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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矩和爱-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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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母亲、姐姐和我
曾祖父、曾祖母、祖父、祖母、
父亲和他的兄弟们
高祖王宗盛和曾祖王祖恺
下面我介绍我的父母各自的成长背景以及他们对我的规矩。同时，用规矩和爱的模式来反思自己的经历。
父亲出生在浙江一个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家庭。祖祖辈辈都是教书先生。根据家谱，从我的烈祖（曾祖父的曾祖父）王德炯（乾隆年间的太学生）开始，到天祖（祖父的曾祖父）王光奎，高祖（祖父的祖父）王宗盛和曾祖王祖恺都是前清的贡生。最后的职业都是在家乡浙江奉化开私塾当先生。我的祖父王世琯（1907—1981年）曾名少游，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1949年前，先后在上海私立裨文女子中学、浙江奉化剡东小学、奉化简易师范及奉化中学等处任教。1952年10月，被任命为余姚中学常务副校长，一直到1975年退休。祖父一辈子从教，热心树人育才，深得学生爱戴。已故儿童文学作家田地（吴南薰）在1980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我和儿童文学》一书中这样回忆我的爷爷：
国文老师王先生，虽然瘸了一条腿，但很有才气，他会写诗、编剧，能书法、绘画、会拉、能弹……讲起课来，同学们听得连眼也不眨，只怪时间过得太快……他给我们排话剧、京剧、越剧，他常常自编自导，还搞布景、服装。叶（圣陶）老教我认识严峻的现实，郭风先生教我编织美丽的憧憬，国文老师教我热爱灿烂的祖国文化。我不能忘记，是他们教我懂得了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真、善、美”。
很幸运的是，在我成长过程中，曾得到爷爷的教育。或许是隔代的关系，爷爷对我的教育方式和他对爸爸的教育方式完全不一样。就像作家田地所描述的，爷爷不仅多才多艺，而且循循善诱。爷爷从来没有打过我，但他却培养了我认真阅读和喜欢观察的好习惯。在我心目中，爷爷是一个能把规矩和爱做到很好结合的教育家。也正是因为爷爷的教育，使我很早就体会到规矩和爱是可以放在一起的。但是在早期教育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父亲。
父亲毕业于东北重工业部冶金专科学校，在浙江省余姚中学任教30余年直至退休。可以说是传了祖辈的职业，也是一生从事教育。克绍箕裘，我高中毕业后，也上了师范大学。1989年当我研究生毕业开始在大学任教时，我已是王家连续第七代当老师的了。这在家乡当时也被传为美谈。1990年的教师节，宁波市政府还特地送给我家一块匾：教师世家。
宁波市教委所赠的匾牌
和慈祥的爷爷全然不同，父亲不拘言笑，重而自威。我和姐姐看到他都很害怕。我小时候对爷爷和父亲在教育方法上的反差非常不理解，但是后来当看到父亲一派慈祥地对待我和姐姐的孩子时，我仿佛一下子就看到了当年的爷爷。所以隔代教育很难逃脱溺爱的模式。关于隔代教育的话题，我会在下一章谈规矩时详细讨论。
第二部分 父亲的规矩之一（1）
由于父亲成长于这样传统的教师世家，对孩子在生活和学习上自然就有很多的规矩。我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一年。由于时代的影响，据父亲说，他对我们的规矩已经不能和他小时候所受的规矩相提并论了。即便如此，我和姐姐受到的规矩仍然比许多同龄人严格很多。先说说我父亲的规矩。
