可能会陷进国会冗长的辩论之中而束缚住你的双手完全不能动弹。作为总司令并根据联合国宪章，你可以有权这么干。”
杜鲁门与艾奇逊磋商后，就在正午前发表了他关于朝鲜的第一个正式声明。“蓄意无视维持和平的责任，是支持联合国宪章的国家所不能容忍之事。”
同时在参议院，共和党人正在攻击民主党人的犹豫不决。新罕布什尔州的斯泰尔斯·布里奇斯说：“这是绥靖主义的道路。”总统应当诱逼俄国摊牌，“我认为共产党情报局太狡猾了，不会冒险与自由世界发生全面规模的武装冲突。”
加利福尼亚州的威廉·诺兰德说：“时间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必须牢记不忘纳粹德国五天之内就压垮了荷兰，两天中就席卷了丹麦。”
康纳利尽管刚刚对杜鲁门作了上述指点，还是敦促他耐心点：“我们已经建立了联合国，当它决定应当采取的行动路线时，比起今天来，我们就会处在更好的位置上去判断我们的责任，决定我们应当干什么。”
诺兰德讥讽地说，“如果苏联人回到联合国安理会，来上一票否决权，他不知道美国会怎么办。”“这位得克萨斯的参议员会认为我们应当坐回去，玩弄手指头，一事无成吗？”尽管怒气冲天，亚瑟·克洛克还是在《纽约时报》上说：很明显，“总统将拥有两党的坚定支持，采取与全国性政策相关的任何一种形式的政策。”
甚至就在康纳利和诺兰德正在争论不休时，在白宫，韩国大使约翰·张也在绝望地乞求援助他那被围攻的国家。杜鲁门费力地鼓励这个哭哭泣泣、心神错乱的朝鲜人，他说：“挺住点，正在援助哩。”但是，张大使不放心，记者们也没有杜鲁门的那份信心。有些人认为军事干预朝鲜的风险太大了，朝鲜就要一笔勾销了。《纽约时报》的詹姆斯·雷斯顿报导说首都正淹没在一种冷漠的宿命论感觉中，“此间一些官员认为由联合国建立的朝鲜，无端遭到攻击，为向共产主义的侵略攻势发出挑战提供了最有可能的道义基础。但是，大多数人看来似乎认为在一个天时更有利于共产党人而不利于西方国家的时候，去找一个打仗的地方实在不明智。”
那天晚上，杜鲁门与他的顾问们开会。艾奇逊掌握了会议进程，提议逐渐增加军事行动，发布一道“全力以赴的命令”要海、空军向韩国军队“提供最大可能的支援”，还发布特别命令派第7舰队去防止对台湾的进攻。杜鲁门则走得更远。他说，过去5年中，他已尽一切可能去防止这种危机。现在，他们不得不为朝鲜去干一切他们能够干的事情。“朝鲜正在发生的事情在我看来，就像柏林危机在更大规模上的重演。赤色分子正在试探我们武力的薄弱环节。我们必须迎击他们的威胁，又不卷入一场世界范围的战争。”
他要国防部长约翰逊用保密电话通知麦克阿瑟。“亲自告诉他我的指令。”他应当用他指挥的海、空军力量去支援大韩民国，“但只能在三八线以南。”
杜鲁门的顾问们，包括约翰逊部长，通过了所有的建议，于是，会议在充满信心的感觉中结束了。杜鲁门诚挚地对艾奇逊说：“我当了5年多点时间的总统，我还花了5年时间去避免做出像我今晚不得不做出的那样的决定。我想叫你知道的是，这个决定并非只是为了朝鲜。这个决定也是为了联合国本身。”
正是这个决定叫许多注意华盛顿情况的观察家们大吃一惊，他们并不了解杜鲁门和头号冷战斗士艾奇逊的亲密关系。他们是古怪的一对儿。杜鲁门是来自密苏里一个小镇好动不安的前服装零售商，曾经每天晚上都在水槽里洗他自己的袜子，而那位艾奇逊则是来自哈佛大学的一流外交官，无论说话还是写文章都讲究优雅。有条理又直率的杜鲁门正放心地让艾奇逊处理外交事务，而艾奇逊把杜鲁门看作是“我的总统”，正在以极大的敬意忠心耿耿地为他服务。就是这么古怪的一对儿正在合伙创造历史。
