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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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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天这死囚牢房的气氛好像有点变化，不似第一天那样压抑，也许是他们三个人开始有点麻木。看来麻木是个好东西，尤其是当巨大的厄运降临时，如果你根本改变不了它，就不要去深切地感受它，麻木此时就成了最有效的武器。历史上一切已经存在的东西都是有其合理性的，不要随意去嘲笑任何一个看似荒谬的现象，没准它会在你最艰难的时候帮你一把。
大胡子的食欲有了好转，他的那一份已能全部放进肚子里去。“和尚”的食欲还是那么强烈，每餐自己的那份都不够。就只老张稍差一点。我想这大概跟他一直在外劳吃饱饭有关系。
这天晚上我值的最后一班，凌晨四点不到，老张就睁开眼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他就睡在我旁边，脸上的神情我看得清清楚楚：他睡不着了。凌晨四点的钟声响过后，他轻脚轻手地坐了起来，和我并排靠着墙，说了句睡不着起来坐一下。这几天来他一直少言寡语，现在他主动开了口：
“李大哥……，”
“你还是叫我小李，你这样喊我受用不起。” 尽管他的声音小得跟耳语一样，一开口的称谓还是惊得我心里一跳。
“小李，我想起来真冤。”他改了口，我不再做声，只是听着，他需要的是一个静静的听众。“判决书上说的事都是我主动交待的，我不说他们到哪里去查呢？还开过大会宣布我是从宽的典型，这回是彻底从宽了，宽到了扁担山①。刚开始进来时听老犯人说‘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以为是教我坏，听了要吃亏的，没听这话，结果要杀头，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卖。”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听到这里时我想起王老头说的“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看来还是我们的先人利害，他们早就把这个事理看透了，三言两语就道出了事情的本质。平心而论，我并不认为最初老张他主动说出了这些事后，那些办案的人就没有想过要给他从宽，也许确实认真考虑过并且要给他从宽外理，不然他这类型的案子有什么必要关几年？可能关了这几年的初衷是想等个恰当的时机把他作为一个从宽的典型拿出去，谁知等去等来等到一个抓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浪头。这世上的事情还真是有点说不清楚：本意是想给个从宽，可是最后却把他送上了断头台，没准当初从严处理可能还会保住一条命。在你说出之前，主动权在你自己手里；在你说出之后，主动权就在人家手里，是宽是严，得由人家根据需要说了算。没有这个批资产阶级法权，你这脑袋肯定会安然无恙，没准还真会把你放出去，但现在用大胡子的话来说，形势需要把你这盘菜端出去。小政策归大政策管。当然这些话只是在我心里面转，不会说出来。
老张叨叨絮絮讲了许多他这一行的门道，我还是不做声，只是静静地听，直到起床铃响。
第七天下午，看守拿着一包东西走到正闭目养神的大胡子面前说，这是你家里送来的，签个字。我过去帮忙他清点。
几天来一直在我们面前很沉得住气的大胡子，在家里送来物品的清单上签字时，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拿笔的手竟然有点哆嗦。那纸条写得非常简单。老王：给你送来一块香皂，两条毛巾，一套衣服。落款是个女人的名字，没有写时间。后来知道这女人是他妻子。他家里送来的东西寓意非常清楚：干干净净上路。
看守出去后，被我认为早已心如止水的大胡子坐在那里擤一把鼻涕抹一把眼泪，无声地哭着。几天来他一直以泰然，豁达的神情在我们面前撑着，好像他是金刚不破之身。没想到他妻子的一纸短笺和几件物品，把他的心理防线戳开了一个缺口，他撑不住了。
