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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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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个排，派出一个步枪分排向前推进，以备万一需要时可作为对阿萨姆步枪队的支援。
这一夜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第二天是21日，挖掘队又在挖工事，继续挖了一整天。然而，在22日，山脊上没有任何行动迹象。预示着不祥的寂静，可能是太寂静了。但是，到这时证实了中部防区和第四师师部从吉米搪撤退的消息：第一锡克联队准备应战。
22日下午，军区司令和西巴尔准将乘直升飞机来了。森简略地视察了旅部。但是正如拉加瓦德后来所说的，丝毫无助于防御工作，只是胡乱许愿，要调派步兵旅和坦克团来帮助解决防御上的困难，完全不顾后勤的实际情况。（23日早晨，他飞往提斯浦尔。）
不久，进攻开始了。10月23日早晨差不多5点钟，中国人用迫击炮和反坦克火箭开战了，集中火力攻打山口上的阿萨姆步枪队哨所，火箭是用来炸毁地堡的。大约20分钟之后，炮击停止了。于是有500…600人的中国部队，他们一定事先隐藏在前面山脊上最近挖掘的战壕里，从那里向哨所发动进攻。阿萨姆部队尽力之所能进行了还击，但是很快被压倒，只有几个人幸免于死亡或被俘。前一天，锡克部队为支持这个哨所派出的一个分排，按照计划终于没法撤回原地。
然后，中国人几次企图冲向锡克排的阵地。第一次进攻，大约在早晨7点钟，以重大的伤亡被击退。一个小时之后，第二次冲锋，遇到同样的命运；但是到那时，锡克排的弹药快用完了，尽管连部组织了一个补充供应队。二级准尉约金德·辛格是排的指挥官，他当时受了伤但是拒绝后撤，甚至拒绝撤退他的排。一小时后，来了一次更猛烈的攻击，并有重武器的支援。再一次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可是在强烈的肉搏战之后，阵地被攻克了，只有四个人幸免被杀或被俘。（约金德·辛格在被俘期间因伤死亡，为了英勇御敌被授予最高英维转轮奖章。他是东北边境特区前线唯一获得这种奖章的人。）
该连阵地（D连）的战斗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中国人几次企图从不同方向冲向这一阵地，但是一再遭受损失而被击退。从马林塘山口支援该连阵地的防御炮火很有效力。进攻持续到将近中午，然后中国人的企图受挫，他们在掩护下后撒。但是发现有几群敌人沿着山腰向两翼前进，显然是试图向达旺渗透。
刚到下午，D连接到命令，重返马林塘山口的主要阵地，于是该连撤到营本部驻地。傍晚，锡克联队也奉命撤退。他们要在黑夜行军，经过达旺调往让地区。午夜一过，他们在D连的掩护下，能够有秩序的撤退。在主力部队清理了全部武器与弹药之后，D连最后放弃了马林塘山口阵地。该营在夜间经过达旺，24日上午差不多8点钟，到达了让地区。从那里他们被空运到色拉山顶。
锡克联队是第一支成功地击退了中国的一次猛烈冲击的部队。结果他们奉命撤退。然而这是按上级指挥部命令进行的一次有计划的战术撤退，这个计划是调到后方一个预先选好的阵地，（希望）在那里驻守并在将来某日再一次战斗。
高尔瓦尔联队在达旺未进行战斗。在达旺的营部和一个连，奉命于23日当天撤退，到中午他们出发去让地区。但是在棒山口—让地区那条路上的一个连，决定尽可能持久地坚守阵地，为了阻止中国人及时到达让地区进行两翼包抄。只有在天黑以后，当全部军队撤离了达旺，高尔瓦尔联队才前往指定的集合地——让桥。