第3章 “炸桥啦！”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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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28日）
1
当参议员诺兰德和康纳利正在参议院争辩时，而在汉城，国防部长申善模正在敲李总统卧室的门。这是6月27日凌晨2点，李夫人感到准有不祥之事发生。“阁下”，申激动地说：“我们必须离开汉城！”
“不！”李把门敲得呼呼直响气愤地喊道“誓死保卫汉城！我决不离开！”几分钟后，一位警官到了。他递给总统一份报告：坦克已到达市郊。这下子，李匆忙穿起衣服，没觉察到这个报告是个计策。他与顾问们见面时，表示同意撤离首都。一位前总理敦促他们到汉江的南岸，然后把桥炸掉。这将不仅阻止朝鲜人民军过江而且迫使韩国军队在首都作战。
他们决定在早上7点用一专列疏散政府高级官员及其家眷。普通官员将在一个小时后乘第二列火车离开。总统一行整理行装。大约4点钟乘车穿过漆黑一团的街道奔往火车站的专列。不久，专列过了汉江直驶大田。
外交部长卞荣泰和另外两位官员准备去美国大使馆，告诉穆乔他们对李承晚内阁会议决定表示不满。他们发现大使馆正在焚毁绝密文件，火光熊熊。大厅里面乱七八糟地放着箱子和旅行包。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们正在用钍炸弹破坏译码机器，精力旺盛的警卫官员亲自抡起大锤砸碎电话交换机。他们要干什么？卞问穆乔，穆乔面色镇静，没有做明确的劝告但向他们保证他不会离开汉城。
大使面对一个艰难的选择，如果他让他的手下人被北朝鲜人抓住，他将受到严厉谴责。但如果他让他们走得太早，他也会遭到非难。大约清晨5点，穆乔，一位实干者，决定撤离所有人员，他本人和少数几个志愿者除外。一小时后，他打电报给国务院说李承晚和大多数内阁成员已离开，“我建议与少数几个志愿者继续留在汉城直至最后关头。”但他接到命令“在无法安全脱身之前”加入李承晚的队伍。
火车站里几乎一片惊慌。上午7点，内阁成员的专列拥挤不堪，有许多人爬到车厢顶上。而高级官员却没几位上了车，大多都被那些坚持带走家财的夫人们拖延了。
韩国官员百姓都在慌乱地打算逃跑。那些错过了头班车的人们正准备乘8点钟的专列，但站长拒绝发车，原因是他没有接到命令。谁都找不到交通部长。北朝鲜飞机撒的传单满街都是，要南朝鲜投降了事。国防部长申善模担心如果士兵们知道他们的政府已经逃跑就不会作战了。他还担心数以百万计的老百姓会堵塞汉江大桥。因此在上午10点广播了一个称政府仍在指挥，没有离开城市的声明。这一招儿具有戏剧性的效果。秩序相对地恢复，许多人放心地回家了。
但是负责公布消息的头目听到这个弥天大谎被激怒了。他给申打电话表示抗议。国防部长答应更正报导并在上午11点HLKA广播电台宣布政府的一部分人已经离开了，不过，包括副总统在内的一些人还留在汉城。但是行使职责的政府却没有了。
上午11点40分，李承晚的火车到达了大邱，此地在汉城东南150多英里。他踏上站台时显得憔悴。“我犯了平生大错，”他说。他的顾问试图使他平静下来，但他死倔不听。他非得回去不可。一小时内，火车向北开去。李夫人关心他的身体，递给他一杯茶，但他没理睬，双目紧盯着窗外。“我们一到水原，”他喃喃地说，“就能乘小汽车返回汉城。”当火车返回途中到达大田时，交通部长告诉他汉城已落入“赤色分子”手中。李承晚和他的随行人员进入站长室短暂休息；在那儿，总统听穆乔的助手说联合国通过了谴责北朝鲜的决议，杜鲁门总统将派遣军事力量。李承晚由悲转喜，决定将南朝鲜的第六大城市大田当作他的临时首都。
