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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尤侵华将军的自白 作者:尼兰詹-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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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师只部署了两个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而这两个旅中的六个营，只有三个营驻扎在山区。
师部的汇报主要集中于“昂卡尔行动计划”要建立35个哨所的工作进展情况。有趣的一点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最高当局竟未下令在兼则马尼西部沿塔格拉山脉建立哨所，这是一个最敏感的地区。这就留给第四步兵师由自己负责下令在靠近印度西藏不丹三方交界点（娘江河以西）建立一个哨所。从此，开始了后来所发生的一切纠纷。
我很清楚，建立和维持“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哨所，会占用我师的全部人力和物力。虽然在名义上陆军不负责这些哨所的行政事务，但是我在那加高地的经验使我深信，除非阿萨姆步枪队和情报局的哨所受到严密的监督和管理，否则他们很容易陷于严重的政治困境。
当天气许可的时候，我乘飞机巡视了梅楚卡，阿龙，达波里约，都登，济罗，特沮和瓦弄。我由陆路去达旺，旅途中轮换着乘吉普车、卡车，骑驴和步行。道路不适宜于正常的交通运输，直到雨季结束为止；而要等到雨季过后，就将进入1962年的12月了。我在巡视的每一个地方，都同当地的指挥官讨论军事行动计划和行政管理问题。我发现他们全都对“昂卡尔行动计划”极为忧虑；空运紧急储备物资的计划被打乱了。在结束对这些地方的巡视之后，我同意阿·辛格将军告诉我的关于“昂卡尔行动计划”的大部分看法，充分认识到摆在我面前的后勤任务之艰难。
然后，我专心研究现有的情报资料。来自情报局的每日报告，没有实用的价值，它一般只报告肉眼可见的各地零散的一些中国土兵的活动。我自己师部的情报人员几乎每天收听中国的广播。经过研究，我越发深信不疑，“昂卡尔行动计划”必须大加修改。这是一个对地形、气候和其他全部有关军事问题缺乏第一手材料的人在纸上所制定的计划，而且我向军部提出了这一观点。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同意我的看法，并且说他已经向军区司令部提出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个问题超出陆军司令部的管辖权限，而要由印度政府作出决定。然而，他说布里吉·莫汉·考尔中将作为参谋局长，即将到提斯浦尔视察，可以由我把困难和看法向他陈述。
1962年6月的某一天，考尔将军到了提斯浦尔，我们讨论了第四步兵师的任务和“昂卡尔行动计划”。我表达了自己酌见解：考虑到交通的情况，只有用轻武器的步兵才能在这样的地形作战。陆军的正规部队只有经过完全重新组织装备之后，才能使用。这种重新组建需要特种武器和大批机动直升飞机，要很多年才能完成。此外，我的师被分成若干小股部队，分散在广大的地区，这对于部队的训练和作战准备都很不利。我建议由阿萨姆步枪队担任“昂卡尔行动计划”的任务最为合适。考尔将军同意我的意见，并且说他已经在考虑派轻装备的部队到东北边境特区，还表示他将尽力让第四步兵师回到旁遮普，担任常规战争的任务。虽然考尔将军没有明说，但我从他的谈话中听得出，要陆军承担保卫东北边境特区的责任是一项政治决定。然后，我谈到有关“昂卡尔行动计划”建立哨所存在着无数问题。考尔将军告诉我，他将当着我的全体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的面，就“昂卡尔行动计划”答复我的问题，并且澄清任何疑点。
第三章 扯冬事件
