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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中的江城-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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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想了想，摇头。
“我肯定你听说过涪陵榨菜，”我说。“它在中国很有名。你见过电视上的广告么？”我唱起来
乌江牌涪陵榨菜！
用中文唱起来比英文好得多，那女人马上都认出来了。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熟悉涪陵榨菜，通过它来解释我从哪儿来是最容易的了。那女人和我又聊了一阵，然后她说了几句我们中国对外国越来越开放的话。我谢过了，她转身回了自己的座位。
接着我们进入了吐鲁番——哈密盆地，火车上越来越热，而铁轨边的土地因为阳光而干裂了。远处的山逐渐下沉，而地平线越来越低，直到最后土地完全是平平一片，清澈的天空仿佛巨大的蓝色穹顶，挂在黑土之上。
我们在绿洲小镇哈密停了一个小时，那儿的站台指示牌用了汉语，以及阿拉伯文字。这是我在旅途中首次见到维吾尔族人；他们站在月台上，卖着葡萄与西瓜。维吾尔人有着长长的鼻子，被太阳晒成棕色，而他们的脸部特征好似沙特阿拉伯，或者土耳其，甚至意大利。几个世纪前，他们中的许多曾是沙漠商人，在丝绸之路沿途买卖，而即便今天，那种精神的火花依然会驱动他们跑遍中国寻找商机。维族人经常在大城市里做黑市的外汇生意，他们也会在那儿卖葡萄干和水果饼。即便在涪陵，也常见到几个维族人在下城区的街道上摆摊。他们带着篮子，沿长江而下，在某个城市停留一两周，然后继续前行。在我所见过的所有中国小商人中，维族人乃是最特别的——你能在他们家乡两千英里外见到他们，而他们所拿的依然是一篮子葡萄干与一盆水果饼。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挣钱的。
在哈密，那个安全管理员和我站在一起，看着卖水果的人，我问他汉人与维族人的关系怎样。
“我们中间有些问题，”他说。“有时那关系不好。现在，我们的政府在教育，农业，经济方面给予他们帮助，但那里还是有问题。这是因为历史的缘故，不是因为政策。每个国家都有类似的麻烦——你们美国也有类似的问题，跟黑人之间。”
他提出的这个观点不错，我告诉他说，我不认为新疆的问题是美国的事务。但我说如果它乃是中国事务的话，春季时的暴力事件没有出现在重庆与涪陵的报纸上，看起来很奇怪。
“四川太偏远了。大城市里听说了发生的事情。”
“发生了什么？”
“有爆炸，”他说，耸肩。“就像以色列那样。”
“你们公司有维族的员工吗？”
“没有。他们的教育水平不够，而如果教育不够的话，就不安全。如果他们的水平合适的话，我们会雇他们的。”
“你会说维语吗？”
“不。不需要那个。上班，购物，都是用汉语。”
“你懂一些词吗？”
“我知道一些。你好，谢谢，谢谢该怎么说……”
他停顿了，努力想着。他在维族自治区住了两年。“我忘了，”他最后说。“但我知道‘再见’”
他说了，轻声的，那声音失落了在横扫站台的沙漠热风当中。
那些绿洲小镇每隔一两个小时出现一次，从铁轨旁突然升起，然后又迅速消失于岩石沙土之中。它们不是那种浪漫情境中的绿洲：没有棕榈树与闪亮的水池；只有水泥，尘土，与玻璃。好像沙漠与绿洲的关系被颠倒了；当我们的车开出小镇时，我会长出口气，难以想象这种地方曾经对游客有什么吸引力。沙漠的土地是贫瘠的，却迷人，而那些小镇毫无魅力。
我愿意旅程如此继续下去，从一个绿洲到下一个，看着铁轨旁无垠的荒芜。火车很舒服，人们也友善；我是这节车厢中唯一的外国人，其他乘客经常给我吃的喝的——番茄，黄瓜，冰棍，鱼干，啤酒。偶尔有人会停下来给我聊聊某某东西的价钱，或者中美关系，但最终，似乎那荒芜之地吞没了所有的交谈。几乎所有人都坐着，无言，看着窗外。
