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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失与求索 作者:李乾-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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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这件事在她心中还是我的一个亮点，这话让我那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是不是从这天起她就开始注意这个叫李乾的男生？我不敢问，怕为难了她。一直以为温文尔雅的女生只会喜欢同样温文尔雅的男生，对象我这样曾经显示过武力的人会躲避三舍，看来我错了。这会不会是她们潜意识里安全感的需要？我不知道。
我开始问她了：“初二开学不久的国庆节你还记不记得？”
她问发生了什么事情？听她的口气，好像我还有一个壮举。我哪有那么多的壮举？打赵长山是我平生第一拳。
我说就是“十。一”放假前的那天下午，邹老师要我们俩人跟她一起去看胡翰生老师的事。
胡翰生老师是文化革命前全省仅有的几个一级教师之一（当时中学教师级别最高是一级——作者注），能把枯燥的地理课讲得趣味盎然，听后历久不忘。
她说有印象，那段路好长好长，我们一起走了那么远的路好像没说一句话。
我说那条路对我来说却是太短太短了，多想那条路长些，长些，再长些，最好没有尽头。你肯定不知道，从那天起，那个身着一件粉红色的绵绸上衣，一条黑裤，脚上一双布鞋，扎着两条小辫，没有和我说一句话却让我心跳不已的小女孩，就成了我心中永远的天使。
她很意外地说从那天就开始了？
说罢她停下脚步望了我一眼，似乎想从我脸上看到三年前的模样，不知道她看到了什么，突然不胜娇羞地低下了头。我看不到她的脸，但我的心感觉到她脸颊滚烫绯红。
心中还有一个绝对不敢讲的秘密：就是那天回家后的晚上，遭遇人生第一次遗精，第二天醒来后才发现的，在最初的迷惑和慌乱过去后，知道自己已经长大了。
又是一段无语的漫步。
为打破沉默我明知故问你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住到你家来？
在有一点慌乱后她说李乾，我发现你蛮坏。
我问那你知不知道我凭什么认为你可能会同意我到你家里来住？
她说不清楚。
我说前年的那个“十一”我和黄娅芬、朱玉琳几个人到你家里来你还记得吧？
她说怎么会不记得？你饭量大，我还特地拿个大碗给你盛饭，不然我妈妈怎么知道你能吃。
我说那次串联是我策划的，在你成为我心中天使一周年的时候。
她说说给我听听。
我说我们在背后叫你“老封建”，你永远一副拒男生于千里之外的模样。
她说这个你们不了解，我小学是在这里的板桥小学读的，这里的学生大部分是从河南迁移过来的农家子弟，特别野，欺负女生简直是他们上学的一项任务，一进校门我就对男生有一种恐惧和反感。到了省实验中学，知道环境不一样了，但六年形成的习惯一时改不了。
我这时才理解了怪不得她对我给赵长山的那一拳那样赞许，原来这个在小学六年一直受人欺负的女孩眼里，那瞬间我就是她潜意识里最需要的惩治恶人保护弱小的“英雄”。我说为了能到你家来玩，我注意到你和黄娅芬、朱玉琳的关系特别好，就先接近她们，她们肯定知道你的家，国庆节那天，在她们面前一提议，目的就达到了。
说到这里我停了一下。
她说我在听。似乎在催我接着说。
我说我以为会吃闭门羹，至少会受冷遇，没想到你和在学校完全不一样，意外、惊讶之后是热情，这大大提高了我的信心。当然我现在开始理解了为什么会是这样。
她问去年你提议我们四个成立学《毛选》小组是不是也有这个因素？
我说这是无法否认的，肯定有这个因素在里面，但不是全部。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给你们带来了麻烦。后来黄娅芬、朱玉琳在工作组的压力下说是上了我的当，她俩也没冤枉我，说的是实情。但我被你感动了。那天晚上，你把我喊出教室说要跟我谈谈，在谈话中你没有一点埋怨我的成份，只是检查自己，说工作组进来后，认为自己没受到重视，因此个人主义思想抬头，成立学《毛选》小组实质上是和班上的领导小组分庭抗礼。没意识到班上的领导小组是工作组任命的，对抗班上的领导小组，就是对抗工作组，对抗工作组就是对抗党，我们已经滑到了反革命的边缘。我有个人主义，我觉得你也有，我希望你能及时认识错误，从个人主义的泥潭里走出来。感动我的不是你说的这一番道理，而是你的善良和真诚。