现在继续我自己的叙述，当我到达让地区时，我发现整个村子处于满是灰尘的混乱状态。许多车辆在灰尘中正在倒转方向。我很惊讶，听说在让地区的部队，已接到提斯浦尔的命令，要毁掉全部仓库，封锁交通，撤到邦迪拉去。我立即派一位军官到让的检查岗哨，命令把关卡栅栏放下来，禁止任何车辆向后方行驶。然后我告诉在场的高级军官马朱木达尔少校（他是在让的边境修路机构的一位工程指挥官），我说从那时起，今后他要听从我的命令，或者我去色拉以后，他听从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我向他解释了撤退计划的大致情况，并且强调了让桥的重要性。我告诉他，他的任务是，为第四炮兵旅从达旺撤退提供方便；只有得到卡尔茵·辛格准将的命令，才能破坏这座桥。
运输的混乱花了一些时间才整顿好，因为只有一条陡峭而狭窄的道路，绕过让这个村子弯曲前进，但是终于全部车辆排成一行面向达旺。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马朱木达尔，因为自从我到达之时起，他处理工作的效率颇高。不费多少时间，他就掌握了我的撤退计划的要领。此后，他就不再理睬通过本单位的指挥渠道所接到的命令。鉴于作战的危急，他毫不怀疑地接受我的指挥。他以极大的干劲和魄力进行工作，安排护送队排成一列车队向达旺行驶。后来，再一次证明，他是在执行危急任务中最理想的人选。因为我以后还将叙述，他不仅按照预定的时和分，而且选好了确切的秒，爆炸了让桥，因而给予向前推进的中国部队以致命的打击。
在我开始对色拉山顶进行防御侦察以前，我愿谈谈另一个地方——那就是努拉农，是从色拉到让在山谷半路的一个休息地方。在此简短地描绘一下色拉地区，会有助于读者更加容易地理解它在战术上的地位。
从邦迪拉经过德让宗到色拉的道路，过了申隔宗徐徐上升颇为陡峭，一直到色拉山顶。在这里，道路是在两边都是突出的高峰之间通过，每一高峰都在14600英尺以上。山口处大约有14000英尺高。
色拉山顶上的平坦地区相当广阔，包括两个小湖，湖边都是大片的杜鹃花丛。色拉山顶以西约两英里处，山谷开始陡然垂下，通向让地区，而且变得狭窄——直到努拉农，离色拉山顶约10公里，山谷变得十分紧缩，两边都是高耸的树林茂密的山坡。因此，努拉农是一个理想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而且略经工程兵的努力，还可进一步得到加强。一埃我看到让地区的事务料理好了，我就奔向此处。
我在下午到达努拉农，它是一个供应营地。只见这里同让地区一样，部队很混乱，人人部匆忙地准备撤退到邦迪拉去。然而，我发现陆军后勤部的一个年青军官，他能响应我的紧急要求，立即开始重新恢复这个已被完全拆除的营地。我到达那里真算是及时。我告诉他，拉尔准将很快就要经过此地，并且随后颁发命令要保卫色拉地区，包括努拉农在内。
在迅速进行侦察之后，拉加瓦德认为只需有限度的爆破和其他工程，努拉农将证明是一个最好的阻击阵地。他要留下来，作更详细的侦察；但是我知道更加迫切需要他去色拉。一挨指定调到这个哨所的部队到达时，他可以再回来。所以我就集合我的参谋动身去色拉山顶。那时已是下午较晚的时候，白天只剩下几个小时可以对色拉山顶进行侦察了。我希望第二天上午拉尔的一些部队能够从提斯浦尔到达此地，并开始准备防务。我急于赶到色拉去的另一个原因，是我担心森可能颁发进一步的命令。很明显，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只能是出自他；而他完全知道我的计划是要在色拉坚守。可能那天清早他在蒙陇状态中，对我所说的话未曾听进去；不管怎么说，他和他的参谋对卡门边区的地理是模糊不清的。所以不管他再下什么命令，我已下决心以色拉山顶为基地建立第四师的防务；因为在整个卡门边区，再没有与此相类似的防御阵地了。
译者注：
①西藏地方政府派去的官员。
②门巴族是中国西藏地区的一个民族，绝非国家。
第十章 准备色拉一战
现在，由于增加了军长的职务，我是双肩挑了，我必须制定一个军的防御计划大纲。这一点，只是在我从努拉农去色拉的最后一段路上才想到的。
制定新计划的正常程序是，由我开始制定一个军的计划纲要，再下达到师，制定出第四师的计划，然后订出旅的计划。但是，我已不可能按照正常的程序办事了。我现在色拉，首先我要制定一个旅的防卫计划，以便在山口上端建立防御阵地。实际上，在正常的情况下，这应该是旅长的任务，但是此时此地我不能拘泥于这些细节了；我决定立即开始准备防务。我不仅担心敌人的进攻，而且对森怀有忧虑；我深恐当森知道我抵制了他后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并在色拉集中防御力量时，他会发布新的相反的命令。