“我说了不让他们告诉家里的，他们还是说了。又不能见一面，这不是冤枉折磨人吗？本来开公判大会前，她们还可以稍微平静地过几天。现在她们什么都知道了，我一个男人无所谓，她们几个女人这几天怎么过啊？！”他像是在说给自己又像是在说给我们听。
我们没法插话，也不知如何插话，只能望着他，同情、理解地点点头。对这个社会而言，他是个什么角色我不清楚，但一个临刑的人能够对他的家、对他的妻子和女儿考虑得那样细致，能那样设身处地、体贴入微，表现出那样真切的情感，是我没想到的。对他那个家来说，他可能是天下最好的男人和丈夫。
这个自制力超强的人很快安静下来，坐在那里不再说话，只是把那几样东西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
没隔多久，老张家里也送来了一些衣物，与大胡子的大同小异，只是稍多一些，字条上还划去了一些吃的东西，睹物思人，老张又是一阵抽泣。
大胡子和老张家里都来过了，看来这是统一安排的，该轮到“和尚”家里了。可一等两等就是没有动静，“和尚”的脸色由希望慢慢转为失望，我们几次欲问又止，怕问了后“和尚”更不好想，号子里面的空气变得很沉闷而且还非常难受。
“李拐子，过来一下。”“和尚”喊我。
“有么事要我帮忙的？”我连忙走过去问他。
“拐子，我屋里不会来的，你们莫帮我着急了。”
“哦？”我有点意外，但没有问他为什么，如果他想说他会主动说的，他不主动说我不想问。
“我和老头早闹翻了，先和我哥哥的关系还可以，后来也不行了，原指望他会来，看来他也不会来了。”
“你家里不来，需不需要我帮你一下？”
“不需要，不需要。”他迟疑了一下说，我这句话他可能感到有点意外。
到了晚上他又把我喊过去，先扯了下其它的事，几经犹豫后，“和尚”终于开口说：“拐子，不好意思找你开这个口，我原先有几件衣服，但打牌输了……”
“我的衣服这么大你好不好穿出去？”听到这里我就明白他是什意思了，想象我的衣服穿在他身上是个什么模样。
“吴拐子有套衣服我穿着刚好，他说如果你把你那套涤卡给他，他就给我。我本来没起这个心，你下午说了那话后，我有了这个念头，如果你不愿意就当我没说。”
“没问题。”
我不再多说，起身把那套衣服给了小吴，“和尚”一脸的感激，说了不少要在阴间保佑我的话，虽然我对这些一点都不相信，但还是对他报以一脸的感激。
第十天晚上八点钟左右，牢门哐的一下开了，看守一脸的警惕，喊了“和尚”的名字要他出去。两个法警就在门口站着，盯着和尚的一举一动。和尚拖着脚镣站起来朝门外走去，一副脚镣不轻，他走得有点困难，我上去把他扶着，陪他慢慢地走。看守在前面领着路，两个法警在后面跟着。
在阴暗的灯光下这刺耳的铁镣撞击声向四周传递着死神就要到来的信息，本来还算平和的我一下子感到从骨子里透出来的恐怖，心跳不由得加快起来。气温已不算低的仲夏时节，那长长的走道里本没有一点风，我却感到有阵阵寒气不断从四周袭来，两边号子的风门后面泛着冷光的眼睛一眨一眨，盯着我们来、目送我们去，几个武装端着枪高度警惕地在走道里巡视着，整个氛围令人不由自主地打出寒颤来。我自认神经是足够坚强的，此时已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那种寒意是从内心深处钻出来的。虽然理智上知道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但在那一刻这理智不管用，觉得自己好像到了鬼门关，已经命悬一线，那是一种死神就在身边的真切感受，你可以触摸到死神的翅膀、真切嗅到死亡那令人窒息的味道。
“和尚”却有点冷漠，只是机械地向前走着。事后我想是不是因为我是旁观者，我的感觉保持着敏锐和细腻，不像他那样在经历了死刑宣判后对身边的事情已经麻木，已经视而不见没有了感觉，或者是因为要全力拖着脚镣前行无心再去想什么，因此我在内心感受到的震撼要比他强烈？
到了审讯室，看守示意我在门外等着，我松开扶着和尚的手，他有点依恋地望了我一眼后，拖着脚镣艰难地迈过门坎。两个法警站在他身后，里面的两个法官见他进去后站起来问他的姓名、年龄，案由，问他是不是上诉了，他说是的。法官拿出一张判决书，清了清嗓子说：
