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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报告-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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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时。我们无比憎恨这样的‘黑客’，因为他们的权威无法使我们有所反抗，每一次稍稍的不从，结果将是我们细嫩的皮肉受尽蹂躏，或者天真的心灵被毁灭。救救我们吧，大哥哥大姐姐们，把你们克制病毒的本领教给我们，即使将来用我们全部的生命与努力作抵押……”这段署名“21世纪新网友”留在一个不起眼网站上的话，是一位知道我正在写高考报告的网友特意为我摘下的。也正是这位“21世纪新网友”的呐喊，促使我必须在本书里写进关于教育战线上的“黑客”问题。
如前所述，高等教育本不该生产出那些高智商的犯罪“黑客”来，但既然这类“黑客”现象是存在的，那么是不是该想一想它产生的最终原因呢？于是它使我联想起中国目前在中小学校特别是高中教育阶段的严重得不能再严重的应试教育危机。自然，在这中间充当“黑客”的无疑是那些高高举着教鞭，动不动就对学生施加淫威的某些教书先生。因为这些校园“黑客”们至今仍然没有清醒地认识到：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的下一代，给整个民族造成的“病毒效应”，要比“千年虫”更令人胆战心惊！
有一件事我以为非常典型他说明校园“黑客”的危害。一本叫《盲点》的书中列举了这样一个事例，1992年11月16日这一天，某地一个偏僻的山村发生了一件令全村人惊呆的事：五个女学生（三个九岁，一个八岁，一个十岁）集体上吊自杀。报道如此说——
……这天早上，侯芳芳、吴兰兰、袁媛、徐影四个小姑娘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急匆匆去上学，家长们并没有注意到一张张小脸上的神秘表情，在她们的书包里已偷偷多了一样文具之外的东西。来到学校，她们汇在一个角落处把东西拿出来，每人都是一条宽五寸长三尺的‘白孝布’。
“这个行吗？听大人说上吊都是用棕绳。”年仅八岁的袁媛天真地问。
“行，怎么不行。”信心十足的侯芳芳说，“电视上不都是用白布吗？”
几个小女孩叽叽喳喳议论了一会儿死是怎么回事，死后会怎样。他们没有害怕也没有伤感，仿佛在商量着一场游戏。
这一天她们照样上课，做作业，回答老师问题，一个个与往常一样。两节课后，她们又聚在一起，说是要试试看行不行，几个人就到学校后面的一片桃树下，选了一棵很小的桃树，布条拴了好一会儿才拴好。可是谁也不愿先试，还是老练的侯芳芳先来：“试你们都不敢，真死怎么办？”她一边说一边把脖子挂上去。谁知刚一踩空，树枝“叭”地一声断了，侯芳芳重重地摔到地上。几个小姑娘哈哈大笑起来。笑过之后，她们像没事一样，拉上侯芳芳收拾了东西马上又去上课。
放学了，她们四个集中在“试死”的地方，又来了个叫李平平的小姑娘，问她们去干什么，袁媛回答说是去上吊。几个人都说读书太难，死了算了。李平平被说动了，可是她没有白孝布，急得差点哭了，她们答应等她去找。果然不一会儿李平平高高兴兴又找来条“白孝布”。几个人慌慌张张去找了好几个地方都不满意，最后选在离学校约一公里远的一条悬空的自来水管下面，几个人用小手抓住那水管试了试，说是这里好，不像桃树会断，再说下面是一片青草坪挺干净的。于是她们就把布条拴了上去，布条下面都留有一个空套子，彼风吹得晃晃荡荡的。有人提议和父母老师告别，几个人齐刷刷跪在草坪上，天真的脸变得肃穆了。这一“仪式”结束，正要准备“实施”，吴兰兰猛然想起今天要到舅舅家去“吃酒”，或许舅舅还会给她两元钱买糖吃，不等小伙伴们同意，她拔腿就跑了。吴兰兰一走，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便有些动摇了。只有侯芳芳仍十分坚决，她说：“你们这些胆小鬼，你们不死我死，但不准你们告诉任何人，如果哪个敢当叛徒，我会变鬼来找她的。”
