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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生抗战之军工强国-第1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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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远远大于可能的获益，又不是上进无门，白痴才愿意吃力不讨好地走这条邪路呢。
食品、医药、建筑等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行业同样对一个国家具有战略意义，但是其产品的门类繁多又意味着不能简单地全搞“服务xìng国企”。胡卫东自然明白这一点，但仍给这些行业各自设定了非营利xìng国企占比的红线，既发挥了“服务xìng国企”的社会效益。也没有令相关市场变成一潭死水。举例来说，服务xìng的国有医药企业主要生产那些经济上无利可图但需要量却最大的老药品，这也使得后世的中国不致再出现价廉物美的青霉素因为利润微薄而无人生产的窘况；而服务xìng的食品企业则专门生产物美价廉而且安全卫生的婴幼儿食品，至少可以避免后世再出现毒nǎi粉来坑害下一代。结果后来互联网出现后（之前就算有些食品安全事故，影响也不会太大。），反倒是很多外国人跑到中国购买放心nǎi粉
此外。学校、医院在后世因为产业化的缘故，很多也具有营利xìng质，而这在民国时期也很普遍，但胡卫东对这两大具有战略意义的特殊服务xìng行业搞产业化却是极为反对的。因此为了杜绝后世医院优先开贵药、进口药之类既增加患者负担又浪费国家外汇、同时还未必对患者有多大好处的做法，胡卫东将“服务xìng国企”的那一套也用到了医院里面，药费虽然不可能完全免除，但因为收费的不是医院而是zhèng fǔ派驻医院的人员（为了防止形成稳固的利益链。这些人员每隔半年都要在不同医院之间轮调一次。），而医院的开支则全由zhèng fǔ另外拨款，所以医生自然不会再无谓地乱开贵药了，而由于治愈率和患者评价影响医院和医生护士的晋升和奖金，因此必须要用好药的时候他们也不会抠门。这无疑比历史上后世的乱相好了许多，而学校、至少是那些公立的学校也都推行了类似的“服务xìng”政策，而几乎被废止了一切收费的权力（详见后文的教育改革部分）
虽然“服务xìng国企”后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胡卫东也没有完全取消传统的营利xìng国企，中原解放区的营利xìng国企主要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生产销售生活必需品但又不宜完全由“服务xìng国企”垄断市场的行业，如医药、纺织、食品、汽车、造船、飞机制造等等；二是国家为了推广某些不被市场看好的新技术而创办的高科技企业，这种企业一般规模不大，而且往往会在市场开拓出来之后上市转为国家持股的股份制企业，以更好地适应市场；三则是纯粹的营利企业，主要是烟酒这两个暴利行业，一方面这些钱太好赚，另一方面这些行业发展好了对于国家和社会也没什么实质xìng的好处，反倒对国民的身体有害，因此国企将国内市场（有本事出口的话私企也是可以经营的，但烟酒进入外国市场的难度）垄断、一方面赚取高额的利税、一方面则禁止民营资本进入这两个行业而又产生类似古代“有钱了就买地”的死局
除了这些纯粹的国企，还有国家参股、甚至控股的股份制企业，不管是否上市，都是全民所有制经济的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太祖对于股份制、尤其是投机xìng较强的股票市场有着很深的成见，胡卫东花费了很大的气力，并提出股票市场不允许短期炒作（购买股票后至少要过一年才能出售，这样股民买了股票只能做长线投资而非短期炒作。）、也不允许外国人zì yóu购买之后，上海的股票市场才得以保存下来
由于这两年乃至接下来几年里的大规模技术设备引进，无论是中原解放区还是别的几个解放区，全民所有制经济都占据了绝对优势的地位，而且因为巨额资金的不断注入和国内短缺经济的现状，经济效益普遍十分喜人，以致于党内不少人都生出了一口气实现全面公有化的gdong。但这个时候太祖却亲自表态，指出在一段时间内私有制的存在对于国家经济利大于弊，这令胡卫东十分惊讶，殊不知历史上太祖其实是因为抗美援朝期间黑心资本家出售劣质、甚至是带菌的急救器材给志愿军，结果害死了很多同志，由此极为震怒，对这些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彻底绝望，才决定提前全面公有化的