本法官向你宣读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书：
×××．你的上诉材料已经收到，现经我院复核查明：……以上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你本人亦供认不讳……你的申诉无理，予以驳回，维持原判，本判决为终审判决，不得上诉……
和尚木然地听着再次宣判，再次在判决书上签字。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嘟嘟哝哝说了一通。回到号子他已想不起自己究竟说了些什么。作为旁观者我倒是听清了几句，他说的意思是一个绰号叫“矮子”的问题比他重，为什么判得比他轻？法官的回答倒也简单：你的事实有没有出入？你的事实没有出入，别人的事不要你操心。
他转身出来，我扶着他慢慢走回死囚牢房，脚镣声又响起来，哐当哐当再一次敲打着人们的神经。
刚扶和尚坐下，看守又点了老张的名。扶着老张我又一次出去，再次承受那对灵魂的冲击，只是有了前一次的冲击垫底，这次的感觉没有那么强烈了。在宣判室里，老张强调他是主动交待的。法官则根本不理老张提出的问题，只说证据确凿，强调事实没有出入。最后老张只是抽泣，不再说话了。
大限将至，这是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夜了。
那大挂钟每半个小时就敲响一次，这时的每一次敲打，在他们心中都是沉重的撞击，站在旁边的人也会感到黑白无常的锁链在他们脖子上又收紧了一扣，每一次时钟响起时都能感觉到他们的身子的微微颤动，在时钟响起时我的心也同样感受到撞击。号子里面的空气实在太压抑太沉闷了，一时间没一点声音，真是一个死牢房。我不知道说点什么好，只是有点担心地望着他们三人。
对“和尚”、老张的上诉都没发什么议论、沉默了许久的大胡子有点熬不住了，他叹了一口气说，给你们讲个故事吧！我们几个连忙赞成，这最后的时间实在是太难熬了。照理说，对生命的留恋会使他们希望时间能过得尽可能慢一点，大胡子自告奋勇的提议，实际上却是想把这剩余的时间尽快地打发掉，让那不可改变的永恒不在自己太焦虑的状态中降临。
他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叫赛珍珠的美国女作家写的一个中国故事，名字他忘记了（后来知道他讲的就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大地》），我说有没有名字无所谓，只要有内容就行了。
用一种近乎于调侃的语调他开始了故事的讲叙。神侃他是个高手，讲故事此时却不是他的强项，他极力想把故事讲得精彩一点，但内心的挣扎好像让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他讲着讲着，有时一下子忘记了自己讲到了哪里，更多的时候是下句接不了上句，一个有血有肉的故事让他讲得断断续续、支离破碎。可这支离破碎又让我们清楚地全方位地看见一颗将在几小时后就要离去的灵魂挣扎在他最后的时光里。与其说他是在讲故事，还不如说是他是在极力用机械的讲述来冲淡和掩饰内心的挣扎，我们听着难受，他讲着扎心，最后讲述者和倾听者都游离于故事之外，只是知道阿兰走了，一颗灵魂走了。这颗灵魂最终离开时她可能是满足的，因为她虽然离去，却让另一颗沉沦的灵魂开始苏醒，而这正是她所希望的。现在也有一颗灵魂正游走于阴阳之间，也要走了，也要到一个不可知的国度去，他也说他是满足的，他满足什么？他满足他活过、经历过、享受过？如果他真是这样想的，那更多的只是在自我安慰或自我麻醉。这颗灵魂的离去也可能会让几个沉沦的灵魂有所警醒，但这大概不是他主观上所期待的。
我来讲个故事吧。等大胡子终于把故事艰难地讲完，我对他们说我讲一个文化革命中的故事。
我讲了我的“12。5事件”。
