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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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们也许不得不在以后的12或是24小时之内做出决定。
时间所剩不多了，如果古巴向我们的飞机开火，我们将予以回击。“多勃雷宁争辩说美国正在侵犯古巴的领空，但肯尼迪反驳说，如果我们没有侵犯古巴领空，我们就还会相信他和赫鲁晓夫所说的话——在古巴没有远程导弹。肯尼迪还说：”这个问题远比古巴的领空问题严重，因为这关系到全世界的人民。“
“我说他最好理解现在的局势并把这种理解告诉赫鲁晓夫先生，”肯尼迪后来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写道，“赫鲁晓夫先生和他欺骗了我们。苏联已经在古巴秘密地建造了导弹基地，但同时却在私下或公开声称没有这种事。我说那些导弹基地应该拆掉，他们必须立即拆掉。最迟到明天（10月31日）我们要得到保证，这些基地要被拆掉。我说这不是最后通碟，不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声明。他们应该明白，如果他们不拆除这些基地，我们将会把它们拆掉。他们国家也许会采取报复行动，但他们应该明白在这件事结束之前，美国人会流血，俄国人也会的。”
多勃雷宁问肯尼迪他是否是在提出一项一揽子交易。“我说有一封关于导弹基地必须拆除的信已经送交苏联大使馆，”肯尼迪写道，“并且所有的进攻型武器都要从古巴移走。如果古巴和卡斯特罗中止他们在中美洲和拉丁美洲国家的颠覆行动，作为回报，我们将同意在加勒比海保持和平，并且不允许从美国的领土上向古巴发动进攻。”但赫鲁晓夫先前曾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如果美国把土耳其境内的导弹撤走，他就会把古巴境内的苏联导弹撤走。多勃雷宁再次提出这个建议，“如果过些时候，”肯尼迪说，“我肯定这些问题将会得到圆满解决。”
但是肯尼迪强调说不可能有任何形式的交易。“在世界其他地方缓和紧张局势的步骤都取决于苏联和赫鲁晓夫先生在古巴采取行动，而且是立即采取行动。”他在备忘录中写道：“我一再告诉他，这件事再也不能等了，而且他最好和赫鲁晓夫取得联系，在第二天得到他的保证，在联合国的监督下拆除这些导弹基地。否则，我说，必将有极其严重的后果。”
在肯尼迪离开之后不久，多勃雷宁给赫鲁晓夫发了一封密电，他写道，“由于飞机被击落之事，总统现在受到强大压力，要他下命令，如果遭到攻击就开火。一场真正的战争就要开始，成百万的美国人和俄国人将会死去。”肯尼迪提到，在过去，将军中，而且不只是在将军中，似乎有些人是很不理智的，他们“跃跃欲战…
…局势可能会失去控制，导致无可挽回的后果“。
大使于是转达了肯尼迪的建议。“肯尼迪所强调的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事是尽快获得苏联政府的同意，停止建立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并且采取措施在国际控制下使他们不能使用这些武器。作为交换，美国政府已经决定撤销各种隔离措施，并保证不会对古巴进行侵犯。‘关于土耳其的问题怎么办？’我问肯尼迪。‘如果那是惟一障碍的话……总统认为在解决这件事上没有看到任何不能克服的困难……但是关于土耳其，总统不能公开地说什么。’肯尼迪接着警告说，他关于土耳其的意见是绝对保密的；除了他和他的哥哥，在华盛顿只有两三个人知道……肯尼迪给了我一个白宫直线电话的号码。”多勃雷宁再次引用罗伯特。肯尼迪的话：“时间很紧迫，我们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罗伯特。肯尼迪回到了白宫，安全委员会的成员开会直到深夜。麦克纳马拉提出了召集24个后备空军中队，包括1320名人员和300　架运输机的提议，总统同意了。
肯尼迪总统说如果侦察飞机明天遭到攻击，“我们将采取空中打击，来摧毁古巴境内的萨姆导弹基地”。
