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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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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他们再恐怖的噩梦也比我面临的现实强，在多重疼痛、饥饿和寒冷的折磨下，我已开始理解为什么有人会选择死的方式来求得一时的解脱，我的情绪开始变得很糟糕，我不知该咒骂谁、该仇恨谁？也不知道该呼救于谁、该求助于谁？
到凌晨三四点钟时，极度的困乏又跑来攻击我那已不怎么坚强的意志，我试着侧身躺一会儿，可能是人已开始麻木，寒冷的杀伤力已变得不那么厉害，我竟然睡着了那么一小会儿，如果不是在睡眠中手习惯地要往前放因而被钻心的疼痛惊醒，我还能多睡一会儿，真希望能一直睡到天亮，那怕不再醒来。在惊醒的那一刻我突然打了一个寒颤，产生了畏寒的感觉，这是感冒的前兆，一会的小睡怎么会有这样的后果？是不是早就受了凉？真是破船偏遇顶头风，慢慢的头也有了疼痛的感觉，奇怪的是这头痛和畏寒竟缓解了双手的痛苦，我索性就侧躺在铺盖上不动，管它着凉不着凉，在迷迷糊糊中我睡着了又被疼醒，疼醒了又抗不住疲乏和头疼再睡，直到响起了起床的铃声。
一个年纪稍大一点的难友觉得我有点不对劲，用手摸摸我的头，滚烫滚烫的，把他的被子给我盖上后连忙对着风门喊起来：
“报告，7号报告。”
“什么事？”一个看守过来问。
“有人病了，发烧。” 好心的难友连忙说。
“是哪个？让我看看。”看了一下后他说，“一戴铐子就发烧，怎么这巧？是不是真的呀？”
“不信你进来摸摸，他的头滚烫的。”
“医生还没上班，等下再说。”
“报告干部，他病得蛮狠。”
“晓得了。” 那看守边说边走离开了。
不久，号子门开了，我到了医务室，狱医量了一下我的体温，又让我张开嘴看了看喉咙，然后把看守拉到一边耳语了几句。那看守把“铁路”找来了，“铁路”拿着钥匙不停地摇着，一副说不出的得意劲，我受不了他这模样，我不认为这看守所会存心跟我过不去，一定要把我整成么样，这是他个人的行为，我要顶他一下。
走近后他用一种恩典的口吻说转过身来。
我瞟了他一眼，刚才的那种巴心巴肝想下铐子的企盼突然被对这家伙的怨恨代替了，一股硬气从心底里涌了出来，昨晚在最难受时候产生的软弱念头全没了踪影，我扭过头，没理他。
怎么，不想下铐子？他一边说一边往我身后绕。
他一边绕我就一边面对着他转，我就是不要他来扮演我受难解放者的角色。
他伸手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我使劲一扭，虽然挣脱了他的手，但那一下带来的剧痛硬是捅到心里去了，在那一瞬间心像被撕裂了一样，一声我的妈耶差点喊出了口。
在我的坚决拒绝面前，“铁路”的那张脸由得意变成了尴尬，狱医一副很意外的眼神，这种场面在看守所大概也是绝无仅有的，“铁路”讪讪地走了。
所长来给我下铐子时说了一句你怎么这苕？为么事要吃这个冤枉亏？不知是为心中的委屈还是为这一句贴心的话，我的眼泪一下子流出来了，怎么都控制不住，想擦擦，手竟然不听使唤了，好像不是自己的，费了好大的劲，忍住疼痛，很艰难地抹去了脸上我觉得不应该有的东西。
过了好半天，还觉得手在背后被管制着。
这是我在看守所关押的九年时间内，唯一的一次对戒具的领教，看似偶然，其实跟人的个性有关，有它的必然性。后来八年多的时间没再吃这一类的亏，这也有点偶然，因为我的个性这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明显的改变。事后想想没再吃种亏也有它的道理，在看守眼里我不是一个搞歪门邪道的人，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正气，并且这正气表现得不张扬，不扎眼，不给任何人添麻烦。不久，我这号子的主管看守就换成了业务能力最强，政策水平也最高的看守纪明灯，不知是否跟这事有一点关系。后来知道当时武汉三镇要求释放革命闯将李乾的大标语铺天盖地，写在长江南岸上的大标语是用八张大纸写一个字，在长江北岸都清晰可辨，这是新来的一个扒手知道我叫李乾后告诉我的。也许这些对看守所在对我的某些态度上有一点影响。