在物质上，父亲要求我和姐姐过一种艰苦朴素的生活。由于父亲年轻时曾经在东北担任过一个大的工业项目的技术翻译，所以收入比较高，回到家乡当老师时，工资还是按原先的级别。在六七十年代每个月的工资是九十七元，再加上母亲的收入，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在我们的小县城里不能算首富，也是前几名的了。但是父亲对我和姐姐的要求很高，我们的衣服不仅没有什么特殊，甚至比一般的小朋友还要差一点。每次要添一件新衣服，母亲总要征得父亲的同意。即使是过年，一套新衣服有时候要穿两年。第一年这套肥大不堪的新衣服只穿一个星期就被洗干净压在箱子底下了，到第二年春节才拿出来穿。因为很调皮，我的衣服很容易搞出洞洞来，特别是屁股和膝盖的部位，母亲总是一面补衣服一面骂我：“上课一定没有好好听，在磨屁股。”一切都是自己惹得，所以穿补丁衣服我也心安理得。但是我小时候对穿衣服上最让我烦恼是要穿姐姐穿剩下的带花的衣服。
在当时，穿得差一点没有关系，但是穿女孩子的衣服那可是万万不可的。因为我常被同学取笑，我也据理力争。最后父母也做了妥协，让我的老外婆帮着把衣服染成黑色。我还记得老外婆用我们家最大的锅煮开了水，然后放入染粉，最后把那件花衣服放了进去。老外婆的染衣水平真不错，染完后衣服成了黑黑的一片，衣服上原来的花真的不见了。不料，第二天当我穿着染过的衣服进了教室，同学还是起哄了：“王涛又穿女人衣服了。”我还一脸迷惑时，一个男同学指着他自己的衣服说：“你看，我们男的衣服是从这边扣到那边的，你的呢？哈哈。”我低头一看，真是这样，原来男式和女式的衣服扣扣子的方向正好相反，因为忽略了这个细节，我在穿衣服上又遭受一次羞辱。谢谢我那慈祥的老外婆，当天晚上，又戴起老花镜硬是把扣子和扣眼整到了“正确”的位置。
按照我们家的经济条件，用现在的话说，我和姐姐当时可以算作富二代了。但在衣着和学习用品上，父亲从不许我和姐姐有任何的特殊。记得有一次四叔从上海过来，送给我和姐姐一人一个当时我们从未见过的塑料铅笔盒。不料父亲一看见这两个漂亮的铅笔盒，就严肃地对四叔说：“你不应该买这么好的东西给孩子。”叔叔说：“难得见一次，还是要给孩子买点好的东西。再说，这是学习用品。”父亲也没有多说什么。当四叔一走，父亲就命令我和姐姐把这两个铅笔盒放进抽屉，不许带出这个家，更不许带到学校去。最后当我和姐姐去读大学了，那两个铅笔盒还躺在抽屉里。其实当时自己也很有虚荣心，很想把铅笔盒带到学校去炫耀一番。但是因为父亲的规矩，使我没有机会来满足这样的虚荣心。当我长大对自己的虚荣心有了比较客观的认识后，心里非常感激父亲当时的规矩。
为了让我和姐姐对生活有感恩的心态，父亲经常把我们送到农村的亲戚家里去住上一段时间，感受农村孩子艰苦的生活条件。父亲特别欣赏班上成绩好的农村孩子，常常在我们面前对他们赞不绝口。后来我才知道，父亲还赞助过好几位这样的学生完成他们的学业。其中有一位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自己也做了爷爷，但几十年如一日，把他的老师我的父亲当着自己的父亲孝敬。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第二部分 父亲的规矩之一（2）
在很多日常的行为上，父亲对我们的规矩也很严。以吃饭的规矩为例：吃饭的姿势就不消多说了。从记事开始，我和姐姐吃饭是不许讲话的，而且要一口饭一口菜。我小时候嘴馋也会多吃几口菜。这时，父亲一不打我，二不骂我，甚至不用转过头来看我，只需要用余光一扫，我便一低头猛吃饭不吃菜了。或许是这样的早期经验，直到现在，我仍不习惯只吃菜不吃饭的宴席。小时候，吃饭的另一个规矩是要常常看着长辈的饭碗，他们的饭碗一空，我和姐姐马上就要站起来添饭。这样的规矩至少在我们读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即使过了四十年，现在我和姐姐回到父母家里吃饭，看到父母的饭碗空了，还会不自觉地两个人同时站起来。
