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机构美国国家安全局揭秘-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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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森豪威尔从一开始便本能地感觉到越境飞行计划注定要以灾难性的失败告终。
但他的顾问们，特别是艾伦。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内森。特文宁却一次又一次地不厌其烦地催促他。再不能这样做了。“取消所有的挑衅行动，”1960年6月的一次内阁会议结束后总统向盖茨下达了命令，他丝毫没有掩饰他的怒气。然而，国家安全局的边缘侦察飞行仍可继续进行，但只限于国际空域。随后艾森豪威尔示意赫脱和古德帕斯特尔跟他走进他的办公室，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告诉他俩UZ飞机飞越苏联领空的飞行必须中止。“通知艾伦。杜勒斯，”他烦躁地命令道。艾森豪威尔转天就要启程前往巴黎和赫鲁晓夫举行期待已久的首脑会晤。他不想让任何意外事件再度发生。
4　引擎的伊尔—18客机越过白俄罗斯的黑森林，往巴黎方向飞去。端坐在机舱里的赫鲁晓夫想到美国人竟选择这样一个时机让U2飞机飞越苏联领空搞间谍活动，心中的怒火又一次升腾起来。“美国人好像故意要为这一次首脑会谈设置一颗定时炸弹，”他心中默默地念叨着，“正当我们打算和他们坐在谈判桌前时，这颗炸弹爆炸了。”他特别担心他的国家在苏联集团内部失去威望。“如果我们自甘受辱，不敢提出强烈抗议，它们怎么可能指望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惟一的解决办法是要求艾森豪威尔公开做出正式的赔礼道歉，并且保证不再进行越境侦察活动。这一要求令美国总统再次感到意外。
但是，赫鲁晓夫并没有得到他一直在期待的道歉。尽管在过去的四年中美国的U2飞机和重型轰炸机曾经数十次穿越苏联领空，但这位老将军不可能说出道歉的话来，他压根就没想过道歉的事。然而，他确实已经公开宣布直到他的任期届满都不会允许再度进行越境飞行。但这样做是远远不够的。定时炸弹已经爆炸，这次最高级会谈因此早早结束了。两国元首返回奥利机场，各自打道回府。赫鲁晓夫邀请艾森豪威尔在离任前访问莫斯科的计划也同时取消。“我们不可能向某些早已经——姑且这样说吧——把东道主的餐桌搞得乱七八糟的人表现出我们的热情好客，”赫鲁晓夫后来说道。
返回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心里一直闷闷不乐。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正打算就U2飞机事件和巴黎首脑会谈流产进行一次秘密调查。在公开场合，艾森豪威尔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样子。他“诚心诚意地”同意国会进行调查，“当然也会全力配合”。但私下里他却非常烦躁不安。数周来他一直想阻止这次调查。他最担心的是他本人批准越境飞行，特别是批准进行“五一”那天的灾难性飞行的真相被公之于众。使他同样担忧的是可怕的轰炸机越境侦察飞行的细节会被泄露出去。事实上，大规模越境飞行可能是任何一位总统都难以批准的最危险的行动之一。
5　月24日上午8　时40分，就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之前，戈登。戈雷拉开椭圆形办公室5　英寸厚的木门，急匆匆地从印着总统徽章的草绿色地毯上走过。
这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知道艾森豪威尔不喜欢来访者等被人召唤进去。戈雷带来了坏消息。“显然，”他告诉他的上司，“已经不能指望国会停止对UZ飞机事件和最高级会谈流产进行调查了。”由于距国会举行听证会的时间只剩下了三天，戈雷建议艾森豪威尔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希望他的主要顾问们在证词中该说些什么”。
过了一会儿，二十多位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鱼贯进入椭圆形办公室旁边的内阁室门口。“总统到，”戈登的嗓音低沉而有力，好像在发布一道命令似的。