一开始他们完全是当作一个故事听，当他们听到遗书的情节时，觉察到这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真实，并且我就是里面的主角。“和尚”问这主角是不是我时，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在坐的人当中，除你们三个人外，还有一个人的灵魂在几年前也曾游走于阴阳之间，也曾认真地想过那永恒黑暗的来临，这次陪你们度过这最后的十天，他有了点新的感悟：人的生就意味着后面必然跟着死，时间有长有短，但每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有要面对它的一刻，不论他一生追求的是什么，在这一刻到来时，坦然和平静是唯一理智的，尽管这不容易。
听我讲完，没人再说什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蹩脚的牧师。
这一夜我没有睡，坐在那里看着他们，也算是给他们守个夜吧，尽管和他们的精神支柱是完全不同的。虽然古人有言：道不同，不相与谋。但此时他们面对的是全部生命都已经、正在或将要面对的死亡，在死亡面前我们都是平等的，没有一个例外。此时只是生者对将死者的同情，在这里早已淡化了立场、观点的差异，消弭了年龄、经历的不同，并且谁能保证我一定不会成为他们中的一个？一纸判决后我被砸上脚镣、戴上手铐，最初恐惧、继而焦虑、终于坦然地恭候死神降临的事就一定不会发生？
天花板上岁月留下的水渍，幻变出千奇百怪的痕迹，有时半夜睡不着，我就看着这任凭你的想象肆意驰骋的图画，并从这图画里勾勒出许多稀奇古怪的故事。一时无法入睡的他们睁大着眼睛，痴痴地望着天花板，不知是不是也在想象些什么。终于，睡意开始袭击他们了，这也许正是他们所需要和希望的，他们入睡了，尽管没有一个睡得安神，但比起第一夜时“和尚”的悄悄流泪，此时的他们已经开始平静地接受死神的将临。
这是一个漫漫的长夜，我一直坐着。在迷迷糊糊中我突然觉得眼前出现一片金光，在这金光里什么都没有，或者说在这里什么都是金光，犹如置身于另外一个世界。辨不清我是什么？我在哪里？在这里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没有差别，无从变化。我突然想搞清这是世界的终结还是世界的初始，当我开始领悟到世界的终结和初始本来就是一回事时，似乎突然有什么在躁动并伴有一阵轻微的声响，这声响把我惊醒，睁开眼小心看了一下，什么都没发生，眼前的几个人都在没有声响地睡着。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幻觉，或者说这是个意味深长的梦境。这是表示佛光普照还是意味人佛合一？在各种民间的传说中不是都有大恶之徒修成正果的故事？《西游记》中不是有大佛身边的神器下凡为恶的描述？想到这里睡意顿时全消，再看他们几个，似乎脸上有了几日来从未有过的平静，这是不是彰显他们的灵魂已皈依了冥冥之中信之者有不信者无的佛？那躁动和声响是不是净六根时他们对尘世的最后一点留恋？
清晨还不到五点钟时，他们好像约好了似的几乎在同一时间睁开了眼睛，不言不语地躺在那里静候最后一个黎明的到来，当这轮太阳让我们感到它的威力时，他们三个已经永远地熔入了它的光焰。
五点半的钟声一响，他们开始洗漱、方便，换上早已准备好的衣服。大约六点半钟，他们最后的早餐送来了，菜里面有点肉，散发出一股平日里没有的香味。但此时他们三个好像都没有什么胃口，只是饥饿感的惯性和要做个饱死鬼的愿望让他们把这人生最后的一餐饭慢慢地吃了下去，吃完后就静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任何悬念。最后的时刻在时间似乎静止时悄悄地到来，七点钟刚过，门开了，第一个点的“和尚”的名，他顺从地站起来，我过去扶着他，在铁镣的撞击声中一步一步走到门口，在要出门时他回头望了我一眼，似乎想用笑一下来表示自己的从容和对我的谢意，但没成功。第二个是老张，他还是一脸的阴沉，有点不情愿的站起来，我送到门口，心事重重的他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门。最后轮到大胡子，他站起来对我说了一句：小李，我就要上路了，麻烦你们这多天，最后你就不要送了，保重。
我还是坚持把他送到门口，他最后朝我点了一下头，门重重地关上了。
半个小时后我们清点完了他们的遗物，这一次“重要的政治任务”到此结束。