在五角大楼举行的一次深夜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提出，除非得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古巴境内的进攻性武器正被拆除，10月20日前就应对古巴进行空中打击。
10月28日，星期日早晨，莫斯科电台播出了新消息。“苏联政府，”通告说，“已经下达了新的命令，拆除那些被称为‘进攻性’的武器，装箱并运回苏联。”
危机已经结束了。
俄国人撤退的时候，国家安全局一直紧张地监视着。哈尔。帕里什回忆说：“我记得从10月份来到这里的这段时间内，我没有一天不在工作，直到圣诞节。圣诞节我只休息了一部分时间。”对于这些窃听者来说，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时间，隐蔽它们在古巴之存在的需要消失了，在西班牙语以外，俄语的通讯也监听到了。“我们所截获的所有信号都是有关古巴利用苏联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在古巴境内的俄国军队，”帕里什说，“突然间，这些说西班牙语的飞行员都失踪了，取而代之的是些俄国飞行员。这种（苏联的）……高频范围的通讯当时在一夜之间又突然出现了。”
情报监听人员听到，弹道导弹基地已被拆除，萨姆地空导弹基地已移交给古巴。
帕里什说：“在进攻性武器被移走后，一些辅助性武器也被移走了。”每当一个萨姆地空导弹基地交到古巴人手中时，信号就改变了。“这样，每当苏联人从一个地空导弹基地撤离，我们就可以从电子情报信息知道。我们得到了在哈瓦那的一个完整的训练方案，在那里他们正在讨论如何训练古巴人。”
在苏联人撤离时，国家安全局侦察到了他们与古巴军队之间的紧张关系。据帕里什说，在一次电话谈话中谈到苏联人运给古巴的一大船腐烂的肉。帕里什说监听到了卡斯特罗本人的谈话，说“这是俄国人做的一件非常非常不好的事”。“上边要求我们在电话上把这话再念一遍，——我不能肯定谁提出的要求，国务院、中央情报局，还是国防情报局一一但是我们必须有一个译员在电话上一字不错地来念他们，而他（卡斯特罗）说了一些关于俄国人的非常非常强硬的坏话。我记得那位先生在读它时脸都红了，因为他们要的是一字不错的翻译。”事实上，送到白宫的原稿把卡斯特罗的那些骂人的脏话删去了。肯尼迪总统马上给国家安全局打电话，要他们把未经删节的，包括下流话的全文送去。
“在危机期间，”帕里什说，“我毫不怀疑它们（导弹基地）是在苏联的控制下。事实上，我们清楚地知道配备的完全是苏联人。”据另一位国家安全局官员说：“有好几次古巴人和苏联人——我的意思不是说他们真的打起来了，而是相互争论谁是导弹基地的主管，你还可以听到西班牙语的咒骂和苏联人的不愉快。”
在危机期间，国家安全局和中央情报局都不知道苏联是否在古巴配备有核弹头。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我们有发射导弹的照片，但是我们认为弹头还没有来到。”
真相到了20世纪90年代才揭露出来。麦克纳马拉说：“一直过了30年我们才知道当时有161　颗导弹，包括90枚战术导弹用于进攻。我们是如此接近一场入侵，是如此地接近。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感到事情已经失控。整个世界正面临着一场一触即发的战争。”
苏联的军舰通过加勒比海返回的时候，甲板上堆满了仓促包装的导弹和发射架，赫鲁晓夫正在暗笑。美国人紧紧盯住带到古巴的进攻性弹道导弹，然而这些导弹一颗也没用。赫鲁晓夫正在监控着岛上那个万分机密、万分有用的建设方案。在哈瓦那东南名叫洛尔德斯的一个人烟稀少的地方，苏联技术人员继续建立一个从未有过的最大的窃听基地。
从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早期，国家安全局用情报监听站和侦察飞机包围着苏联。每当一个新的监听站建成，赫鲁晓夫都感到这个电子套索拉得更紧密了。在德国、土耳其、伊朗、巴基斯坦、日本、朝鲜和其他一些地方，情报监听人员记下每一次飞机起飞或者轮船出港的时间，遥测苏联的导弹，从空中截听电话谈话。