9月8日下午，星期六，在塔库尔巴里种植园主俱乐部——离提斯浦尔约12英里，我同第七步兵旅旅长约翰·达尔维打了一场高尔夫球。达尔维是在他每年两个月的休假将要回家之前，从达旺下来的。他打完球后，就回到米萨马里去了，我留下来在俱乐部看电影。大约晚上8点钟的时候，电影放映了一个小时，我的师部一个参谋官到俱乐部的电影厅里来找我，说有紧急军事情况向我报告。他带来的消息是，大约有600名中国人，从塔格拉山脊下来，包围了扯冬哨所。对于这一事态的发展，我毫不惊奇；但是，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采取什么态度，我却有严重的忧虑；因为直到那一天，对于我一再要求澄清的塔格拉问题和我们所要求的边界线，他们简直不予理睬。
到晚上8点半，我回到提朗捕尔师部。9点钟，有关的情报已密电报告了军部、军区和陆军总部。这一情报已由情报局转呈德里。此后不久，我接到上级司令部的无数电话，我同达尔维旅长和我的参谋部开了一次会议，然后打电话给军部传达以下几点：
（1）我早预料到中国方面对扯冬的反应，虽然没料到如此规模；
（2）必须谨慎对待初次报告的这些消息：可能有所夸张；
（3）在旅长和我没有机会视察达旺和伦坡之前，我不堆备作出决定；
（4）我已经取消了达尔维旅长的休假；
（5）我要求取消例行调动第四师所属部队的一切行动。
我感到很大的宽慰，军长乌姆拉奥·辛格将军以如下的话作了答复：“尼兰詹，我充分信任你，我将支持你采取的任何步骤。我将努力满足你的全部要求。而且军部和我都不干涉你的行动。无论何时，你认为能够向我作出形势估计的话，我就听取。”在这次与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谈话之后，我消除了疑虑，我觉得对于军区和陆军总部继续源源而来的大量文电和电话，我都可安然不予置理了。只要说这些信号和文电都无多大意义就够了。他们只暴露勒克瑙①和德里太脱离战地的实际情况，太不了解距离、兵力和后勤等等所具有的确切含意。例如，陆军总部发来了密电，其要点是，第九旁遮普联队在援救扯冬哨所之后，应该在塔格拉向中国进攻！东部军区司令部在9月9日发给第三十三军司令部同样愚蠢的密电（同时发给陆军总部和第四步兵师），命令第七步兵旅“在48小时内，准备开到扯冬。”
对于上级司令部这类无意义的干涉，我向军长提出了抗议。后来，报纸和广播的报道，大概是根据政府提供的新闻通报，也完全给人以错误的印象。这些报道势必对任何不得不采取的计划，造成有害的影响。军长让我按我已向他扼要报告的计划行事，不要理睬那些来自勒克瑙和德里的密电与电话。
我向达尔维旅长发出以下指示：
（1）第九旁遮普联队正在从达旺开到伦坡，一定要尽早加强扯冬哨所；
（2）达尔维旅长要在9月9日早晨乘直升飞机回到他在达旺的岗位；
（3）9月10日我在空中侦察塔格拉之后，准备在伦坡降落，于同一天在达旺与达尔维旅长见面。
很清楚，不会再给我增加入力物力。甚至我要求取消调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也被东部军区司令部以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了。（第九廓尔喀联队是从达旺来到米萨马里，准备调去换防的。）全部行军都靠人背和骡子驮。从邦迪拉向前，没有机械化的运输工具，虽然当天气晴朗时，偶尔可用吉普车费力地开到达旺。这一点必须记住，在东北边境特区，由于地形和天气的因素，距离就具有不同的意义了，因为那里的行动必须以时间来计算。步兵在山路行军是每小时走一英里；大批部队行军，在最好的情况下，一天最多10到12英里。
至于空运，在提斯捕尔空军有四架俄国的米…4型直升飞机。但是，这些飞机没有盘旋的能力，着陆和起飞需要有100码平坦的场地；因此，要严格限制使用。十分令人奇径的是，在9月8日以后，直升飞机的水平旋翼公认的使用寿命，任意地被减为200小时，这样就进一步压缩了直升飞机的使用。我听说在9月8日以后，帮助印度空军的俄国专家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了。
碰上好运气，9月9日，天气晴朗，达尔维旅长能够飞到达旺。
9月10口，我飞越伦坡北部的哈东山口，对整个娘江河谷和塔格拉山岳，进行了一次详细的空中侦察。我能够看见在山脊上很多正在进行准备的中国阵地。在侦察之后，驾驶员多次试图在伦坡简易机场降落，但是米…4型飞机降不下去，所以我只得飞到达旺。
在达旺，为了让达尔维能够正确估计形势，我提供他以下几点参考意见和目标：
（1）在扯冬来自中国的任何干扰，必须以武力对付；
（2）达旺的安全，要置于超过其他任务的优先地位；
（3）必须捍卫经过兼则马尼的娘江河沿岸的安全。
我给第七旅的任务是，同我们在扯冬的哨所重新建立联系，并且从我们的领土上（意指克节朗河以南）把任何中国人驱逐出去。