第四百四十一章 一夜长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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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这个时空，因为胡卫东建立了相对完善的后勤系统，军需物资全都由体制内的国有企业负责生产，这类事情自然不会重演了。同时，更加严格的产品抽检制度和更加严厉的惩罚措施，对那些黑心的jiān商也是很大的威慑，因此即使是民品市场，也没有出现历史上建国初期的乱相，这多少改变了一点太祖对于资本家的看法。但真正彻底改变中国民营资本命运的，还是后来胡卫东与太祖进行的一番长谈
“首先，只要保证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全民所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当中的主体地位，私人资本的存在根本无关大局。而且就眼下来说，我们中国还很贫穷落后，需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面推进工业化；而即使考虑得更加长远一点，民族资本也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胡卫东毫不畏惧地迎向伟人那似乎洞彻一切的目光，认真地阐述着自己的看法，“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道路不像资本主义那样有着几百年的经验积累，而即使是苏联的经验，也由于国情的巨大差异，而不能简单照搬到中国来。首先，苏联虽然在短短二十多年内就由一个农业国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工业国。但必须看到早在十月革命之前他们就已经是世界前六的工业强国，有着为数众多的识字人口和颇具实力的科技力量。因此工业化的基础要比我们好得多；其次苏联地广人稀、资源极其丰富，他们只需要出口资源就能够获得工业化必需的资金，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只是稍稍加速这一进程罢了（注1）。”
“而我们中国基础要薄弱得多，正常情况下光是达到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前的工业底子，恐怕都得花上两代人的时间，即使现在靠着毛泽民等同志的努力为我们从海外搞来了一大笔资金，也至少需要一代人的时间，因为工业化并不仅仅需要有机器设备和技术资料。更需要有足够数量的产业工人和科技与现代管理人员，三者都对国民文化素质有着不低的要求，而即使是文化程度要求相对较低的产业工人，也至少得是初中毕业才比较容易培训，那就需要八年（五年制小学）时间，而高级技工、科技人员和有着先进理念的管理人员就更不用说了。自学是个好办法，但是自学能力很强的毕竟只是少数。而且对同一个人来说，自学速度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比学校里更快，只是能够节省一些师资力量罢了；我们现在开始引进的外国工人可以完成很多目前中国工人很难完成的工作，但他们终究是外国人，而且因为翻译严重不足，目前我们基本只能将他们组成一个个企业单位。通过给他们下达生产任务来获得他们的帮助，却不能指望他们帮我们培训多少技工”，胡卫东讲到这里，眉头紧锁的太祖忍不住点上烟狠狠抽了一口
而这时胡卫东却说出了这一夜长谈中最有分量的一段话，“中外国情迥异。我们即使发展胜过了国外，也不能说就做对了。因为有社会主义的优越xìng在，谁知道我们就不能做得更好呢？发展不如国外，也不能说就一定做错了，因为先天条件不同。就拿澳大利亚来说，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多的资源，却只有几百万人口，随便卖点资源就可以让国民全都过上富足的生活，这是我们无论如何努力都比不了的。因此外国的情况并不能作为准确的参照物，而如果国内保留一部分私有制经济，让它们在同等条件下与公有制经济展开竞争，那就可以更加客观地反映问题。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还不如私有制企业搞得好，就说明我们在管理或者其他方面存在不足，需要作出改进，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国企与集体企业甚至要向那些搞得很好的私有制企业学习。”
太祖微微点了点头，但还是强调说，“取其jīng华，去其糟粕。”