当我到达色拉山顶的时候，我发现提斯浦尔既未调部队来，也未派来联络官，而且并未着手做什么工作。我带着奈尔和拉加瓦德两位准将同我一道，对这个地区进行了一次快速的检查，以便他们以后代表我向第六十二旅旅长介绍情况。
我制定的一个旅在色拉地区的防御计划大纲如下：
（1）前沿防区由第六十二步兵旅驻守，包括由提斯浦尔来的一个旅中抽出的一个营和一个炮兵团；
（2）主要防务集中在色拉山顶本区，初步安置一个营在努拉农，作为掩护部队；
（3）从努拉农营中调出一个连，在让坚守进行阻击战的阵地。
我在一张纸上潦草地写了这个计划大纲，交给奈尔，我粗略地向他指出防御阵地在地面上的范围，便于他转达即将从达旺来的拉尔。所有的细节，我都留给旅长同我的参谋共同商定。我同奈尔的安排刚结束，由于我急于同第四军和我在提斯浦尔的后方指挥部通电话，便立即动身去德让宗。
申隔宗这个村子，位于色拉东南方约四五英里的地方，边境修路队在公路旁建立了不大的营地。从申隔宗向东，突出一个纵长而又顶部平坦的山脊，我觉得这里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空投区。我在脑中记了一笔，准备将这个设想传达给我的军部。同时，我有一项更为紧急的任务要完成，因为在这里盛传人们都准备逃到邦迪拉后方去。我在申隔宗附近的路上，碰见山炮团的一个连正准备撤退。他们原先是调来保卫达旺的，现在调转炮车准备回邦迪拉。我找到他们的负责军官，向他下达了新的指示，叫他把这一连炮兵开到色拉向奈尔准将报到待命。在那条狭窄的路上，要使这些炮车调转方向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经过我们的努力，这一连炮兵很快就都面向正确的方向，排成了车队。我知道奈尔看见这么多的炮兵调到色拉，一定非常高兴，因为这是到达那个防区的第一支部队。
向前走不远，我到了边境修路队的一个较大的营地。这里也在准备全部撤到邦迪拉去。我费了不少时间，才说服负责这个营地的青年工程官员，取消了他的撤退命令，同时向他说明我有权发布新的命令，让他们留在原地。最后他接受了对我的“信任”，开始从车上卸下已经装好的东西。从此以后，每走几英里，在每一个修路队的营地，都遇到同样的情况，我也重复地做了工作。常常是颇费口舌，才说服他们调转他们急于向后方逃到邦迪拉去的小队伍。
最后我到了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这个营地距离取名为德让宗的大村子有几英里，位于塔马帕丘河谷之中，这条河从德让宗徐徐东流，经过邦迪拉山岳的北麓。（公路也沿着河岸走，直到拉亨开始爬上邦迪拉山坡。）德让宗坑道工兵的营地，是一个规模很大、设计优良的营地，作为一个前哨地区是太“豪华”了。这里一直是桑杜中校的指挥部，他是达旺修路工程（灯塔工程）的指挥官。
我知道桑杜是一个生龙活虎般的人物，一向行动抓紧时间。但是到此紧急关头，我发现他却要去邦迪拉后方，已经部分地拆毁了德让宗的营地。他告诉我，他接到军部的命令撤回到邦迪拉去，需要他到那里帮助建设第四师的防御工事。（后来某一天，森否认发出过这种命令；桑杜向我透露说，森曾亲自打电话给他，进一步肯定了撤到邦迪拉去的命令。）
幸好没有费太多的力气，桑杜就接受了我的新指示，取消了撤退的命令。我告诉他，我打算临时把我的指挥部设在德让宗营地，一直等到申隔宗建起一个交通网，那时我再把第四师战术指挥部设在那里的坑道工兵营。德让宗营地是一个最有吸引力的地方，不仅因为它提供了各种舒适的条件，而且由于它低于申隔宗营地足有四五千英尺，可以躲避山区高原刺骨的严寒和冰冷的狂风。然而，这里也是战术上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四面被高耸的山脊和峰峦所包围，它被封闭起来了。我永远不理解，为何在我离开师部以后，竟然远择德让宗营地作为师的战术指挥部的驻地：简直是自讨苦吃。
