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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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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旧金山会议窃听和密码破译行动的是威廉。弗里德曼的门徒弗兰克呼。罗利特中校。会议结束后，他的工作也告一段落。“旧金山会议造成的工作压力解除了，”他写道，“每天24小时的工作时间也缩短了。工作小组的成员都认为他们为这次会议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旧金山会议突出地表明和平年代电讯情报的作用。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截获电报的数量，更重要的是众多国家的秘密都可以被破译。哥伦比亚的电报提供了俄国和它的卫星国因“俄国对拉美国家态度傲慢”而产生分歧的细节。西班牙密电显示，西班牙派往旧金山的代表被告知要反对某些俄国动议。其中一封电报写道：“必须立即阻止红色阴谋。”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封电报表示该国反对接纳阿根廷进入联合国。
联合国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东西方间谍较量的场所。既然成立大会在旧金山举行，美国理所当然地要求把这个组织的总部设在美国的土地上，其目的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方便国家安全局和它的前辈进行窃听和破译活动，而俄国人也乐于将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他们正为没理由往美国多派一些间谍而发愁呢。
自从目标情报委员会在战争结束时通过苏联一次性拍纸薄的破绽而发现俄国“鱼”密码机秘密，从而能够破译俄国人的外交、安全及贸易电报之后，美国密码破译人员运气好得惊人。他们确实在一夜之间就占据了一种极为有利的位置。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美国密码破译人员能够随意阅读苏联军队、警察和企业的往来电报，美国的安全机构可以相当完整地勾勒出“苏联的国家安全态势”。然而好景不长，到了1948年，几乎在一夜之间一切都销声匿迹。“这些密码系统一个接一个地很快沉默了，”国家安全局最近的一份报告写道。这份报告还认为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损失。它成为国家安全局永久的‘黑色星期五”’。
就像美国成功地侵入苏联秘密通讯网络一样，苏联人也秘密侵入了陆军安全局以及后来的军事安全局（陆军安全局被并入这一机构）之中。一位交际广泛的俄语专家成为首要嫌疑人，尽管他从未以间谍的罪名受到指控。此人名叫威廉。韦斯邦德。1908年，韦斯邦德出生于埃及，他的父母都是俄罗斯人。20年代他移居美国，1938年成为美国公民。四年后，韦斯邦德加入电讯安全部门，后来被委派参加了在北非和意大利展开的信号情报行动。战后他回到阿灵顿大厦，成为俄国处的成员。
虽然韦斯邦德不是密码分析专家，但他凭借能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得以大致了解俄国处密码破译人员进行的工作。1950年，他的忠诚受到怀疑并被停职。此后，因故意不出席联邦大陪审团关于共产党活动的听证而犯下藐视法庭罪，被判入狱一年。
1967年，他因疾病原因突然死亡。至死他都不承认参加过任何间谍活动。
对美国密码破译人员来说，希望之光总要在一个坏时候降临。1950年6 月底，北朝鲜军队跨过三八线进入南朝鲜，朝鲜战争爆发了。像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一样，美国再次惊呆了。
