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第4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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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安花了3个小时讲述他的被俘经过，因为在场的新闻记者们得通过吴上尉翻译之后才能进行记录。　

这时，一瓶酒已经几乎喝完了。“昨天，我冒昧地摘录了您写给妻子的信，”贝却敌说。　

迪安恼怒地问道：“难道说那封信落到了记者的手里？”他写的信纯属家信，而且还涉及到其他人的事。　

　“我也不想提起您不想提起的事，”贝却敌边说边在本子上划掉了一些笔记。　

俩人又回到了迪安的小屋，在那儿，将军抱怨说，每天只允许他活动一刻钟。　

　“您每天散步吗？”　

　“不只是散步，我还想进行日光浴。但是我想站一会儿他们都不同意。只有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才能站起来。”　

贝却敌感到不可理解。“我觉着那不是最高指挥官的命令，这不是朝鲜人民共和国的政策，准有某种差错。”　

　“直到昨天我才得到了一支铅笔，我还担心他们会要走的。”　

贝却敌递给他一本书，巴斯托夫斯基著的《短篇小说选》。　

　“别给我那个，贝却敌先生，他们不会让我读任何东西的。”　

　“您可以留存这本书，我已经争取到了指挥官的同意。我想他们也不会把您的铅笔拿走。我还想让您知道，您的名字已写在了两天前提交的战俘名单上面。您妻子获悉您的情况后的喜悦这条消息，我也看到了。”　

贝却敌答应迪安，他返回板门店以后要办的第一件事，就是给他的妻子写信。“我会告诉她，我见到了您，您目前处境不错。她会像东方人那样学着做米饭，做泡菜，这样在您返回故里，就可以吃到您想吃的饭菜了。”　

经过长时间的采访之后，摄影师们给坐在地板上的迪安和贝却敌拍了几张照片，还给迪安照了几张象征性运动的相片。贝却敌一行告辞的时候已是黎明时分了。几个小时之后，吴上尉来了，非常客气。12月20日李将军曾探望了迪安，吴解释道，因为那天是斯大林的生日，是个应该庆祝的日子。23日还将有更多的庆祝活动，这是迪安夫人的生日，迪安曾经跟李将军提过此事。要是其他战俘也能享受到这种待遇就好了，迪安这样想。　

距迪安住所大约100英里的北方，许多普通战俘已被遣返回满浦。卫理公会牧师拉里·泽勒斯没能认出这个地方，马路上的路标不翼而飞，只剩寥寥无几的几栋楼房在风中摇曳。11月27日，战俘们被告知，已经达成停火协议，关于停战分界线和最后的协定谈判正在进行之中。他们的消息灵通人士透露，“到圣诞节，战争可望结束。”不久，一位朝鲜将军举办了一次豪华的午餐盛会，款待英法两国被俘的外交官。就餐过程中，这位将军让英国使节维维安·霍尔特上尉给金日成写封信，为受到这样良好的待遇表示感谢。维维安·霍尔特曾亲眼目睹了死亡进军途中的血腥与残暴。　

霍尔特耐着性子听着，然后冷峻地说：“我和我的伙伴们在被关押期间，遭到了许多违犯国际法和外交公约、惯例的非人道的待遇。您希望我在感谢信中把所有这些细节也都禀报给阁下吗？”　

　“请不要这么说，”将军非常窘迫地说，“你伤害了我的感情。是出了一些差错，但是，我希望我们现在给予你们以适当的待遇。”他没拿到霍尔特上尉的信，便空手离去了。　

这时，贝却敌已经把他拍摄的底片转交给了合众社，并且向其他新闻界人士介绍了他采访迪安的详细情况。迪安同看守他的卫兵下象棋（一种朝鲜棋）、用筷子吃饭、练太极拳，做体操和在林中散步等照片迅速刊登在美国各家报纸上面，引起了巨大轰动。更使李奇微感到恼火的是，连《星条旗报》都用了二版的篇幅详细报道迪安的事！看上去迪安好像是住在一个糟透了的旅馆或是大饭店里。该报主编当即就被解雇了。