“这是自然，事实上私企两极分化严重，从整体上看，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景气的私企都会占到很大一部分，我们就算要学，也只会去学那些最好的。”，胡卫东笑了笑继续说道，“而如果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搞得比私企好，则可以说明社会主义的优越xìng，事实上这种可能xìng无疑是更大的，有了国内的私企作为反面的对比，广大干部群众就会理所当然地一直相信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否则在内外敌人的恶意引导下，他们就很可能会拿中国的生活水平和西方列强相比，可中国毕竟基础薄弱，而且人均资源严重不足、外部环境又十分恶劣，就算社会主义制度再怎么优越，短时间内也根本不可能追得上已经发展了几百年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而敌人就有了理由来质疑我们所选道路的正确xìng，即便这根本就是诡辩，但大部分老百姓却都只能看到眼前，一不小心就会被蛊惑的”
“你这娃娃什么都好，就是jīng英意识强了点，群众并不像你以为的那样短视和愚蠢，他们的眼光是雪亮的！要相信群众！”，太祖听到这里怫然不悦，但他心底里其实也知道，至少目前、大多数国内群众确实还存在着胡卫东所说的种种毛病，因此很快就放缓了语气，对胡卫东笑道，“言者无罪，你接着说。”
注1：在二战之前苏联的出口商品一直都以矿产为主（战后工业制成品的出口比例增加，而农产品反而开始大量进口。），工农业剪刀差的作用更主要体现在保证国内工业品的销路和国内各阶层的收入分配上，与出口创汇关系不大，这与中国的情况完全不同。可以这么说，苏联即使不利用工农业剪刀差，工业化也一样可以完成（不考虑外部威胁的话），只不过速度会慢不少，而历史上的新中国如果不靠这个办法，重工业根本就发展不起来。
第四百四十二章 一夜长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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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祖的训斥给了胡卫东很大的压力，但他却并没有因此藏着掖着，反而愈加直抒胸臆道，“公有制企业不能满足于比私企经营得好就算了，而是要不断拉大这个差距才行。公企的优势增大、说明我们的工作有了进步，需要进行总结以便推广经验，并从中提拔表现出sè的人才；优势减小、则说明我们的工作退步了，同样需要进行总结教训，以免再犯，而那些因为个人原因导致的，则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个思路很好。”，太祖听到这里立即出言赞许，神sè也较之一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胡卫东心知太祖已被说动，顿时心中一松，又趁热打铁地补充了几点，“私企留着还有几点好处，比如多少可以减小一点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敌意，在一定程度上分化敌人，缓和战后我国必然不佳的外部环境，利于我们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设备和杰出人才；国家经济陷入困难的时候可以严打违法经营的私企以转移矛盾，而如果没有私企的话，群众的怨气就难免会集中到党和zhèng fǔ身上，即使我们做得再好，也总会有些习惯于放嘴炮的借题发挥、吹毛求疵”。。
太祖听后连连点头，而胡卫东关于给公私企业竞争的“同等条件”（详见后文）的详细阐释则更是给他吃了一颗定心丸，解放区乃至后来新中国的私企也因此得以长期保留下来，并为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工业化进程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相比私营经济，太祖对于不存在剥削的个体经济反而更加在意，原来是他认为个体经济和小农经济（其实自耕农就是个体经济）一样是中国人不团结的根源所在，因此一直主张将个体手工业和商业全面合作化，以便将其转化为集体所有制经济。以培养国民的集体意识。但经过胡卫东的力谏，赤sè党最终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搞一刀切，至少某些确实适合以家庭或者个人为单位经营的行业也没有强求合作化。这一方面减少了不必要的浪费（对于小城镇的餐饮、旅舍、理发等必需服务xìng行业，即使是连锁形式，大企业的平均运营成本也肯定比一家一户的小饭店大得多。），另一方面则保存了更多的文化遗产。尽管胡卫东个人对于很大一部分所谓的“文物”其实并不待见。