在北朝鲜发动战争的前一年，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密码破译组织已被合并成一个统一的机构，即军事安全局。然而，军事安全局非但没有成为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组织，集中管理在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大的电讯情报活动，反而允许原有的3 家机构仍然各自指挥窃听和密码破译行动。此举使军事安全局局长根本无从发挥领导作用。他甚至无法向第一线单位下达任务。如果他要下达任务，首先必须通过三军的安全机构，而这几个安全机构既可以接受任务，也可以改变任务，甚至可以置之不理。40年代末在军事安全局负责俄罗斯密码通信量分析，后来领导国家安全局俄罗斯密码破译工作的赫伯特L。康利把军事安全局比做一个“三头怪兽”。“出了军事安全局使用的几座楼房，他说的话根本就没人听。”这就是他对局长的评价。
在北朝鲜发动进攻一周之前，军事安全局几乎还没把朝鲜视为信号情报工作的目标。在两列优先关注国家的目录中，北朝鲜位于第2 列中的第15位。设在日本岛上及其他几个地方的监听站将大部分窃听活动的目标都指向俄国。共产党中国也是重要目标，窃听和分析中国密码的监听站点共有87个。但由于军事安全局未能破译任何重要的中国密码系统，因此大多数只能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密码通信量，检查诸如发电日期、来往线路等“外部显示”方面。另一方面，战争开始时，负责监听北朝鲜通讯的站点只有2 个。它们总共只搜集了200 份电报，其中没有一封经过分析处理。“军事安全局没有朝语专家，没有朝语词典，没有通讯量分析辅助设备，”
国家安全局后来的一份分析报告这样写道。
尽管资源有限，线索却是存在的。一捆捆装在麻袋里的苏联电报（早在2 月份就截获的）显示出俄国把大批医疗器械及药品用船运到了朝鲜。与此同时，另外一些电报还表明苏联的无线电定向装置突然把目标对准了南朝鲜。
1950年6 月25日凌晨3 时30分，三八线上惟—一位美国人、陆军上尉约瑟夫。
达里格猛然间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炮声惊醒。以150 辆苏制T34 坦克为先导的北朝鲜地面部队向南朝鲜发动了大规模进攻。达里格在进攻部队到来之前匆忙逃脱并发出了警报。国家安全局在最近一份高度保密的报告中写道：“战争爆发时，军事安全局（包括其他所有的人）的注意力在其他方面。”华盛顿最先是从驻汉城的一名记者发回的新闻中得知这一消息的。
北朝鲜军队几天之内便拿下了汉城，随后继续向南方挺进，试图把朝鲜半岛统一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之下。与此相对应，美国军队作为联合军的组成部队迅速出动，向南朝鲜提供支援。到第一周的战斗结束时，南朝鲜被击毙、俘虏或宣布失踪的士兵已达4 万之众。
战争开始后，军事安全局迅速开始调兵遣将。监听北朝鲜通讯的站点由2 个增至12个。从北朝鲜发出的任何信号都要在截获后10至12小时内发回军事安全局华盛顿总部。很快，每时每刻都有新电报发来，接收机的信号灯永远都是亮的。
然而，密码分析工作确实没有进行。事实上，最先破译北朝鲜通讯密码的不是专业密码破译人员，而是一位陆军随军牧师，他使用的工具是缴获的密码本。哈罗德。亨利神父曾在朝鲜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儿学会了朝鲜语。此后，大多数分析人员都把注意力集中在通信量分析及截获的明码电报上——这一招非常管用，因为战争初期北朝鲜人的通讯保密工作做的非常糟，他们用明码电报发出的是极端保密的作战计划！
开战三个月后，一支规模很小的信号情报部队才进驻朝鲜半岛。然而，这支部队很快便遇到了重重困难：无线电定向装置受到了多山地形的极大妨碍，物资供应不足，装备过时，监听地点难以确定，各类设备不适于在崎岖地形上频繁转移，翻译人员奇缺，等等。
从一开始地面战就打得很糟糕。到7 月底，由沃尔特。沃克将军指挥的第8 军被赶进了一个盒形地带，即釜山环形地带（这一地带是围绕南部港口城市釜山而形成的）。“我们进入……这一环形地带时，别提那些士兵有多狼狈了，”前海军陆战队一等兵莱昂纳德。科吉回忆说，“北朝鲜人装备精良，兵员众多，而我们这两方面都很差。”
沃克的优势是他可以源源不断地获得电讯情报，这些情报使他可以掌握诸如北朝鲜阵地的确切位置这类至关重要的信息。凭借这些情报，他可以不断地将部队调往敌军打算发动新的攻击的地区，从而最大限度发挥有限的人力和物力资源的效用。
随着麦克阿瑟对位于敌军后方的仁川港发动大胆而又野心勃勃的登陆作战，沃克的部队终于冲出环形地带，加入进攻行动，使北朝鲜被迫处于守势。