3　

中国人为第2号战俘营的美国和英国战俘提供了许多五彩盒，里面装有儿童绘画颜料，让他们为圣诞节的装饰作准备。门上挂的小木牌很快就做出来了，上面写着：“全球和平，祝您好运”，“圣诞快乐”，“新年好”和“1952和平年”等祝福的话。每个小屋内外装饰一新，似乎要回到过去的幸福时光。“为了完成圣诞节的图画，”上尉丹尼斯·兰克福德，一位皇家海军战俘，在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圣诞节时说：“圣诞节前夕，下了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第二天清晨，大地山野一片银装，当我们透过晨曦，从小屋里凝视着外面清新洁净的皑皑白雪，许多人的喉咙都被梗住了。我们的监狱小屋掩隐在白茫茫的冷杉丛林之中，看上去一定非常像一幅圣诞卡上的图画，但今年我们却收不到这样的贺卡了。”　

兰克福德和其他人组成了唱诗班，到每个监房巡回演唱。他永远也不会忘记，当大伙在听《圣诞之夜》那首歌时，一个个硬汉子们脸上挂满泪珠的情景。他也不会忘记在临时搭成作为医院的小木棚里，那些躺在地上的伤病员对他们的到来默默无言地欢迎的感人场面。“我知道，他们许多人不曾会想到圣诞老人会再次出现在他们的小屋里，就在他们同胞之间。”　

还有传统的宗教节目，由战俘们表演了耶稣诞生剧。“这时，中国卫兵们也都凑上来看表演，他们中间绝大多数从未见识过西方人的圣诞节庆祝活动，一个个面无表情，但是显然引起了他们的兴趣。其中受过一些教育的人故意摆出一副不在意的样子，而那些农民出身的卫兵却不同，他们尽管听不懂，却也是看呆了。”兰克福德通过认真观察后断言，几个月来他们试图给战俘们强行灌输共产主义理论的努力，在圣诞节那天全部付诸东流了。　

对兰克福德来说，这种友好的态度为时不长，两天之后就结束了。他被带到了镇子边上的一间朝鲜人的空房子里，然后卫兵对他说：“在审讯期间，这就是你的新家。”　

他纳闷，他们为什么选中了他。过了一会儿，一个审讯官带着翻译走进来。“你是一个间谍、阴谋破坏者，特工人员！”他大声嚷道；“你不要把自己当成是战俘，你是个战犯。”　

兰克福德想他一定是发疯了。审讯官把一张纸和一瓶墨水推到他跟前，“你现在写悔过书吧，你要在你写的东西上签名，以此求得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们的宽恕。”停顿了一下，他又补充道：“如果你选择作一名和平卫士，认真地学习共产主义理论，并信奉共产主义，那么你就不会受到伤害了。”　

兰克福德赶忙解释，他本是战舰上的一名海军情报官员，只负责制作海军图片和新闻短片。他的话马上就被打断了。　

　“让你写你就写！”审讯官命令道。然后就和翻译一块离开了。晚上他们俩回来的时候，见到的仍是一纸空白。审讯官反复威胁他，如果拒绝合作，对他没有好处。他们折腾了一夜，每次命令兰克福德写时，他的回答总是那一句话：“我不会写的。”　

夜幕就要退去的时候，那张纸仍旧是一片空白。“我看你需要运动运动了，”翻译对他说道。在他俩走进冷杉树覆盖的山丘之后，中国人冷静地做兰克福德的工作，说他不自首是愚蠢的。他们回来的时候，兰克福德吃惊地得到了一份热气腾腾的米饭和炒鸡蛋。他索性又要了点米饭，不顾一切地吃了下去。然后，紧追不舍的审讯又开始了。“即使让我在这里呆20年，我也不会写悔过书的，”兰克福德说道：“因为那不是事实。”　

　“如果你拒不合作，你还真有可能和我们呆20年。”　

几天来，两个中国人不停地强迫兰克福德写悔过书。最后，审讯官告诉他，在48小时之内必须写一份自我批评的检查。“你写篇检查算了，但是如果你不老实，你会受到志愿军的处罚。”　

过了一会儿，中国人返回来后，发现他还是什么也没写。这次，他被警告：“如果有必要，我们会枪毙了你，你方指责我们暗杀了战俘也没用。我们的回答是：你是一个间谍。根据《日内瓦公约》，我们有权力处置你。”　

　“我将永远不会知道为什么，”兰克福德回忆道，“但是任何威胁都无助于事，我绝不恐惧，也不在乎什么，我只会变得更骄傲。”　

两个中国人命令兰克福德坐在他们的对面。“现在我们要你老老实实地认错，我们建议你还是写为好。”　

