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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林寺-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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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丐帮自有其长处。它最大的优势，是弟子散布四方，随时随地能够组织起队伍投入战斗，而且跟踪放哨，监视敌情，更是丐帮的过人之处。因此举凡大英雄们欲要完成某件拯救众生的大事时，一般都找丐帮协助，而丐帮也向来义薄云天，为了正义和友情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丐帮的基层人员是社会地位最低的人群，比如流离失所的贫农，比如下岗后没找到工作的工人。因为出身“根红苗正”，因此在诸多派系中，惟有丐帮能与少林武当一起始终作为正面角色出现，其余自少林、武当以下的所有名门正派无不曾有过“难破权欲美色关而一度变节”的不良记录。当然这主要因为丐帮没有“帮”办企业，没有附属公司，没和经济挂钩。丐帮要永远成其为丐帮，自然须一直风餐露宿，行走于荒郊野外街头巷尾，它的存在形式决定了它不会腐化堕落。
另外丐帮还有一些帮内的信符流落在社会上，凡持信符者出现，有如帮主亲临；有时甚至帮主也得听命于持符之人，调拨帮众为主驱遣。令符若落入屑小之徒手中，后果不堪设想。很多风波因此而生。使得其内部纷争不断：隋代丐帮就有南派、北派之分，至后世的明朝，又有“穷家帮”分裂主义运动大大削弱了实力，历史上丐帮虽然多次参与了种种大革命，却始终未能成为主角而叱咤风云，后来自然渐渐衰落，到了清末和民国，甚至堕落成为黑社会的一部分。当然这是后话，我们现在要说的，就是隋末丐帮分裂为南北两派后，造成的觉远老爸惨死之事。
觉远老爸的惨死，大致是这样的：隋末群雄逐鹿中原，王世充拥兵东都，废炀帝之子杨侗自立为王，改国号为郑。郑王施行苛政，官兵所到之处，田园荒芜，民不聊生。觉远之父“神腿张”实是丐帮的副帮主，而王世充原本是丐帮一个长老，他窃取帮内的信符后混迹军旅，逐渐拥兵自重。
“神腿张”与王世充原本是最好的兄弟，他奉命追查失窃的令符多年，终于在十多年后发现线索，为追回信符，带着小虎（即后来的觉远）勇闯王府，但是，由于丐帮的副帮主历来武功不够出神入化，加之寡不敌众，被围困追杀。“神腿张”奋起反抗，但还是被王世充侄儿王仁则杀害，临终时以双脚钳住王仁则，掩护小虎脱逃……画面是这样的：“神腿张”双腿像一只仙鹤般张开，然后在半空中优美地划了道弧线。再然后像“食人藤”一样缠在王仁则脖子上，王仁则的脖子立即就像黑非洲某些戴颈圈的妇女一样变得又细又长，脸也随即憋得通红，他像野鹅一样怪叫一声，左手使出内力，在“神腿张”右腿上猛击一掌，“咔嚓”声，那条腿骨头就断了。“神腿张”痛苦地叫道：“小虎。快跑。”小虎说：“爹，我不跑。”“神腿张”说：“傻孩子，赶快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将来给爹报仇。”小虎痛苦地回望一眼，转身而去。而此时，王仁则右手快刀一闪，将“神腿张”的左腿“忽啦”一下劈断，那截断腿在低空“转体三周半”，以相当于跳水运动员3。0的难度系数，旋转着降落在地上。血像梅花一样在黄沙上绽放开来……