从某种程度上说，在朝鲜进行的信号情报工作和电影《回到未来》中的某个场面极为相似。前沿部队将一些测听装置安装在地堡中，原来是想让其在敌军靠近时发出警告，但陆军安全局的人员发现这些装置还可以收听电话交谈。于是他们便利用这些装置进行窃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是一种惯用的手段，此时人们早把它忘了。这种利用感应原理进行的电回路窃听使陆军安全局搜集到了一些中国和朝鲜的电话通讯情况。然而，为了获得信号，窃听人员必须尽可能接近敌人的电话线路，有时甚至要近到35码，这是很危险的。
“在朝鲜遇到的一个难题是非常缺少语言专家，”国家安全局官员保罗。奥德诺维奇说。朝鲜战争期间，奥德诺维奇作为陆军安全局人员曾指挥一队窃听人员在前线工作。他们坐在一辆安有伪装天线的篷车里窃听北朝鲜人用“嗓声发出的摩尔斯电码”。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做法，北朝鲜人不是通过键盘，而是通过电话线阅读摩尔斯电码。
另外一些窃听单位则乘吉普车或在靠近前线的地堡里活动。截获的情报随即被直接发往作战部队。到战争结束时，共有22支窃听分队从事这项任务。空军窃听人员也小有成就。空军窃听部队分布在北朝鲜海岸的几个小岛上，它们可以窃听到北朝鲜人、中国人以及苏联人给他们的飞行员下达的命令。随后窃听人员把情报伪装成“雷达标绘图”，以最快的速度将其传送给在北朝鲜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飞行员。
一旦收到这类情报，美军飞行员的“截杀比率”就会明显上升。
朝鲜战争开始后，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是否会介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陆军电讯情报专家对监听中国通讯采取了有一搭无一搭的态度。1945年，乔治。马歇尔将军试图将国民党领袖蒋介石和共产党领袖毛泽东拉到谈判桌前，应马歇尔的请求，一小批窃听人员在国共谈判期间对双方进行了监听。
但这次行动收获甚微。设在南京负责窃听国民党通讯的小组受到了电力供应不稳定的阻碍。另一个监听站设在汉城，负责监听共产党的联络，但这个小组也因“可怜的听力”而苦恼。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美国人苦苦摸索时，英国人已秘密监听中共电讯达数年之久。从1943年到1947年，“政府密码学校”成功地监听了莫斯科和毛的延安总部之间的联络。但由于莫斯科和延安之间的联络是苏联一个秘密通讯网络中的一部分，因此英国决定不向美国透露任何消息。
然而，美国截获的那些电报已清楚地表明国共两党宁愿在战场上分出高低也不愿坐在谈判桌前。无奈之下，陆军安全局把注意力几乎全部转向了俄国。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失误。三年之后，即1949年，毛获得了胜利，蒋逃到了台湾岛。
与此同时，由米尔顿。扎斯洛率领的一批汉语学家开始窃听并分析中国民用通讯——私人电话和电报。未加密的政府通讯也通过这些线路传递。早在1950年夏初，军事安全局搜集到“确凿的”证据——中国军队正在鸭绿江北集结。
早在五六月份，信号情报委员会的报告就指出，大约7 万名中国军人正乘船沿长江而下，开往武汉。7 月，一封发自上海的电报透露中国军队司令官林彪将军可能率兵介入朝鲜战争。稍后的报告表明，华中地区的铁路棚车满载士兵，正开往满洲里。到了9 月，军事安全局已经证实中共6 个军已集结在朝鲜边境附近的满洲里，鸭绿江各个渡口已被留做军用。
上述情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白宫以及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都是非常有用的。然而，当杜鲁门总统在10月15日问及中国是否会干预时，麦克阿瑟将军却回答说：“可能性非常小。
中国干预的迹象越来越多。10月21日，军事安全局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20列军车正从上海开往满洲里。接着，11月7 日，军事安全局截获了一个东欧人在北京打的无线电话。他在电话中说，中共已经发布命令，允许所有的士兵以志愿军的名义赴朝作战。他还说：“我们这儿已进入战时状态。”同一个月，监听人员截获了一封明码电报，命令将3 万份朝鲜地图从上海送往驻满洲里的军队。