　“鉴于他们拒绝听我对我在海军真正的工作的解释，所以，我决定把这些东西写下来。中国人看着我写得潦草难认，甚为不快。”　

但是，当他们看懂了我写的材料，便大发雷霆。审讯官抄起稿子，撕了个粉碎，把一团碎纸朝兰克福德的脸上扔去。“你浪费了人民的墨水，用坏了人民的钢笔尖！”　

当翻译离开了屋子，审讯官脱下一只笨重的高筒靴子，劈头盖脸地朗兰克福德打起来。他挥舞着像印第安人常用的棍棒一样的靴子，一遍遍猛击兰克福德的头部。过了一阵儿，像是一台机器关闭了电门，他无奈地穿上靴子，迈着沉重的脚步出去了。　

天黑之后，两个人回来了。“你知道，”翻译对他说，“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来不虐待俘虏。如果你站在我们一边，就不会受到任何体罚了。”　

　“那为什么要用靴子打我？”　

　“你撒谎，你什么时候挨打了？你又犯下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说假话的罪行。就冲这一点，你就该受到惩罚。今晚你就这样立正站一夜。”　

起初，他感觉还好一点，可是越往后越难受。两个审讯官和两个卫兵的眼睛死死地盯着他。他的膝盖疼痛难忍，全身依偎在墙上。一个卫兵立刻冲上前来，用一根沉甸甸的木头棍子，朝他的小腿就打。他摔倒在地上，痛得满地翻滚。另外一个卫兵则用棍子打他的肩膀和脖子后面，直到他踉踉跄跄地爬起来为止。　

整个通宵，每当兰克福德站立不稳、膝盖上就会重重地挨上几棍子，使他翻滚在地上。他的腿实在是一点气力也没有了。最后，他只得在雨点般的棍棒下爬在一个墙角，靠着墙支撑着站起来。他已无力抵挡一阵紧似一阵的棍棒。他就这样撑到了天亮。“不用我们动手，你就会垮的，”翻译不断地叨叨着。第二天一整天，除了中间有几次极短暂的机会可以蹲一会之外，他不得不站在那里，稍有晃动，顷刻便是一顿棍棒。最后，他使出最后一点力气做了个记号。你想说什么？翻译问道。　“蹲在那里，身上到处伤痕累累，血肉模糊，处在崩溃的边缘……我实在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当时的情景。”　

兰克福德真希望他们当时能暴跳如雷。可是，他被告知，“你污辱了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的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你要付出代价的。”之后，审讯官和卫兵们就离去了，让兰克福德去捉摸他将付出什么“代价”。那天晚上，他睡得香极了。

4　

战场处于相对平静时期。范佛里特指示其各军司令官：“使部队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作好通过伏击的方式捉拿战俘，采取行动的准备。但是在板门店方面的进展不大。新年之际，乔伊上将对美国作了一次特别广播：“六个月之内，”他说，“在争取体面、公平和稳定的停战方面，我们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这种进展对于正在进行停战谈判的我们，对于那些在前线战壕里的战士，对于那些身陷囹圄的战俘和对于在国内期待着的你们来说，是痛苦和缓慢的。可是，对付共产党，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选择。”　

第二天，他的小组代表提议，应该允许所有的战俘自愿地——而非强制性地返回自己的国家。这个建议遭到共产党方面的抵制，转天，李将军就做出答复，说这个提议是无耻的。联合国军司令部在如此野蛮的基础上交换（战俘）是荒谬和毫无道理的，是不可容忍的。中国方面谈判团成员柴成文上校补充道，允许所谓的“自愿遣返”，即把联合国部队扣留的中国战俘交给蒋介石国民党军队是很危险的。很自然，他们应交还给中国。一天天过去了，共产党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自愿遣返战俘的原则，并颇有道理地说这种做法有悖于《日内瓦公约》。直到1月底，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依然很大。　

在停火谈判全体会议上，双方互不相让。“在过去的每一天，”乔伊上将忧伤地在日记中记道，“越来越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共产党想实现持久的停火，当然也没有人能指责他们急于表现出的良好的愿望。”停火仍看不到希望。　

报界的战斗也进入了白热化状态。2月初，李奇微仍对报纸刊登迪安将军和其他战俘照片的事耿耿于怀，禁止联合国军方面同共产党记者友好接触。他还攻击盟国的一些记者：“不要滥用新闻舆论工具来达到与敌亲善的目的，”指责他们“在同自己的敌人携手和交流。”　