这段场景至今仍然深深嵌在我的记忆里。应该说，《少林寺》对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实在太大了。1981年夏天，我们所有的孩子，狂热地迷恋上了电影《少林寺》。所谓“我们”，指的是中国大陆1965至1975年间出生的人。我非常反对把70年代出生的人归为一个板块。除了因为用十年来划分人群很不科学之外，还因为，即便真要划分，我觉得70年代前期出生的人和6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成长环境相似，在气质，心理，思维上都比较接近。而70年代后期出生的人则与80年代新新人类比较靠近……好了，题外话先不忙说，继续说看那场电影。在1981年，那可真是蔚为大观啊，我们像鱼汛中的鱼一样，涌进了电影院或者露天电影坝子，看那场让我们这些人永难忘怀的电影。有不少人看了将近十遍，就像90年代中期许多人反复观赏《泰坦尼克号》那样，《少林寺》陡然席卷了人们的心灵。
当时，我和蒋芹芹都是狂热地观看《少林寺》的小皮孩之一。蒋芹芹大概看了3遍，而我则一共看了9遍，其中3遍是掏钱和蒋芹芹一起去的，另外5遍是溜进去的，还有1遍是混进去却被罚款的，因此也算交了钱。总之，9遍看下来，可谓是刻骨铭心。
有一次，再次看完电影《少林寺》，我和蒋芹芹、马小多、张三娃一起回家。路上，他们对“神腿张”神乎其技的飞腿功夫赞叹不已，而每当赞叹“神腿张”，仿佛是为了找个反面教材，他们总是不忘拿我开涮。他们往往这样笑我：
“哎哟，廉娃儿啥子时候说不定也能练出神腿功咧……”或者，“廉娃儿现在就已经是神腿了嘛，你看他走得那么别致……”只有蒋芹芹不嘲笑我，但她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像是我的姐姐一样，说：“下次不要跟他们那些娃儿一起走了……”
别人怎么说我，我都无所谓，但我不喜欢蒋芹芹同情我的样子，我就闭了嘴，不再吭气。我最怕别人同情我了，尤其是怕蒋芹芹同情我。虽然，那时我们都才8岁，才读小学一年级。但那时就是如此，并且延续至今。我甚至想，我可能天生就是个害怕别人同情的人吧，从一出生就是如此。
我的出生是在1973年冬天。那时候，我父亲在遥远的东北修铁路，他特意从靠近呼伦贝尔草原的富拉尔基回到成都等候我的降生，我是他的长子，所以他心里充满期待。进家门之前，他专门在成都西北桥菜市场买了一只硕大无朋的老母鸡，倒挂在背包上，颇像《神雕侠侣》里的那只大雕。大雕扑腾着翅膀，鸡屎的气味飞扬。我父亲一点也没受鸡屎气味的不良影响，他神采奕奕，跨进家门。
第二天，我便伴着一场大雪降生到这个我不该来的世界。
在我们成都，一般好多年难得遇到一场雪，但我出生时的那场雪铺天盖地下了一个昼夜。那是1973年一个冬日的清晨时分，我降生了，嚎哭声惊醒了我父亲回味悠长的美梦。我父亲是个粗人，他只想吃好喝好睡好，我让他那个早上没有睡好，因此他不那么喜欢我了。当然，长期以来他不太喜欢我肯定还有别的一些原因，他可能对没出生的我寄予的希望太大，因而对出生之后的我过于失望——据他说，当时在梦里他看到了一匹油亮的白色骏马，正从远方“得儿得儿得儿”地向他跑来，白蹄矫健，奔走如飞……然而，我却天生是个“内翻足”——我的脚掌往脚心里翻，所以我一生下来，就注定从此以后都将借助拐杖，当然，也可以不用拐杖，一跛一跛地走路照样是走路，虽然总是有人因此赞美我走的像跳舞一样。
7岁的时候，因为有人当面赞美我走得像跳舞一样。我打了有生已来第一场架。
是蒋芹芹将我劝走。她是惟一关心我的人，除了我父母。
是的，蒋芹芹从小就像姐姐那样关心我，爱护我。我和她是真正的青梅竹马。当时我们就住在成都的府河上游，是邻居，她比我早出生一个月。
记忆中，童年里流淌着的是那条被太阳撒满金色光亮的小河。70年代中后期，府河的上游没有任何工厂，河水很静，也比较清。女人们甚至还可以就着河水洗衣服，洗衣棒捶着衣物，发出“梆梆”的声音，敲碎了每一个清晨和黄昏。