在11月份的前3 个星期截获的电报确切无误地证明北京已处于紧急状态，当局组织了大规模示威游行，要求出兵，实行更为严格的检查制度，加强空军力量，命令所有的士兵和军官志愿去朝鲜服役。卫生部紧急命令驻满洲里的军队接种疫苗，预防在北朝鲜流行的天花、伤寒、霍乱等传染病。军事安全局的报告明确指出中国人正在做大规模的战争准备。
然而，尽管电讯情报提供了很多线索，但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再一次被弄得惊慌失措。在11月26日那个寒冷的早晨，伴随着嘹亮的军号声，30个中国师越过北朝鲜边界向美国和南朝鲜军队发起进攻，迫使它们向南撤退。许多美国士兵在战斗中阵亡。
国家安全局最近在一份高度保密的报告中指出：“能够看到电讯情报的人（包括麦克阿瑟在东京的情报官）不应为中国干预朝鲜战争而感到惊讶。”接下来，这篇报告责备麦克阿瑟应为这场灾难负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就不重视与他的计划相矛盾的电讯情报。麦克阿瑟不顾一切狂热地向鸭绿江推进使他无视电讯情报显示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大规模介人朝鲜战争的种种迹象，就像他当初对待那些‘烦人的’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一样。于是，他指挥的军队在朝鲜吃了大败仗。”
到1951年中，三八线大致划定了双方的交战界线后，陆军安全局机关设在了汉城西郊亚洲最大的女子大学——梨花女大的校园里。在那里，电讯分析专家将中国军队的作战序列近乎完整地拼集出来。1951年7 月停战谈判开始后，陆军安全局还窃听了朝鲜谈判小组成员在会谈期间的通话。但就在这个月，部分监听人员的耳机突然沉寂下来，——北朝鲜人将无线电通讯改为安全的地下电缆通讯。国家安全局后来发现是军事安全局前雇员威廉。威斯邦德将秘密非法泄露给俄国人，北朝鲜人因此才警觉起来。
朝鲜战争临近结束时，军事安全局取得了某些成就，破译了一些中国密码系统。
“中国军队对我们发动最后三次大规模进攻时，我们事先已经知道了一切，”奥德诺维奇回忆说，“所以，当中国人向我们的阵地前进时，他们注定要失败……我们破译了密码，一切尽在掌握之中。”
但是，军事安全局的密码破译人员对至关重要的中国人和北朝鲜人之间以及他们内部的高级别通讯系统仍无可奈何。为打赢第二次世界大战立下功劳的高效率的情报机构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种类庞杂的特殊利益集团，它们彼此间视若仇敌，没有一个机构能将它们组织起来。1952年6 月，美军第8 军司令官詹姆斯。范佛里特将军抱怨说：“显而易见，在作战间歇期间，由于粗枝大叶、不感兴趣或者妒忌，我们的情报工作几乎一无所获，而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痛切地感到情报工作的重要性。我们现在的情报工作远未达到上次战争中最后一年的水平。”一年之后，国家安全局局长、陆军中将拉尔夫。卡奈因也表达了和范弗里特同样的意见。
由于情报工作非常糟糕，1951年12月，中央情报局局长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提请国家安全委员会注意这个问题。在备忘录中，史密斯警告说，他非常关注“政府领导的电讯情报工作的安全和效率”。他抱怨说，美国的电讯情报工作已变得“没有效率”，其原因是“没有统一的管理机构和多头负责制”。
接下来，史密斯提到了致使苏联人更换密码系统的那次泄密事件，直截了当地对威斯邦德提出批评。“最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失误很难说是偶然的，”他写道。为了精心维护他所称的“无价之宝”——电讯情报，史密斯呼吁杜鲁门要求国防部长罗伯特。A。洛维特和国务卿迪安心。艾奇逊对军事安全局展开一场“彻底调查”。
三天之后，即1951年12月1 日，杜鲁门下令展开调查。
受命领导这项调查工作的是53岁的纽约检查官、前空军部长特别助理阿博特。
布劳内尔。在六个多月的时间里，布劳内尔和他手下的一帮能干的文职人员将军事安全局查了个底朝天。他们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军事安全局是一个“倒退的产物”。