艾伦·温宁顿在李奇微发表声明后的次日早上，乘坐吉普车来到板门店。此时，气氛相当紧张。“有非常之多的‘联合国’新闻界人士聚集在一起，”温宁顿报告说，“他们似乎是在期待着什么人带头。”　

《时代》周刊远东分社负责人德怀特·马丁大胆地向不许与敌友好禁令挑战。他在《工人日报》记者身边走来走去，“艾伦，去遛达遛达怎么样？”他大声地嚷着，以便让陆军准将纳科尔斯听到。　

当温宁顿和马丁散步的时候，大家都注视着他俩。他俩走出一百多步后又回来了，马丁掏出一瓶酒，拔去塞子，递给温宁顿，他啜了一口，用衣袖擦了擦嘴。然后，马丁喝了一口酒，大声喊道：“老子们就这样了，滚他妈的军方！”　

他在下一期《时代》周刊里写道：“夏天以来，联合国新闻记者进退维谷。他们发觉在板门店每天都会看见的那些共产党方面的记者们，他们有很好的停战会谈的消息来源，而联合国军的新闻发布官所提供的则是些很简单的消息。甚至在联合国军谈判代表宣布已提出建议之前，联合国记者们就已经从像伦敦《工人日报》的艾伦·温宁顿和巴黎亲共产党的《今晚报》的威尔弗雷德·贝却敌那里，获知共产党方面对联合国建议的反应了。”　

《纽约时报》也称，共产党的记者知道板门店会谈的一切事情。“然而，盟军却认为，不能让联合国的记者们发表同样的消息。”　

《记者》杂志的乔治和鲁思·巴雷特引用过美联社一位老记者的报道：“如果艾伦·温宁顿不在，我们大家就只好写些浮浅的东西，想起这事我就愤愤不平。”于是，不许与敌友好的禁令被搁置起来。　

内华达编辑会议在评论这种形势时，合众社的罗伯特·C·米勒宣称，美国公众经常指责报纸新闻失实，那些指责是正确的。“我们没有能够告诉他们有关朝鲜的事实真相……除非军方的新闻检查政策有大的变动，否则，我们就无法改进对有关战争事态的报道。联合国消息来源要么否认，要么对共产党提供的消息不加评论，而在几个星期之后，终究还是承认了事实，只是为时晚矣。”联合国在一场被称之为“冷战”的斗争中，对共产主义发起了殊死的、代价昂贵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我们最具破坏性的武器就是事实。”然而，编辑和出版者却发表的是些纯属编造的朝鲜故事。“我们之中许多人在发表新闻时也知道这些新闻是错误的，但是他们不得不这样写，因为这些素材都是由军队司令部负责发布的官方消息，只有这些消息才能公开发表。尽管有关负责人士也都知道，这些消息是不真实的。”　　

第十部　集中营里的战争
作者：　托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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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朋友乎？敌人乎？　

第37章　“一塌糊涂”　

第38章　“我被迫成为这些战争贩子的工具，受命投掷了细菌弹”

第36章　朋友乎？敌人乎？
作者：　托兰
点击：　2831　　投票：　8

（2月7日－2月底）

1　

　1月底，一名海军直升机飞行员，军士长杜安·索伦，救出了另－名海军飞行员。当时，这位飞行员落入离北朝鲜东海岸不远的冰水里。这一大胆而别具一格的援救行动使他赢得了声誉。索伦使用自己设计的专用器械（两年前，他实施过一次类似的营救，但未能成功），与他最亲密的同事厄尼·克劳福德一起，将这位失去知觉的飞行员从公海上打捞上来。2月初，又一次本应是轻而易举的搭救行动却归于失败。这次也是打算从敌方领土上救出一位海军飞行员。一名陆军上尉登上索伦的　“罗切斯特”号，他是驻在附近小岛上的陆军情报站站长。他告诉索伦，他在北朝鲜的特工已救起一名几星期前被击落的海军飞行员，名叫埃廷格，现已将他偷偷运往海岸。　

先前的计划是打算将这位飞行员用小船运出北朝鲜，但眼下该飞行员健康状况欠佳，需改乘一架直升飞机。此项计划业已得到第7舰队司令马丁上将的批准。那位陆军上尉对索伦说，他的特工将趁夜色把埃廷格送到一条山脊上。该处是一片丘陵，距东海岸约10英里。他们将燃起三堆篝火作为引导，飞机的降落点是位于中间的那堆。由于目前的直升机不可能执行这样的夜间行动，索伦于是打断上尉的话。“告诉我那里的情况”，他对上尉说，　“然后我再说说我们是否打算以及怎样去搭救他”。　