所长很满意，我知道他的满意是因为没出任何意外，死囚们很平静地渡过了他们最后的日子。后来每次有这样的事他都要叫上我，只是不再说什么重要的政治任务了。到1976年7月底被判刑离开第二看守所时，我先后照看了四批十几个死囚，除了第一批的三个外，还有三个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第一位是个从广西来的流窜人员，判决书上说他盗窃气焰十分嚣张，不杀不足以平民愤。判决前高法来对案，案对完了他感到事情有点不妙，为了求一条生路，他说他还有事情交待，来对案的法官说不用说了，已经足够了。他据此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了。他在武汉姘的一个女人，作为窝赃犯也被关了进来，此时已有了身孕，在女号放风时我见过——一个小有姿色的女人。一开始这女人坚持要留住这孩子，说要给他留个种。后来看守所和法院反复做工作，传言说是以从宽处理作为交换，这女人最后同意拿掉。这位在宣判后只是后悔自己的大意，从未后悔自己的作恶，堪称江洋大盗的老兄闻讯后竟然大哭了一场，他说他埋在外面的钱财足够他们母子过一生，为什么要同意把小孩打掉？
第二位是个绝顶聪明的同龄人，二十岁多就是七级电工，和他的表弟合伙专盗保险柜，自认技术高超，准备周全，不可能失手。谁知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最后走上不归路。他给我看了他写的最后一封信，这是一封文笔非常优美的绝命辞，饱涵着他的感悟、才情、对生的留恋和对家人的祝愿。有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大姨，我真后悔没有听你的话，虽然你总在说我，但我知道，其实在你心里一直是最疼爱我的。”我帮他把信藏在被子里，我永远忘不了他就要走出这死囚号子门时，缓缓回头对我的灿然一笑，一声“我走了，保重”让我怅然若失，坐在那里好久不想说话。他和我年龄相仿，只稍稍大一点，他多才多艺，弹得一手好琵琶，古今中外的书看了不少，对人生的很多感悟我俩竟有时心有灵犀一点通。可惜了，一念之差让他走上这条不归路。他说如果我们不是在这个环境里相识该有多好。他走后我把他的遗物用床单包好，只要他家里来拿了遗物，并拆洗了被子就一定会看到那封信。他走后的第三天，有人看见他家来人领走了那一包东西。
第三个是用小恩小惠是把邻居的四姐妹全都奸污了的老头。大姑娘是第一个受害者，当时还不满十六岁，而他已是快五十的人了。以后依次是老二、老三、老四，老四第一次时还不到十二岁，这一隐秘的过程长达好几年。最后是老大的肚子大了才东窗事发，最先发现的是他的老婆，但他并不想就此打住，老婆忍无可忍，想让派出所教育他几天，但这事一到派出所就不由她了，结果这老头走到了死囚牢房。但这些不是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原因。
他是那批死囚中第一个宣判的，我把他的铺安排在我旁边，见判决书插在他上衣口袋里，就随手抽过来打开看。还没看完，我感觉这老家伙在害性命。这几个小姐妹还是花骨朵时就被他摧残了，对他有点不齿，当然是放在心里。我心里在想什么他多少有点觉察，可能是为了增加砝码，为自己赢得点什么，他好像不经意间说出他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当时一惊，还怕自己是听错了，就追问了一句你说是谁的干儿子？他再次说是周总理的干儿子。我的感觉这有点像是天方夜谭。这会不会是胡言乱语？人到了这时候作什么样努力的都有。但万一是真的呢？好像是有一种责任感驱使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一次周恩来在武汉和几个朋友吃饭，曾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见蒋介石的辛亥耆宿、被称为湖北三怪之一的张难先先生作陪时带上了他。他说他小时候长得眉清目秀，很逗人喜欢，张难先是他家的一个亲戚。席间说笑时周恩来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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