当艾森豪威尔走进会议室时，与会者纷纷站了起来，嘴里咕咕哝哝地说着“早上好”。艾森豪威尔随后在会议桌中间他的专座上坐了下来。由三个金属环串起来的巨大的活页本——他的“黑皮书”——放在四周镶有皮革的吸墨台上，翻开的那一页上写着会议的第一项议程。旁边的盒子里装有白宫的便笺纸。一部有七个按键的黑色拨号电话放在他的左手边上。坐在他对面的是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副总统身后有一个书柜，里面摆放着一座象征着共和党的金黄色的大象，还有一座立正敬礼的殖民地时期民兵的塑像。此外还摆着一排雕刻着图案的皮面精装书，这些书显然从未被打开过。
“总统先生，”戈登首先说，“第一项议程是艾伦。杜勒斯先生通报情况。”
中央情报局局长坐在艾森豪威尔右手会议桌尽头的位置上，这个座位通常是留给他坐的。这位教授手握烟斗侃侃而谈。艾伦。杜勒斯对这些神情沮丧的官员们说，莫斯科在首脑会谈即将举行之时“做出大肆渲染U2飞机事件和取消总统访问苏联的决定”。但“取消首脑会谈”的这项决定，杜勒斯说道，恰恰是在美国承认总统曾经认可了越境侦察飞行计划后做出的。
这正是艾森豪威尔最不想听的话。谴责这场灾难的声音已经传到了椭圆形办公室的门口。他不会允许参议院再往前走半步。他不能让他们发现他本人批准并且一直关注着“五一”飞行以及其他所有的侦察活动，他已经向美国公众和国会高级领导人否认了这一切。他更不能让他们发现充满危险的轰炸机飞行侦察活动，谢天谢地，这件事还没有被曝光。
艾森豪威尔背靠着蓝色沙发椅，透过宽大的窗户，凝视着白宫草坪，他对国会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然十分不满。“显而易见，”他后来愤愤不平地写道，“国会坚持要对UM飞机事件和首脑会谈破裂进行某种调查。”“政府官员应该头脑清醒，沉着镇静，但调查不应扩大化，不能允许调查人员钻进我们的情报系统……”
他警告说，“某些人是诱骗证人的大师，他们试图掌握我们的情报系统的所有秘密。”
他斩钉截铁地说，有关这些行动信息“丝毫也不能披露”。
艾森豪威尔在内心深处极端讨厌国会的调查。开会前，国防部长汤姆。盖茨端着一杯酒站在白宫生活区里，想到他将出席林登。约翰逊领导的战备委员会的听证会，心里不禁感到一阵阵的忧虑。听证会的重点问题将是指责政府为了减少五角大楼开支和平衡预算而故意低估苏联导弹的威力。“更要命的是，”盖茨说道，“那是发誓，那是回答国会的调查。”但艾森豪威尔很快打消了国防部长的忧虑。“你就站在那儿，告诉他们你不愿向他们发誓。”
另一位害怕并且试图逃避国会调查的官员是内森。特文宁将军。应该为轰炸机侦察飞行负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位将军，此时，在5　月24日的会议期间，他担心调查人员很快会将注意力从中央情报局转移到他领导的机构。“调查一旦开始，他们就会试图掌握我们全部的情报行动，”他抗议道，“如果调查人员追查中央情报局，接下来他们就会追查参谋长联席会议的行动。”接着他又问道：“是否我们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以阻止这场调查？”
过了一会儿，艾森豪威尔提出行使行政特权的想法，但随即又放弃了，因为这根本行不通。调查人员可以不追究总统私人顾问提出的建议，他说，但他们不可能不追究其他政府官员的行为。“既然如此，”他抱怨说，“还是无法被中止调查。”
但他又说为了限制泄密的程度，“政府官员应亲自出席作证，不能让他们的下属去讲话”。
艾森豪威尔提出能不能让艾伦。杜勒斯出面直截了当地把所有的问题都堵回去。
“杜勒斯先生或许不得不说明中央情报局是美国政府的一个秘密机构。”
另一种可用的办法是动员公众反对国会的调查。财政部长罗伯特。安德森建议艾森豪威尔在电视上呼吁美国公众反对这次调查。“这一讲话，”他说，“应该表达这样一种愿望，即这个国家的任何人都不能从事可能损害未来国防力量的行动。
这一讲话应包含这样一层意思，即这场调查不能没有限制，不能危害国家的安全。“
为了强调这场调查可能对安全造成损害，安德森告诉艾森豪威尔，他应该提及珍珠港的惨状。
但艾森豪威尔已意识到调查是不可避免了。他转而提出了最困难的议题：如何掩盖他本人卷入这一丑闻的事实。“应该告诉国会，越境飞行是经过国务卿和我们的科学顾问同意的，他们认为这是搜集情报的必要方式。应该说明有关在别国境外进行侦察飞行的基本决定是总统做的。”