我同达尔维旅长详细讨论了形势。在我进行空中侦察之后得出三点主要的结论：（1）在本地区对面的边境以北，中国大约配备了一个师，在塔格拉山脊有一个团（相当于我们的旅）； （2）以我们现有的人力物力所能做的，只不过是援救扯冬哨所和击退小规模的侵犯； （3）不论我们采取什么行动，绝不能让达旺失去掩护。
达尔维旅长就此问题同他自己的指挥官和参谋人员磋商考虑之后，把他的形势估计和计划纲要给了我。我基本上同意他的结论。接着，在9月11日我飞回提斯浦尔。当天我向军部汇报了最近的情况，并把第七旅的计划转交他们。在我给军部的信中强调了以下几点： （1）扯冬地区的地形（高达15000英尺）适于防守，但只能部署小股部队进攻； （2）不管怎样，在10月15日以后，预计有大雪，这不仅使各种行动更加受到限制，而且使业已朝不保夕的后勤供应更加恶化；（3）扯冬很可能位于麦克马洪线的中国一侧，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实际上已经在可以称之为有争议的地区进行巡逻了；（4）在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调出以后，第七旅只剩下两营步兵，这样，中国的兵力（估计在这一地区有一个师）比我们强大；（5）由于去达旺的道路不能运输任何给养，我们的后勤供应状况，要比中国方面困难得多。
我进一步论证：由于上述各种局限性，根据目前第七旅的计划纲要，只能派一小分队去扯冬哨所换岗，同时把该旅的其余部队集中于伦坡北部和娘江河西部。同时，我指出，在这一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达旺是最宝贵的；在第七旅调到伦坡之后，我已无力调动部队保证达旺的安全了。
这时换防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第九旁遮普联队去扯冬哨所巡逻时，遇到的困难是找不到道路；因为在这一地区，只有羊肠小道，而且由于最近的暴雨，连这些羊肠小道也被冲垮了。寻找搬运夫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在10日，一个小分队，带着几个在当地找到的搬运夫，冒着倾盆大雨，终于找到了通往扯冬的道路。同时，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主力部队，正从达旺调去伦坡。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预计，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先头部队15日可到达扯冬，而主力部队在17号以前到达不了。结果，主力部队于16日就到达了扯冬。
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逐字逐句地记述我对达尔维旅长所下的指示，即一旦中国人干扰了第九旁遮普联队的行军时，应如何对付。我的指示是：
你的主要任务是与扯冬哨所建立联系，并且加强这个哨所。第九旁遮普联队应避免路上发生任何遭遇战。如果不可避免，则主力部队应奋勇前进，只留下最小限度的兵力在路上牵制敌方小股部队。只有在指挥官下令时，才允许开枪射击。
这些指示，在我们中间经过讨论之后，我才正式下达；主要的目标——必须援救扯冬哨所，并增强它的作战潜力——用最明确的词句下达了。我的看法是，中国人把克节朗河当作事实上的边界，如果我们过河到克节朗河的北岸，而不是在河的南岸，他们就会干涉我们的小分队。在这个问题上，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我要支援小分队到达扯冬而不在途中陷入小规模战斗；因为遇到那种情况，中国人会抢先选择有利地形进行遭遇战。在这个问题上，我很注意不容有任何含糊；特别是关于批准开枪的问题。米斯拉中校颇能执行这种微妙的任务，他对这些命令的理解也无困难。在路上他把小股部队留在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的对面。果然，中国人企图在那里阻止他通行。最后，他率领他的营中的大约100人，沿克节朗河南岸到达扯冬哨所，并立即下令加强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哨所的防御阵地。