她说那时我们都太单纯，这件事不说了，还是接着前面讲吧。
我说刚才讲了第一次到你家的情况，这回是第四次。第二次，第三次的情形有印象吗？
她说印象有，顺序我分不清了，你先说说吧。
我说有天下午我来找你……
我的话还没说完她就说想起来了，这是第二次，第三次是晚上来打狗。
我说当时你在红十月驻一纱联络站，你在那里的情况我随时随地都知道。
她笑着说你还派了人监视我？
我说那那怎么是监视呢？是人家在关心你。当听说你为伍达闻鸣不平，认为我对他不公、对我有意见后，我就感到有点问题，因为伍达闻的实际情况我心里清楚。去年你去步行长征后我填了一首内容有“思悠悠，念悠悠，念到归时方始休”的词，不小心被谁看到后几乎班上传遍，都知道你在我心中的位置，肯定是有人在你面前说了不负责任的话。我知道你心地善良，心总是在弱小一边，我必须尽快解开这个结，不然你会永远把我拒之门外的。直接去一纱找你似乎不太妥，那天听说你回家了就急忙赶过来了。
她说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就站在湖边的树荫下，在简单说了一下情况后，你说你希望我带个信，约个时间，你愿意一个人面对所有对你有意见的人，炮轰也可以，提意见也可以，发牢骚也可以，你说你是坦荡荡的，没有什么不能放到桌面上来谈，也没有什么是说不清楚的。这话震动了我，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轻信，其实也就只个别人在我面前说过点对你有意见的话。我还真带了口信，他一个人怎么会来呢？后来那些话就没再听说了。不过当时我很奇怪怎么我前脚回家你后脚就到了，今天才知道了迷底。
我说内心的看法改变了，总能被感觉到。见你表情由冷漠、抵触到沉思，到有点不好意思，我知道这个心结已被解开。
她说我察觉自己很可能错了，准备好了挨你的训。没想到你话题一转，问我打过枪没有，我说没有，你问我想不想试试，我还没回答，你已经把手枪从书包里拿了出来，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第一次打枪真震撼。
我说这是我见到的第二个惊喜。只是你不知道，当时我心里可能比你更高兴。
她说我还真不知道，你再说说第三次打狗。
我说打狗只是借口，就是想来看你一眼。
她问真是这样？
我说难道后来你没感觉？屈伟、徐斌上楼喊你，说有人来了时，你猜到会是我吗？
她说没有，当时根本就没有猜，只是有点奇怪，这么晚谁会来？来了怎么又不上楼呢？
我说这么远跑来就是想见你一面，但你真从楼上下来，就要出现在我面前时，我又紧张得躲在暗处不敢出来。
她说我从楼上下来，一看没人，还以为是屈伟骗人，等他用手电筒一照，才看到你，当时很有点意外，不过心里面还是蛮高兴的。
我说你下楼时，屈伟就喊我出来，我的心都跳到嗓子眼了，哪里还敢出来？他用手电筒照我时，真恨不得地下裂个缝好钻进去。毕竟是名不正言不顺，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怕你给我白眼。
她说你也有害怕的时候？
我说谁没有过害怕的时候？不过这时不完全是害怕，是一种慌乱和担心。在看到你惊喜的表情后，跳到嗓子眼的心才归位。这里你又是一个惊喜，算一下，一共有几个惊喜？
她说三个。
我说一个惊喜算两分，这次我有六分的把握你会同意我住到这里来，如果我先要是知道给赵长山的那一拳在你心中留下的印象，我就应该有八分把握。
她说还有两个惊喜你不知道。
我说我想知道。
她说一个是舒国良对我说你想来这里住的时候；另一个就是今晚知道了我在你心中的时间是这样长，份量是这样重。
我说那我就有十二分的把握了。
她说看把你美的，真没想到你用了那么多的心。
我说还有足够的勇气。
她说听不明白。