桑杜一旦接受了我的命令，便卸下他的车辆，又开始建立他的交通网。我首先要做的事是，检查在让、努拉农和色拉防务的进展情况。我依次与各地联系，得悉一切都按计划进行，我感到很满意。然后，我打电话给提斯浦尔，请军区司令讲话。
我决定对森说出来，为什么他仓皇下令向后逃跑到邦迪拉去。他在达旺断然拒绝承担对作战形势采取任何决定的责任，而把一切责任都扔给了我，很不体面地匆匆飞回平原。在我们那次谈话中，他的全部贡献就是告诉我，如果中国人抓住我们，定会全都杀死；他还粗暴地对我说，他无法调动部队帮助我保卫色拉。他大概已经批准了我在色拉建立防务的计划，因为我把计划告诉他时，他未加评论。真是令人不可理解，后来他竟背着我发布了相反的命令，命令所有的人都后撤到邦迪拉。如果不是在这个关键时刻碰巧我到各地去的话，那么一切人员、武器、车辆、给养都会从让、努拉农、申隔宗、德让宗以及沿公路的各营地撤离了。我认为，至少这个问题是需要有人作出解释的。
当我接通军区司令办公室的电话时，西巴尔来接电话，我的满腔怒火都向他倾泻了。我如实地告诉他，没有同我商量就下令撤到邦迪拉，我是怎样想的，我十分明确地表示了自己的愤怒。当我还要继续激烈指责时，森亲自来接电话，而且采取了攻势。以下是我所能回忆起来的当时的对话：
“你的撤退是糊涂虫的愚蠢作法”，森说，“我的命令是要你向后撤，并且在让而不是在色拉建立阵地”。
起先我以为森可能是疯了，或者复发了克节朗河的综合病症。在这里他又主张在高山下的谷底建立防御阵地。
“我认为你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吧，先生，”我不太尊敬地说，“事实上，你曾拒绝下达任何命令。至于让，那是第二个克节朗河战线，一个非常危险的场所。我不准备接受你进一步的任何命令。”
电话线的对方发出气急败坏的噪声。不等他再说下去，我告诉他，他要撤到邦迪拉的命令已造成最危险的局势。
“我没有发这样的命令，”森说，他又把话筒交给西巴尔，我继续同西巴尔对话。我明确地向他表示，他们一而再地拆我的台，我再也不能接受任何进一步的命令而把我的部队置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了。西巴尔吃了一惊。我继续告诉他，在我看来很明显，对于地面上的让、色拉和邦迪拉有关的地理形势，军区司令是毫无所知，而且把这些地名都弄得混乱了；他也根本不知道这些阵地的每一处在战术上的价值。我已决定，避免陷入另一个克节朗河的困境。
我以个人名义向提斯浦尔另发一份电报，这是给军部的。电文如下：“中国签署了日内瓦公约，我们必须派巡逻部队去找回我们的死伤人员。通过红十字会，一定要提醒中国政府，注意战俘的福利问题。”后来我又多次敦促，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无人重视此事。
然后，我与师的后方指挥部联系，同我的高级后勤参谋夏木谢尔·辛格中校谈了话。我简要地对他讲了当天我所做的事，以及我尚未充分决定但可能要制定的计划。夏木谢尔告诉我，第四十八步兵旅和第六十五步兵旅已指定拨给我的师，并已开始向山上调动。我告诉他，在路上的第一个旅应该经过德让宗营地直趋申隔宗，另一个旅应去邦迪拉。我可能把登加山谷（在米萨马里和邦迪拉之间）作为今后第四师后方指挥部的驻地。
我还对夏木谢尔慨略地讲了色拉防务的后勤计划，并且催促他在第二天早晨就开始空运口粮、弹药和防御储备。我说明空投的最好地点是在色拉山顶的正东和在申隔宗山坡。为了装备第六十二旅，我要求至少提供七天的口粮和充足的第一线标准的弹药，作为一项最优先的措施。我授权他代表我向军部传达这些指示（因为我仍在执行军长的职务）。我让他一埃空运开始就上山来，到德让宗见我，我打算早日在德让宗举行一次参谋会议。在此，我可以提一句，军部人员仍没有什么表示，没有答应到德让宗或色拉视察，事实上是一种令人不安的沉默。
在打完这些紧急电话之后，我终于有了时间可以专心考虑备战问题了。我多少有了决心要具体部署几个旅的兵力完成师的防御计划，但我打算在次日一早侦察申隔宗地区以后，再采取坚决的措施。但是有一个刻不容缓的重要的作战问题，那就是要挫败中国人从北面越过色拉防御阵地的企图。