11日，当我回到提斯浦尔之后，同军长通了电话，口头向他汇报了我的看法，他表示同意。与此同时，据我看来，勒克瑙（东部军区司令部）和德里都被战争歇斯底里的情绪所支配。他们甚至要求每个小时都要报告部队的进展情况。我简直无法使他们理解，要与在高山中行军的部队保持经常的无线电联系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不能按时给他们情报。虽然我受到军部的充分支持和赞助，但我没有办法挡住从勒克瑙和德里来的无益的干扰。
当时我得到通知，东部军区司令莱·普·森中将、值星参谋官，不久要来提斯浦尔视察。9月12日，我按时到机场去迎接他。他冷淡地跟我打了招呼；在乘车返回师部的途中，连一句话也没说；更使我难堪的是，他对我的所有问话都不予置理。
在师部召开了一次会议，由东部军区司令主持；出席的有军长乌姆拉奥·辛格中将、空军中将马·马·思敬尼尔（飞行优异十字章获得者）、东部军区空军司令，以及我的师部各单位大多数的头头们。
森在会上一开头就说，塔格拉山脊是印度的领土，一定要把中国人“赶出去”。密码代号为“来克亨行动”的计划（Operationn Leghorn），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加以执行。之后，他就进入一种漫无中心的谩骂，其要点不是说，他怎样执行这些行动计划；而是说，对于不立即采取行动的人，他将认真考虑给予处分。而对于第七步兵旅的形势估计和军长以及我本人对此估计的评论，却一点也没有讨论。军长企图提几点中肯的意见，但被粗暴地打断发言。轮到我发言，我提出了抗议，为什么不答复我一再要求对塔格拉山脊予以澄清的报告；这种要求，如前所述，我从8月初就提交上级了．甚至我还没有讲完话，军区司令就说，他不准备同我进行任何讨论，而是将向军长发出全部必要的指示。军长的不满是颇为明显的，但也不容他提出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至少可以这样说，军区司令这样的作法，未能使人产生信心，反而使全体人员大为激怒。
军长与军区司令私下进行了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动身到西隆去了。据我所知，军长完全文持我的建议，我们应当把我们的行动限于援救和加强扯冬哨所，而不要发动任何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他也指出了，同中国人卷入一场大规模的冲突，将会造成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如下：第一，达旺的安全——由于我们把第七旅调往克节朗河，在东北边境特区主要应由我们负责的达旺，就面临着中国可能从北面采取的任何行动。第二，如果从那加兰和曼尼普尔抽调任何兵力的话（两者都由第三十三军负责），那加族的活动就可能加剧。第三，巴基斯坦可能充分利用我们卷入冲突的时机，旁遮普邦既要遭受一场大规模的进攻。这些意见显然没有得到上级的考虑，也从未给予答复。森要干的却是在提斯浦尔公共工程局的旅舍内建立一个战术指挥部，他开始对周围的人下命令，不仅调动部队，甚至调动我指挥下的人员。而他自己却不向前沿移动。他以前从未到过前沿地区视察，尽管在他的指挥下，那是战略上最重要的地区。不管我怎样努力也未能说服森，第九旁遮普联队的指挥官能力较强，我们不应该调动他们，要等到扯冬哨所的情况缓和下来。
请记住，9月9日，我接到命令，要开始把第七旅向前调动到伦坡，这一调动就使达旺完全失去了掩护。尤其是，森曾下今，把达尔维旅长立即调到伦坡。当时我用最强烈的言词对这项命令提出抗议，指出在米斯拉中校到达扯冬哨所以前，达尔维旅长不能动，但我的抗议被否决了。
在提斯浦尔，森的“战术指挥部”极力折磨着我们，颁发出各种各样混乱的和不切实际的命令，我感到不耐烦，再也忍耐不住了，就报告军区司令，请求他或者至少派他的一位高级参谋官，亲自前来熟悉前沿地区的地形——特别是达旺和伦坡周围——否则，他不可能了解有关军事集结的时间、空间和人力等问题。这就使森和我个人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当然，因为他憎恨在我的建议中暗含着对他的批评：他的司令部从没有一个人去到高地走一定，甚至都不乘坐直升飞机来看一看。