说完她写了张纸条留给老师，大意是她死后一辈子也见不到老师了，但她愿意去死，这样以后就再不会有人能打她。骂她、批评她了。她把纸条交给袁媛，就义无返顾地挂上脖子。当她在水管下面挣扎的时候，几个小伙伴吓得愣住了，继而各自向自己家里跑去。
这些孩子回家后，的确遵从侯芳芳所嘱，没有告诉任何人。待第二天上午芳芳父母找到她的时候，已是一具冰凉的尸体。
侯芳芳的父亲是国家干部，70年代未由学校分到这个小镇工作。与本镇一农村姑娘结婚后，生下一女一子。农民出身的侯父，深知在这山沟里于农活的艰苦和得到一个工作的不易，要跳出“农门”的出路除了读书还是读书。“望子成龙，望女成风”，夫妻俩把所有的心血都倾注在这一对儿女的学习上。芳芳爱学习，接受能力强，在父母的辅导下，还未上学就已把一年级的课学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成绩在班上总是居第一，年年被评为三好学生，还担任了班干部、少先队中队委。遗憾的是芳芳的弟弟对学习毫无兴趣，靠读书成才希望渺茫。于是，芳芳成了这个家光宗耀祖、跳出“农门”的希望，也成了父母在人面前炫耀的“金牌”。为了让这块“金牌”继续发出光芒，达到父母的目的，父母给她定了严格的“家规”：考试成绩必须双科100分，下午放学4点20分到家。年年还得评上三好学生。达到这个“标准”不容易，哪能每次考试都是满分呢？为此挨打也是常有的事了。她常把自己和弟弟相比，产生了受歧视、受虐待的感觉。她对同学说：“我要是个男孩就好了，这样哪怕成绩不好也不会挨打了。”
不知是孩子想求得父母对她的一点爱，还是在家庭的严格教育下这姑娘懂事早的缘故，芳芳不但学习成绩好，而且还很能干，煮饭、喂猪、挑水、洗衣她都于得井井有条。就在悲剧发生的前一个月，芳芳奶奶去世，父母到六十多公里外的老家奔丧。一去就是好几天，芳芳在家里除了操持家务，还要辅导弟弟学习。尽管如此，父母对芳芳的严厉仍是有增无减。有一次，她曾因成绩达不到100分而一夜不敢回家；又一次因脚背被弟弟用斧子砸伤后，反被母亲臭骂……
她慢慢感到爸爸妈妈都不爱她，小小年纪变得少年老成。虽然因为她“成熟”，邻居们夸她，亲戚朋友赞她，但是人们并未发现，在她身上缺少了同龄人的天真活泼。
由于学习成绩好、懂事早的原因，侯芳芳在学校、年级、班上都担任了职务，成了学校里的“小忙人”，她除了完成自己的作业，还努力做好老师交待的事。但孩子毕竟是孩子。有一次老师要她带领同学们打扫卫生，卫生没有打扫完，她就和几个同学踢毽子去了。老师发现后，没有批评任何同学，却把她口、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教育了一通，说她是“干部”，要起表率作用，过后她想不通，悄悄蹲在墙角哭了好久。
叉有一次，老师安排她组织早读课，那些调皮的男孩子把她的书包藏起来了，她就凭着背熟的课文带领同学们早读。因有一句课文一时记不起来，引得全班同学一阵哄笑，恰在这时老师进来了，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狠狠批评了她，说她骄傲自大，自以为了不起。她又委屈，又惭愧，哭着跑出了教室。
当然她在学校还经常受表扬，每次评奖都有她的份。老师们经常把她作为楷模，号召同学们向她学习。别看是些小学生，他们也懂得讽刺、挖苦、奚落人，如果回回成绩考第一倒也没事，稍有一次失误就会成为那些顽皮学生挖苦的对象，起哄、围攻她，弄得她好久都抬不起头来。
她那张稚嫩的小脸时常挂满忧郁。她对要好的同学说，在家里要当优等生，而在学校宁愿当差等生。
她觉得自己活得太累了，还不如死了好。死是一种解脱。这种想法在她读二年级时就有了。
那次也是因为考试成绩没有达到“标准”被父母打了一顿以后，她偷偷跑到一座山脚下哭了很长时间，后被一位过路的老汉发现了，问她干什么，她说：“老爷爷，我不想回家了，我想死，但我不知道怎样死才好，你能告诉我吗？”