火焰山从南边升起，有着无尽的红色石梁，然后天山进入了视野。雪在山顶的高处一道一道。天色变黑了；一轮满月沉沉挂在东边的天空上。火车轰隆轰隆往西去。我们好像永远到不了乌鲁木齐，而我也毫不在乎。
在新疆的高速公路上有检查站，带着机枪的警察检查每一辆机车。佩戴武器的警察在中国不常见，而在新疆，他们很以此重任为得意，时常拨弄着扳机与把手。他们不会仅仅把枪挂在带子上——带了武器就要把它抓在手里，瞄准什么东西。这就好像把自动步枪交给一个小孩。我搭了巴士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而检查站的警察把枪管正对着乘客，在他检查我们证件的时候。
在较大的城市里，紧张气氛不难察觉；跟维族人聊不几句，他们就开始抱怨。他们抱怨汉族移民的数量，抱怨好的政府工作都给了汉人，抱怨计划生育政策，即便对维族人的限制放宽到了两个小孩，而且也仅限于城市地区。我并不奇怪春天里的麻烦并未被吹走；我所听到的关于中国人的一切暗示说他们是特别糟糕的殖民者。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种族观念，他们很少尊重宗教，而且他们很难理解一个非中国人的视点。在我所认识的涪陵人中，一大优点在于他们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强烈的自豪感——我从没住在过一个这样的地方，人们对自己独特的文化身份有那么强烈的意识。尽管有文化革命的破坏以及随后的改革开放，那儿仍然有一个相当肯定的意识——何为中国人，而我相信这会帮助他们熬过现代化。但这观念里也有一种狭隘之处，似乎中国人不可能去新疆这种地方学习当地的语言，和当地人做朋友。在他们的五千年历史中，中国人对探索外界的兴趣之低，叫人惊讶，而今天，同样的这个特点也局限了他们，即便是在他们自己的国境之内。他们看似对于做一个中国人非常满足，而且他们想当然所有其他人也都共享这种感受。
当汉人来到如新疆或西藏的那些西部地区时，他们最初的反应乃是这些人得变得更像内陆的人，尤其是在现代化这一点上，即便现代化将带来文化上的代价。我很难理解这种观念；对我来说，已经有太多美丽的地方太快地现代化了，而我觉得那些相对未被触及到的角落应该不去碰它。但我从来没有过上过穷苦日子，这也许是我看新疆的不同之处。
对一般的中国人来说，所有事情的看法都和我不同，而我从我的写作课上获得了一些这样的观点，在我们学习美国西部的时候。我们谈论了西部扩张，而我给了同学们一个十九世纪后期的难题：印第安的原住民受到白人居民压迫，他们的文化在遭到破坏。我让同学们假想自己是美国居民，给出解决方案，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如同下面这两个：
印第安人应该成为美国社会的一部分。虽然他们很穷，很野蛮，我们应该帮助他们走向文明世界，给他们提供先进的技术，知识，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发展他们的经济水平。通过这个，我们能帮他们致富，适应现代生活。最后，印第安人能跟我们和睦相处，共同发展。
世界在不断发展变化。我们应当帮助印第安人适应现代生活。印第安人习惯住在平原上，到处迁徙，没有固定住所，但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这是不实际的……我们想要我们的国家强大；我们必须使得印第安人适应我们的现代生活，跟着社会的发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壮大我们的国家。
这是我首次发现我们对于进步与现代化的观点如此不同。我曾经给他们展现过一个理想化的平原印第安人的生活，然而那生活方式与文化对我的学生们毫无吸引力。但就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他们距离严重的贫穷只有一代人的距离。当我看见自由与文化时，他们只见到苦难，与无知。