在那些年月里，森中将一直是东部军区司令，而且在那段期间不论酝酿着多少问题，加上最近发生的情况，他一直无暇离开平原去视察提斯浦尔的前沿地区（离达旺200英里，离扯冬250英里），依照我的看法，这是严重的玩忽职守。假如他能够进行一些视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面对铁的事实考虑问题的。然而，实际上，他对地形完全无知，加上他显然由于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将军而时常发怒，这就使他对当前实际情况不能进行理智的思考。顺便说一下，几天以后，森的总参谋部的赫·卡·西巴尔准将，在无意中证实了我的想法：军区司令对这一问题之所以脾气暴躁，大多起源于他强烈的不喜欢乌姆拉奥·辛格。西巴尔是我的老朋友，在同军区司令的一次特大风暴式的会议之后，他把我叫到一边，告诉我不要提太多的反对意见。他说，“你何必加入战线呢，这一切都是为了整乌姆拉奥的，你置身于他们之外好了”。当我指出，我那个师可就要在这个过程中陷入困境，他回答说，我不必过分担心，因为不会发生什么事的。他进一步说，军区司令深信中国人不会有强烈的反应，他只不过是借此机会“整一整”乌姆拉奥罢了！听到这些情况，并未增加我对军区司令或他的高级参谋的信心。
森曾发布一些显然是错误的命令，不管乌姆拉奥·辛格和我本人向他提过多么强烈的抗议，但是，他仍然不断地直接向部队和个别人下达命令。当他不能每分钟都从师部得到情报时，他就坚持要从阿萨姆步枪队方面获取情报。由此带来的隐患是：来自这些准军事性的机构的电报，常常用明码发出，从而危害密码的安全。因为由第九旁遮普联队和第七旅通过正当的程序，用密仍也发给我的师部同样内容的情报，自然就使我们通信密码的安全受到危害。不仅如此，军区司令习惯于用公开的民用电话，不分昼夜的同德里长时间通话，沿电话线路的任何未经许可的人都可以收听这些长谈。这样，保护密码安全的全部基本规则，都置于不顾了。
一切道理和军事观念，似乎都被抛入云霄。我的两个营竟然接到命令，要发动进攻，要把一旅中国部队从塔格拉清除出去！回顾起来，这一切似乎是难以令人置信的。
同时，调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去后方驻防的命令终于撤消了，又命令他们沿着漫长的山路步行重返第七旅。我也得到了不明确的指示说：在将来的某天某时从某地增援两个营和有30辆车的运输排，来加入第四步兵师。实际上没有给我什么人力物力的支援，不论是进行230英里交通线的部队调动，还是保障达旺和瓦弄这些关键性地区的安全，而且，要向一个牢固地占据着塔格拉山脊的强大敌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却又确实没有给予我们任何支援。必须记住，要在如此条件下完成这一切！狂暴的雨季仍在持续，它对交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破坏；在空中，除了在气候稍好的短暂间隙中可以偶而进行飞行外，常规的飞行没有可能。
在军区司令的作战计划中，全然不考虑我师后勤供应上的弱点。例如，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要带着全副装备登山行军，要步行全程230英里回到达旺。没有提供任何运输工具来运送部队，即使短程穿梭来回的运输也没有提供。没有发给部队保暖的衣服，他们仍然穿着橄揽绿色的夏季军服（他们换上夏季军服，是在他们调出东北边境特区之前，冬衣被收走了）。一旦他们走上扯冬，就无法发给他们冬衣了；后来，冬天突然开始，他们要在15000一16000英尺的高地作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甚至在战斗开始之前，很多人就已死于肺炎和其他肺病了。
进行这样性质的一次战斗，正常的军事程序，应该先对战斗作出正确的估计，包括后勤的具体安排，对情报的全面评价，并且给师部发出明确的书面命令。实际情况却是森或他的参谋官没有估计，而只给了我们模糊而粗略的口头指示，没有明确地指出敌人的部署、兵力和可能的动向。至于作战的后勤方面，不是由于他们的不了解，就是完全被忽视了；或者说，很可能是由于不了解而忽视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制定一个有战术意义的计划，诚然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在我对这一地区进行了侦察之后，我对敌人的估计是，在塔格拉地区约有一团兵力（等于我们一个旅）守住塔格拉山脊，这就意味着，该师的其余部队就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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