时间长了，也慢慢知道了看守所里有关戴戒具的一些不成文的规矩：手铐不会当天戴上当天就取下的，只要戴上就不管该不该戴，最起码要过一夜。如果当天就取下来那就说明他们戴错了，他们怎么会错呢？当然纠正别人的错误是另一回事，但这会影响他们的革命友谊，影响他们的同志关系，为一个犯人是否多戴一天手铐而伤他们之间的和气显然是不值得的。这种事情理论上会有，但事实上绝少发生。下手铐也有讲究：在给你戴上手铐后值班室的黑板上就会写上×号牢房的×××为什么事戴了手铐，要戴几天，一清二楚。但看守不会告诉你会戴几天，不到时间，你再怎么样哀求，再怎么样讨饶都没有用，不过他们是希望你不停地哀求不停地讨饶的，这样可以对其他的犯人产生镇慑作用，这也是他们期望达到的效果之一。一般是由你的主管看守来给你下手铐，如果你的主管看守不在，谁给你戴的就由谁来下。“铁路”没给我下成手铐是一个例外，对他来说这是很没面子的。
第十七章 国宴
这是一次很平和的提审，不似曾有过的先礼后兵或见面就是一顿杀威棒。
在我讲述了“12。5事件”的整个过程后，来人详细地询问了“12。5事件”中他认为尚不清楚的具体情节，我感觉得到他此行来不是要挖掘什么新材料，落实谁的新罪证。问完了后他要我把所说的内容写一份材料给他，临走时他像突然记起了什么似的说周总理来时你是不是参加了座谈和宴会？我说是的。他说你把这个内容写上去，这对你问题的处理会有帮助的。我从他眼中读出了善意和关心，这是自入狱以来，第一次从审问者口中听到的真心为我考虑的话语，我从心里感到温暖，不禁多看了这位善良的长者一眼，直觉告诉我他不是公安系统的人。很多年后才知道来人是当时学校工宣队的负责人，一位来自湖北省造船厂的工人老师傅。
参加那次座谈和宴会是一件有点偶然出现在我人生旅途中的事情，已经在脑海里尘封了许久，来人的建议让我又回到了那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1967年的10月8号，为了迎接阿尔巴尼亚的贵客谢胡、阿利雅等人的到来，汉口王家墩机场是一片节日的气氛，欢迎的队伍成U字形在机场上排开，“三钢”①、“三新”②和“三司革联”的代表喜气洋洋地等候客人的到来。秋日的阳光显得特别友善，照在身上给人一种惬意的温暖。在军乐团奏响的两国国歌乐曲声中，敬爱的周总理陪同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过来了，欢迎的队伍沸腾起来，在阳光的辉照下周总理真是神采奕奕，满面红光，他步履矫健地陪着客人绕场一周，总理的风采和健康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武汉数十万军民夹道欢迎“山鹰之国”的英雄使者，这是“7。20事件”后武汉市的第一次外事欢迎活动，广大群众长时间压抑的热情像火山一样迸发出来，对总理的热爱和胜利后的喜悦表现得淋漓尽致，几次欢迎的人群忘情地涌到路上，围着客人和总理欢呼跳跃，有一个可能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镜头：汉口这边的一个学生第一次这样近距离地看到自己敬爱的总理，围着车他激动地喊出了“周总理万岁”的口号，周总理当时也有点意外，随即用拿着语录的手朝那个学生指了一下，那学生意识到自己的忘形，不好意思缩了缩脖子。这个镜头恐怕在场的所有人永远都不会忘记。
我们一行三十多个要去参加座谈的群众组织负责人坐在一辆军区的军绿色大交通车上，离总理的车还有段距离，沾总理和客人的光，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感受了夹道欢迎。在车上就有点诚惶诚恐，我李乾何德何能？竟也在不意之中受此殊荣。其实这从来就不是我追求的目标，我为什么要如此不顾一切地投身到文化革命中去，几乎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为什么？仅只是渴望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这可能是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和愿望，这愿望在我身上表现得太强烈，太执着，到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地步。车队时快时慢地驶过武汉三镇，沿途无数的笑脸像烂漫的山花一样绽放，这是胜利后的发自心底的喜悦，这种喜悦也在感染着我，心里有一种命运开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感觉，尽管知道前面的路不会平坦，“极目更望极目处，几多狂澜几多峰。”为红十月成立一周年写的那首诗表明我已朦胧地意识到这一点，但这是为自己心中的理想境界而奋斗，而不是简单地由别人来决定你的命运。不论前面等待我的是什么，都是值得的。
大客车一直开到东湖风景区，此时太阳已开始下山，天边的云彩像燃烧的火焰一样动人心魄，好久没有注意到这样美丽的晚霞，不禁站在那里多看了几眼，入狱后我想过那是不是我的一个不祥之兆，要不然下车后别人都直接就进了大厅，你怎么就一个人站在那里不动，对着那尽管美丽得叹为观止却实属虚幻莫测、转瞬即逝的晚霞发愣呢？是不是潜意识里已知道自己人生的黑夜就要来临？