而新疆，以及西藏，看起来也差不多。我在新疆碰到的汉族人不能理解为什么维族人不欣赏中国人的努力；他们指出，这地方在解放前多么落后，强调指出政府所做的工作。毫无问题这是真的——政府修建了公路，铁路，学校。但中国人忘了走出那逻辑的第一步；他们从来没有认真去了解，去尊重维族人的文化，而来这里定居的人很少去学习当地的语言。其结果，就是巨大的金钱与劳动沉入了沙漠当中，而至于谈到改善关系，那些努力多数乃是浪费了。
我发现自己被奇怪地卡在了这紧张关系中间。维族人不喜欢说汉族的语言，在一些旅游区，他们说的日语或英语还好过汉语。对于说汉语的外国人，他们有一种不信任感；如果说英语他们态度会好些。这对我来说很难做——整个夏天我都在享受用中文交流的好处，但现在，我对汉语的使用将我定义为了一个外来者，一个政治意义上的外来者。
除了语言外，这里还有一些新的文化规则，让我与维族人的互动交流变得复杂。他们与我在涪陵认识的中国人很不同——维族人很容易流露情感，容易发怒，而我发现砍价的过程不太愉快，因为有时候，那例行的流程里包含一些愤怒与厌恶的表演秀。我怀念起中国人来；我习惯了他们的社会规则，而且我知道他们会对我的言行如何反应。那些内容僵硬的对话——关于我的收入，中美关系，大山的对话，此时却有慰藉之感。在新疆，我发觉中国餐馆和商店对我产生了万有引力，我尤其喜欢与四川人聊天，他们移民到新疆的数量很大。在一整个夏天的旅途后，再次听到他们的四川腔感觉不错——比维族人的土耳其腔调要舒畅得多。我发现我也捡起了一些中国人式的狭隘：我也为自己身上的中国味而自得，即便是在新疆。
但倘若我不开口的话，情形便不同了。我有些意大利的血统，模样看上去和维族人没有太大区别，是以我能走在大街上，却不会引人注意。偶尔我会被误认为是本地人——中国人有时问我是不是维族人，而维族人问我是不是卡扎克人。在涪陵我总是对自己的样貌极其敏感，因为每天我都遇到因为与本地人样貌不同而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现在，在这个沙漠小镇中，我见到的人们，有着与我一样的鼻子，头发，和眼睛。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种族的重要性，不仅是因为它将人们区别开，也因为我对那些和自己模样相似的人产生了一种感情的连系。有整整一年里，我感觉不到这种连系，但现在，在新疆，虽然那连系很是微弱，也胜于无。
我的假期将告结束，但我毫不急着离开。我享受旅行中那种慵懒的自由，而且我喜欢我在新疆这里的不确定位置，在这里，我没有工作，甚至种族也成了问题。这是个相当暧昧的地方——甚至时间也不确定。整个中国只有一个时区，这就意味着新疆的太阳直到八九点才升起，在晚上十点钟后才落下。大多数人会采用一个较为实际的时间表，建立于一个当地的时区上，大约比北京迟两个小时，但所有的政府部门，以及国有的运输部门跟随官方的标准时间。这是一个完美的象征，显示出了政府与被其管治的人民之间的分裂，双方都活在同一个地区，然而他们的日程却有两个小时的差别。
我最喜欢新疆的地方，在它的地理风貌够猛。有几天的时间，我在天山海拔超过一万英尺处宿营，而一天之后，我就到了吐鲁番，在那儿，沙漠盆地的海拔掉到了海平线500英尺之下，而火焰山立于小城的北面。吐鲁番太热了，连政府也控制不了它的温度。我在那儿的每一天，温度都达到了42度，107华氏度，是报导中说的。在中午时候，商店关了门，每个人都可以在屋里休息，直到最炎热的时候过去。
哈密也是一样的热，而我妹妹安吉拉在那里找石油。 和另外一个来自斯坦福的地质专家一起，她被一家中国国有的石油公司雇来，那公司在哈密城外建起了一座城市。那真的是城市——有学校，医院，商店，公寓楼；所有一切都被整齐得排列着，在规划良好的马路上，直到四年前，这类还是沙漠的荒地。这里有五万个工人，全都是从甘肃迁徙过来的汉族人。但我去到那里的市场时，人们误认为我是维族人，因为他们几乎没见过当地人。中国人很少离开厂区；他们所需要的一切都在这个沙漠中的石油绿洲里了。
然而这城市乃是海市蜃楼。在哈密没有多少油，至少安吉拉与她的同事这么说，他们了解当地的地质状况。所有一切都成了谜——为什么他们要在沙漠这里建立一座城市？为什么把那么多人迁移到这片荒地上来？他们在寻找什么？在五百年后，这里会不会像长城一样，金钱与劳动埋没在了沙中？他们对边境地区的想法是不是哪儿出了什么问题——是什么鼓动他们建立了城墙，堡垒，城市；他们为什么要在这国家最偏远出建起这样丑陋的庞然大物？是什么阻止了他们与当地居民的沟通？