即使我后来也受到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影响，但是至今我认为这样类似吃饭礼节的传统教育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例如，一口饭一口菜的规矩可以让孩子从小就懂得吃东西不能随心所欲，需要有节制。反观现在的孩子，吃饭问题之多之奇特让人费解。很多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一开始没有对孩子吃饭有这样严格的规矩。为父母和长辈添饭的规矩也可以帮助孩子学习对长辈的尊重。同时也训练孩子走出自我中心，从小学习注意别人的需要。这样的要求对现在的家长来说几乎不可思议，但是在几十年前却是很正常的现象。社会变化之大常令人感叹。虽然我们说规矩和爱都要与时俱进，但现实中不是所有的变化都是进步。像这样基本规矩的丧失是教育的倒退而不是进步。
除了吃饭，父亲对我和姐姐其他行为方面的规矩也非常严厉。姐姐比较听话，而我从小就特别调皮，自然受规矩的惩罚也更多一点。从我懂事开始，父亲重打我的次数并不多。但由于父亲举止庄重，不拘言笑，平时的神态就非常威严。如果再动用家法，更是让人畏惧。
虽然柜子上有一把尺子专门是用来做规矩的，但是父亲还是直接用手打多一些。每次父亲回来，看到我不在家里，就会大叫一声：“阿涛。”此时，无论我在何处干什么事情，我立马放下所有的东西一面答应“哎”，一面飞速地窜到他面前。如果我在外面做了什么调皮的事情，或是别人在父亲面前告了状，我从父亲叫我的声音中就能感觉出来。看到了父亲的脸色那就更加确定今天的规矩是躲不掉了。有时我也会故意不走到父亲的面前，至少和父亲保持一个手臂的距离，但是父亲从不这样就急着开始做规矩，他总是坐在那把竹椅子上，让我走近他，和我的眼睛在一个高度，才开始正式的教育过程。父亲总是直奔主题问我为什么做那些事情，我大部分时间只能保持沉默，偶尔会找理由辩解。有时候虽然不敢辩解却稍微歪着头表示不服气。每到这时，父亲的手就冲着我的后脑勺打过来，那个速度之快，现在想起来还心有余悸。记得在小学时，有一次语文老师教我们一个新词语：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我立马联想到了父亲打我时的情景，估计那节课中，我是全班第一个理解这个词语的学生。
父亲的手之所以那么迅猛，除了当时的情绪，还与他年轻时是个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有关。受父亲的影响，后来我也喜欢打乒乓球。有一天参观少体校看到教练在训练一群小孩子练习正手击球这个动作，我突然觉得似曾相识。然后就想到了小时候父亲打我的情形。教练所要求的小运动员的三个要领每个都体现在父亲打我的动作上。第一个要领是准确性。当小小银球飞速过来时，需要准确击打在拍子的中部偏前位置。父亲不仅从不失手而且几乎都打在我同一部位，即使我有一个快速缩头的动作也不例外。第二个要领是发力：以腰带臂，以臂带手。这样不仅力量大，速度快，而且动作稳定性高。所以才会有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效果。如果仅仅是这两点，应该还是比较容易承受的。最要命的是第三个要点。那就是击球需要有连续性。在我的记忆中，只要父亲一出手就是几下。那天在体育馆的训练现场，我豁然开朗了：原来这是父亲早期打乒乓球留下的基本素养。
第二部分 父亲的规矩之二
不难想象，我小时候见到父亲，就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如果父亲不在身边，我就完全变了一个人。这样的感受在我后来的一篇散文《父亲鲫鱼》中有一段比较具体的描写了，描写了我当时惧怕而敏感的心态。