在一个大厅坐下后，陆陆续续又来了一些人，有些很面生。负责接待的军人拿来材料纸，要我们写下自己的姓名、所属组织、担任的职务及所在学校。登记完后说晚餐要在几个小时后才能开始，大家先吃点糕点。见到糕点才感觉到自己早已饥肠漉漉了，只是由于一直处在兴奋当中，忘记了从早上到现在只在机场吃了一个面包。
那军人到里屋不知和谁圈定了名单后走出来说，点到名字的到外面集合，没点到名字的继续在这里吃。他一说完，大家都笑起来了。共点了三十来人的名字，钢二司的有杨道远，方保林，丁家显，王彩珠等人。在门外我们排好队，到了长天楼（当时改名为东风楼）前，已经有一些军人和干部模样的人等在那里了，大家分四列排在大门两边，作好欢迎总理和客人的准备。在等候时每人发了一张桔黄色的小纸片，上面有第×席的字样，说是座谈后出席宴会的席位，到时对号入座，给我的是第12席。
远处有了汽车的声响，不一会儿，一辆大红旗驶过来，不知谁说了一声总理来了，队伍里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车门打开后，下来的却是摄影师等工作人员，队伍里发出了一阵放松后的笑声。不久又一辆大红旗开过来，没人再贸然开口，只是紧盯着车门，车门开了，周总理从车里出来，掌声立刻响起，总理也拍着手来感谢大家的热情，边走边向两边的人群微笑着点头。我像多数人一样，只是使劲地鼓掌来表示自己对总理的景仰和爱戴，不敢移动脚步，那华中师范学院的王彩珠真厉害，这个学生中参加座谈的唯一女将，总理刚走到她前面，站在后排的她一个箭步跑到总理面前握着总理的手说总理您好，总理您好。总理很意外的“嗨”了一声，看着她笑了起来。闪光灯亮了，记者抢下了这个镜头，不知她后来拿到这张照片没有。随同总理来的有政治局常委康生、李富春和全国总工会的刘宁一，外交部的罗贵波等。
谢胡、阿利雅等阿尔巴尼亚来宾是一刻钟后到的，白天他们已充分感受到了武汉军民的热情，此时对这个小型的欢迎仪式他们仍然显得很高兴，总理一行人则在大厅里迎接他们。我们走进大厅时，看见总理等中央首长坐在大厅的中央靠右一侧，谢胡等客人坐在靠左一侧，在他们前面不远的地方安排了两个座位，现在空着，后来知道这是为汇报的同志准备的。安排我们在大厅两边坐下，我坐在左边，两个座椅之间有一个茶几，上面放有铅笔和材料纸。
这是一个促进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座谈会，周总理讲话开宗明义。他说伟大领袖毛主席非常关心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对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寄予很大的希望，特地请阿尔巴尼亚的朋友们前来看一看由大乱达到了大治的武汉，你们要借这股东风，实现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大联合，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部队负责人、干部代表、群众组织负责人分别汇报了各自的情况，表示一定不辜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做革命大联合和革命大批判的模范。发言的程序是先举手示意，得到同意后再上去发言，首先是作一个简要的自我介绍。在汇报过程中，总理不时插话，询问一些具体情况，有时也加以引导和批评。三司革联的谢华之的姿态最高，周总理说讲得好，带头给他鼓掌。
我对自己的口才信心不足，怕一激动什么都说不出来，再说我没有一点准备，对整个面上的情况缺乏必要的数据，如果要问我武汉地区共有多少中学生，主要的中学生组织各有多少人，大联合进行到了哪一步？有什么具体打算？我会无话可说。但既然来了就不能只做一个听众，怎么办呢？我看到前面有人把纸条传到总理手里，这启发了我，就写了一个简要的汇报：
敬爱的周总理您好：
我是红旗中学的学生，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负责人。现我重点把我校的情况汇报一下：
我校共有学生1200多人（66年进校的除外），其中的有近60％的学生是参加的钢二司，但我们正在逐步淡化群众组织的概念，基本上实现了以班级为单位展开大批判和复课闹革命。学校里的干部子弟比较多，占总数的20％强，相当一部分背离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们遵照毛主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的教导，不歧视、不报复，做过细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很有成效。我们决心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李乾