1952年6 月13日，布劳内尔将调查报告上交给洛维特和艾奇逊，同时还建议成立一个强大的、集中管理的新机构，这个机构的首脑应具有极大的权威。两位部长均认可了这份独立调查报告，并立即着手研究这一建议的可行性。
四个月之后，即10月24日，洛维特、国务院的戴维。K。布鲁斯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埃弗里特。格利森走进椭圆形办公室，同总统进行了长达三个半小时的会谈。
杜鲁门在办公室发布了一道极端保密的命令：撤销军事安全局，建立一个新机构取而代之，同时尽可能不让国会、公众和全世界知道内情。11月4 日早晨，当杜鲁门总统离开密苏里州独立城的投票箱时，国家安全局诞生了。但几乎没有人对这个新机构抱以希望。“我敢打赌，这个新组织的寿命比军事安全局长不了多少，”一位官员不屑一顾地说。
就在那天晚上，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当选美国第34届总统。
第三章 勇气格陵兰岛北星湾，冰天雪地。RB—47侦察机缓缓地滑上了1 万英尺长的跑道。
机长系着安全带坐在左边的椅子上向上方探望，分遣队指挥官让绿色信号灯闪烁了3 秒钟，机长知道他可以发动引擎了。
绰号为“高空间谍”的RB—47侦察机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称得上是电子侦察机中的校饺者，它的飞行速度为每小时500 多公里，飞行高度大约为4。1 万英尺。
这种飞机使用的是B —47轰炸机的基本构架，从一开始它就被设计为彻头彻尾的监听飞机。造型优美的银色机翼呈35度角向后掠，由于它又长又沉，因此几乎快垂着地面了。使机翼不堪重负的是6 台马力强劲的涡轮喷气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产生6000磅的推力。起落架从最靠近子弹头状机身的两台发动机间伸展出来。为了能在短跑道上迅速起飞，机身还被设计得能容纳33台强有力的火箭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在瞬间产生1000磅的推助力。
为了便于监听，这架飞机瘦长的铝制机舱外边密密麻麻地布满了补钉、肿块、吊舱和其他一些附属物，每一个都藏有一根与众不同的特制天线，整架飞机上加起来总共有400 根。有时在飞机的右边还悬挂着一个12英尺长的吊舱，里面藏着更多的天线和接收机。
机载电子侦听行动——即所谓的侦察行动——非常保密，因此严禁机组人员提及他们的飞机、单位或基地，更不讲透露他们的行动。一位曾在RB—47侦察机上服役的老兵说：“我们通常在夜幕的掩护下偷偷溜进我们驻扎的机场，飞机藏在机场的远端，或者藏在一座孤零零的机库里。”有些分遣队指挥官甚至不许机组人员集体出入公共场所。为了避免让人猜想到他们正要执行间谍任务，机组人员有时在进入飞机保养区时还要在飞行服外套上民用工作服。
在北星湾起飞前10分钟，机长看到绿色信号灯又闪烁了3 秒钟，提示他可以滑入起飞跑道。他将飞机缓缓地转向起飞位置，发动机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一旦进入飞机，机组就必须让无线电处于绝对静默状态，以免让苏联电子侦听设备得到任何信息。即使起飞前同地面控制中心联络也只能用短暂的灯火信号进行。
飞机中部被狭小的线路间同飞行舱分隔开，三名“渡鸦”就在这里工作。这三个人都是精通电子情报工作的空军军官。他们挤在一个在通常情况下应当做炸弹仓使用的一个狭小空间里，四周则是体积庞大的电子设备。参加过上百次对苏侦察行动的退役老兵、前“渡鸦”布鲁斯。贝利说，那种环境是让人“绝对不舒服的”。
每次飞行都要把这几名渡鸦“塞进拥挤不堪、嘈杂而又充满危险的地狱般的机舱，还保证说空气良好，其实空调系统根本不起作用，机器漏油，无法躲避，在飞行中根本就无法活动”。
这几名渡鸦要在只有4 英尺高的机舱里工作上12个小时。“不仅站不起来，”
贝利说，“甚至连舒舒服服地蹲着的地方也没有。多数工作只能在膝盖上做或爬着做。”噪音也是个大问题。“机舱没有隔音装置，薄薄的铝墙正在6 台发动机的后方。此外，附在机身上的天线和吊舱经常引起机舱强烈震动，从而使噪音更强烈了。”
最后还有一点，那就是飞机起飞后，油料时不时会漏进机舱，狭小的空间顿时弥漫着浓烈难闻的气味。“机舱里满是电子设备，温度又高，原油使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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