父亲年轻时候还是个钓鱼高手。每到星期天，一大早父亲就骑车出去钓鱼了，中午也不回来。父亲不在家，这一天就是我的日子了。一直会疯玩到天黑父亲快回来了才开始回归自己。我们家住在县东街，道路是用很多大石板铺成的，其中有一块不是很平整，自行车骑过会有振动声。我能从很远的地方凭这块石板的振动声辨别出是不是父亲回来了。后来读了物理才明白压过的速度和重量不一样会使石板产生不同的振动频率。父亲一下自行车，就一声不响地走进屋内喝茶。一般我也不问，径直就去把鱼竿和包从自行车上卸下来。父亲很淡定，即使观察力很强的我也很难从他的脸色中判断出有没有钓到鱼。直到打开包才知道结果……
尽管父亲没有太多的言语，而我对父亲的一举一动特别敏感，竟然连父亲骑车的特征都能从很远的地方听出来。除了感官上的敏感，严厉的规矩让我特别胆小。其中最怕的是和别的孩子吵架。因为每次一犯事，父亲总是先让我去别人家登门道歉。有的孩子知道父亲的规矩，就会故意来欺负我，然后恶人先告状。而父亲也总是二话不说让我先去别人家道歉。有时候短短几十米路，我要低着头走上十分钟。到了别人家里，还要当着别人一家人的面认错。特别是看到那个欺负我的孩子还露出得意的眼神时，心里备受折磨。那时候，我才十岁左右，这样的经历实在太屈辱了。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末期，社会动荡。父亲很怕我在外面学坏，希望能通过这样严厉的规矩让我不要在外面撒野，能多待在家里看看书。现在看来也不是没有道理，特别是我小时候既调皮又天真，确实很容易学坏。但是，这样的规矩实在超出了我那个年龄可以忍受的范围，因此，在我心理还是留下了阴影。
虽然父亲如此严厉，大部分情况做规矩还是很理性的。他会先把打的原因说清楚，打完以后也不多说，该做什么就做什么。父亲真正对我大动家法狠打的次数并不多。但每次让我刻骨铭心。有一次的毒打，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那一次，我才六岁。我把邻居新贴的一副样板戏宣传画捅了一个洞。在当时的年代，这个事情是可以上升到一个政治高度的。吃中午饭时，邻居来告状了。父亲板着脸对我说：“先吃饭。”一个人最恐惧的事情恐怕不是经历灾难而是等待灾难。那顿饭我不知道怎么吃的。只记得吃得很慢，眼睛一直在观察父亲的一举一动。父亲很快吃完了，然后径直走到院子里开始锯木头。说时迟，那时快，我一见这个情形，马上扔下饭碗，“嗖”的一声窜到里屋把门闩给插上了。父亲过来敲门，说如果我自己开门出来，就不打我了。我怎么也不愿意用这暂时现实的安全去换取那不敢确定的承诺。于是坚持不开门。我那时候真还是个小孩，居然没有注意到这间房子的一个特点。那就是我们这间里屋其实只有半间，另外一半是邻居的。但中间的隔墙只砌到半空约有两米高。一个大人是很容易从这边墙翻越到另一边的。正当我为暂时的安全松一口气时，就看见父亲突然出现在了隔墙上。我吓得想夺门而逃。不料，外面早已被父亲反扣上了。绝望的我只能钻到床底下。结果被愤怒的父亲一把拖出，暴打一顿。我想那次父亲一定是被气坏了。但是自己的幼小心灵也备受伤害。在这样极度的恐惧中，规矩只能加剧创伤，而不能教谕道理。
我到了美国后，还常常回忆这次挨打的过程。有一天突然对一个细节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父亲饭后锯木头的行为，觉得父亲不会因为要打我而特地去锯木头。带着这个疑问，在一次回国探望父母时，我终于鼓起勇气向父亲求证那个锯木头的细节。不料父亲摇摇头说：“怎么还会记得？”我当时有说不出的失落。
当然再追究那个细节确实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最多是想说明那次挨打有误解的成分。但是我时常会天真地设想这样一个情境，如果我是父亲，当我把瑟瑟发抖的小家伙从床底下拖出来后，我会怎样处理。答案非常明确：一把抱紧颤抖的孩子说：“孩子不要怕，爸爸爱你。”当孩子在我怀里平静了以后，好好交流，让他接受应该接受的规矩。如果那一天的结果是这样，我的人生轨迹可能完全就不一样了。
第二部分 父亲的规矩给我的启发
回想我父亲做规矩的细节，仍有很多值得我们今天的父母学习。
首先，父亲要我们做的，他首先自己做到。例如吃饭时他自己总是一口饭一口菜。让我们穿着朴素，自己就先这样。让我们早起，他每天比我们起得更早。叫我们不要贪小便宜，自己就一直如此。这样做规矩就有力量，有底气。