我们家在铁路局家属区里，那一片地方叫做五块石，北面是洞子口，南面是西北桥。当时的五块石还十分荒僻，尤其是靠近府河一带，十分宁静。河岸边上是成排的法国梧桐，高大，茂盛，密密麻麻的叶子挡住了太阳的照射，孩子们喜欢在树下歇息，清风送爽，舒服极了，美中不足的是树上有许多带着黄黄绿绿斑纹的毛毛虫，偶尔会有毛毛虫从树上掉下来，一碰到皮肤，又痒又肿，好几天都有些疼痛，越是用手摸越是红肿。曾经有一次，一根又粗又长的毛毛虫落在蒋芹芹的脖子上，她“哇”地一声哭了。我急了，一把抓起毛毛虫，扔出老远，然后急急地用舌头去舔那红肿的地方，因为大人说口水能止疼。然后我又仔细地一根一根拔去扎在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刺。蒋芹芹说，小泊你真笨，你不知道找根树枝吗？我说怕耽误功夫呢，我还说，我的手不痛。多年后我想，我可能是第一个用唇碰了蒋芹芹脖子的没有血缘的异性，但我们那时都太小了，谁也不曾在意，我们从那么久以前就开始肌肤相亲，以至于真的长大之后，反而没有肌肤相亲的激情。
我们还喜欢卷起裤管，翻开石头，捉那些躲在石头缝里面的螃蟹。螃蟹的夹子如果夹住你的手也是生疼生疼的，得先按住它后背上的壳，然后再把夹子按紧，让它动弹不得，至于那些特别厉害的大螃蟹，就得把它们的两个大夹子硬生生的掰断，有一次，蒋芹芹在一边突然问我：“那些螃蟹也会痛吗？”我呆了一下，我可是从来都不去管它们的感受的啊。蒋芹芹则从小就是个异常善良的人。许多年来，我心里其实一直明白，她对我那么好，主要因为她那天性中的良善，而非爱情——她甚至可能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想到这里，我心里会有揪心的疼痛。
是啊，事实其实就是这样的，我对她好，是因为我爱她。而她对我好，却是因为她天生的对于弱者的关爱，我知道，本质这上植根于怜悯。
我爱的人呵，即便你对我的怜悯比太平洋还要宽广，我也只想要一滴露水——假如那滴露水里面有你的爱情。
那时，我们还那么小。我们两家紧紧挨着，只隔着一堵矮矮的石墙。
两家人关系很好，蒋芹芹的妈妈做了汤圆。总会让她端给我一小碗。她会爬到矮墙上，喊：“小泊，快来吃汤圆。”我会应声一跛一跛地跑过去，因为很近，我跛跛的姿势并不明显。我接过那白瓷的、热热的、干干净净的小碗，然后，在她甜甜的笑容中，一大口一大口地吞着。她有时也在一边吃，我憨憨地看着她，憨憨地笑。我们给予彼此的笑或许是这世界最美、最温柔的笑容。我想，在我们微笑的刹时，空气中肯定充满了幸福的小精灵，它们围着我们飞舞，唱着《欢乐颂》，让阳光也变得比蜜还甜。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使我如此幸福。
有时，蒋芹芹的爸爸上班回来，给她捎回一些糖果点心，她就会装在口袋里，然后趴到矮墙上，喊出我，我们一起来到府河边，坐在树荫下，你一块，我一块，分着吃。“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其中的甜蜜趣味，回想起来，未必不及恋爱的喜悦。
我和蒋芹芹还常一起玩“寻宝游戏”，一个人先到屋里把某个小物件藏起来，另一个找。一般首先是我在屋外，闭着眼数数，从一到四十，我总是故意漏掉几个，才数几下，就把眼睛睁一条缝，微微转头偷看，如果蒋芹芹发现了，就会大声喊：“不许耍赖！”不过，更多的时候她忙着去“藏宝”，注意不到我的小把戏。蒋芹芹确实不太有心机，把“宝贝”藏来藏去，总是那几个老地方：要么枕头底下，要么床底，要么就在被子里，最难的一次也只不过是把一个小玻璃球埋在了米缸里。好笑的是，不管她把“宝贝”藏在什么，她的眼神总是会有些紧张地往那个方向瞄。我可以捕捉到她的目光，顺藤摸瓜，找到宝藏。而轮到我藏的时候，她基本上都找不出来。
我藏的地方的确说得上是稀奇古怪：衣柜里衣服口袋里，鞋子里……甚至有一次我把“宝贝”先藏在自己手心，等蒋芹芹找过了枕头下面，再飞快地把它放过去，她累死也永远找不着。蒋芹芹因此总说我狡猾，“狡猾透了”。我就说她太笨了，说她“笨得像猪”。她不同意了，说她不是猪，“猪又懒又难看，我才不是猪呢”。最后，双方协商的结果是：她笨得像猫。当然我们也明白，猫其实并不笨，形容一个人笨得像猫显然是不正确的，不过我们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何况，蒋芹芹的样子确实有些像猫——轻盈，灵动，慵懒，还有一点点媚。猫就是这个样子，据说张曼玉也是这个样子。
