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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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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酶胖卮镂宥值纳璞福淌艽忧岜惴⒍⒊龅挠啦煌Ｖ沟暮涿切┤兆诱媸悄寻景。∷蘩锏牡怯邢薜模蛔罱脑∈乙灿�10英里远，而只有当任务结束后返回托登多夫时才能洗上个淋浴。”
后来，他们还利用几辆双轮拖车大小的卡车在德国里维埃拉的一个叫达默的地方建起了一个监听站。一名负责测距的监听人员在描述达默时说它是“信号很多的地区”。
西德的其他一些监听站都紧靠苏维埃阵营的边境或建在悬崖峭壁上。
在对北约认为是主要入侵通道的捷克斯洛伐克地区所发生的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部署进行跟踪时，美国陆军安全局迅速地在西德附近的一座山上建起了一个监视基地。满载高灵敏度窃听。录音和密码破译设备的卡车被送上飞机运到地处巴伐利亚森林上博根山的一个3500英尺高、名为埃克斯泰因的山峰。在这里，他们竖起了电子情报塔，用水泥固定住形状怪异的天线，支起了警告牌和像大号乒乓球似的雷达天线罩。曾被派往上述地区一位名叫哈里森。华莱士的信号专家回忆说：“之所以把基地建在埃克斯泰因是因为这里从悬崖顶端往东视野开阔，能一直看到1200英尺远。”到后来，这里几乎成了窃听车辆的停车场；这里已拥有人员约100 名，包括俄语和捷克语专家以及十几个信号分析专家。
对于被派往这里的人们来说，生活是异常艰苦的。时速达70英里的暴风雪撕扯着这里的小小的拖车和匡西特式房屋，并将它们埋在8 英尺厚的大雪中。华莱士说：“山上没有自来水，用来冲咖啡、热巧克力和洗浴的水都得用5 加仑的水罐运到山上。至于卫生条件，只有一两个茅坑的木搭厕所；到了冬天就会结满巨大的冰柱，而粪便则顺着悬崖边儿滚落下去。”
埃克斯泰因是荒凉的，但也有令人兴奋的时候。华莱士说：“在埃克斯泰因度过的最美好的时光就是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当时，苏联军队野蛮地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去镇压那里刚刚开始的暴乱。埃克斯泰因向国家安全局提供了这次入侵的每个细节。在对1973年爆发的有苏联插手的埃以战争的窃听方面，这个边远基地也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这里截获的电讯信号表明俄国人当时正在计划加强其在布拉格的华约国的武器装备，然后将它们空投到埃及。”
飞越西德上空的飞机也是获取苏联阵营电讯信号的重要渠道。为了便于将人员和装备运到就像孤岛一样处于苏联占领区的西柏林，两国谈判代表同意开辟三条狭长的空中走廊从而把西柏林与西德连接起来。对国家安全局来说，这三条空中走廊就如同“金脉”。它们总共20英里宽，覆盖了西德大约1 ／6 的领土。美国空军的C130E 型和CM7G型飞机经常出没于上述领空。它们伪装成定期货运航班，而实际上载有窃听装备，秘密地监听着共产主义阵营的电讯信号。
驻扎在西德威斯巴登空军基地的7405秘密增援中队承担着这些飞行使命，行动代号为“玫瑰溪”、“石溪”、“跳蚤溪”等。这个飞行中队仅在1967年上半年就飞行了213 次，飞行时间为915 小时，共截获5131个信号。在这些往返于西柏林的飞行中，机组人员操作着各种收报机、录音机、信号分析器和定向仪。作为“火枪手狐步计划”一部分的国家安全局的专门设备也被安装在了飞机上。这些飞行使命的目的是确定敌方的雷达系统并对它们的电脉冲信号进行认真分析，以便一旦发生战争，美国的战斗机和轰炸机就可以躲避敌方的对空武器，避免与它们相撞或骗过这些武器。
由于具备了对东德领空进行深度侦察的能力，基地人员截获了有关俄国雷达系统的大量情报。一份情报报告指出：“国家安全局的‘火枪手狐步计划’提供了有关‘高个子国王’雷达的准确测量数据。在这一计划实施过程中截获的大量有关这种雷达的‘不同寻常’的运行模式表明苏联的军事行动的复杂性超出了先前的估计。”