赫鲁晓夫知道他不能如法炮制，在美国周边没有苏联的盟国给他提供方便。因此，苏联不得不派出装有天线的拖网渔船在美国沿海游大。这是一个笨重缓慢而且耗资巨大的计划。对于每艘在波涛中起伏的渔船来说，距离基地5000英里，需要一支补给船队，因为渔船不能人港。燃料需要补充，设备需要修理，食品需要输送，而那些没完没了的磁带需要带回莫斯科进行分析翻译。卡斯特罗解决了赫鲁晓夫的全部问题，为莫斯科提供了一个直到21世纪都可以观察美国的电子窗口。
在一片28平方英里的地区，苏联的工程师和信号情报专家立起了巨大的天线来监听美国的通讯。菱形天线像匕首一样指向距离只有90英里的美国海岸，监听以高频信号传送的远在华盛顿的电话。建立大型抛物面天线大盘收集美国卫星发射的信号，高架天线则用于截获潜水艇发出的超长波信号。犹如汽车影院银幕的巨大矩形天线则树立起来截取微波信号。无窗的混凝土建筑用于安置情报监听员、密码破译员和一排排的打印机，这些打印机能够快速地发出极长的截获资料。赫鲁晓夫也许失去了一个拳头，但是却得到了一只耳朵。
随着危机的结束和核战争威胁的减小，注意力再一次被集中在隐藏在古巴的那些设备上。在10月15日知道有攻击型导弹之后不久，罗伯特。肯尼迪非常生气地召集参加“檬行动”的一小批人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会议开始时他表示了对“檬行动”
进度的“强烈不满”。他指出工作进行了一年了，而结果却是使人泄气的，破坏行动从未成功完成，而试图进行的一个行动却失败了两次。
中央情报局负责计划的副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稍后提出：“我们一直在准备着使我们的新行动计划取得进展，我们将积极进行。”然而国家安全局发现在“檬行动”的破坏目标中有几个是古巴的主要通讯设施，而这些设施国家安全局正在监听，从而获得大量信号情报。官员们迅即提出郑重抗议。“我们认为这并不是最明智的做法。”哈尔。帕里什说。
实际上，在危机后的几天里，国家安全局做了很多事情来秘密地让古巴的通讯系统全部运转。古巴的通讯设备被破坏或者被烧毁的越多，他们所能截获的情报越少，从而美国的情报组织对古巴的了解也就越少。另外一个问题是对古巴的经济禁运，这使他们得不到像真空管等对军用无线电极其重要的电器供应，把电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军队的电台。国家安全局策划了一个秘密渠道向古巴政府供应那些元件。
“真空管会烧掉，这就会产生需求，于是需要走后门让他们所需要的真空管运进去，以保证美国无线电公司设计的系统能够向空中发出信息，这样我们就能持续收集情报。”帕里什说，“我想许多这类东西那时可以经由加拿大的渠道运进去，因为加拿大人和古巴人之间有联系。当这些管子用坏时——这些不是小管子，而是些大管子和零部件——他们将与某个人取得联系，这个信息就可以传给我们，于是他们就可以来会见代理商，我们就可以继续供应给它们必要的部件。”
随着和俄国的核战争危险像红潮般退去，古巴再次受到全面重视，肯尼迪政府又恢复了战斗姿态。国家安全局继续一个耳朵监听俄国，一个耳朵朝向古巴。就在1962年圣诞节前夕，麦科恩写信给麦克乔治。邦迪：“国家安全局将继续在信号情报方面执行一个广泛的计划，这项计划在最近的几个星期内已经给其他情报部门增加了资料。”
在哈瓦那门口，平民驾驶的美国海军舰艇“穆勒”号帮助“牛津”号脱出困境，电子侦察机一直在离古巴海岸十几英里处巡逻。由于“穆勒”号是民用船，它的工作人员的闲暇时间比武装人员的要少，因而有较多的时间在海上——大约一个月有25天——比“牛津”号等海军舰只长。它的基地是佛罗里达大沼泽港，是劳德代尔堡的商业港口。
“‘穆勒’号的工作地点在哈瓦那之外7　英里，”船上的操作官员比尔。贝尔说道，“我们和卡斯特罗都认可6　英里的界线，所以7　英里那个地方是个小小的安全阀。我们在平行于海岸的6　英里内来回航行，进行跟踪。选定这个特殊地点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这里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建立的一个多频道超高频国家通讯系统必经之地。信号从哈瓦那发出，沿着岛的脊柱，向东向西传播，并把哈瓦那同这个国家的其他城市连接起来。”慢慢地来回移动，“穆勒”号可以直接窃听古巴的大部分通讯。