但这些谜我没有时间去解开。我在哈密呆了短短的三天——我住在安吉拉的旅馆里，和亚当韦斯一起，他是另一个和平队员，跟我在吐鲁番相遇的。然后，我们的时间到了，韦斯与我离开了沙漠中的城市，坐火车返回成都。
坐火车回成都，要花五十个小时。从韦斯和我买车票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不好的感觉。哈密的车站不肯卖卧票给我们，说我们可以先买硬座票上了车后再升级。
学校就要开学了，而火车上都是要回四川的大学生。火车上没有任何卧票留着了，而硬座车厢里也没有一点空间。在车厢走道上挤满了人，坐在行李上，互相倚靠着。车厢与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也挤满了乘客，坐在地上。人们甚至坐在洗手盆上。这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最为拥挤的火车。
坐火车而没有一个座位，五十个小时可谓很长了。在头一个夜里，韦斯和我能做到的，就是坐在我们的背包上，但不可能睡得着觉，总是人们经过，有时撞到我们身上。负责我们车厢的乘务员给人群惹烦了，但不管怎样，她还是在一个晚上拖了三次地。为了让她做到那个，所有的人都得站起来，把包裹举过我们的头顶，而她在下面拖着我们的脚。她在八点拖了一次，十点一次，十二点一次。每个人都在抱怨，但没人抗议；在中国，你得容忍人们糟糕的行为，如果他是在为你服务的话，同理，你也得忍受种种的其他的各种麻烦。或者你也可以尝试离开，韦斯和我就这么做了，我们努力挪到了另一个车厢，那儿的乘务员比较讲道理一些。情况有所改善，但我们还是站在过道上，而火车向东穿过沙漠。
这种旅程不会激发出什么积极的思绪来。韦斯与我讨论起我们组里的其他和平队员，以及他们做了什么事情让我们烦的，我们还谈到的新来的志愿者，以及他们将会在头一年里做得多么糟糕。我们抱怨着这个夏天见到的各色外国人。我们看着车厢里的其他乘客，批评他们的缺点。我们讨论着一旦回到美国，我们要做些什么，吃些什么。我们复习了一下RAP歌手B。I。G新出的专辑中那些最难听的脏话，我们还谈论了BIG如果坐上了这样的火车，他们会骂出什么话来，而他的反应又与歌手S。D。D的有和区别。我们总结说，这两个RAP歌手都不会很喜欢这趟火车。我每小时至少看十次手表。
我很少去看窗外的风景，我也没法阅读。有时我会听一听我的WALKMAN，但我随身的磁带不够多。最主要的是，我太累了，都不想说中文，虽然在下午的时候，我跟一帮回成都的学生聊了很久。但那是一个精心算计的行为；我猜想他们发现我们是老师的话，也许会让我们分享他们的座位，出于尊敬。的确，在三十分钟后，他们在座位的边角给了我们的一点空间。在第二个夜里，韦斯和我轮流分享那个位置，一个人站着一人坐着，而那位置不够舒服，我们俩一次也睡不了十分钟。
时间非常缓慢爬行着，尤其在我站着的时候，为了渡过那个夜晚，我做了我在中国时常做的事儿，在日子很艰难的时候。我回忆那些我曾经去过的地方，想着我最喜欢它们的什么——舒适的酒店，一家好餐厅，或者江水流过翠绿的山谷。我花了些时间想着那些跟这列中国火车截然相反的地方，最后，我决定说那是瑞士。为了让我自己分神，我回想着在那里的长途登山，在我的脑子里，我走了一遍又一遍。我记起瑞士瓦莱山脉的一处，在那里，我从安妮维尔山脉努力往上爬，因为夜色已至，而我又记起在圣卢克山上的露营。我的衣服因为登山而湿了，我很快地搭起帐篷，因为气温在下降，然后我就睡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爬了贝拉托拉。那是初夏时节，山顶依然覆盖着雪，而冰上有一条条红色带，因为来自撒哈拉的沙子被热带风吹过了地中海而来。在贝拉托拉后，我继续前行，到了图特曼山谷，那是你往东行跨过那瓦莱所见的第一个说德语的山谷。图特曼山谷深而空寂，在南端有一条幽蓝的冰河，而我在山坡到出口的中间位置一处草场上露营。我仔细安排好一切，检查我的帐篷与睡袋，然后去睡了。我总是想去睡。