还有一些截获的信号暴露了苏联用于制导地对空导弹的“奋桑”雷达的技术参数以及用于制导俄国57毫米和85毫米口径对空火炮的新型“火罐”雷达的确切方位。1967年6 月，当以色列发动“六日战争”时，“渡鸦”监听站侦察到东德的导弹装备正被运往接近西德边境的地区。
土耳其也成为国家安全局的一个主要基地，主要原因是土耳其与苏联导弹实验场距离很近。1957年，在伊斯坦布尔东南约37公里濒临马拉马拉海的一个名为“卡拉米塞尔”的村子附近建起了一个监听站。后来，还竖起了一个巨大的笼形天线。
而在外面附近的咖啡馆里，土耳其农民喝着自酿的酒，叼着呛人的水烟袋或抽着当地的“叶尼哈门牌”香烟。
1961年4 月12日上午9 点07分，监听站里的气氛突然紧张起来。就在这一刻，在更靠北的地方，巨大的“东方1 号”火箭从发射架上腾空而起。乘坐这艘巨型宇宙飞船的是尤里。亚利克塞耶维奇。加加林，27岁，来自斯摩棱斯克附近一个名为克鲁什诺的村庄。他父母是农民，而他则被其他宇航员称为“发现宇宙的哥伦布”。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将人送上太空。由于担心发生失误或不幸，苏联政府将这次升空作为高度机密始终未予透露，只是在加加林安全返回后才做了宣布。尽管此事高度保密，但卡拉米塞尔的监听员们却对这次升空和飞行的每个瞬间都做了成功的监视，包括加加林与苏联宇航控制中心的对话。
一位曾在卡拉米塞尔基地搞监听的专家说：“我们无法直接从航天飞机上得到信号，因为它与空间站之间的信号都加了密码。不过，借助卫星，我们就可以窃听俄国宇航中心内部未加密码的线路，而且可以窃听到宇航中心与宇航员通过这些线路的对话，因为他们的宇宙飞船后部肯定装有话筒。他们使用的是一种特别频率，而我们能将它锁定。”
监听员杰克。伍德是监听人类历史上第一次载人太空飞行实况的有限几位西方人之一。他说：“对俄国载人太空计划的监视是当时我们的第一号使命。虽然差不多40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当通过耳机听到尤里。加加林的声音时自己的兴奋之情……我们都收听着这一历史瞬间。加加林说的话大意为：”我看到了你们并听到了你们的声音，很好！“‘不过，这次太空飞行险些以悲剧告终。当宇宙飞船即将重新进入地球大气层时，其推进装置的两个部件未能按计划分离，所以太空舱开始失去控制而旋转起来。在宇航中心，加加林的指挥官叶夫盖尼。卡尔波夫上校气坏了，他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道：”机械故障！！！“卡尔波夫好像看到了灾难。”别慌！
紧急情况！“不过，10分钟后，那两个部件脱离了，宇宙飞船稳定下来并安全着陆。
在日本，二战期间盟军轰炸的硝烟还未散尽，美国的窃听专家们就开始在这里建立他们的基地了。负责寻找一个理想之地对俄国、中国和北朝鲜进行监听的是驻东京的国家安全局太平洋分局局长、密码破译领域的先驱、海军上尉韦斯利。莱特。
他想起了位于菲律宾科雷希多岛上的山洞，也听说过在富士山附近的一片稻田里有类似的山洞。这些山洞曾被日本用来存放对美军船只进行空中打击的鱼雷。莱特认为现在这些山洞可以用做针对共产党的秘密监听基地。这些山洞地处农村，电噪低，是收听信号的理想位置。
而在当时，富士山附近山洞的情况却是一团糟：地面上的积水有三英寸深，用来移动鱼雷的已经锈迹斑斑的高架栏杆还没有清理走。不过，这里逐渐地有了生气：安装了照明设备；SP600 型高频收报机搬了进来；布置了警卫；又建起或修复了几处房屋。几十个菱形天线被摆成玫瑰花形状，将共产党的信号一网打尽；不断旋转的转换器使监听人员能够选择适合接收目标信号的天线；沿着山洞的围墙是一排排的金属架，上面摆放着粗大的黑色电缆，曲曲弯弯与收报机相连。很快，长长的7 层复写纸带就在打字机上每天24小时地敲打着一行行的俄文和密码组。在毗邻的一幢房子里有更多的监听位置。这里以前是餐具室，没有窗子，地上铺着弹性砖，每个监听位置上方都装有球状灯。