艾森豪威尔断言调查人员能获得的就是这些。一切到此为止。绝不能承认他一直在椭圆形办公室密切关注这一计划的实施过程。根据国家安全局保存的绝密文件所示，艾森豪威尔非常害怕这次调查，为此他竟然命令内阁成员掩盖他卷入这一丑闻的事实，即使他们必须在国会宣誓也罢。至少有一名内阁成员直接向调查委员会撒了谎，艾森豪威尔知道这一情况。作伪证是一种严重的罪行，一旦被发现，艾森豪威尔就面临被弹劾的危险，而其他的内阁高级成员则会被判刑。
艾森豪威尔向他的内阁高级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下达了命令：“应该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总统批准进行特定飞行，执行明确的任务，或者选择了特定飞行的时机。”然而，总统批准的只是特定的飞行，执行的只是明确的任务，选择的只是特定的时机。
问题绝不是如何保护“我们的情报系统”，就像艾森豪威尔对国家安全委员会官员说的那样，而是如何掩盖他在这项笨拙的计划中所扮演的角色。总而言之，U2飞行计划实际上已无任何秘密可言。四年来俄国人对越过他们的领空或沿着他们的国境线飞行的每一次侦察行动都在进行追踪。现在他们逮住了一名飞行员。这名飞行员向他们提供了一份签了字的供词，而且还在继续招供。那架被击落的飞机的主要部件——大部分完好无损——正在莫斯科高尔基公园里展出，其中包括损坏的照像机和国家安全局的监听设备以及将被曝光的高质量胶片冲洗后得到的照片。参观者甚至能够听到被间谍飞机截获的苏联雷达发出的电讯信号声。
如何才能不让公众得知秘密信息依然是个问题。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完全是在秘密状态下举行听证会的，当然，该委员会听到了有关情报行动和核武器等极端秘密的证词。此外，为了确保安全，中央情报局负责审查最终可能不得不公之于众的消息，速记本都被扔到碎纸机中。
艾森豪威尔最为担心的是在关键的大选年中向美国公众泄露政治上具有灾难性的信息。鲍尔斯被俘虏是十余年来最为严重的国家安全上的失误，这件事导致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谈流产，并且使美俄关系产生了严重危机。艾森豪威尔处于这场政治灾难的中心，他从一开始便在幕后操纵着一切。最为重要的是，他的副总统是人主白宫的最有力的竞争者，而他的政府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向公众和国会的高级成员们撒谎。
U2飞机事件现在已成为政治风景画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在艾森豪威尔还未从欧洲返回之前，两度参加总统竞选的民主党人安德拉五。史蒂文森就已经开始进行抨击了。“我们把撬棍和大锤递给了赫鲁晓夫，让他破坏首脑会谈，”他恼怒地说，“如果不是我们一连串的失误，赫鲁晓夫先生不可能找到借口提出无法实现的要求，并对我们进行粗暴的指责。”民主党参议员马克。曼斯菲尔德说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应追踪谁在控制着“五一”飞行，并且深人探究官方声明背后掩藏的秘密。但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却认为参议院应置身于这一事件之外。“中央情报局只不过做了它应该做的事，”他争辩说。然而，戈德华特在参议院属于少数派。
5　月26日早晨，就在调查开始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心中默默祈求国会高级领导人在调查中不要涉及敏感领域。在国宴厅里，艾森豪威尔一边和两党领袖碰杯祝酒，一边大声笑着说他如何“赞成这次调查”。但随后他又说他如何“担心领导这次调查的国会议员会竭力挖掘中央情报局的内部情况以及它的秘密行动”。他又补充说他敢断定国会领袖们已经认识到“这些尝试将危害美国的利益”。大约12年之后，理查德。尼克松也将试图以“国家安全和中央情报局情报行动”为借口掩盖其个人卷入一场灾难性的政治丑闻的行为。
国会议员们提了一些比较温和的问题，但绝没有让艾森豪威尔脱身的意思。参议员马克。曼斯菲尔德问道：“如果在国会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又不去调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总统会作何感想？”这个向题无疑让艾森豪威尔感到惊恐。‘中央情报局的行动是精心策划的，在许多方面是高度机密的，“艾森豪威尔说，”因此必须保密。“第二天上午，对外关系委员会大门紧闭，门口有卫兵把守。委员会主席威廉。