老汉吓了一跳，“小姑娘，花都还没有打骨朵儿哩，怎么就会想死呀！快随我回家去，看你父母不收拾你。”
侯芳芳死活不愿回家，后来老汉答应不告诉她父母，她才勉强随老汉回家去了。
以后死的阴影就时常笼罩在她的心头。几个小伙伴在一起便时常诉说着各自读书的艰难，讨论着死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死后感觉怎么样。有一次，几个小姑娘在一起算了一下账，现在读小学三年级，如果到高中毕业，还有整整九年。天呀，九年时间要考多少试，做多少作业，要挨多少打、骂和批评呀。开始她们想到过逃学，到处流浪，哪怕拾垃圾也比读书轻松。但叉听说没有家的小孩会被坏人装进麻袋运去卖了，还有可能被挖掉眼睛，那样不更痛苦吗？小姑娘们感到茫然了，熬下去吧，这样读书实在是太累太累，去走那条“惟一”剩下的绝路吧。
于是就出现了那集体自杀的悲惨一幕……
好了，这样悲惨的故事如果再读下去，我们只会有窒息的感觉。在一串串常人无法理解的事件中，大家都在问这样一个问题：身为传授知识的教师们，难道就真的一点不懂暴风雨不可能有助于禾苗生长，雷鸣闪电不可能让百乌欢啼吗？
“但，在升学率的高压下，我们有苦，我们尤奈，我们实在拿不出别的法子。”法庭上，一位向学生施威的老师哭丧着脸，抱怨道。可笑和滑稽总是充斥着我们这个社会。
有次开家长会，当家长们提出应该改一改现在的应试教育，校长便反问大家：“我们搞了那么多年教育，上面的经验也是一套又一套地介绍，但我们学来学去结果是‘找不着北’。”
一位家长则说：“你们翻翻《毛主席论教育》一书，他老人家早就说过：现在的课程太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劳动及必要的社会活动。现在的考试，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出一些怪题、偏题，整学生。这是一种考八股文的方法，我不赞成，要完全改变！”
另一位家长发言道：“七十年前的1929年12月，毛主席在所作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里就早已传授过教育方法：1．启发式（废止注入式）；2．由近及远；3．由浅入深；4．说话通俗化；5．说话要明白；6．说话要有趣味；7．以姿势助说话；8．后次复习前次的概念；9．要提纲；10．干部班要用讨论式。”说到这里，这位家长搞高嗓门说：“我补充两点：11．要利用计算机；12．也可以抽空看些电视节目。”
这个家长会是“开炸了”，后来校长和老师们与家长们一起反思，比起毛主席说那些话时，我们的时代已经进步了许多，但对待教育问题上这些简单而并不复杂的道理，为什么我们一直弄不明白呢？为什么非得把我们好端端的孩子逼成疯子，逼成残疾，逼成傻子，最后不得不拿起刀子来杀自己的家长和老师呢？
据说，后来家长会开得好多人哭了起来，校长也哭了，老师也哭了。
我想这一幕一定很美，如果孩子们看到后也会很感动的。只是这样的家长会太少了，几乎是不太可能出现的。所有的家长会都变成了浑身上下充满火药味的老师和校长的无休止地动员研究和出谋划策的战术动员。难怪学生们说有的校长和老师是不折不扣的“希特勒”，家长是法西斯的帮凶。
教育者和被教育者之间形成“敌我”阵线，亲人与骨肉之间没有了亲情，这种情形下即使培养出了天才，也一定是最无情和最具破坏力的可怕的“杀手”。
不是没有出路，只是必须有心。北京育鸿中学校长王永勤先生便是这样的有心人。他的学校之所以在北京人心目中享有崇高声望，在于他善于沟通学生与老师之间那道深深的沟壑。他认为面对新世纪，如何做好教师，是我们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21世纪国际竞争的焦点是人才资源，而决定人才资源数量与质量的关键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学生是主体，学生就像一面镜子。学生们想的字字句句，都非常值得我们认真思考与研究。