但是这艘间谍船对卡斯特罗并不是秘密。“我们有一些小型武器，包括MI步枪、卡宾枪、机关枪等，”贝尔回忆道，“我们对这项工作非常认真。因为我们明白古巴人知道我们是谁，而且他们经常做些事情来骚扰我们。”
在一次特殊行动中贝尔被任命为船上的指挥官，尽管他曾是军官。他从听到成立和招集志愿者的时候起，一直在国家安全局。船上的另一个情报监听员是麦克。
桑内斯。“自从他们运用微波技术以来，我们不得不一直高度集中精神，”桑内斯解释道，“卡斯特罗一直把我们叫做‘大耳朵’。有一次，我们知道他将派一架飞机向我们冲来，然后用所谓的‘仁慈的行为’来向我们提供膳食。我们在桅杆的地方有一个对空测量员——要知道这是一艘民船，没有（大）炮——他看到那架飞机正在逼近，而我们是用手提无线电进行监测。突然间一切都安静下来了。几分钟过后，他边跑边喊：”我不再待在这里了，他要袭击我们了。“‘桑内斯说古巴的骚扰很一般。”通常他们派炮舰来骚扰我们，有时几个小时一次，搅得我们睡不了觉。
有时他们朝我们的船头的上方射击。我们有一个真正有雄心壮志的船长。在船头和船尾都有舷窗，如果敌人有可能上这条船的话，我们就把船弄沉……有一次发动机停了，我们开始漂向岸边。那是一个雾天的早晨。我们已经离哈瓦那港不远，我们看到了岸上有个旅馆，我们把机器开动起来，调回头来驶向大海。他们根本没注意到我们。“为了帮助中央情报局隐蔽它们在古巴的工作，安全局的信号监听人员被派监听反卡斯特罗武装的通讯。1　月16日，这些技术人员中的一个收听到哈瓦那市区一个人的谈话，他说：”在艾尔科库约路暗杀卡斯特罗是个好主意。“这个信号监听员在他0　报告上注道：”这些人一定已经渗透进去了。“
有趣的是，最重要的一条消息不是来自国家安全局拦截的发到莫斯科的外交电报，而是来自利萨。霍华德发给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台的对卡斯特罗的一次长达10小时的采访。在采访中，卡斯特罗第一次清楚地表示他希望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在广播前中央情报局通过国家安全局情报监听人员得到了一份关于这采访的文件副本。
收到这些消息，中央情报局的约翰。麦科恩变得非常担心怕一些话会泄漏出去，暴露他们有一份副本。1963年5　月2　日中央情报局副局长马歇尔。卡特写信给邦迪说：麦科恩先生今天早晨给我发电报说，他不能过分强调这件事情的保密性，并要求我采用适当的步骤来反映他个人在这个敏感的问题上的观点。麦科恩先生感到流言和不可避免的泄漏及随之引起公众对此事的关注是最具伤害性的。他建议此时在恢复友好关系这件事情上不能采取任何积极的行动，并限制华盛顿的会谈。在当前的情况下恢复友好迹象只是一种遥远的可能性，而且几种选择都涉及不同层级的精悍而积极的行动。鉴于以上所述，要求对利萨。霍华德的报道应以一种极有限制的机敏的方式来处理。
在1963年的整个夏天，有数不尽的关于破坏的争论——要打击的目标是什么，使用哪种炸药，打击是从古巴境内发动还是从古巴境外发动，是否应使用当地的志愿者或雇用的人员。但是甚至当中央情报局的“鹰派人物”正在密谋阴谋破坏计划的时候，一群肯尼迪政府的“鸽派人物”，包括驻联合国大使阿德莱。史蒂文森正在致力于另一种方式。联合国代表团的威廉姆。阿特伍德曾是美国驻西非几内亚的大使。阿特伍德在早先当新闻记者的时候，曾在很多场合见到过卡斯特罗，和他在一起待过很长一段时间。一位几内亚的外交官告诉他，在最近与卡斯特罗的一次会见时，这位古巴领导人曾对古巴作为苏联卫星国的地位表示不满，正在寻找一种方式摆脱。这名外交官告诉阿特伍德，卡斯特罗愿意改变方向转到不结盟路线上来。
阿特伍德还从他的另一个朋友利萨。霍华德处得到同样的信息。