富布赖特威严地宣布听证会开始。政府官员沿着宽大的证人桌依次而坐，他们依从总统的指示，或者闪烁其辞，顾左右而言他，或者直截了当地否认总统和U2飞机事件有牵连。艾伦。杜勒斯态度蛮横。“我拒绝讨论总统对我说了些什么或我对总统说了些什么。”若干年后，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将政府官员向对外关系委员会提供的证词描述为“官样文章”，他承认“我们的证词完全是虚假的，因为我们在防卫，我们在掩盖白宫在这一事件中所应负的责任”。
但是狄龙的上司所做的不只是“官样文章”。当富布赖特参议员提出关键问题，即总统是否批准过哪怕是“一次”UZ侦察飞行时，国务卿赫脱先是吃了一惊，随后便赤裸裸地撒了个谎：“不知情。”
在听证室里负责监督有关中央情报局的证词，确保不向公众泄露任何秘密的是理查德。赫尔姆斯，此人后来当上了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数年后，赫尔姆斯在回忆这次听证会时说道：“他们都曾宣过誓。他们都了解内情，知道所发生的一切，如果这不是作伪证，那我就不懂得什么叫作伪证了。”
赫尔姆斯当然有理由对UZ飞机伪证事件感兴趣。1977年，他受到联邦法院指控，因相同罪行被判人狱两年。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质问中央情报局是否参与策划了智利军事政变时，他对富布赖特撒了谎，声称绝无此事。虽然赫尔姆斯后来断言因为他曾对中央情报局发誓保守机密，因此他可以对国会撒谎，但联邦法官巴林顿。D。帕克根本不同意他的这种托辞。他直截了当地告诉赫尔姆斯：“你现在不光彩地站在法庭前。”这位法官还对赫尔姆斯以保密为借口欺骗法庭的言行进行了驳斥：如果政府官员凭借某些错误的观念，故意违背或无视国家法律，认为他们必须遵守早先的承诺，我们这个国家的前途就十分令人忧虑了。
我国情报界有这样一些雇员……他们认为自己享有不受法律约束自行其是的特权。各级政府官员，无论他们处于何种岗位，都必须和其他人一样遵守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并且保证诚实。
尽管帕克的言辞非常激烈，但他还是对赫尔姆斯宣判缓刑，此外还追加了2000美元罚金。
富布赖特对总统身边的人的态度是温和的，总统本人在U2飞机事件中所起的作用也未被公之于众，尽管如此，政府对听证会的感觉已变得极为恶劣。杜勒斯告诉赫脱，他被这次听证会搞得“烦躁不安”，随后他又像黑手党电影中的一名匪徒那样说道：“我们应该永远闭上嘴。”
在国家安全局，最新截获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古巴轰炸机飞行员现在正在接受苏联集团的训练。
1961年11月19日，华盛顿历史上最寒冷的一天。木匠们正在搭建将于20日举行的总统就职大典用的观礼台。在观礼台对面的白宫，有两个人在内阁室的抛光办公桌两边相对而坐。神情疲惫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坐在高背皮椅上。在过去的八年里，他无数次坐在这把椅子上主持讨论过许多重大的问题。冷战的阴风仍旧同白宫窗外的冰天雪地一样寒冷刺骨，艾森豪威尔早先所抱有的改善美俄关系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坐在总统对面的是年轻英俊的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就像一名家族生意被银行控制的百货店老板一样，艾森豪威尔向他的继任者简要介绍了一大批急着要做的买卖。奇怪的是，虽然他的办公桌上摆着一份高度机密的大规模入侵古巴的计划，而且由美国策划组织的这一行动在几周之内就要开始，艾森豪威尔在长时间介绍外交政策时却几乎没有提及古巴问题。只是在谈论老挝问题时他才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方式顺便提到入侵古巴的打算：“目前我们正在危地马拉帮助训练反卡斯特罗军队，尽力帮助这些反卡斯特罗军队是本届政府的政策。”