至于集体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历史上就是太祖率先倡导的（当时叫做“社队企业”），一是为了战备、二是为了尽量消除城乡差别。因此很自然地受到了高度重视，胡卫东这下也省得多说了。而在更加敏感的外资问题上，两人的立场更是惊人地一致，尽管出发点有着很大的不同。
太祖其实并不反对引进外资，但前提是必须是有益的、可控的，并且不能损害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这是基于自鸦片战争以来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和西方列强不断加强的经济侵略；而胡卫东相同的看法。则是因为历史上“以市场换技术”策略的失败
虽然客观上当时几乎毫无限制的外资引进解决了中国当时严重的失业问题，并借外资的力量培养了大批适应现代企业制度的产业工人，为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工业国打下了基础；但在这个时空，由于海外支部的杰出贡献，赤sè党通过与美国之间的贸易以及和德国之间展开的秘密合作。引进了总价值超过50亿美元的无数技术、设备乃至人才，如果按可比价格计算的话，这甚至超过了改革开放前二十年引进外资的总和，而且还几乎全都是可以大幅度提升中国综合国力的有效引进，其对中国工业和科技发展的帮助怎么高估也不为过。同时，在巨额资金的推动下，各大解放区蓬勃发展的工业只会令赤sè党担心合格劳动力的不足，失业问题至少现在来看还很遥远。
更加重要的是，通过中德之间的全面技术合作（也不能忘了之前的引进工作），中国的绝大部分工业部门都有望在五年之内达到战前、乃至当时的世界先进水平，虽然由于基础薄弱严重影响了中国技术升级的能力，当中德合作结束、那一百多万外国专家和工人也大都离开中国之后，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与先进国家之间的科技差距将会不可避免地再度拉大，但据胡卫东估计，再不济也就会被拉大到十五年（事实上，由于来华外国人战后是在十年之中分批离开中国，并且还有两三成留了下来，加之中国在二战期间也赚到了不小的红利，因此这个差距最大时也就十年左右。），之后差距就将毫无疑问地再次缩小，而即使是十五年的科技差距，也远比历史上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外差距要小得多，而且因为工业化开始更早，这个时空中国的整体工业实力就更非当时可比了。
（PS：历史上解放后初期的苏援虽然也转让了不少当时还算先进的科技，但都不是苏联当时最先进的，至少也差了五年，而且苏联只提供了技术设备和人数与在华时间都远远不足的专家与技工，其中的大部分咱们都得自己慢慢消化，这一耽搁就至少是十几年的差距了，与这个时空中德双方的合作研究根本无法相比。而且历史上的苏援项目门类较窄，基本上只包括军工以及和军工有关的重工业部门，结果导致新中国虽然某些部门迅速接近、甚至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但大部分行业却还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着至少半个世纪的差距，因此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西方的差距远比现在很多人以为的要大得多，而且这种极不平衡的工业化状况对于新中国的技术升级也十分不利。相比而言，这个时空中国的技术引进更加全面，因此基础也就打得更扎实，尽管全面的引进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老美不肯转让太多与军事有关的科技和设备）
正是有了这样的底气，胡卫东才敢于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想来投资可以，但必须对中国有实实在在的帮助，可以是中国尚未掌握的科学技术，也可以是先进的管理或者经营方法，类似后世那些低技术含量的外资企业想要进来，那是门都没有。而如果确有中国急需的技术或者其他资源，解放区乃至后来的新中国zhèng fǔ则会给予超规格的优惠条件，这一条同样适用于国内的企业。值得一提的是，类似福特公司这样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还是可以享受到不少优惠条件的，但这些顶级的工业巨头来华投资的话，技术含量本来就不会低到哪儿去（未完待续。）