到了1965年，这里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监听站，这里的1000多名监听员密切注视着苏联和其他共产主义国家上空的通讯信号。如有临时任务，监听员们还要登上舰艇深人到目标国家的水城附近；或者乘坐EPMB型电磁探测飞机到苏联的大港海参威附近或其他地方进行窃听。在这些海上和空中行动完成后，监听员们把含有被截获信号的7。5 英寸磁带带回基地；然后，语言专家们戴上耳机花几个小时的时间对信号数据进行筛选，将有价值的情报送往国家安全局。该基地有一个很大的图书馆，里面摆满了外文词典、各种书籍和杂志。同时，基地对整个太平洋地区实行网络控制，可以收到从加利福尼亚到冲绳岛的所有监听站发出的定向报告。这样，这个基地就可以通过三角测量法测定太平洋几百万平方英里范围内苏联船只以及潜水艇的确切方位。
建在日本的众多监听站中有一个位于东京以北400 英里的三泽空军基地。这里是日本人以前为向阿拉斯加派遣远程轰炸机建立的北方基地；后来，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被用来训练破坏盟军飞机的敢死队员；但随着美军的逼近，舰载“恶妇”
战机对三泽基地的建筑物和飞机跑道进行了数天的轰炸，接着BMg 型飞机又进行了空袭，这样，整个基地事实上已完全被毁。不过，日本人一投降，工兵团迅速进入这里，把这个先前针对盟军的基地变成了窃听中国和俄国东部的重要监听站。
同时，为了窃听中国的信号，美国在中国大陆以东300 英里的冲绳岛上建立了一个监听站。在这个名为托里的基地驻扎着隶属第51特别行动指挥部的窃听人员，而电讯和密码破译专家就在附近的联合信息处理中心K 碌着。他们的目标之一是中国军方和外交电讯信号。曾于60年代中期来此工作的陆军监听员戴维。obe 说：“这个监听站的保密是一流的。当你离开这个大楼时，你和你的同事绝不会透露所做过的任何事情。这儿的工作分工极细………加果你需要进入不该进入的地方，必须得安排一名陪同。”
离这里不远是一个巨大的天线场，矗立着的菱形天线覆盖了整整3 平方英里；在一座山上矗立着一个巨大的笼形天线。窃听在无窗的操作大楼里进行。帕克说这里“一周7 天，一天24／J ‘时都播放着音乐，目的是为了掩盖有可能走失的无线电信号”。在大楼的人口处和长长的走廊里是一间间的莫尔斯电码监听室，里面的人员各司其职，每间屋子即是一个部门，中国的相应部门即是它们各自的窃听目标。
每个监听人员面前都有两台R ——390 型收报机，其中一台接收一个目标，称为“控制机”。当“控制机”收不到信号时，监听员就用另一台收报机搜索另一个站，称为“分站”。同样，每副耳机都与不同的收报机相连。不容易处理的是，有时这样的“分站”多达10个。
有些目标是确定的，而有时监听员们得转动旋钮寻找新的目标。大的目标包括来自中国的密码——长长的四个一组的数字。一旦收到这类密码，监听员就将其打在6 层复写纸上。每个房间里都有一名主管对窃听人员进行监听，以确保他们不仅是在复制那些被称为“鸭子”的容易捕捉但无任何价值的信号。帕克说：“如果主管觉得你只是在浪费时间复制‘鸭子’，他就会通过对讲机告诉你：”别理那只鸭子，帕克！继续用旋钮搜索！“‘当时，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正在猛烈地撕扯着中国社会，监听人员的耳机里也响彻着这场革命发出的声音。一个监听员说：”
我们每天都会收录到同样的声音。比如，那里的人们反复引用毛主席语录，好像是在搞某种个人崇拜。他们都着了魔，每个人都得有一本‘红宝书’；他们可以随便翻开一页或其中的一段向别人引用，然后说‘我比你的共产主义觉悟高’。“就像红卫兵一样，监听员们每人手头都有一本”红宝书“。
这个监听员接着说：“他们也是人，也有人性。你每天从早到晚都听到同样的声音，所以你就会逐渐了解他们，了解他们的怪异、禀性以及所有的一切；你会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的那些声音的含义；你会逐渐了解这些声音是否有了什么变化。”