我们就这样，度过了最懵懂的时候。转眼，到了1980年，我们7岁了，开始上学。
我们都是铁路子弟，理所当然地在铁路小学读书，现在我和蒋芹芹不仅是邻居，还是同班同学了。我们小学在马家花园附近，从五块石家属区去那里，要先后经过西北桥，上沙湾，中沙湾，下沙湾。那时每到上学或者放学，蒋芹芹总是拉着我的手，穿街过巷。念一年级的蒋芹芹扎着两根小辫，眼睛睁得很大，看着我时，常显出一脸友爱、一脸无邪。
上学不久就到了中秋节，按学校的要求，我们每个学生都要交八毛钱，由学校统一买月饼回来分给大家。对于什么是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我们那时候其实都不太清楚。只知道老师说，中秋是代表团圆的节日，天上的月亮在这天夜晚是最圆最亮的，地上的人们就模仿月亮的样子，做出圆圆的月饼，象征着一家人的团圆。
中秋节下午，学校在放学时给每个学生发了两块月饼。老师在发月饼前特意叮嘱：发的月饼要放到书包里面，千万不要随便拿在手上，否则，如果在学校门外碰上“要饭花子”，很可能就会被抢去。我从小就十分逆反，老师说东，我偏要说西，何况当时只顾激动，根本不注意听得老师讲的有关“要饭花子”的事例。所以，在放学回家的路上我没有把月饼放入书包里，而是拿在手中洋洋得意地炫耀，不管蒋芹芹她们怎么提醒我，我也不听。结果，刚走到上沙湾，就被一个“要饭花子”斜刺里冲出来，一把抢走了我的月饼。
煮熟的鸭子也会飞，到手的月饼也会没了，我伤心不已，哭了起来。蒋芹芹一言不发，拿出个白色的小手帕，给我拭泪水，一边说，“男娃儿不兴哭的”，一边将她的月饼，分出一个来给我。
在那时，蒋芹芹对我就是有这么好，以至于我妈有次开玩笑对蒋芹芹说，“小芹，你长大要是成了我们家小泊的婆娘，我也就安心了。”小芹就天真烂漫地笑起来，后来我们一起走出屋子，蒋芹芹拉着我走到府河边上高高的法国梧桐下面——或许是更小的时候我拂去她脖子上的毛毛虫的那棵树下面——咬着我的耳朵说，“我大了就做你婆娘”，说完就笑着跑了。
那时候，她还小，还意识不到残疾人和她的不同，或者她知道这种不同，却没觉得彼此之间的差异在社会眼里有那么巨大，那时，她还把我当作她的同类……但是，1981年我们念二年级后，确切地说在看了电影《少林寺》之后，蒋芹芹似乎突然懂得了矫健的双腿是多么重要，她就是在那个时候迷上了觉远——不是电影演员李连杰，而是电影中那个古代的觉远，那个双腿腾空而起，一跃三尺高的觉远，那个双臂摊开举着两大桶水依然健步如飞的觉远。
此后，她似乎对我比以前更好了，但我感受到了——那好里，分明多了些怜悯，少了些依恋。我不是《少林寺》里的觉远，也必将不是觉远那一款式的男人。或许从这时起，就决定了我和蒋芹芹的命中无缘。
小时候，看露天电影是我最大的乐趣，无数次，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世界从这里开始了……《地道战》中，那机警、调皮而勇敢的“嘎子”扎车胎，摔跤，堵烟囱，缴手枪，立功，让我们激动不已，羡慕不已。《阿Q外传》那令人捧腹的故事，还有那《冰山上的来客》，都让人们久久不忘，当然，最吸引我们的还是《少林寺》，每次散场总无法平静，一直要激动好几天……
回忆起来，那时候的露天电影，给了我们多少美好的回味啊：那高高的院墙、那巨大将要被当作银幕的雪白墙壁或者那些像帆一样舒张着的白布电影屏幕、那一排排冰凉的水泥长凳……那些仲夏的夜晚，或满天星斗，或皓月当空，大喇叭在夜空中奏响了乐曲，高亢而悠远，穿透夜空与时光。昏黄的路灯下，聚满大人、小孩，那些银幕上的战斗英雄、武林好汉，他们曾给我们幼小的心灵，带来无穷的乐趣。那一切都成了童年的一部分，成了那个贫穷却又单纯的年代的标志。