火车哐当哐当向东向南。在最后的一天，好似我里面有什么东西盖上了，我累得没法去做任何意念上的行走，甚至在我密苏里的家周围都不行。乘客们在火车抵达四川后开始下车，在最后五个小时里，韦斯和我有了座位。但太迟了，没什么用，我们只是木然前视，不发一言。我们在晚上早间到了成都，我意识到，我站在火车上渡过了我人生中的两天。我的暑假已经结束了。在和平队余下的时间里，我再没搭乘过火车。
神甫
在涪陵的老城区，有一间天主教堂，在教堂的庭院里，有一个宣传牌，四行各有四个大字：
爱国爱教
敬神爱民
投身四化
服务大众
四个现代化是指工业，农业，国防与科学；而很难看出它们与涪陵天主教堂的关系，那是在1861年由法国传教士修建的，而服务大众的，乃是李海柔神父，他已经八十三岁了，有四个现代化的年纪四倍那么大。
李神父还不到五英尺高。通常，他会在白发上戴一顶黑色的贝雷帽。他有一个长长的，骄傲的鼻子——一个意大利式的鼻子，在一个中国的罗马教会神甫的脸上。他的眼睛黑黑的，有时闪烁着光，显出内在的情感来，而他的嗓音低沉，从不动色。拜访者偶尔会评论到他那闪亮洁白的牙齿，而李神父回应说它乃是现代化的一部分，花了他两百块钱，以及两个月里除了麦片粥什么都不吃。他常带着微笑。他走路时，拄着一根龙头的拐杖。他的肾经常不舒服，他的膝盖也是，而当这些问题发作的时候，他会用拉丁文念弥撒，因为这样很快就会消解了疼痛。如果疼得太厉害，那么他就连弥撒也不念了，但这种情形很少发生。他相当壮，虽然移动很缓慢，在他的举止里有一种醒目的尊严感。中国的大多数老人都有这种尊严感，因为他们活在一个要求无条件尊重老人的文化里；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像李神父一样，还多了一种自豪，不仅来自他们活过的岁月，还在于他们在那些岁月里所吃过的苦。那些苦难的岁月藏在他的眼神之后。
在半个多世纪里，李神父在涪陵当着一名神甫。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做神甫，这时间都够长了。在涪陵，五十年的神职生涯，则是永恒。
李海柔的曾祖父在1800年代初便由法国传教士转化信了天主教。李家住在大足，离重庆不远，而李海柔是一个小店老板的次子。十一岁时，他被送到了重庆一家法国人的教会学校，然后，他在成都学习去做一名神甫。他学习了法语和拉丁语，而就和其他年轻的神学生一样，他梦想着去罗马学习。有些人被送去了意大利，而李海柔留了下来，在1944年成了一名神甫，二十九岁时。三年后，他被派到了涪陵——偏远，落后，一个贫穷省份的偏远角落。也许，在另外一个年代里，这会是一个很平静的职位。但在那个世纪中叶，在中国没有什么东西是平静的，抗日战争后接着是内战，共产党的解放战争，而有些斗争触及到了重庆地区几乎所有人。李海柔的哥哥在战争中死去了，他的弟弟，发现自己在内战中站错了边，逃去了新加坡，在那里他结了婚，做了名教师。而李神父留在了涪陵，服务于三千教徒，跟两个法国传教士一起工作，等待着革命的涟漪由长江的河谷传到涪陵。然后法国人走了，波纹抵达了河岸，而李神父不需继续等待了。
“在1950年代，”他说，“起初的麻烦在于，天主教被当作是外国的教育。然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麻烦更大了，因为他们要破除迷信——但那是后来的事儿了。起初他们要的是停止外国教育，所以，在解放后，我被发送到了乡下。那是在1953年。我被派去了涪陵的北面，大约七十英里远。那里的条件很差。经常没有足够吃的，而中国的许多人都在挨饿。那是大锅饭的时候。他们有一只大锅，一个人往里面放点萝卜，一个人放点米，另一个人放些蔬菜。但那些不够给每个人吃的。这和大跃进的情形是一样的——那是个巨大的错误。那些都是毛主席的主意。他不像邓小平那样理解经济。毛主席喜欢的是革命，是斗争。人们变得更穷了，而你变得越穷，就越容易被控制。”
李神父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一间教堂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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