穆乔已经通知其他外国外交官们说美国人正在乘飞机撤离。法国代办让他的妻儿和美国妇女一起离开，但由于许多法国公民，尤其是天主教教士拒绝离开，他本人因此决定留下。英国公使维维安·霍尔特，一位单身汉，也拒不离开。当罗马教廷驻朝鲜宗座代表帕特里克·伯恩主教听说所有剩下来的美国人都被汽车送到金浦机场时，他召见了他的秘书威廉·布思神父并让他安排所有外国教士撤离。他自己留下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日本曾是囚犯，因而也不怕北朝鲜人。
这个爱尔兰裔美国人伯恩告诉穆乔，“我的职责是留下”。布思神父回来报告说一切已经安排好了——他已从他的上级——卡罗尔主教那儿得到允许和主教呆在一起。伯恩主教，这位身材修长，头发灰白，长着一双快乐的蓝灰色眼睛的人，什么话也没说，只是紧紧握住布思的手。他俩都不知道这个地区其他外国天主教教士们也都将仿效他们的榜样。新教牧师们都离开了，只有拉里·泽勒斯和其他5个卫理公会传教士被隔断在开城。
穆乔在住宅中打点了一些随身物品，然后开车直奔美军顾问团总部，在那里，他了解到有一批15名代表麦克阿瑟的军官在大约下午6点将到达水原机场。他离开汉城的最后时刻到了。
10个人围坐在韩国军队司令部的天鹅绒覆盖的圆桌旁，他们是总参谋部的全体人员，4个内阁部长和豪斯曼上尉。如往常一样，参谋长蔡胖子坐在桌首主持会议。“我们必须战斗到底！”国防部长申恳求说；“让我们宣誓！”
豪斯曼上尉说：“等一等，”他让他的司机去旁边他的房子，“在我卧室壁柜的上层有一瓶威士忌，把它拿来。”
几分钟后，他们举杯宣誓战斗到底，如果必要，不惜生死。他们决定在距汉城和水原之间的安养建立司令部。大家走了之后，蔡胖子抽出他的左轮手枪放在桌上。
大约下午2点30分，一支小护送车队——蔡胖子不在内——开过了汉江桥。车队的电台从麦克阿瑟那儿收到消息，命令美军顾问团“坚守原岗位”。有限的美国海军部队不久就到达。重大的决定正在拟定之中。“欢呼吧”，豪斯曼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统统回你们司令部去！”然后命令一个韩国爆破工兵撤除放在桥上的炸药。
豪斯曼想起蔡胖子还把他的手枪放在桌上呆坐着。他命令司机迅速开车去司令部，祈求在蔡胖子打穿他自己的脑袋前赶到那儿。他快步冲上楼梯来到办公室。蔡胖子还坐在桌旁，手枪也仍放在那儿。豪斯曼告诉了他从麦克阿瑟那里传来的消息。豪斯曼离开房间，他还有一大堆事情要做，一个当务之急就是去让朝鲜人都听到从东京传来的消息。大约下午4点30分，HLKA电台广播说麦克阿瑟司令部正在汉城建立一个战斗指挥部。美国人答应空军将直接参加明天早上的战斗。“国防军决心坚守他们现在的阵地。”广播在军乐之间每10分钟就这么重复一次。人们不知道想些什么，但是具有魔力的名字麦克阿瑟产生了效果。
汉城的北面，朝鲜人民军重兵压境。韩国军队的残部正在溃退。有一些完全溃乱，有一些顽强战斗。他们没有反坦克地雷，杀伤性地雷也所剩无几。但是，韩国军队工兵学校一位指挥官匆忙组成的一个小组，用炸药在汉城北边几公里的一个桥上摧毁了4辆坦克。
就在几乎人人都打算离开朝鲜时，穆乔的副领事哈罗德·诺布尔一直竭尽全力想从东京赶到朝鲜去。终于，他在那个早上离开了日本，但是C－54飞机在途中耽搁，直到下午2点才在金浦着陆。出生在朝鲜一个传教士家庭的诺布尔，永远忘不了他在机场听见到的景象。200人焦急地等待登上他刚离开的飞机，为的是能去安全之地东京。逃跑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胡子拉碴，看上去像戴着杂色帽子的海盗，他们正从行李里倒出不重要的东西，开盖的空箱子乱丢在沥青路上。