在“黑客”盛行的今天，我们借得王永勤先生整理出的他的学生的“心声”，请所有的老师们听听孩子们是怎样“愿意做老师的朋友，喜欢老师的微笑”的
高三年级学生：
身为21世纪的教师，我想应有一个“全球战略”，即应多吸收一些先进的教学手段及科学的教学制度，应加紧让素质教育普及开，让众多中国学生从题海中解放出来，让大脑不再成为一个被装满的容器，而成为一个将被创造点燃的火把。
（王连智）
（1）有耐心；（2）有爱心；（3）有情趣；（4）有责任感；（5）能理解学生；（6）能够微笑授课；（7）能减轻学生的负担。（张烁）
初一年级学生：
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学生，只希望教师爱笑，不偏心，关心同学。也许大人们都认为老师严肃点好，但学生眼里的教师不留作业，爱开玩笑才是一位“顶好”的老师。但我不同意不留作业。写作业、复习功课是学生的一种天职，你要不写作业还算学生吗？笑，是每个人都会的，但有的老师上课却喜欢板着脸，让同学们一看就没心思上课。不偏心，是每个同学的愿望，在教师面前应该人人平等。（田静鑫）
在我心中，教师应该是这样的：首先要和同学们成为朋友，愿意听取同学们的心声。然后不要当面批评同学，因为每个同学都有自尊心，也就是要面子。还有，讲课时要幽默，上课时会开玩笑，因为上课时老师只讲课，同学容易走神。最后，不要总是找家长，我想如果您们好好和同学们讲道理，他们会听的。亲爱的老师，我们真心希望您和我们是好朋友。
（段金捕）
初二年级学生：
您们说过，21世纪是与世界的距离缩小的时代，您能否也与我们的距离缩小呢？我希望您们能提醒我们，而不是歧视我们，您们能帮助我们，而不是检查我们。您们如果能与我们真正交上朋友，我想，您只要说一句，我们就一定能做得很好。我希望您能更多地了解我们，我真心地期待着，我相信您们一定能做到。（胡由杰）
初三年级学生：
我希望教师首先应面带笑容，无论是上课还是课下，因为这样能使同学们感到亲切，缩短师生之间的距离，而且爱笑的老师更容易激发和调动课堂气氛，提高学习效率。（李荣）
我们作为跨世纪的学生，心理压力很大。我们面临毕业，面临中考和高考，家长对我们施加压力，老师对我们施加压力。我们都知道老师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一节课四十五分钟，好不容易下课了，老师还要拖堂。我们每天在学校面对着那么多的科目，回家又对着那么多让人头痛的作业，我们真的很累。我们需要多点休息，需要多点自由，需要多点理解。我们心目中的老师应有幽默感，可以和我们成为朋友。我希望老师不要太严肃，可不可以笑一下？
最后，说一句：教师们辛苦了！（秘莹）
瞧，多懂事的孩子们。
读了这些朴实无华的孩子的话，我想，那些靠教鞭与惩罚手段的“黑客”教师们，该把高扬的教鞭放下了吧！学生们只希望您们对他们笑一笑，只要“笑一笑”，其它的“什么都好说”。而且，您们不是常常自己感觉没有办法吗？那就把学生们教给您的本领都用一遍吧！
笑一笑，十年少。笑一笑，再顽皮、再笨拙的孩子也会温顺和聪明起来了。
亲爱的中国老师们，世界上还有比学生们自己想出的办法能更好地教育他们本人吗？
●四问天：专袭北京、上海市民为哪般？
在北京中关村一带，云集着中国多所最高学府，这对管辖这个地区的公安分局的张局长来说，是件既光荣，又是件非常棘手的事，弄不好就要砸自己的饭碗。大学城的敏感，绝不亚于天安门地区，中国出现了多少回政治风云，哪一惶旎与大学联在一起？但是“张局”自部队转业到地方公安局后，由开始的片警到后来的派出所负责人，一直到现在的局座位子，什么样的案件都经过手，可这几年他遇上了一个十分奇怪的现象：怎么好几起外地小歹徒犯罪，都是专门袭击北京籍市民和北京籍大学生？本来，他和局里的同志们都是管治安和侦破刑事案件的执法者，有了事去破案，出了恶性事件去逮人就行。可是这一年连连出了几起犯罪分子很单一很明确的犯罪目标，让张局长若有所思：为什么有一串外地年轻犯罪者特别憎恨北京人？