在担任总统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艾森豪威尔发表的看法在他的继任者看来简直就像一道命令一样。“从长远看，”他坚持认为，“美国不能允许卡斯特罗政权在古巴存在下去。”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在波托马克河对面的五角大楼里，三军参谋长已做出了他们的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I。莱姆尼策总结说，惟一的办法是美国发动一场全面入侵。
第四章　拳头1961年1　月20日凌晨，厚达半英尺的一场大雪覆盖着华盛顿，这座城市宛如酣睡在一层厚厚的棉被下一般。美国首都以及东北和大西洋中部沿岸各州正经受着极地般寒冷的天气。在这些地区，学校、商店和工厂全都关了门，飞往这些地区的飞机都调头按原路返回。这是25年来最寒冷的冬天。
破晓时分，军队开始行动。由100　余辆铲雪车、重型卡车、平土车组成的庞大车队从贝尔沃堡开出，隆隆地开进华盛顿市去铲除冰块和厚厚的积雪。100　余名佩戴红色臂章的军人在国会大厦四周各就各位，1000余名军人沿宾夕法尼亚大道散开，布成警戒线，16辆救护车被部署到关键地点，随时准备医治伤病人员。
临时军事指挥部设在东行政楼和宾夕法尼亚大街拐角处，陆军少将Cl。　盖利负责指挥这次行动。载重车辆压着松软的白雪，越过波托马克河大桥向国会山开来。
长车身的卡车上装载着的是弹头像铅笔一样尖的潘兴式导弹，坦克、榴弹炮、装甲运兵车组成的队列紧随其后。成千上万名陆军士兵、飞行人员、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检查完武器后在白宫附近的指定位置整装列队。代号已安排好：红地毯代表无线电系统，雪莉代表闭路电视系统，电池代表士兵集合地区，格陵兰代表疏散地区。
从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官邸宽大的前窗往外望去，莱曼。I。莱姆尼策将军看到他的军队静悄悄地占领了这个国家的首都。或许莱姆尼策所站的这个位置是最容易看到华盛顿全貌的地方了。这座房子矗立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市迈尔堡陡峭的山丘上。他站在起居室的抛光镶花木地板上，身着蓝色正规军装，披着一件灰褐色大衣，一条白色绶带挡住了脖子上的活扣领带。在他身边悬挂着一幅将军本人的巨大的油画，看上去神情严肃，大权在握。从窗户往下看，华盛顿就像小孩子们堆的一个大雪球，柔软的雪花覆盖在巨大的纪念碑上。在他眼前，结了冰的波托马克河水像一条银丝带一样环绕着这座城市。向远方望去，他能看到国会山巨型的白色圆顶，公家分配给他使用的豪华轿车正准备将他送往那个地方。
再过几个小时，约翰。菲茨杰拉德啃尼迪就要宣誓就任美国第35任总统，这场就职典礼在很大程度上将是一次军事行动，公众对此却一无所知。除了特工人员外，新总统还将受到由24名军人组成的警戒线的保护，当他前往白宫时，一支由军车组成的护卫车队将为其开道。
当坦克和导弹车为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而隆隆驶过市区时，看到这一场面的一些人确实产生了华盛顿已被军事占领的念头。透过这一表面现象，人们看出美国正处于一个危险的时刻。许多美国军人对文职领导人的不信任已根深蒂固，有些高级军官甚至认为他们的文职领导人已被国际共产主义收买了。肯尼迪作为一名社会民主党人当选总统更加深了军人的这种印象。“一位深孚众望的五星上将坐镇白宫使人民心里感到踏实，也使极右分子难以兴风作浪。约翰。杰拉菲尔德。肯尼迪当选总统则加深了人们的恐惧心理，”有一位军官当时曾说过这样的话。
在遍布世界各地的美军基地里，高级军官在散布共产主义者已把持了联邦政府高级职位的骇人言论。在这些高官中，最关键的人物是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厄尔。
华伦。在极右反共团体“警报工程”举办的一次电视论坛上，海军陆战队荣誉勋章获得者。退役上校米切尔。佩奇对电视观众说，华伦大法官应该被绞死。
在大选之前，某些高级军官即教育他们的部队要以“正确的方式”投票，其中之一是埃德温A。沃克尔少将，他驻扎在西德奥格斯堡美国陆军基地，这里还驻有国家安全局最重要的监听站。1960年10月，当士兵们正准备把选票寄回国时，沃克尔要求他们和保守的“宪法行动”组织商议投票方向。自认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