有一条在高山地带的迂回便道，大半是牦牛小路，它从达旺下来绕过色拉北部的边缘，通过波辛山口向南，穿过登班村到邦迪拉（波辛山口距离邦迪拉北部是三天的路程）。轻装步兵可以沿着这条路线越过色拉，而不用攻打色拉的主要防御阵地，即可构成对邦迪拉的威胁。我决定沿这一路线设置障碍，在波辛山口建立一个营的防御阵地，但是由于需要几天的时间才能得到一个营，所以我立即调动至少一个排去；这样，在山口能够设防以前，这个排可以起到监听站的作用。
我走遍营地进行搜索，发现第七三道格拉联队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德让宗。我知道这个营必须进行整编之后才能再作战；我就临时凑成一个排，命令这个排自备七天的口粮，立即从德让宗动身，沿着小道向北步行到波辛山口。
次日，10月24日早晨，我及时起床上路去申隔宗。大概我是6点钟动身的，7点钟到达申隔宗。我用了两个小时，围着村子进行侦察，特别注意从村子向东、向南和再向东的山坡。我决定在这个地区部署两个营的兵力，这里还有余地，可以容纳我的战术指挥部及有关人员。
我不能如愿地早些去色拉山顶，因为在德让宗还有很多的杂事要处理。我继续与奈尔准将保持联系（他在山顶过夜），了解从达旺撤退的进行情况。他告诉我的好消息是，从棒山口来的锡克部队和从沙则来的高尔瓦尔部队，已经开始到让和努拉农。显然，中国人在前一夜未发动第二次攻击，因而这两个营都能全部逃脱出来了。他们甚至已经迁入新的驻地，虽然疲劳但是精神良好。我想打听蒙吉亚是如何计划撤离文官政府和居民的，但是直到那时还没有关于他的消息。
奈尔准将通知我，拉加瓦德准将已前往努拉农筹划爆破事宜。听到这一切，我对于色拉的准备工作颇有信心了。大约中午的时候，我回到德让宗营地，认真着手完成师的防御计划。
刚到下午，从提斯浦尔来了一位客人，是古拉姆·塞以德准将。我同塞以德已相识多年，自从他进入印度军事学院学习时，我就认识他了。他比我小一岁，是个愉快、和蔼的海德拉巴人，但他比同期入伍的一班人都大一些。我很纳闷，他为什么到这些高地来。后来我发现他就是第六十五步兵旅旅长，这支部队甚至到了那样困难的时刻还来参加第四师。他本人是不会长期留下来同我共事的，因为已经预先通知他，将委任另一位旅长来代替他，他将被解除现役职务返回平原去；我告诉他，他的旅有两个营，最终将在申隔宗地区的一个阵地设防，第三个营指定去波辛山口。同时我告诉他，在他离职以前，帮助我们准备接受和指挥陆续开到的部队。（结果，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接班人又阻止第六十五旅前来，而把他们留在德让宗地区，就在师部的旁边。）
最后，当我只剩一个人留在茅屋时，我反复思考我的师所遭到的一系列事与愿违的境遇。现在的第四师是名存实亡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北非和意大利的战役中，第四师曾赢得崇高的荣誉，原来的三个旅是第五、七和十一旅。现在，他们都不复存在了，为第四十八、六十二和六十五旅所代替了。那天傍晚，我不理解的是，不久师本部也将派来新的将军。老的第四师再也没有留下一个旅或旅长。如果成立一个新的师，倒是对于历史更为公平些。我不知道是否还有任何一个师象我们的“红鹰师”那样，受到现在掌握大权的当局如此的亏待。后来事实证明，命运并没有结束对第四师的折磨：更多的变化很快就接通而来。
我召集我的参谋、边境修路组织和其他单位的代表开了一个会。因为有些军官从未到过德让宗的前方，我向他们讲述了色拉地区的地形。我说明色拉是一个理想的防御阵地：它位于险要的河流屏障的后面（让地区的达旺河）；它是一个纵深而狭窄的峡谷，在努拉农提供了最好的进行阻击战的阵地；色拉山顶以其马蹄形的结构，崎岖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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