第四百四十三章 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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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门槛很高，但由于这个时空中国的工业化程度更高，中国市场的消费能力自然更强，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也就更大（其实主要是因为这个时空的中国对进出口的管制较严，想要避开这一壁垒就只能到中国投资。），而且门槛抬高无形中减小了竞争，变相地增加了单个外资企业的盈利空间，再加上中方并不要求外资一定必须转让技术，所以依然是趋之若鹜。胡卫东不提出这一要求，是因为他知道西方zhèng fǔ绝对不会允许本国企业无限制地向中国转让先进技术，但只要这些高科技的企业建到中国来，咱们想要搞到技术机密，怎么也比万里迢迢派人到美国去要方便得多。当然，如果高科技什么的只是挂个牌子，或者只将低技术含量的生产环节放到中国，负责审批的胡卫东却是不会批准的，作为方今世界上对工业化认识最为深刻的专家，想要欺瞒于他，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 。
除了单一所有制的企业，股份制的企业在国民经济中也占有一定的比重，而且这个比重肯定还会越来越大，对于这些“公”还是“私”相对较难界定的企业，胡卫东确定了只看控股股东的基本原则，但后来大家很快就发现股份制企业有别于单一所有制企业最大的不同只是信息公开，另外募资也相对容易，其他并无大的区别（股份制企业更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但往往内耗也多，单一所有制的企业只要经营得好，未必就比股份制企业差，特别是在企业规模还不算大的时候。）。事实上。除了烟酒等几个国家不允许其他所有制经济介入的垄断行业之外，解放区乃至未来新中国的所有营利xìng企业（注1）全都享有公平竞争的机会，绝大部分营利xìng国企在政策上并不享有任何特别的优惠。而这就是胡卫东在那次长谈中所说的“同等条件”
但这对公有制企业来说，却并不是什么坏事，举例来说，历史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离退休工资都是公有制企业特有的福利，并且这钱都是由企业负担，而外资乃至民营企业却没有这个负担。加之改开初期直到九十年代全国有大批了老工人进入退休年龄，这就导致公有制、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建立的公有制企业不得不背着一个大包袱跟外资和新建的国内企业竞争，先天上就吃了大亏，此外改开之前国家出于战备等方面的考虑，很多国企都有自己的学校、医院等附属机构，而福利分房之类的就更不用说了，这些都进一步增大了国企的负担。加之改开初期国家为了大力引进外资。在税收方面给了外资企业极大的优惠，而国内的企业却没有这样的待遇，这么多因素加起来，东北老工业区这样的国企集中地不衰败才是怪事
工人为国家奉献了青chūn，国家却没有给予应有的回报。反而让他们在家庭负担最大的年龄黯然下岗失业，结果工人群众受尽了生活的磨难，而党和zhèng fǔ的威望也由此受到重创，这实在是双输的结果，但在当时痼疾丛生的体制下，却并不容易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不过胡卫东既然穿越了，就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而且与后世问题重重的时候再改革不同，对于现在工业化才起步的中国，只要一开始就在制度上规避这种风险，防范起来其实不难。
根据胡卫东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政策法规，解放区内的任何营利xìng企业，不论所有制如何，税率标准都将完全一致（不过也并非绝对相同，国内相对薄弱的某些行业与科技创新型企业还是可以享受到一定优惠的，另外企业的规模也有一定影响。）；退休金、子女教育、基本医疗等社会福利则都由zhèng fǔ而非企业负担，企业自建学校医院之类也不再会被允许，这样就保证了各种所有制的企业在负担方面全都一碗水端平，而zhèng fǔ财政因此增加的巨大负担则通过提高整体税率来进行平衡，而烟酒等暴利行业也为此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至于企业，因为最低工资标准也相应地降低了，所以还不至于普遍被税负压垮；无论是哪种所有制xìng质，企业自建福利房或者其他建筑（如公园之类）只要不违反城市规划布局，都是允许的，但是扣税在此之前而非在此之后，以免有企业利用这些投资来逃税
仔细分析的话，这些政策后来能够推行下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胡卫东务实地放低了福利标准（详见后文），但中国远比历史同期更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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