帕克说：“他们完全知道我们在收录他们的信号并试图摆脱我们的跟踪。他们有他们的锦囊妙计，而我们有我们的一定之规。通常，我们会不停地转动旋钮进行搜索，绝不放掉任何摩尔斯电台的信号。无线电波里的信号太多了，像语音信号、摩尔斯电码、电传打字信号、灯塔信号、传真信号（向报纸和广播电台传送图片画面），等等。可以说，无线电接收的声音范围几乎是立体的。我们使用‘上’、‘下’和‘底下’等词描述目标与信号的关系。有些声音来自背景的固定点。某个监听员会经常对另一个伙伴说：”你的分站（目标）在电传打字机下方，频率为3。5兆赫兹。‘对方马上就会明白是什么意思。“最难录制的通讯信号当属外交通讯密码了。帕克说：”外交通讯信号最为重要。
分析专家要求这些信号越清晰越好；如果做不到，就不让你干。“有一次，帕克截获了某个使馆人员在用英语传送信号，极为详细地描述说使馆正遭受袭击，并且一群骚乱分子正在砸开他的密码室的门。”这个小子真是疯了，或许小命都丢了。我总是在想他到底怎么样了。我也在琢磨那些骚乱分子是不是除了进行某种阻挠之外还有其他企图。而在这头儿，我也一直在玩儿命；有两个长官就站在我跟前命我不要漏掉半个信号。我在6 层打字纸上每打出一页就立刻扯下来被他们传看。这次使馆行动最后终于结束了。“
在冲绳岛也有空军的监听人员在窃听中国的空中信号。他们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当美国的信号情报飞机飞到中国大陆沿海附近或偶尔深入其领空时进行窃听。
这样的飞行一天两次，或从台湾岛北部的台北起飞或从南端的台南起飞。监听员罗伯特。维利曾参加了从“托利”基地起飞针对中国的窃听行动。他说：“在整个飞行过程中，我们的地面站对试图爬升高度以阻挡美军侦察机的共产党的战斗机中队进行窃听。对于飞行员们来说，这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当我们的飞机超出对方某架战斗机的射程范围时，他们的‘米格’战斗机就会奋力追过来并在我们下方尾随，直到另一个飞行中队赶来接替它追赶。不过俄国产的‘米格’飞机在飞行高度上与我们的侦察机简直无法相比，所以一般来讲，无法对我们构成真正的威胁。”
不过，有的“米格”飞机有时或许会有好运。维利回忆说有一次他们收到从台湾的一个监听站传来的一份电文。他说：“电文详细地描述说在中国大陆上空我们的一座空中侦察平台被中国的一架米格一21型飞机击落。米格飞机驾驶员猛地陡直上升到最高飞行高度而出现在了我们的飞机上空，并在这一瞬间射出了空对空火箭。
当时一直在监听敌机驾驶员的语言专家报告说听到那个驾驶员说：“已飞到2 万米的高度……火箭已发射！我打中了它的屁股！我打中了它的屁股！‘意思已经很清楚了，这是一个令人惊讶的消息。这场游戏的结果是严重的。所发生的情况被立刻通过密码电传发报机传到了冲绳。上级命我们监听任何来自中国地面站的有关这次飞机被击落的信号。”维利说，当飞机被击落的消息传开后，“无线电监听室里的气氛立刻变得像葬礼一样。这一刻就如同美国人听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的悲惨结局时一个样。那架飞机上的一些人曾与我们一起在语言学校里学习过；他们都是像我们一样的飞行员，是我们的兄弟，不管我们认识他们与否。要不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在那架飞机上。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惊呆了。人们沉默着，脸色阴沉。
我们没能弄清是否有生还者。我想没有。但我们再也没有得到有关这件事的任何消息，因为我们没有‘知道的必要“’。
挑选秘密基地的位置得靠科学，但同样要依靠直觉。前国家安全局研究部门的负责人霍华德。坎佩思说：“在确定监听站的方位时要知道哪些地方最理想。最理想的位置往往是意想不到的。监听站是否可用井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反过来也一样。”有时，监听一个目标的最佳位置是在与该目标完全相反的地方，也就是对点。
坎佩恩说：“当无线电台发出电波时，电离层就如同一个谈话室一样将其包围并集中到对点。我们则可以在此处进行接收。不幸的是，地球上的陆地过于集中，至少有一半的地方其直径的一端都是水。因此说，合适的位置并不是很多。”