我周围的其他孩子，都像自由的小马驹，在坝坝中奔跑，或在雪白银幕墙前的舞台上叫喊、跳跃，惟独我只能静静地站着。但是，我依然是快乐的。皎洁的月光下，一个个寂静的夜晚因为露天电影而充满了动感。银幕上忽然一片雪白，一束光从后面高高的放映孔中射出，大喇叭也暂时寂静了，仿佛一个石子扔进没有波澜的水面，夜碎了。于是，疯跑的小孩、聊天的大人都静了下来，电影就要开演了。银幕上的亮光映出了人们兴奋的脸庞，同时也淹没了头顶上的点点的星光和月光。
一个又个夜晚，一个又一个夏天，一年又一年，岁月就这么溜走了。后来，成都越来越繁华，也越来越现代，那些露天电影院逐渐被变成商厦、饭店或者居民楼，只剩下一个破碎的记忆，走遍成都的每个角落，再也找不到它们的影子，一切都成了往事，也宣告了那个时代的结束。但那些美丽有趣的故事却融入了我们的心灵和生活，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当我重新拾起它们，那一个个故事尽管已经残缺，许多人物尽管已模糊不清，但总会在没来由的某个时刻，在心底有某个镜头，某一首歌，某一句台词突然地历久弥新，清晰起来，使回忆越加强烈、深沉，永难忘怀。
我不羡慕今天看电影的人们，虽然他们坐在豪华的电影院里，上有华灯灿烂的顶棚，下有精致舒适的座椅。但是，却没有了闪烁的星光，没有清凉的月光，也没有了人与人之间的随意的温情。素不相识的观众安静冷漠地坐着，没有孩子追逐打闹的欢笑声。那些小孩，他们都规规矩矩地坐在父母身边，似乎很幸福，露天电影院逃票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说很远很远，但是，似乎他们并不如我们当年快乐。当人造的黑夜降临时，我心中忽然涌出无限惆怅——那满天的星斗，那高高的院墙，那一排排冰冷的水泥长凳，那雪白的幕墙，那童年的我，那昔日的故事，都已渐渐地飘逝远去了，永不回来，惟有我的记忆还在追逐着那些露天电影的碎片……
是的，我的记忆在至今依然在追逐着《少林寺》里的碎片，电影中那个觉远，英武，有力，腿脚矫健。这些都是我永远无法拥有的。所以我特别注意着他在电影中的一举一动。电影中的场景像流水一样继续前行，小虎（那时还不叫觉远）跳入黄河，侥幸逃出敌人围追。精疲力竭地来到少林，迎头撞在少室山山门前，昏迷不醒，被好心的少林寺武僧昙宗所救。昙宗原来也因王世充迫害而遁迹空门，他的女儿就是牧羊女白无瑕，她跟着父亲隐居附近山村，牧羊为生。小虎被救后，匿于寺内后园养伤，在昙宗父女悉心护理下，伤势渐愈。
一天，小虎无意中发现昙宗与同寺十一棍僧秘密练武，惊其武艺超群，恳求昙宗收为弟子。经慈悲为怀的老方丈同意，小虎落发为小沙弥，并取法号觉远。但是，由于其大仇未报，未正式剃度。
随后，觉远开始了辛苦的练武生涯。电影把这一节处理得十分浪漫，只见青山绿水之间，几个白衣僧人白袍飘飞。两手平举装满水的大桶，如同水上漂一样一掠而过……他们跑得多么欢快啊。
但是，他们的欢快却是属于健康人的欢乐，与我无缘。
交钱看的那几场《少林寺》，我都坐在蒋芹芹的旁边。我发现，每当放映到了觉远他们踏水而过的那一场戏，她的眼睛立即就满是光彩。她那本来就很大的眼睛睁得更大了，死死地盯着屏幕，一眨也不眨。我那时突然地心头一痛，尽管我还那么小，还只有8岁，我的心真的痛了一下，我埋下头，看了看我的那只残疾的内翻足，难过得几乎要哭出声来。真的，当时，那电影是那么深切地影响着我，让我难过得呼吸都困难起来。
如今的人们已经很难理解当年《少林寺》对我们的影响了。1981年的狂潮似乎显得不可思议，甚至有些虚幻起来。但当年就是有那么热烈。无数的年轻人跑到嵩山去了，甚至很多中小学生也离家出走去看少林。我们五块石铁路家属区的孩子们一向不爱读书，喜欢打架，喜欢冒险，有几个念高中的利用暑假，爬货车去了河南嵩山，回来后四处夸耀，如同伊斯兰教徒去了圣城麦加。我们这些小一些的孩子受了影响，也跃跃欲试，我和蒋芹芹跟随几个大一点儿的小孩，打算爬货车去少林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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