在中央情报局继续其破坏计划的同时，肯尼迪总统开始仔细研究卡斯特罗抛出的未必是真心实意的橄榄枝。他同意阿特伍德暗中和古巴驻联合国大使卡洛斯。莱丘加博士会见。9　月23日，霍华德在他纽约市的公寓里，邀请莱丘加和阿特伍德举行一次小的聚会。这次外交上的搭桥安排得非常成功。“莱丘加暗示卡斯特罗很有意进行会谈，”阿特伍德在他后来写的一个秘密备忘录中说，“尤其是他曾经见过的人。他认为那是个好机会，如果我想继续我们1959年的谈话，可以邀请我去古巴。”
罗伯特。肯尼迪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但是反对阿特伍德前往古巴；他认为这次旅行“有被指责为我们在试图和卡斯特罗作交易的危险”。肯尼迪主张这个会见在卡斯特罗访问联合国期间举行，或者在像墨西哥这样的中立国家里举行。
霍华德继续其以非官方调解人的身份进行搭桥的任务，她向勒内。巴列霍少校——一名古巴外科医生，卡斯特罗的助手和知己——提到了阿特伍德。10月30日，巴列霍拜访了霍华德，告诉她卡斯特罗很乐意在任何时间同阿特伍德谈话，而且很重视所有有关人员都必须谨慎的重要性。他说，卡斯特罗将秘密地派一架飞机到墨西哥去接阿特伍德，把他带到维拉代罗附近的一个私人飞机场，在那里卡斯特罗将与他进行一次单独会谈。会谈之后飞机马上把他再送回去。这样将免去在哈瓦那机场暴露身份的危险。
11月11日，巴列霍通过霍华德又给阿特伍德送去一封信。“卡斯特罗将按我们的任何安排行事，”阿特伍德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他特别建议派一架古巴飞机去基韦斯特接这位使者；另一种办法是，他们也同意让他坐一架美国飞机，在哈瓦那附近的一个秘密飞机场着陆。他强调说只有卡斯特罗和他进行会谈，此外别无他人——他特别提到格瓦拉——参加。巴列霍还重申了卡斯特罗对进行会谈的渴望，并希望尽快得到我们的答复。”
但是肯尼迪总统坚持在任何美国官员访问古巴之前，巴列霍或其他卡斯特罗的代表要先到美国来制定一个概括的方案。他还要求这次会谈要绝对保密。麦乔治。
邦迪告诉阿特伍德，“对总统的指示，我是用口头传达的，而不是通过电报”。他极其担心泄漏，或者留下书面的纪录。关于这种纪录，他在备忘录中还说：“总统希望（阿特伍德）能够与巴列霍取得联系，告诉他在现阶段派一名美国官员去古巴似乎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主张由巴列霍访问美国来启动此事。在这里，阿特伍德会很高兴看到他，并聆听他可能从卡斯特罗带来的任何信息。”
阿特伍德通过霍华德把消息传给巴列霍，几天过后，他们第一次在电话中进行了通话。一个星期五，他在送到白宫的一份备忘录中详细记述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巴列霍的态度非常诚恳，”阿特伍德写道，“他说‘我们’最好指示莱丘加，就以后与卡斯特罗进行会晤提出‘一个日程’同我们商议。我说我会等莱丘加的电话。”
但是肯尼迪总统并没有看到这份阿特伍德的备忘录，备忘录送到的时候他正在得克萨斯州达拉斯的汽车长队中旅行。
1963年11月22日，星期六，国家安全局内一切和往常的其他日子一样正常。凌晨，从美国海军电子侦察船“穆勒”号监听到的古巴信号从月球上反射回来，到达了国家安全局。积压了很多工作的B　组古巴分析家和密码专家们还在翻译这几个星期截获的所有信号。其中的一件是一名古巴官员就其国内叛乱问题的报道。“我认为随着即将到来的美国总统大选，反动的力量会从国内和国外得到加强，”这名忧心忡忡的军官说，“因此古巴周围需要有一个威力无比的强大包围圈。”
在主楼前的庭院中，一辆黄色的大功率的气动挖掘机正在挖掘成吨的泥土，这里正在建造一座新的9　层高、511000平方英尺总部大楼的地下室，因为这个机构还在继续扩大。其他的重型设备正在清理茂密的林地，来建造一个超过1200个车位的停车场。
在lw（）4　号房间内，下一期国家安全局杂志的封面正在设计中。那是圣诞老人从火炉中跳出来的画面，标题是“第六届每年一度的家庭圣诞节节目。12月8　日下午2　：00”，准备过周末的员工们在国家安全局联邦信用工会排成了行。这个组织已经发展了5674名成员。上午11点30分，国家安全局的IW128　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