其次，平时的家庭氛围就为做规矩作了铺垫。《论语》中说“君子不重则不威”，而父亲在孩子们面前可以说是“重而自威。”父亲平时就言语不多，做规矩也从不啰唆。由于对父亲的敬畏，我从小知道规矩的严肃认真。另外，父亲很少当着外人的面做规矩，这样让我更能够把心思集中在事情本身。
再次，父亲虽然严厉，但不是一成不变。尤其在我进入青春期以后，做了很多至今看来很好的决定。当我第一次高考落榜后，严厉的父亲却没有过多地责备我。那个夏天父亲常常一早带我出去钓鱼。虽然也没有什么语言交流，父子二人总是默默地骑车出去，默默地钓鱼，然后默默地骑车回来。当父亲感觉到青春期的我和母亲的冲突日益加剧时，父亲不是一味地做规矩，而是决定让我在高中的最后一年去住校读书。这个决定可以说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学会了从他律到自律的人生转变。
最后，虽然有经济条件，但对孩子生活严格要求，不让孩子的虚荣心得到膨胀。父亲的规矩克制了我们的虚荣心，同时他对穷困学生的慷慨，也让我们学习到了好的金钱观。这一点特别值得很多富裕家庭的父母学习。
第二部分 父亲的爱
除了规矩严厉，父亲的教育还有另外一个特点，那就是不轻易表扬我们。我从小心里就特别渴望被爱，被肯定。可惜父亲的表扬吝啬到了极点。在我的记忆中，父亲从未当着我的面夸过我。每次把考卷递给父亲，即使是考了99分，父亲的眼光总停留在失去的那一分上。问我为什么这么粗心。如果考了100分，父亲总是先问一句：班上有几个100分？然后把考卷递还给我。即使如此，我也会兴高采烈一整天，因为没有批评就是对我最好的表扬。
父亲不仅不会轻易夸奖，而且讲话都是言简意赅，从不啰唆。1999年，我拿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和奖学金。当我第一时间在电话里把这个消息告诉父亲时，父亲只是问我接下去办签证的具体细节，没有一句表扬的话。当我拿到赴美签证回家乡和父亲告别时，父亲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只是在我离家时，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句：“到了美国，经济上要量入为出，学习上要更加努力。”我对这句话一点也不陌生，因为十七年前，我第一次离开家乡去上海读大学时，父亲说的就是这句话。当时，父亲没有送我去火车站。临行前，父亲坐在那把竹椅子上给我讲了这句话。而我则背着书包，拿着简单的行李在一旁点头。最后听到父亲说了句：“走吧。”我便如获大赦，走出院子大门。我至今仍记得那时自己的情形：如同出笼之鸟，顿时我心飞扬。
当然，十七年以后当我要远渡重洋而再次告别父亲时，我也成熟很多了，对父亲的严厉教育也开始有了新的认识。不仅没有我心飞扬的少年狂傲，而且对年迈的父亲有了一些眷恋。但我也不知道怎样用语言来表达这样的感受。最后还是礼节性地告诉父亲要多保重。
到了美国，我还是经常打电话回家。这些年基本上都是一个星期有两次的电话。父亲和母亲接电话的表达方式反差很大。
如果是母亲接的电话，都会讲上二十分钟，一些生活的琐事，甚至哪一家换了几个保姆都要告诉我。这些年我越来越清楚一个道理，如果说百善孝为先，那么百孝顺为先。有时候给老人家买多少东西还是次要的，对父母最重要的就是顺。所以，和母亲通话，不管什么内容，我都会尽努力好好听。然后在以后的电话中追问母亲故事的续集。
如果是父亲接的电话，一般来说都是三句话。接起电话，父亲一般能马上听出我的声音。所以第一句话是：“你在那边都好吧？”我忙说好的。但是我还没来得及问候，父亲就会抢先说：“我和你妈妈也都好的。”紧接着就是第三句：“如果没有别的事情就这样吧。”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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