二秘汤姆·科里含糊不清地告诉诺布尔汉城已被占领，北朝鲜人已过了汉江，目前正在汉城郊外大工业区永登浦。“如果你想活一条命，就乘飞机回去！”
“穆乔在哪儿？我必须和他在一块儿，”诺布尔坚持说，他以前在陆军情报部门工作过。
“他不见了，没人知道他出了什么事。”
诺布尔决心与李承晚政府在一起，直到得到命令，“政府在哪儿？”
“没有政府让你去找了！它垮台啦！”
诺布尔震惊了，但仍坚定不移。他从东京一路赶来不是为了逃跑，同时，没有后悔药吃了。他向大使馆安全官员询问：“穆乔怎么样了？”
“哦，他被关在他的房子里了，如果你想当个囚犯，你就去找他吧。”
正在这时，一个海军上士艾尔·埃姆斯利坐着吉普车来了，吉普拖车上堆着高高的行李包。诺布尔想，搭车去釜山吗？他至多想去水原。如果美军顾问团不在那儿，他就继续南行。一个海军陆战队员给了埃姆斯利和诺布尔一支卡宾枪、一支45毫米口径手枪和一些弹夹，因为他们要经过永登浦，这个地方据说被北朝鲜人占领了。
他们开车向南经过郊区、要道路口和铁路，诺布尔一路上举着卡宾枪随时准备开火。街上空荡荡，寂静中透出不祥，但他们没有看见任何人。几分钟后，他们安全地通过了这座城市。驶进水原时，诺布尔让埃姆斯利把车开到机场去，美军顾问团可能驻在那儿。如果那儿有相当于政府的机构，他就加入其中。否则，他将继续向釜山方向去。当他们快到机场时，一辆墨丘利牌汽车急速朝他们开来，穆乔在驾驶座上，和他在一起的还有两个助手。诺布尔激动地挥着手。两辆车停下了，诺布尔跑向穆乔的车。
“你究竟打算去哪儿？”大使粗暴地问。“日本吗？”
“不，我报到。”
“哦，上来，”他说道。
在水原西面约2公里的一个农业学院建立了韩国和美国联合指挥司令部后，穆乔和诺布尔去机场迎接美军指挥官约翰·H·丘奇将军。他们接近短短的着陆跑道时，开始下起了毛毛细雨。他们俩绕着草坪漫步，向美军顾问团官员们询问，那些人正等着撤往日本。突然，从汉城的韩国军队司令部传来一个消息：所有机场上的美军顾问团军官们和人员整装返回汉城。诺布尔从没见过这么士气低落的队伍。
大约下午6点，诺布尔和穆乔听到一架飞机从西边向停机坪飞来。C－47载着丘奇停在他们身边。穆乔领着一行人来到农业学院，那儿准备了晚餐。就在他们吃晚餐的那个小木房里，设立了丘奇的办公处和使馆办公处，这座木房简陋残破，几乎没有家具。丘奇坚持要去汉城，以便他能了解形势，但穆乔说不可能。往最好处说，丘奇会迷路，往最糟处说，不是被俘就是送命。
在大田的南面，穆乔的助手欧内斯特·德鲁姆赖特赶上了李总统，他正在他的夏日别墅。总统情绪不佳。他讥讽地抨击缺乏美国军事援助，尤其是杜勒斯最近允诺美国绝不会抛弃朝鲜之后。哦，美国的军队在哪儿呢？他声称整个败仗都是因为美国说话不算数。
德鲁姆赖特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不公正的。但他始终保持镇静，直到李总统发完牢骚。他不像穆乔，显得教条并容易发脾气。他只是简单地说他为总统效劳，尽其所为，然后就走了。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之后，他终于和汉城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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