我告诉她就在那次打狗后不久的一次红十月大会上，何儒非突然说我造反派的立场有问题，跟班上的一个女“三字兵”划不清界线，不务正事，跑到农村去打狗，影响很不好。不仅我很意外，在场的人都感到意外，大家看看他又看看我，一个是“元老派”的领袖，稳重周到；一个是“少壮派”的首领，充满激情和活力。猜测我们之间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更担心我们之间真的发生了什么事情。那次是何儒非在大会上的发言第一次无人喝彩，没一个人发言附和。会后倒有不少高中的同学跑来安慰我，说何儒非也没有什么恶意，要我不要放在心上，要我从大局出发，把红十月内部的团结放在第一位。我没想到的是高中同学对我的欣赏和肯定，说真正让人刮目相看，确立红十月在社会上的影响，确立红十月在中学群体中的领袖地位的是我在北京策划和执笔的《江城质疑——×××你究竟要干什么》的大字报；说我在“八一渡江”临时改变下水地点真是英明，学校的队伍紧排在仪仗队后面，这是死人最多的部分，淹死的几百人大都是这一块的。如果不是我看到情况不对头及时拉出队伍到平湖门下水，那我们学校肯定要淹死人并且不会少。不过我也听出他们话外的纳闷：高中的哥哥姐姐之间都没有出现什么事，初中的弟弟妹妹怎么跑到前面去了呢？
她似乎带有一点担心地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我说管他何儒非怎么说，不理那茬，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小自由，任何时候我都不会放弃，用高三同学的话说，最坏的情况我都还有半壁江山，怕什么？！
她说李乾，我对你的了解又多了一点。
我说有你这句话，对我来说就足够了。今晚把我在心里积压了三年多一直没机会说的话都说给你听了，也只是希望你能更多更全面的了解我。时间不早了，我们回去吧。
她看了我一眼后点了点头。
还是像出来时一样，谁也没有碰谁，谁也不敢碰谁，谁都清楚自己在对方心里的位置，谁都不敢把那句话说出口。
一夜没睡好，第二天还是醒得很早，隔壁的俩姐妹好像也一样。这两间房除了各自有门通向客厅外，两房之间还有一扇门，门虽然是关上的，但不隔音，能隐约知道她俩很早就在说悄悄话，听不清说什么，猜想十有八九可能跟我有关。
吃完早餐后见她们房门是开的，就想过去和她们聊聊天，刚走到门口她姐姐就喊我进去，想到一块了。
刚一坐下，她姐姐就这样开始了我们的话题：一个学校一个环境，学校和学校不一样，人受到的影响也不一样。慧君这几年的变化有时我暗暗吃惊，细想也不奇怪，在你们实验中学那样的环境里，不变都难。
我很有兴趣地问你觉得我们实验中学是一个什么环境呢？
她说环境实际上就是多数人的精神状态和境界，思想活跃，视野开阔，不轻易放弃自己认准了的东西，敢作敢为，这几点是你们最显著的特点。在慧君身上我察觉到这一点，在你身上表现得更明显。
她说着大姐的味道又出来了。
我想拉近距离就说我到你们学校去过，感觉也不错，有个叫黄晶的吧，我们谈得还挺投机的。
她说黄晶我知道，革命军人家庭，学校“钢二司”的头头，好像不是主要的，这人很一般。还是接着上面的话说吧。和慧君一样，我基本上是个逍遥派，严格说是个观潮派，那一派都没参加，因此思想有更大的自由，看问题可能也更客观一些。作为一个旁观者，我觉得你们学校不论哪一派都是很优秀的，尤其是你们这个班。这么大一个武汉市，中学生至少有十几万吧，两派的红卫兵头头竟然在你们班上都有，一个是武汉市中学生红卫兵总指挥部的政委，一个是武汉钢二司中学部的部长（有意思的是后来武汉市最有名的“反动组织北决扬”的8个发起人中，唯一的一个初中学生也是我这个班上的），你们仅只是一个初中班，你们上面还有数以万计的高中生，如果不是显示出特殊的气质和能力，怎么会轮到你们冒尖？袁子斌，他爸爸×××省委第一书记，似乎他好像具有某种平民性，寝室有谁病了还能主动送送病号饭，干部子弟的优越感在他身上很少表现出来，但他天生又具有某种领袖的气质，他的即席讲演能让大家热血沸腾、如痴如狂，极具煽动性和号召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是不多的，当然这些都是听慧君讲的。去年六月一号他在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可能不是他一个人的作品，但他水平是放在那里的。