这纸条传到了周总理手里，总理看了一下后放到面前的茶几上。
我有点后悔，一个中学部的负责人，怎么对面上的情况说不出一个字，总理会怎么想？在听别人汇报的过程中，我发现总理对那些津津乐道自己有多少人有多少枪的发言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你的态度。第一次参加这样高规格的会议，心理上的冲击使我一开始有点茫然，慢慢地有点清醒了，我感到最重要的不是表现自己，而是倾听、学习和思索。
座谈会结束后是宴会，在二楼的大厅里举行，主宾席比普通席要要大一倍，总理，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刘丰等在主宾席，我所在的12席有警备区负责人张绪，中学红联负责人史灼华（后来进入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等。凉菜、热菜一道道端上桌，茅台酒、红酒分别在面前的杯子斟满。席间宾主分别致词，阿利雅当时是阿尔巴尼亚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后来做了总统，他说话风趣，不时引起满场的笑声。总理提议为牢不可破的中阿友谊，为山鹰之国尊贵客人的健康干杯，全场起立，举杯致意，我一饮而尽。茅台酒把我呛得不行，张绪看着笑了起来。他打趣地说，小将，这样不行，你要加油啊。宴会上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张绪不停地劝酒，但我清楚自己的酒量很小，怕出洋像，只是拿红酒或汽水抵挡。无意中看见总理离开了座位，到其它的席上同人碰杯，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特殊身份的入会者才能有的殊荣，对张绪说总理要能到我们这一席来就好了。张绪说小伙子，你放心，总理每一席都会走到的。这句话让我立刻兴奋起来，眼巴巴地望着总理，盼着他能快点到我们这一席来，满桌的佳肴对我没什么吸引力，我握着酒杯急切地等着，杯子里面是茅台酒，满满的，我再不能喝酒，但只要能跟总理碰一下杯，我就要一口干。几次站起来张望，张绪要我别着急，坐下来等。总理终于走近了，我坐的位置在走道边，最先和总理的酒杯碰上，口里说着祝总理身体健康，两眼望着自己景仰已久的共和国总理。
这样近的距离看总理，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我突然觉得总理有点憔悴，皮肤不似我想象中的那样光滑，脸上的肌肉也有点松弛，额头透着沧桑，两鬓已有明显的银丝，和下午在机场远远看去神采奕奕、红光满面的感觉反差太大，大得在我心中引起震撼，这震撼的中心就是这一代领导人会离我们而去的。在这之前从来没想过这类问题，就像他们会永远带领我们朝前走一样。我为突然冒出这个想法暗暗吃惊，甚至自责：怎能在这样一个场合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呢？
总理和每个人碰了杯后，我们一饮而尽。这杯酒下肚，感到心里一阵发热，看着总理的背影，心想如果一个人的衰老能够替代的话，我肯定会第一个在周总理面前站出来，不管他同不同意。
随后谢胡，阿利雅，康生，李富春，曾思玉等也纷纷从主宾席上下来同每一个出席宴会的同志碰杯，我的思绪还在总理身上，同这几位的碰杯就没有了那种激动和兴奋，只是礼仪上的表示。有几个脑袋转得快胆子又大的举着酒杯到主宾席给总理敬酒，更多的人想去时，被劝阻，这个更多的人当中就有我。
这一席上有两个中学生，东湖中学的史灼华显得很文静，大概我是参加座谈和宴会的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可能是因为我的年龄最小而所在的学校名声不小，无形中就成了张绪的主要打趣对象，不是劝我吃就是要我喝，人在兴奋中没有多大的食欲，肚子里没装多少东西进去，脑子里却不断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看见站在一边的服务人员，我几次产生了要他们也坐过来一起吃的冲动。都是革命同志，都是平等的，他们还比我大几岁，我坐着吃，他们站在一旁看，我有点坐不住的感觉，再说一大桌子的东西根本吃不完，不吃还不是浪费了？