他试图弄清这个谜。掌握犯罪动机与犯罪心理，是当今公安工作的基本任务之一。
又是一起恶性事故：一位河南籍歹徒乘主人不在家，撬门启锁，窃得室内财产外，有意把不能带走的家什砸了个稀巴烂，犯罪分子明显有报复心态。这是为什么？犯罪分子肖某与户主丝毫不认识呀！
张局长带着这一早想解开的谜走进了“审讯室”。
问：报出你的姓名。
答：肖××。
问：哪里人？
答：河南商丘人。
问：犯罪事实？
答：10月11日，到海淀区黄庄某居民宿舍楼入室偷窃。
问：还于过什么事？
答：在地铁抢过两个北京女孩的包。
问：为什么专门抢窃北京人？
答：……
问：为什么？
答：不想回答。
（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继续发问）
问：你读过几年书？
答：十几年吧。
问：高中生？
答：算是。
问：啥叫“算是”？
答：因为高三毕业后又念了两年复读。同学们说我是“高五生。”
问：想考大学吧？
答：没错。
问：高考成绩上不去？
答：上去了，但没录取。
问：几次都是什么分？
答：第一次408分，第二次420分，第三次449分……
问：这个分应该到录取线了吧！
答：那是你们北京，满400多分说不定可以进个“重点”了，我们河南，行吗？（犯罪人情绪突然激动，两眼充满仇视。）
问：考不上就出来偷抢？
答：为了吃饭。
问：年纪轻轻，不能做点正经事？
答：正经？什么正经事？想进机关当公务员，你们北京收高中生吗？到公司人家先要看你文凭至少大专以上……
问：那也可以自己开个小铺、做些小买卖。
答：咋非要做小买卖？我要做大事。
问：嘿，还有不小的雄心壮志！干嘛要做坏事？
答：问你们北京人。
问：这跟北京人有什么关系？
答：怎么没关系？政策不都是你们北京定的嘛！
问：定政策也没有挡你们河南人的路！
答：不挡？不档我就不会进你这儿来了。
问：怎讲？
答：要是我生在北京，用得着去偷抢？早进了很神气的大学了。不就是你们北京牛嘛，同样的成绩，你们能上大学，我们河南人就不行，我不恨你们北京人恨谁？哼，你抓我也不怕，只要出去，我还会专门犯你们北京人！我恨你们……张局长不再审了，心里像堵了一团棉絮，说不出什么滋味。在临出审讯室时，回头又问了一句：你真的很想念大学？肖犯：为了供我读书，我爸我妈还不得不把一个弟弟给了别人
一直颇为“刚强不屈”的罪犯，突然呜呜大哭起来。
张局长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在门外立了很久，“双腿不知咋的有些搬不动”。他还说，在一次全国高校周边治安管理工作会议上，上海公安局的一位同志也跟他谈起了类似的问题，即有那么一群犯罪分子，专门袭击家里有大学生的市民或者本市籍大学生。两地的办案干警们得出某些结论：有些外地高考“落榜生”由对现行各地录取分数线的不平等性，诱发了某种报复心理，直至走上犯罪道路。上海出过一个案子更绝，一位外籍青年连续到上海市民家作案，他什么都不偷，只是把袭击对象家里的书籍和物品全部毁坏，特别是见主人有什么大学毕业证书之类的东西就撕得稀巴烂。在大学校园作案也是这样，不袭击外地学生，专袭击上海籍学生。
歹徒独特的犯罪心理，北京、上海市民当然不可能明白，市民们只明白活在他们生活的城市，先天就有一种优越感。北京是首都，不用说这儿的每一块红砖绿瓦都沾着皇家气派，就是小胡同里那些拉三轮车的人说起话来，叫你外地人吭哧半天也顶不过他。最让外地人羡慕的，是这儿有通向“黄金屋”、连接“人上人”的多所中国著名学府。上海也牛啊！谁不知道当今“上海人”掌管中国天下事！再说上海人向来脑子灵光，风流倜傥，历来就高人一等。今朝今世，别人做不了的事，上海人就能做，且做过后全国人还得向他们学！邓小平都说了，当初在进行特区规划时没把上海划进去是个失误。
北京人和上海人让全国羡慕，但北京人和上海人也有让外地人不服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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