稍停了一上她又接着说你李乾我算比较了解，你是属于那种那怕窝在人堆里也会被第一眼就看到的人。第一次来我们家吃饭，那天虽然没多说什么话，我已感到你有活力，甚至活力过剩，不甘寂寞，不甘平庸，但对你内心世界还不了解。年初看了你写的那份材料，我惊讶一个初中学生那来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听慧君讲，运动初期在你的组织指挥下，你们班几乎每一个同学都被调动起来，你能营造出一种逼人的气势，连一个平日里优越感非常强、什么都满不在乎的干部子弟都呆不住了，跑去找你要点事干，说那怕去熬糨糊都行。看来你还有点组织能力。你们几个成立学《毛选》小组的事慧君也跟我讲了，我猜就是你的主意。袁子斌也厉害，一眼就看穿了你的花花肠子。
说到这里她望了我一眼。
我说珊君，我感到你说话很直率，那我也敞开跟你说，如果有什么出格的地方，我们也只局限在这个范围。其实这件事我蛮冤枉的，我很了解我自己，我不是一个想出头露面的人。只是希望能遇上一个好的顶头上司，能够知我容我，能够给我一点小小的自由空间，能够让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去把事情做好。就我的性格，就我的内心，我从未有要与谁比高低，更没有要在谁之上的想法，这不是说我没有个性不好强，只是我的好强放在一心一意去做事上。可能因为很投入，很尽心，有些事情做得还算漂亮。同时因为自信，喜欢放手放脚地去做，容易让人产生我不好驾驭、有野心的错觉。我对政治理论书籍发生兴趣完全是受袁子斌的影响，可以说是得益于他，在这方面我对他是心存感激的。当时他的工作是在学校团委，精力放在学校的运动上。班上的运动是我在组织，搞得有点声色，我这个有点声色也只是大字报的组织比其它的班级多一点气势而已。他产生了错觉，其实他完全不必那样做，我是被他推到对立面的。文化革命前我们俩的关系很不错，有时星期天他不回家，跑到我家里，跟我挤在一张床上，一谈就是半晚上，谈理想，谈抱负，以全人类的解放为自己的人生目标，可以说是志趣相投。后来我成了他的革命对象是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讲这些是觉得应该让这位大姐对我的了解更全面一些。
但她还是在沿着自己的思路说我还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越是重点学校，越是优秀学生集中的地方，运动就搞得越轰轰烈烈，越有声有色。北京，上海，重庆，哈尔滨，全国各地大都是这样，例外的也有，像武汉，运动初期湖北大学影响最大，我想这主要是因为湖大是在市中心，一个“6。20反革命事件”的影响很快就传开了，再加上南下串联的学生又主要住在湖大，这样运动初期湖大成了武汉文化革命的中心。但随着运动的深入，湖大的影响就越来越小了。你们学校的运动搞得不同凡响，是因为你们学校集中了一批武汉市最优秀的中学生。宣布工作组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就靠边了。一开始我认为造反的都是“痞子”，可能是自视清高，对学校那帮人不屑一顾，慢慢地我发现自己的看法不对，至少在逻辑上说不通。如果说是“痞子”才热心造反，那么合乎逻辑的推断就应该越是重点学校就越搞不起来，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我插话说我是造反派，应该说比你更清楚一些。造反派也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尤其是造反派胜利后。这也和学校的层次有关，层次越高的学校情况越好。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个参加造反派的心态、原因和目的是不完全一样的，甚至有一定的偶然性。刚才我就说了我是被推到造反派队伍中来的，细想一下像我这样有心报国，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偶然原因被压制、被整治而不许革命的人肯定不会是个小数目，一旦有了可能，只要有一点火星，哪怕有五七年那几十万右派的悲惨榜样在那放着，他们也要跳出来，释放压抑得太久的报国激情。
她脸上带有一点惊讶和意外表情说你是这么分析的，我还没想到这一层。