事后觉得自己很幼稚但并不好笑，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不自觉的流露。不是只要你出生平民，在平民中间长大，你就自然而然地具有平民性，不是这样的。有多少一阔脸就变、甚至未阔脸已变的事。平民性是一种气质，是一种思想，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求，是一种溶在骨髓深处的对普通人的关心和爱，并且这种对他人的关心和自己的境遇无关，不论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或者是就在芸芸众生当中。几年后我被关在京山时，一次在拉圾箱里捡到一张《参考消息》，上面有一篇关于日本首任驻华大使的报导，说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平民性。这位大使的姓名早已忘记，但这句评语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日本政府对首任大使的委派真可谓用心良苦，这里的“用心良苦”四个字决不是贬义的。
现在这位善意的长者要我把这段经过写一下，怎么写呢？说实话我根本不想再提这件事，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对改变我的处境所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要能发挥作用早就发挥了，还用得着到现在来提？提一下这事能对我问题的处理有帮助只是这位长者的善良愿望，在这一点上可能我比他看得更清楚。想了一下后，决定把这事还是提一下，对别人的好意总还是要给予回应，不然有点不近情理，就在材料后面添上了这样一段文字：
回想起敬爱的周总理，敬爱的康生副委员长，李富春副总理等中央首长陪同我们尊敬的客人——由谢胡同志，阿利雅同志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来武汉，接见我们湖北武汉地区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并同我们举行座谈时，对我们的谆谆教导和无限希望，阿尔巴尼亚客人对湖北武汉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表示的热烈支持和对湖北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表示的深切关心，心中有说不出的内疚，感到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希望。敬爱的总理和康生同志谆谆教导我们“要斗私批修”，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要在新的形势下，为人民立新功。我这个普通工人的儿子，能够有机会面聆中央首长的谆谆教导，能够有这样一个激动人心的幸福时刻，我该拿出多大的革命热情来学习和落实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战斗号令，拿出多大的革命干劲来兢兢业业地干一些我力所能及和应该干的事，来报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亲切关怀、教导和希望啊！可是由于自己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不高，没有认真刻苦地学习毛泽东思想，改造世界观，去掉头脑中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而以感情代替政策，仅从个人的良好愿望出发，没有认真注意党的政策，使行动超越了党的政策界线，犯了严重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损失，实在太不应该了，想着这些心中有说不出的难受。但错误已是客观存在，已经发生了，想挽回是不可能的了，痛心疾首的悔恨在刚开始时还是作为一种必然现象，在一段时间以后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我现在唯一的态度是用毛泽东思想认真分析犯错误的原因，并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严格要求自己、检查自己，不断地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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