某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即该上尉的特工们也许已被抓获，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陷阱。但在真正执行一项援救计划之前，这是需要得到进一步证实的。上尉执意要派他的一名部下代替索伦那位经验丰富的同事去履行这次使命。这名谍报军官名叫内勒·富特，是两栖登陆指挥中心的一名中尉，外号叫“鸭嘴”。他曾与朝鲜特工一道工作过，知晓供应物资的贮藏地以及战线那边的安全区。他还是一名跳伞好手，并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作为敌后特工在中国作过战。　

　2月7日黎明前一小时，内勒·富特来到索伦面前并通知他说，埃廷格是躺在担架上的，不适宜用升降机搭救。他把地图坐标指给索伦并说，朝鲜特工一听到执行任务的飞机发出由远及近的盘旋声，就立即点火为号。然后他们会把埃廷格带到一块适合直升机着陆的平地上。说完，内勒·富特就去更衣，快吃午餐时才返回。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两名水手，每人扛着一只又大又重的纸皮箱。内勒·富特解释说，这是为特工们准备的美国香烟、威士忌、以及罐头食品。　

　“我们可不能带这些笨家伙！”索伦吃了一惊。　

　“就带一箱怎样？”　

　“好吧，真见鬼，快搬上去！我们已经迟了！”护航机在头顶上吼叫着。“我什么时候叫你抛掉它，你就得照办！”　

绿旗举起来，飞机开始起飞。索伦告诉护航机机长说，他打算在10000英尺的高空穿过海岸线，然后保持该高度直飞营救地。地面上那些突出的标志历历在目。索伦向内勒·富特询问飞机降落地点。“就在晨远处山脊的背面”，他回答道。　

　“那得有60英里远！”索伦惊叫起来。其实，目标就在前面7至8英里处。索伦突然意识到他这位同伴对该地区并不熟悉。　

一股浓重的烟雾呈圆柱状从一道山谷里冉冉升起。索伦开始盘旋而下。在距地面几百英尺处，他发现了伫立在白雪皑皑的稻田中间的目标，“这是我们的人，他就站在那儿”，他说道。“马上扔掉你的箱子，快！”他没有听到回答，但他想内勒·富特肯定会照办不误。此时，索伦正全神贯注于作螺旋下降。在站立着的埃廷格身边并没有担架或毯状物的迹象。很显然，他是可以用升降机搭救的，而且很可能他正期望这样做。现在，索伦只好设法将他的飞机降落到埃廷掐站立的那块梯田下方的梯田里去。由于没有他的老练的同事的帮助，他只好自己来调整飞机右轮，以免它落在梯田较低的那一侧边缘之外。　

昨天夜里，有特工通知埃廷格说，原本打算用升降机搭救他，谁知这个东西出了问题。他正患肺炎，两只鞋不知丢到何处了，以致几乎无法步行。当埃廷格摇晃着身躯走向直升机时，内勒·富特对他全无表示。他正无精打采地坐在机舱里，卡宾枪横放在双膝上，两眼呆呆地出神。埃廷格走到直升机前，试图攀上去。内勒·富特一把扯住他的衣服，将他连拉带拽地拖上飞机。由于内勒·富特没有扔掉那只沉重的箱子，埃廷格进入飞机时他也没有挪动一下位置，以致直升机难以承受埃廷格的体重，它的头部猛然前倾。索伦只好作紧急拉起，以免直升机的水平翼撞上高处梯田的边缘。这一突然起动使水平翼失去了控制。不等索伦将水平翼恢复正常，直升机已飞进一道浅谷，山谷的两壁将飞机水平翼撞得粉碎。　

索伦回过头去，见埃廷格正蜷缩在横陈着超载货物的机舱后部。他通过无线电向正在上空警戒的突击队长报告了出事经过。此时内勒·富特登上20码开外的一座小山丘，激动地呼叫起这个行动小组的密码代号来。随即响起一阵轻型冲锋枪声。内勒·富特扔掉卡宾枪，举起了双手。　

三名身穿北朝鲜军装的人从附近一小片树林走出来。见他们没有朝直升机射击，索伦想这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