我继续沿着前面的思路说去年初我看到一本《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材料汇编》，里面有大量的五七年反右的文件和文章，看后很自然的想法是要随时准备打退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可是后来我慢慢感觉到我们的行为怎么有点像五七年的右派，但我们心里想的确实是要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这个问题很困惑我了一段时间。
她好像有点感叹地说你最初的想法和我一样，不同的是工作组重用了我，而你是受到工作组的排斥，结果我们俩人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
我顺着她的话接着说由此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有时一个人的命运如何，不是在于他确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是在于他被认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尤其是在命运完全由别人决定的时候，这点我感触尤其深。现在我隐约感到和高中的个别头头的关系有点问题，表面上看好像和我关心慧君的事有关，更深层次想好像不是这么简单，不是说我不去关心慧君这问题就解决了，我存在一个如何和他沟通的问题，他怎么不能给人一点空间呢？又不是什么大不了事。我不是一个表现欲很强的人，不少看起来很风光的事都不是我有意去争取的。五月份造反派最困难的时候武汉的学生造反派搞了一个武汉地区大中院校联合指挥部，常委中我们学校有一个名额。在商量谁去时柳英发说外面这样乱，何儒非脚不方便不能去，李乾你年轻，还能代表红十月的水平，就你去吧。当时武斗不断升级，随时都可能出现危险，这样我受命危难之时，成了十三名常委中唯一的中学生，担任中学部部长。在那里我也没呆几天，因为觉得那里没多少事可干。再说出席国宴、和周总理碰杯的事也是很意外的，在商量去机场欢迎总理的人员时，我说名额有限我不去。在去机场的人走后我出去办事，在大门口刚好碰到回学校来的钢二司武昌联络站负责人张志仁，他喊住我说他还有两张去机场的票，要我和他一起去，就这样稀里胡涂地来到了机场。在机场碰到了钢二司的一号勤务员杨道远，他对我说欢迎仪式结束后不要走，总理还要举行一个会谈，你代表中学钢二司参加。就这样我参加了会谈和会后的宴会。你说是不是很偶然？现在我担心红十月可能的分裂，当然这只是在一个学校的范围内的矛盾和可能的分裂，不会有什么严重后果，大不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如果是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那搞得不好是不是又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是不是又要你死我活？那么现在的政治现实会不会就是这样的呢？想到这些，有时感到害怕，不敢再往深处想。
沉默了一会后她说你思考问题的深度出乎我的意料，现在还很难说这对你将来是好事还是坏事。不过你能想到这些，多少就会有一些如何面对的考虑。换个话题吧，三年多来你一直执着地关心慧君，慧君什么都告诉我了，我在这方面不懂，说不出什么，应该说这还是一种美好、纯洁的情感，我尊重你们。不过我妈妈是非常喜欢你的，说你很能干，很实在，我当然也有同感。不过命运有时是很捉弄人的，就拿我来说，昨天是工作组的红人，今天是潮流的弃儿，谁知道明天是怎么回事？
我说没有想到和你能这样谈得来，谈的时候能放得这样开。我知道我有时有点激进，骨子里天生就有点冒险精神，但多数情况下我都会审时度势的。慧君心地善良，胆子又比较小，她在我身边就是一个无声的提醒。
慧君一直没做声，坐在旁边默默地听着。
整个下午屈伟都缠着我不放，连舒国良他们来都没能在一起好好谈一下。
晚饭后那里都没去，在房里看书，听见珊君叫慧君给我送东西过来。一抬头就看见她已走过来，笑盈盈地把一个果品盒塞到我手里说是珊君要送过来的。我接过一看是蜜饯，那时候这东西还是个稀罕物，连忙朝那边房里说珊君谢谢你。那边传来声音：莫谢我，要谢就谢慧君，我只是做了个顺水人情。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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