有一个地方接收效果近乎完美，那就是非洲东部崎岖不平。强风劲吹的厄立特里亚沙漠。这里是地球上最炎热的地区，地形呈极端化——灰蒙蒙的山脉像堡垒墙般地从宽阔、岩石林立的草地上陡直升起；一望无际且植被稀少的低地与辽阔的沙海融为一体。1943年4 月30日，当时正处二战中期，美国陆军少尉克雷。利托顿在非洲北部寻找合适的无线电台的位置时来到了这里。试验表明地处赤道以北、海拔7600英尺的厄立特里亚几乎是一个音频漏斗。于是，这里很快建起了一个监听站以及一个大型中继站。在埃塞俄比亚的阿斯马拉附近地下用10英寸厚的防弹混凝土墙做保护建起了监听室。
60年代初，一列卡车顶着热浪和滚滚黄沙拉载着6000吨重的钢材来到了这个秘密基地。当时，厄立特里亚已与埃塞俄比亚结成联邦。这次行动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名为“卡纽”的基地。“卡纽”为埃塞俄比亚语，意为“从混乱中建立秩序”。
在这里有两个巨大的卫星抛物面天线，用来捕捉从月球上反射回来的苏联信号以及从地球轨道卫星上传来的其他信号。其中一个卫星抛物面天线直径为85英尺，另一个或许将成为同类中最大的可移动物体——直径150 英尺，矗立于一个不断旋转的基座顶部，可以跟踪月球上的弧线。在建好之后，它将像一个巨大的圣餐杯从沙漠上拔地而起。这是献给上帝的礼物。
此前，“卡纽”基地发生了或许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罢工。1957年1 月，亚瑟。阿道夫松穿着一件暖和的夹克衫从大雪围困的德国直接赶到了基地。
又过了一年，他和其他监听员搬进了一幢新的监听大楼。但这次转移却引发了对整个基地针对个人行动的许多条例和限制措施的制定。阿道夫松说：“这个监听中心在我们搬进新的基地后不久举行了罢工（1957年12月）。罢工大约持续了4 天，没有人收听任何信号。”
“由于连续三四天未将任何通讯信号传到华盛顿，一架满载国家安全局人员的飞机来到了基地，要弄清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健身房开了全体会。他们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有些人大着胆子说了，他们不满的事包括哨位指挥部对非常轻微的违纪行为予以取消军衔和特权的处罚；不允许我们拥有汽车和摩托车；限制任何人员离开基地，等等。据我所知，在这次事件中没有人受处罚，但整个哨位指挥部，从长官到牧师，都被撤换了。”
到了1967年，埃塞俄比亚正企图将厄立特里亚从一个基本上有很大独立性的联邦成员变为它的一个省，因而在厄立特里亚引发了反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抵抗运动。
国家安全局深切感受到了这一紧张态势，担心厄立特里亚的政变有可能威胁到基地的安全。于是，国家安全局既想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窃听，又想对反政府的一方进行窃听。然而，国家安全局早就有规定，即不对所在国进行窃听。由于有一些埃塞俄比亚人的工作地点离“卡纽”基地很近，所以他们感到对该国进行窃听会很快泄露出去。而如果发生上述情况，整个基地就有可能被驱逐出去。于是，国家安全局找到了英国的政府电讯指挥部，请他们进行窃听。
当时，英国政府电讯指挥部最近的一个监听站地处红海对岸的英属殖民地——“亚丁”（现为也门的一部分）。而英国人也遇到了难题。在他们撤出该殖民地前几个月，这里发生了内战，各派政治力量都在试图控制这个新兴的国家。通常，国家安全局应当在美国驻亚丁使馆进行窃听，但又担心美国使馆因此遭到驱逐，特别是如果新政府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府，而事实果真如此。不过，英国人被允许滞留，或许只是为了帮助澄清行政问题。故此，最后决定通过在亚丁的英国高级公署办公室对埃塞俄比亚政府进行窃听；而一旦亚丁独立，该机构则会成为英国使馆。
在经历了艰苦的行程后，三名政府通讯指挥部的监听员抵达亚丁基地。这个监听哨建在一幢大楼里的一个密室。监听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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